我們有共同的經歷

我們有共同的經歷

文/徐友漁

萌萌過早地離開了，給我們留下一個巨大的感情與思念的黑洞，各種思緒都指向一點，似乎不能逃脫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她平時的音容笑貌，她的精神氣質，她身上與生俱來的詩意和憂鬱，都清晰地、毫無減損地存留在我的心中。在各種印象、記憶和情緒的背後，是那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命運啊，你為什麼這麼殘忍，為什麼要這麼早就把我們的朋友帶到另一個世界？我們還有那麼多話要說，那麼多事要做，還有那麼長的路要一起走！

萌萌是海南大學的教授，還有一個我說不清楚的學術職務，其實，這個職務到底是什麼，我一點也不關心。甚至，萌萌最近編了什麼書，寫了什麼文章，我也不太關心。雖然，萌萌在學界很活躍，有影響，廣結人緣，而且我們曾經聯手經辦過一些學術活動，但我沒有把她當成一般學術界的同人，我一直把萌萌當成自己的私人朋友，就像那些與自己共同經歷過1966年到1968年不平常歲月，一道經歷過上山下鄉的艱苦日子的老同學和戰友一樣。

“戰友”可能是一個容易引起誤解的詞，在我們多年流行的意識中，它帶有鮮紅的色彩，代表一段光榮的經歷，一般不在革命隊伍中的人，是不宜用這個詞的。我也不想用，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詞來形容在萌萌身上我特別看重的東西，我們作為真摯朋友彼此看重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經歷，以及在這種經歷中驚人一致的思考、探索，相同的追求與價值判斷，以及類似的磨難。

記得是在1982年夏天，因為周國平、趙越勝的關係我認識萌萌的。我們一幫人去八大處玩，回來路上，走得很分散，一段時間碰巧就我和萌萌走在一起。我知道她和我一樣是碩士生剛畢業，就問她的專業和興趣，她說她研究西方文學，我想當然地認為那麼她一定精通英語，可以讀莎士比亞的原著，就和她大談英語和莎士比亞。萌萌坦誠地告訴我，她並不懂英語，最能表達她的思想的論文，是一篇論易卜生的戲劇《培爾·金特》的文章。

談到易卜生和《培爾·金特》，萌萌一下子來了勁，滔滔不絕，講得動情和忘情。我很快就把握了她的思路，她做論文，完全不是在某個“專業”領域做文章，她是把自己對生活的體悟、對人生意義的求索和文學上某個合適的範例結合起來，藉助於這個形象的深刻性和豐富性來展開自己的追問與思考。儘管沒有談莎士比亞，我還是感到哈姆雷特王子的靈魂與我們的談話糾纏在一起。可以想見，萌萌是有過大悲大苦的，和哈姆雷特從個人的悲劇升華到對人間普遍苦難產生悲憫從而發出“整個丹麥是一座大監獄”的悲嘆一樣，萌萌從個體的遭遇上升到人間的不幸，她既要得到個體的超脫，又要尋求普遍的解放。

從談話中，我知道萌萌的經歷和我有許多共同之處：從孩童時代就體會到的天生不平等，把靈魂的得救寄託於被革命隊伍承認和躋身於革命隊伍，1966年的狂熱，以及隨之而來的幻滅、思考和受到打擊。

萌萌從北京回武漢時，我們好多人都去車站送行，萌萌似乎經受不起與朋友離別，她聲音發抖，眼中噙淚。她在無法表達時給大家念了一首自己的詩，我依稀記得第一段是這樣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在哪一段迴流/哪一場暴風雨里/我失卻了我的清綠/變得渾黃。”詩句使我震撼，我感覺到，這既包含對生活和自我缺失的巨大之痛，也包含對生命超越性的執着。這是一個經歷過苦難，不以單純自豪的女人；這是一個沒有被磨難擊垮，在複雜中堅持單純信念的不屈的女人。

大家公認萌萌的詩是寫得很好的。萌萌的父親曾卓是老一代優秀詩人，他的詩我沒有怎麼讀過，只記得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之後他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懸崖邊的樹》，其中有“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這是一個極其令人難忘的意象：狂風暴雨使大樹成了風的形狀。這父女兩代詩人，他們的詩意和苦難總是交相輝映。

20世紀90年代初，一次萌萌來北京，要去拜望她父親的老朋友，也是“胡風案”的難友綠原、牛漢等前輩。我陪她去了綠原家，這次探訪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詩人、翻譯家綠原和夫人是一見面、一交談就會感到極其善良的人。雖然冤案早已平反，雖然進入“新時期”已經十多年，但劫後餘生的驚悸、不見天日的冤屈和無止境苦難的餘波似乎還充塞在這個家庭的每一個角落。從綠原和萌萌的交談中我得知，“胡風集團”許多成員都遭到家破人亡之災，其子女中死亡、精神失常的也不在少數。綠原還悲憤地告訴我們，前不久在一個聚會上，當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得知他面前的老人就是綠原時，竟衝口而出：“啊，我知道，就是那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老人說：“你們看，都平反快十年了，年輕人還把我們當反革命！再過幾十年，我們這些人都死光了，沒有人站出來說明事實真相了，後代怎麼看待我們啊？”

出了綠原先生的家門，我向萌萌大大地發了一通感慨，我說，雖然黨中央已經正式為“胡風集團”平了反，但和當年那種鋪天蓋地的批判與聲討相比，與不計其數的書籍、文章中的喧囂相比，這改正的聲音是太微小了，以至於不少人只聽說了所謂“反革命集團”的兇惡和猙獰，而不知道那是一個天大的冤案，不知道那麼多優秀知識分子的冤屈、苦難及其家屬受到的連累。我還說，雖然李輝、萬同林等人為“胡風集團”冤案寫了書，但還不夠，如果有更多的蒙冤受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出來說話，講述事件的細節和傷口的深度，那會有助於後人了解歷史的真實。我對萌萌說，她也有責任。

衝動之下，我和萌萌商量決定，今後我們要把她的父輩的經歷和遭遇當成一個課題或項目來做，包括他們年輕時的理想，他們在文學上的探索與成就。萌萌是“集團分子”子女中少有的可以上每一家，為所有人所接受的後輩，我們要趁“集團分子”大部分人還在，把他們的記憶搶救下來，把他們的痛苦、遭遇，把那一段不應該被遺忘、被曲解的歷史搶救下來。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計劃沒有實施，這成了我終身的遺憾。有一陣，我聽說耿占春和萌萌已經說好，要做類似的事，占春的興趣不在歷史而在文學，他們想主要梳理“七月詩派”的來龍去脈。我聽到這個消息由衷地高興，事情只要有人做就好。不過，不知什麼原因，這件事最終還是沒有做，我想，遺憾和惋惜應該不止是我一個人的，說得誇張一點，這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對此，我的耿耿於懷長時間難以消失。

萌萌可能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子女中唯一讀了研究生的人，她走得實在是太早了，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但是，做不成了！可能我最知道萌萌離去造成的遺憾。

萌萌是有歷史感和歷史責任感的。1993年我從英國歸來，應邀到海南去開會，會後和萌萌、志揚、家琪以及萌萌的夫君蕭帆談到了1966年的經歷，大家的精神都亢奮起來，說得比會場上熱鬧得多。我們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做這方面的事情。分別時，萌萌還交給我一筆錢，由我負責在北京收集和購買相關的書籍、資料，她在自己家中開闢一個地方收藏這些資料。

在這之前，即萌萌、志揚、家琪還沒有調到海南的1992年9月，我到全國一些地方去作專題採訪，在武漢時，萌萌家成了我的工作基地，她劃出整整一周的時間全程陪同我，動用她在武漢的全部關係為我聯繫採訪當年的活躍分子、風雲人物。沒有她，不會有一個人接待我，人們普遍忌諱談論那一段往事——其實到今天還是如此。武漢的那些人物跟萌萌的關係不是一般的深，對她的信任也非同一般，只有靠她的關係、她的面子，人們才破例接待我。

採訪的第一個對象是魯禮安，他是當年呼風喚雨、威震四方的人物。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正要出差，早已買好了中午的機票，萌萌硬是請求他在上午和我晤談。魯禮安把收拾好的行裝隨身帶着，在一個茶社匆忙地、也是耐心地和我談了兩個多鐘頭，時間一到，立即趕赴機場。

萌萌還陪我去另一個當年的大人物馮天艾家，等待我們的，除了馮，還有另一個當年的活躍人物。他們開始是警惕的、試探的，在發現我非常理解他們之後，再加上萌萌不失時機、恰到好處的插話和調節氣氛，我們的談話相當順暢，以至於非常投機。我們談了一下午，最後馮天艾還留我們在他家吃晚飯。回萌萌家路比較遠，還要渡江，萌萌和我站在渡輪的甲板上任由江風吹拂，回憶起20多年前的往事，發現我們當年想的問題、讀的書竟是那麼相似。

我自然也採訪了萌萌。她找了一個非常清凈的下午，非常清凈的地方，讓我打開錄音機，她用心地傾談。她是這樣開頭的：“我的身份特殊，一方面我母親是校長，另一方面我是曾卓的女兒。我從小就我行我素，是班上唯一沒有寫入團申請書的人……”談話中間她告訴我：“我當時有四大罪名，其一就是替父親曾卓翻案。其實並無翻案的行為，只是任何人問起，我都否認父親是反革命。”

萌萌的經歷可以說是一部讀不完的書。我的經歷和她很相似，但她沖得更猛，受的苦、遭的罪也大得多。正是經歷過磨難，見過各種世面，當以後出現巨大的動蕩和考驗時，萌萌才能顯示出一般同行或同齡人所沒有的鎮靜與勇氣。當我和她在這方面產生共鳴時，我們都感到有一種豪氣充塞於胸間，這是“我們”之間最相契的地方。當然，萌萌還有我所沒有的經驗，她在20世紀60年代就經歷了“革命時期的愛情”，不過，那不僅是羅曼蒂克的故事，更多的是類似血與火，或者生離死別的場景。我由此知道了萌萌和她的夫君，當年的男朋友蕭帆的事，這是令我肅然起敬的故事，雖然我知之不詳。

2005年，在魯禮安的自傳出版前夕，我讀到了它的打字稿，從側面對萌萌和蕭帆的經歷有了更多的了解。作為武漢地區群眾組織的思想領袖，作為大學生的魯禮安，在與蕭帆和萌萌交流思想時，立刻感到對方的力度、深度為自己所不及，他對萌萌居然產生了由敬重到傾慕，由傾慕到暗戀的感情，雖然他對萌萌和蕭帆的關係說了一點輕佻和不妥的話引起我的反感，但我總的還是感到自豪，為萌萌，也為蕭帆自豪。我為蕭帆能得到萌萌感到高興，也理解魯禮安的傾慕和失落。

我記得，當我在邵敏的支持下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時，蕭帆寫了一篇沒有交出因而也就沒有發表的文章，其中寫了他和萌萌的當年，這可能是出乎學界朋友想像的：“我們好像看見兩個自認以天下為己任的年輕人，面對幾本馬列著作和紅寶書，在油燈下熱烈緊張地討論，互相激勵着奮筆疾書……當晚便貼在中山大道武漢工藝大樓的櫥窗上。幹完這件事後我和萌萌感到輕鬆和得意，手牽着手步行走過長江大橋。我覺得自己像梅林描寫的青年馬克思一樣，一路揀着石子投擲街燈。”“月光下萌萌定定地看着我說：稿子已經燒掉了，你放心吧。我吃了一驚，忍不住埋怨起來。萌萌仍然定定地看着我，不做解釋。一個月後當我在‘警司學習班’里徹底絕望時，曾暗自慶幸稿子燒掉；但那時《四月革命》已經被鉛印成了小冊子。”

作為學者，萌萌留下了不少文字。但對我而言，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是她沒有說出，或者沒有來得及說出的東西。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的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她的經歷多半沒有轉化成文字。

我曾和萌萌談到過，有過我們這樣經歷的人後來變成職業性的學者，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做學問有可能將用苦難換來的體驗提升，成為他人可以共享的、在歷史上留得下來的財富，但也可能成為躲避的理由。我們的一些朋友從當了副教授起，甚至更早，就對自己60和70年代的經歷諱莫如深，萌萌不是這樣，她談起來坦然和自豪。

最後，我要冒昧地說，我自信無愧為萌萌的朋友或戰友，因為除了當一個夠格的學者，我還一直致力於萌萌和我共同看重的事，萌萌想做但沒有做，或者來不及做的事。我理解我生命的意義，以及與萌萌的友誼的意義，就在於執着地做這些事，這些價值高於學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