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來自土地深處

我們都來自土地深處

文/劉小楓

萌萌離去以後，我一直害怕想起她。碰到有朋友要給我看萌萌過去的照片，我總不敢看。為什麼有這種感覺，我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輕的本科生問我一個問題：該怎樣理解學問與個人生命熱情的關係。這個問題讓我在沒有任何提示的場合突然想起萌萌。

我跟萌萌第一次見面是在1983年，當時我們都是“文革”后最初的兩屆碩士研究生，她高我半屆，但我們的專業靠得很近，基本上算同行。她在外國文學專業，我在西方美學專業，見面就談得很對胃口，而且越談越對胃口……我們都來自土地深處，當然，萌萌在這方面的資歷比我深多了，她是“老紅軍”，我勉強算個“三八式”。總之，我們都感到，有滿腹的生命感受需要表達，做學問的方向自然成為特別投合的話題。萌萌熟悉莎士比亞和易卜生，我自以為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相約要嘗試文學化的哲學之路：通過解讀文學名著來表達出自土地深處的感覺。那個時候，志揚是我們的榜樣，一文《夜行的驛車》讓我們仿效，卻怎麼也學不像，但我們都很有熱情。

沒過多久，強勁而起的學習現代西方哲學的熱潮把我們捲走了——在這次熱潮中，我和萌萌都改行進入了西方的現象學解釋學，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20世紀末，我們才決意走出來。那時，我和萌萌相約兩件事：第一，結清現象學解釋學這筆老賬，第二，回到80年代的想法，即以解讀古典文學名著的方式表達出自土地的感覺。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處的感覺，但我們這代人的土地感覺的確有些不同，因為我們來自的土地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這場革命的確“史無前例”，但就觀念而言，很可能並非“史無前例”。對我們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痙攣，我們必須做出反思。這是我們的命相和財富，學問的熱情來自於此。問題在於，我們當憑靠何種哲學來反思，現代西方哲學是否能夠承載我們的反思？十多年的西方現代學問的問學經歷讓我們有如經歷了另一個“文革”，這一經歷並非必須的，但與“文革”一樣，是命運讓我們經受的。

萌萌突然離開之前，我們已經在商議具體的計劃，怎樣以文學的看似如此和必然如此的方式表達我們的土地感覺。我害怕想到她，是因為害怕她瞪着大眼睛問我：你答應的事情做得怎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