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改造起義部隊
有的同志因為出身不好，根子不紅，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自己思想認識不高，畢不了業，怕將來走向社會，別人戳自己的脊梁骨。為了使大家能正確對待出身，放下包袱，兵團政治部派來了工作組，召開座談會，找我們談心，宣傳相關的知識分子政策，告訴大家：出身不能選擇，但革命的路卻可以選擇。
只要大家能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時時刻刻用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就一定會贏得同志們的讚揚。一個禮拜后，大家都通過了畢業論文的評議。
1950年5月的一天，畢業典禮在“回”字樓後面操場進行。兵團司令兼軍大四分校校長陳賡、兵團政治部主任劉有光等領導到會，台上兩邊是巨大的五星紅旗，檯子中間懸挂着巨幅領袖的肖像，兩邊的對聯是：
把青春獻給祖國
將革命進行到底
紅底白字，十分醒目。四千多學員，排成一列列縱隊席地而坐。大會由學校政治部主任主持，范教育長作了“軍大四分校工作報告”，陳校長作了重要講話。他說：同志們，我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壓在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從此站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建設就要開始了！……，今天，大家經過一年多的學習鍛煉終於畢業了！希望大家服從革命的需要，干一行愛一行，在工作中學習，在實踐中提高……，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為祖國爭光，為軍大添彩！……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大家的情緒達到了頂點。大會在高昂的國際歌聲中結束。
1950年5月上旬，學校為我們每個學員頒發了一張畢業證、一枚軍大校徽和工作委任書。
這些珍貴的歷史證件，伴隨我至今。在那毀滅人性、褻瀆文化的年代，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把這些珍貴的證件藏匿在泥巴牆壁里，才沒有丟失。值得慶幸的是，1986年恢復知識分子職稱聘任工作，我那沉睡箱底36年的軍政大學畢業證和校徽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一看畢業證上還有陳校長的印章，都羨慕不已。
沒說的，首評一步到位——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職務。許多人因為丟失了畢業證，或沒有大學畢業證，只能望“證”興嘆，後悔莫及。我要深深地感謝我心愛的老伴有膽識，給我保存了這些珍貴文物。
軍大四分校全體學員於1950年5月25日離開學校，奔赴新的工作崗位。學員的大體去向是：有的分到十四軍，赴滇西，有的分到十三軍，赴滇南，有的分到十五軍，赴天府瀘州，有的分去改造起義部隊，有一小部分挑選去海軍、空軍等單位。我被分配去改造起義部隊。
起義部隊約十多萬人，按當時的協議，將起義部隊改編為暫編十二軍、十三軍，在原地駐防，由人民軍從連到軍級分別派出軍代表，對起義部隊進行思想改造。起義司令部、聯勤等直屬隊集中在春城市的北郊場，師級以上幹部集中到軍大四分校校部樓房，師級以下幹部集中到軍大西邊營房，士官以下集中到軍大東邊營房學習。
我被編入第十大隊第五中隊。大隊政委是杜晶，大隊長曹某。我們中隊長叫張文義，指導員是教導團下來的，加上文書、事務長、三個區隊工作人員、幾個炊事員，一共有三十多人。
為了改造好起義部隊，上級專門挑選了政治可靠、思想覺悟高、理論水平強，工作積極肯乾的同志作為改造起義的軍代表。上崗前我們進行了嚴格的崗前培訓，上級要求我們，要把改造起義部隊作為一項特殊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它是關係到維護社會穩定、樹立的國際國內形象、影響敗退島省的反動軍隊的大事，決不能有半點疏漏。這是做人的工作，也是最難做的工作。
我們學習了改造起義部隊的方針政策、組織原則、工作方法、工作程序、工作紀律，分析了起義部隊的思想狀況、組織形態、人員成分、社會關係等方面的情況以及今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們的原則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誠相待，打不還手，罵不還嘴，既要和藹可親，又要嚴格要求，把他們當作誤入歧途的兄弟姐妹來挽救，絕不能歧視。只能耐心教育，不搞強迫命令。
我們中隊接收二百四十多名起義人員，分三個區隊，每個區隊差不多是二個正規排的建制人數。我分在第三區隊，共八十七人。
第二天我們來到北郊場接收某連起義部隊，與隊長見面后，把部隊帶到指定地點，按名冊一一點名驗收后，那位隊長臨走時突然對我說：
“我把八十七人交給你了，等我學習回來，還要這麼多人。”
我心裏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發作，只是說：“你放心吧，我暫時替你帶一下，你學習回來，一個兵不會少你的。”
後來這些士兵經過學習，特別是通過階級教育、憶苦思甜，組織參加土改和鬥爭地主惡霸大會，心靈深處受到震撼，提高了思想認識，士兵們紛紛要去找這位隊長算舊賬，請他老先生來說清楚問題，他也沒敢來。
照名冊上看，起義部隊中年紀最大的六十三歲，最小的僅十三歲。從兵齡看，長的十多年，短的二至四年。從入伍情況看，大多數是被迫抓來的，少數是為了找出路。從文化程度上看，最高學歷是高中，文盲佔半數以上。從政治素質上看，大多數已成了“油條”兵，有的是兵痞子、大煙鬼，有的得了性病，有的是慣偷、賭棍。他們在舊社會這個黑染缸里混了那麼多年，真正的人性已經很少了。
這些起義人員複雜的社會背景，是反動軍隊的縮影。隨着教育的進一步深入，我們發現的情況遠遠不止這些。其中還有帶着特殊任務進來的敵特分子，他們刺探我軍情報，煽動對抗，組織暴動，進行暗殺、投毒等反革命活動。
我初次擔任此“大任”，憑着學生簡單、純潔的思想感情去考慮問題，對他們有時還存在脈脈溫情，一心希望穩定為好。開初的日子覺得他們還“聽話”、“守紀”，每天晚上向連部彙報總是“情況正常”或“情況無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