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告別

最後的告別

文/許紀霖

萌萌走了，帶走了她的睿智、美麗和熱情，永遠地離開了。

關於她得病的消息，今年春天就傳了出來。聽說她住在廣州的醫院，我與令琴想請朋友代為探望，送一束花表示一點心意。朋友說，她謝謝朋友們的好意，但謝絕大家去探望她。我們想，她是那樣愛美的人，或許不忍讓朋友看到她的病態，她的憔悴和她的掙扎。她寧願讓一個永遠青春、優雅和熱情的形象，留在朋友們的腦海中，成為記憶的永恆。

我與萌萌其實相隔很遠。如今回想起來，大概總共只見過兩三次面，通過一些電話和信件。不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時候不是以次數計算的。有些人，你與他經常見面，卻遙同路人。而另外一些人，雖然交往有限，卻令人難以忘懷。

第一次見到萌萌，還是20世紀90年代初，那些日子，沉悶而迷茫。80年代中期“文化熱”中形成的公共討論和公共爭辯驟然被打斷了，大家被迫轉入了地下。不過，人心不死，公共活動沒有了，但在“文化熱”中殘留下來的一個個文化人小圈子依然存在，依然悄悄地活動。當時，在上海，我們有一個小沙龍，經常舉辦一些讀書、討論等活動。我們聽說湖北也有一個思想團體，以張志揚先生為領袖，正在研究最前沿的語言轉向問題，於是便經過朱學勤的牽線，邀請他們來上海訪問。

湖北、上海兩個“思想部落”（朱學勤語）的會見，放在一個非常隆重的場合——興國賓館。這是上海的國賓館之一，當年毛澤東等領導人到上海視察，也經常下榻在這裏。當時我們這個沙龍的施主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生意做得正順，租下了其中的一幢樓，底樓那間富麗堂皇的會議廳，便經常成為我們沙龍聚會的地點。

當張志揚一行魚貫而入的時候，萌萌的出現，幾乎讓我們“上海代表隊”所有的人眼睛一亮：原來“湖北代表隊”裏面，竟然還有這樣亮麗、高雅的知識女性！現場的氣氛是嚴肅的，甚至有點肅穆，上海的朋友們只能將自己的驚羨暗暗吞進肚裏，不敢表現。兩邊的人馬圍桌坐下，立即開始了雙邊的會談。志揚先生大談歐洲所發生的語言學轉向，很認真地告訴我們，德法論戰（指的是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的論戰）是多麼的重要，多麼應該引起重視。而我們這一邊，可以說當時對後現代的知識還停留在前ABC的水準，聽了不甚了了。

當時，學人們對知識和學術懷有由衷的敬畏之心，那種認真和虔誠，是今天視學術為稻粱的俗儒們所難以想像的。我發現，在一桌人裏面，神情最專註、身心最投入的，是萌萌。她注意每一個人的發言，不斷地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着什麼。她不是那種在陌生的場合搶着發言、好於表現的人。看上去她很沉靜，很沉得住氣，即使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也表現出自己的風度。

終於輪到萌萌發言了。她有一點點緊張，但依然不失優雅。看得出來，在充滿哲思的氣氛中，她表現出了自己知性和形而上的那一面，一連串新鮮、刺激的專業術語，讓“上海代表隊”聽得有點暈。作為一個歐洲文學專業出身的女性學者，按理說是應該比較感性的，但萌萌有知性的追求和理論的興趣，又整天浸潤在哲學家的氛圍之中，將感性與知性之間的緊張輕輕化解，她以哲理詮釋文學，又將哲思詩意化。

這是與萌萌的第一次見面。不久，聽說他們集體離開湖北，投奔海南大學，在天涯海角發展自己的學術空間。很快，有一個機會，又能見到這批在興國論劍的朋友了。1993年底，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在海南召開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會議地點就在海南大學。時隔兩年，再見萌萌，感覺海南的陽光、沙灘和海風讓這批武漢的朋友們滋潤了許多，爽朗了許多。我與令琴去志揚家做客，去萌萌家做客，一起參加會議，還一起隨同會議代表出外旅遊，盡情地喝酒、聊天，頗過了幾天神仙的日子。

在海南的那些日子裏，萌萌在私下場合很活潑、熱情，但在公共場合她依然保持那份優雅和矜持。畢竟是名門出身，她身上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貴、典雅的氣質，那是家族文化的積累和沉澱，不是一般人通過修鍊能夠成就的。萌萌的風度，在上百人的會議中依然鶴立雞群，一位上海去的大師級教授，雖然走遍江湖，飽覽才女，初見萌萌，還是驚為天人，到處打聽：這是誰？哪裏來的？

紅衛兵這代知識分子，是革命的理想主義一代人。年輕的時候，深受俄國19世紀文學的思想洗禮，背誦普希金的詩歌長大，嚮往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和浪漫。在他們的心目中，世界上最美麗、最高貴、最偉大的女子，便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出身貴族世家，具有普世的人道溫情，堅定地忠貞於愛情，為了共同的理想和愛情，不惜放棄彼得堡上流社會的生活，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

萌萌的出現，為這代人提供了想像的空間和膜拜的對象。我們沙龍中一位充溢着紅衛兵精神氣質的朋友，見到萌萌第一面以後，就驚嘆道，她就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啊！

到了海南以後，雖然地處邊陲，萌萌還是比以前活躍了許多，越來越顯現出學術組織者的才華。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她決定做一件事情，邀請中國知識界最有名的百位知識分子，每人寫一篇短文，共同留下《1999獨白》，那是對20世紀的告別，也是對新世紀來臨的憧憬。萌萌的想法得到了朋友們的支持，她給我來信，邀請我擔任該書的編委，並希望我在上海組織一些稿子。我答應了，也約了一些滬上的名作者。然而，90年代中期以後的知識界，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名人們稿約很多，學校的事情也越來越忙。人心散了，組稿不再像以前那樣順利。碰到一般人，或許也就知難而退了，但萌萌對這書充滿了期待和信心。有一段時間，她隔三差五給我打電話，要我落實已經約的稿子。在這一刻，我發現了萌萌的另一面，在她從容、優雅的背後，有一顆非常執着的心，有着堅強的意志。她有許多美麗的幻想，為實踐這些幻想，她會堅韌地去追求，去努力。

由萌萌主編的《1999獨白》在1999年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了二卷，按照她原來的設想，想出到六卷，後來由於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放棄了。我不知道萌萌在欣喜之餘，是否還有些許遺憾。她喜歡自己著述，但她更喜歡邀集朋友，共同擔當和完成共同的學術事業。她不是一個康德式的獨思哲學家，她渴望公共生活，渴望志同道合的朋友，渴望有一份屬於自己的雜誌。

當萌萌離開以後，我最強烈的感覺，是為她惋惜，這是一個生錯了時代的才女。倘若她早生半個世紀，豈非是又一個林徽因？以她的才情，她的美麗，她的人氣凝聚力，營造又一個“太太客廳”，並非不可想像的神話。可惜的是，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貴族精神也成為了遙遠的絕響。而90年代以來公共領域的式微，公共知識界的四分五裂，山頭林立，使得林徽因再世，成為一種過分的奢望。

萌萌的人氣，還來自對朋友的赤膽忠心。她對朋友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樣熱忱。兩年之前，我的痛失慈母的外甥女報考海南大學，我打電話給萌萌，拜託她關照。萌萌細心地安排好了一切，還主動為我這個學鋼琴的外甥女找好了一個老師，一個她認為最好的、最合適的老師。她的細心，她的周全，她這種對朋友的赤誠，讓我非常感動。我想，對她來說，我不過是眾多學界朋友之中並非特殊的一個而已。但她將朋友們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去努力。在如今這個越來越功利化的年代，那是多麼稀罕的品質。

她在最後一封給我的信中，熱情地邀請說：“什麼時候你和令琴一起帶兒子來海南看海？”是的，我與令琴已經十多年沒有再去海南，我們的兒子雖然乳名文昌，卻從來沒有到過海南。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海南的那片海，就像萌萌的為人一樣，永遠是湛藍湛藍的。我答應萌萌，有機會一定再去海南，看看那片海，也看看多年未見的海南朋友們。我也拜託她，如果海南有什麼會，一定給我發個邀請。我本來以為，來日方長，機會有的是。萌萌像大海一樣，永遠向朋友敞開着歡迎的懷抱。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過了僅僅一年多，就聽到了萌萌病倒的消息，又過了沒有多久，病魔就奪走了她風華正茂的生命。

一切來得太快了，快到讓所有的朋友都唏噓不已，感嘆生命之無常，上蒼之無眼。或許，我們已經老了，開始不得不經受同代朋友一個個離去的悲哀？是的，歲月無情，總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會先後離去。不過，一想到在天穹的盡端，在大海的深處，有萌萌這樣的朋友等待着我們，心裏也就坦然了許多。

在那美麗的天堂裏面，該沒有人世間的黑暗和不義了吧。萌萌在那裏可以盡情地實踐自己的夢想了。

我與令琴為萌萌祈禱，願她在天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