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於風雨如晦處——悼萌萌

相逢於風雨如晦處——悼萌萌

文/張祥龍

1998年底，我第一次到海南，也是第一次見魯萌。大家都稱她“萌萌”，我也就這麼叫她了。《詩經》中有很多這樣的重疊詞。那是現象學的一次年會，安排在雲龍灣。我還從來沒有直接面對這麼藍的海，在如此空曠的沙灘上“迎送絢爛的潮汐”，在12月份見到這麼多鮮花與彩蝶，以致有如歌的感受現於心境之中，模糊地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什麼。

萌萌是會議的組辦者，到處可見她的身影，包括在會議的專業討論之中。我覺得這位常聽人說起的女子，待人坦誠，看問題有直覺，而且氣質生動，只要她在場，就好像可能發生什麼事情。後來讀到蕭帆的回憶，印證了這個感覺，她的在場看來讓蕭帆在“文革”中幹了事情。

會後回到海南大學，受志揚和萌萌之邀，給學生們談了海德格爾。然後人們一起到校外的一家餐館。飯前聊了許久，慢慢講到以前的各自經歷。說起“文革”，她與志揚都有過不平常的遭遇，於是我也就隨口提到，當年我也曾因辦小報而被當“反動”批判和牛棚關押。萌萌一下子來了精神，追問辦的什麼報，其中什麼觀點有幸成了反動言論。我大致講了一下，還沒有說完，萌萌就在飯桌對面激動起來，大叫道：“原來是一家人！”我接着講，她邊聽邊點頭，對於各種事件，甚至我們小報觀點的委曲之處，似乎都了如指掌，呼應點評得恰到好處。我很多年中既沒有場合也沒有心情來講“文革”經歷，這時卻有了某種異樣的感覺。真是奇異，在30年後的海南島，倒有了對談的知音。這是萌萌善於社交和溝通的表現嗎？後來的接觸告訴我，並非如此，她於“文革”確有刻骨銘心、決定她終生的經歷，而她那天的激動、那種充滿領悟力的呼應確確實實就出自它。

在她的家裏，我們又有過談話，了解到她的一些身世。比如她的父親因為與胡風的關聯，曾受到長期迫害。這肯定是一個影響她成長和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因為胡風在20世紀50年代就成了御批的階下囚，萌萌很小就籠罩在這個陰影里，這就大不同於到“文革”才被暫時打倒的走資派子女的遭遇了。至於她講到的湖北“文革”中的派別衝突，她與後來的夫君到鄂西北山區插隊，又再遭長期迫害，“文革”后又如何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等等，我也都能夠“感同身受”。確實，我們大家年輕時走了一條很相似的道路，它那麼曲折，山重水複，不是過來人怎知其玄機所在？我對她講了這樣一個感受：現在講“文革”的大多是霧裏看花，搞不好甚至線索錯亂。我只看到過極少的明白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是在美國留學時讀到的楊小凱的回憶，那是真正的過來人才寫得出的。她完全贊同，又舉了一些眼前的例子，來說明“回首文革”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後來，與萌萌又在其他會議上見過幾次，卻都無緣深談了。但她很認我這個新識的舊友，寄來她的書，來信來電話，或邀稿或推薦我的文章給雜誌，還一直勸我們在海南買房，這樣朋友們可以時常見面。為此，她與內子在電話中相識，也聊得十分投機。於萌萌的熱情、善良與樂於助人，我們都感受頗深。知道她患病，很想利用去中大講學的機會去醫院問候一下，卻被告之，她目前情況已不適於見人了。後來聽說她回海大調養，再後來就從家琪轉來的噩耗中得知，她已經走了，在朋友們的送行中離去了。

我心中沉痛。她帶走了那段共同經歷的一部分，那沉埋近40年而仍然在“待成追憶”的經歷。她寫下了她的經歷嗎？以前有過一些朋友，甚至上我課的台灣學生，力勸我寫下“文革”的經歷。外面搞“文革史”的，也為了那份小報來找我。去年在浙江安吉開會，家琪又對我講，明年是“文革”40周年，應該寫些東西來追念。我都沒有答應。對我來講，“文革”是“風雨如晦”而又“雞鳴不已”（《詩經·風雨》）的命運。它改變了我的一生，甚至這個國家的道路——在許許多多的意義上。所以，它太深重，太不容我去輕描淡寫。如果要回憶它，只有在未來的長久獨處之後，在確有所領會，有不愧於那場經歷的心靈感受之後。

前些天家琪轉來了蕭帆（萌萌的先生）“文革”回憶錄中的一節，即他如何與萌萌去鄂西北山區改造社會，繼而捲入武漢1969年6月的“反覆舊運動”，並以“曹思欣”的筆名寫出震動湖北的大字報和總結“文革”的地下文章，並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長期關押，舉家遭難的事情。讀它的時候，我才又一次深切感到，我與他們（蕭帆、萌萌、志揚等）曾經多麼相近！

我讀到：“我不能再袖手旁觀。於是萌萌和我連夜擬就了一份觀點提綱，帶上《法蘭西內戰》和《國家與革命》等幾本馬列著作，隻身趕回武漢。”我的天，這也正是我們當年讀得最多的書中的兩本！讀它們去理解“文化革命”？那他們下面的思路我已經大略知道了。果不其然，以下觸目驚心的文字似乎也是我的某種回憶。“文革”應該是走在巴黎公社的道路上，它的意義並不是推翻一個舊政權，而是要打碎整個國家機器，使無產階級及其代表的全體人民獲得完全意義上的解放，擺脫任何異化機構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馬克思）於是，蕭帆和萌萌寫了大字報，署名是“曹思欣”，“即‘新思潮’三個字的倒置諧音”。可要知道，我當年出事的文章題目就是：論新思潮，於1967年6月刊印。但它太“新”了，新得讓似乎應該尊奉它的勢力也恐懼它，必打成“反動”、“反革命”而後安。我看到此處，加了一個批語：“正是同病相憐處。書生意氣！想要擔當天下，反弄得十年凄惶。”

再讀：“9月27日，中央發出《對武漢問題的指示》即‘9.27指示’，反覆舊運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北、決、揚’被定為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地下組織和反動刊物，‘必須堅決取締、查封；對其主要編寫人員應審查分別嚴肅處理’……《百舸爭流》和‘曹思欣’都被點了名，划入‘北、決、揚’一類。”現在人們讀到這些話，還能明白其中許多話語的含義嗎？要加多少註解，包括人生的註解才能產生“視域的融合”呢？

“這張大字報改變了我和萌萌的一生；陷我們的父母兄弟於災難；並使我們的知青夥伴和親戚朋友長久地生活在苦難之中。……但是，在1969年那個炎熱的夏夜，兩個19歲的狂熱青年預見不到這些。許多年來，這張大字報像達摩克利斯劍懸在頭上，始終緊隨。”我這裏已經不願做更多的具體比較，只是想說，我們的經歷是“同構的”，是那個洶湧澎湃的時代潮流與這些少不更事的“狂熱青年”對撞而造成的同構現象。

我們那時的想法，被“巴黎公社”的彩雲托浮着的解放全人類的理想，讓我們為之受苦受難的文字，是對的嗎？說實話，我今天已經不能對它做出肯定的回答了。近四十年的人生經歷讓我有了新的（或舊到了家的）理想，那就是朝向我們自己民族本源的追求。但是，我們錯了嗎？絕不！它要挑戰的邪惡，依然是邪惡；它的純真，依然清白無偽；為它流下的血和淚，也依然滾燙。對於歷史，對於我們生命的時間湍流，對或錯的二值邏輯並不都適用。

萌萌，當我們祭奠你時，也是在祭奠我們共有過的青春，那以思想相交、以苦難相印的青春。確實，它已經成了一盞銹跡斑斑的舊燈，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個故事所講。但是，我不會拿它來換新燈，因為，當我們偶爾擦拭它時，會有神魔出現，吼叫着要施展一番。新的燈，卻只會照明，而不會造幻了。萌萌，當我將來的某一時刻，再次摩挲這燈的時候，你也會來臨嗎？

丙戌（西元2006年）閏七月海岮哀記於暢春園望山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