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
“這也是懷才不遇，才弄成他這種詭異的狂態。”項蓮生停了一下說，“姐夫，我想回去了。”
原來項蓮生是進京會試，不幸落第。許滇生勸他在京讀書，等下科入闈，或者像龔定庵一樣，捐個內閣中書，有機會能考上軍機章京，亦是一條終南捷徑。但項蓮生考慮下來，覺得還是回杭州最好，因為他的身體一向羸弱，不能沒有親人照料。郎舅感情雖好，到底隔了一層。而且他最近“吐紅”，極可能是癆瘵，這個病是沒有人不畏而遠之的，何必留在京里惹人討厭。
許滇生卻不知道他有此隱衷，依舊極力相勸，項蓮生只好唯唯否否地暫且敷衍。正在談着，太清春翩然出現了。
“側福晉好！”項蓮生站起來，恭恭敬敬地招呼。
“請坐，請坐！”太清春擺一擺手，自己先坐了下來，“蓮生兄，前一陣子有人傳達你說的一句話，今天要向你印證，只怕錯了。”
“是。請問是哪一句？”
“說是‘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生既有涯，如何還可以做無益之事，豈非自暴自棄，情理不通？”
“噢，”項蓮生答說，“是傳錯了，不是‘有涯之生’，而是‘有生之涯’。”
“那就對了！不過，上壽百年，亦不過一彈指頃，你怎麼說‘有生之涯’？”
“且不說上壽，就‘中壽六十’在我看來也很長了。”項蓮生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人生在世，若能有所成就，足以不朽，其他的歲月都是多餘的。”
“蓮生！”太清春大聲說道，“我不贊成你的說法，你太頹唐了。”
“是，是！”項蓮生站起來規規矩矩地說道，“敬聞教！”
“恕我說得太直，請坐，請坐！”太清春轉臉又說，“六哥，你們是至親，應該勸勸蓮生，要振作。”
“我正在勸呢！”許滇生笑說，“這一回禮闈失意，下回再來，我勸蓮生在京里用功，他一定要回去，請你幫我勸一勸。”
“何必回去？”太清春忽然斂眉凝神，靜靜思索，然後一仰臉說道，“蓮生，我想奉屈你來教我的兒女。不知意下如何？”
“謝謝，謝謝——”
“蓮生，”太清春不等他說完，搶着又說，“有些旗人管西席叫‘教書匠’，無禮至極！貝勒跟我，絕不至此，你請放心。”
“貝勒風雅好古，禮賢下士，側福晉更是一尊女菩薩，能在府上忝居西席，真是寒士之大幸。不過，側福晉請看，我骨瘦如柴，難耐煩劇，將來耽誤了男女公子的功課，罪孽不淺。而且我經常有病痛，有累居停心煩，更覺不安。”項蓮生深深一揖，“側福晉的好意，我除了感激以外，只有自怨福薄。”
這番話說得異常懇切，太清春不但改變了主意，而且還勸許滇生說：“你就讓蓮生回杭州吧！”
許滇生深深地點點頭，別無表示。因為他從項蓮生的話中聽出來一些消息，可能真的有病在身，倒要好好問他一問，及早為計。
“剛才過來，遠遠就聽見你們的笑聲。”太清春問說，“是談什麼好笑的事？”
“龔定庵來過了。”許滇生笑說，“我們在談他的妙事。”
“呃，”太清春問道，“先前看到你這裏有客，莫非就是他？”
“是的。”許滇生說，“他很佩服你，而且真是你的知音。”
“他怎麼說？”
“我很冒昧，把你那四首《戲擬艷體》拿給他看了。”許滇生歉意地說，“他倒看出來了，說你雜用神仙的典故，原是子虛烏有之事！”
太清春先有些不悅，因為這種筆墨，拿給陌生人看，極可能會誤會其中有何本事在內。及至聽說龔定庵看出她是故弄狡猾，真箇是憑空“戲擬”，又深感安慰，怕人誤解的疑慮一掃而空，覺得這種“艷體”就流傳出去，亦無大礙。
“他到太平湖來過兩三回，貝勒也在我面前提過，可是緣慳一面。”太清春說，“丁香花快開了，幾時我讓貝勒出面，請你們來飲酒賞花。六哥，你一定把龔定庵約來。”
“有此雅集，他一定會來的。”
其時丫頭來請太清春，說是開飯了，並又請示：“舅少爺的飯開在哪裏？”
“不，不！”項蓮生說，“我不在你們這裏吃飯。”他向太清春說：“側福晉請吧！”
等太清春一走，許滇生問道：“蓮生，每一回你都不肯在這裏吃飯，老太太已經在問了，是不是有什麼顧忌？”
項蓮生沉吟了一會兒，覺得在至親面前，不必諱疾，便即答說：“我痰中有血，怕得了病傳染開來。”
許滇生大吃一驚。“你請醫生看了沒有呢？”他說，“這個病越早治越好。”
“沒有請教醫生，自己看看醫書，靜靜調養，自然會好的。”
“你不要這麼大意。”許滇生說，“你明天就搬過來——”
“不！”項蓮生說，“我不但不必搬，而且你也不必告訴姐妹，老太太面前更是隻字不能提。我歸心如箭，只要一上了路，心情一寬，病馬上好了一半。而且轉眼就是六月，盛暑行路，一大苦事，早早動身為妙。”
說著，隨手撿起一本《時憲書》來看。“這十天都是宜於長行的好日子，我今天來就是跟你商量這件事，你得湊一百兩銀子給我。”
“一百兩銀子現成。不過，今年皇太后六旬萬壽開恩科，你是不是在京養好了病，等到明年春闈？否則，年尾年頭北上，又多一番跋涉。”
“明年春闈，我亦不見得北上。”項蓮生說，“如果老惦念着功名，而且總要用用功，病只會加重，不會減輕。”
許滇生考慮了一會兒說道：“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早作歸計亦不壞。”
“既然盤纏現成，我就早點走。”項蓮生說，“會館裏有幾個朋友，要就大挑；沒有挑上的，馬上就會出京，我跟他們合雇一條船好了。”
“好！就這麼定了。明天我把銀子送過去。你先看看你姐姐，也見一見老太太。”
“有側福晉在，我就不進去了。反正還要來辭行，今天請姐夫代我在老太太面前請安。”
項蓮生南歸，太清春送了二百兩銀子的程儀。丁香花開作雅集，亦歸於罷論。但跟龔定庵，終於還是識面了。
識面的媒介是一幅畫。有個白雲觀的道士叫黃雲谷，善畫人物，是奕繪府中的清客之一。上年——道光十四年，太清春三十六歲，偶作道家裝束，為黃雲谷所見，畫了一幅道裝相贈，旗下貴婦好留長指甲，黃雲谷將它寫入畫中，便宛然成了麻姑的模樣，太清春很喜歡這幅像，題了一首七絕：
雙峰丫髻道家裝，回首雲山去路長。
莫道神仙顏可駐，麻姑兩鬢已成霜。
奕繪當然也有筆墨在上面，題得一首《江城子》。這個調子的變格最多，自五十四至九十三字共有七體，奕繪填的這一首是：
全真裝束古衣冠，結雙鬟，金耳環。耐可凌虛歸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萬里，閬風寒。榮華兒女眼前歡，暫相寬，無百年。不及芒鞋踏破萬山巔，野鶴閑雲無掛礙，生與死，不相干。
這幅畫因為收藏不慎，有破損之處，奕繪便請黃雲谷就原畫修補。龔定庵跟黃雲谷也是朋友，在他那裏看到這幅畫，觀賞了好一會兒，有些技癢，但畫主並未請題，何可冒昧？恰好黃雲谷應太清春之請，為她畫了一幅董雙成的像，請龔定庵題詞，至是欣然應命，填了一首長調：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樓瓊翠戶，虛無萬疊，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間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這首詞的調子名為《瑤華》。真如龔定庵說太清春的那四首《戲擬艷體》雜用神仙故事，而寫董雙成則兼用兩種傳說。
照《漢武帝內傳》記載，董雙成是他的侍女，但公認的傳說是，董雙成為西王母的侍女，所以吳梅村的《清涼山贊佛詩》中說：“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王母指孝庄太后，雙成切“董”指董小宛，那時的她，是“長信宮中、三千第一”的慈寧宮女侍。另一個傳說，在龔定庵特感親切，因為董雙成是杭州人，《浙江通志》中對她有相當詳細的介紹。
據說董雙成生在周朝，故居在杭州西湖妙庭觀，丹成得道，在萬眾矚目之下，吹玉笙，駕白鶴，冉冉升入雲端，成了執事瑤池的侍女，杭州有一座位於吳山之下的“望仙橋”，就是當時目送董雙成仙去之地。到了南宋紹興初年，有個名叫董行元的道士，從土中掘出來一塊銅牌，上鐫二十字：“我有蟠桃樹，千年一度生。是誰來竊去？須問董雙成。”有這麼一件“異事”，董雙成故事便流傳得益廣了。
龔定庵的這首詞，前半闋描寫董雙成仙去，假設雲英已嫁裴航，弄玉則隨蕭史住在鳳台，因而西王母召董雙成來侍候，“向樓瓊翠戶”之句，寫董雙成初至仙闕，處處陌生，連容華絕代的西王母，亦只能猜想，是不是前面“紫衣仙佩”的那位。緊接一句“漢殿夜涼歸去”，徑起探問仙宮情形的下半闋。
要問的是，董雙成記不記得曾親見唐朝天寶初年，方士羅公遠導玄宗游月宮，來聽《霓裳羽衣曲》？這亦是假設董雙成原為月宮仙女，但“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即是說她從入侍瑤池以後，已記不得《霓裳羽衣曲》了。“聽水聽風”的故事，出自后蜀王建的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宋朝歐陽修作詩話，竟不知“聽風聽水”是說的什麼。後來有個蔡絛亦作詩話，解釋這個典故，出於唐人所作的《西域記》。唐朝的燕樂以龜茲國為最有名，因為此國的國王與他的臣子，常到深山中去聽風聲水聲，以其音譜入樂曲，王建認為這就是《霓裳羽衣曲》的由來。龔定庵加“前度”二字與“渾忘了”呼應，而結論用“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詩意，以為成仙雖好，孤凄難耐，“也只合其中小住”，畢竟人間“成雙”作對的好。
詞意實在很輕佻，但含蓄不露，為常人所不解。太清春自然是解，覺得雖像她的《戲擬艷體》一般，亦有假設的故事在內，但通體流轉，沒有說不通的地方。尤其是一開頭“雲英嫁了，弄玉歸來”，與結尾的“倒寫成雙名字”呼應，拉雲英弄玉，來為他的“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到頭來仙女亦必思凡的看法作證，真是妙到顛毫。
因此，她坦率地向奕繪表示，愛龔定庵之才，很想跟他見見面。奕繪原有此意，自然樂為之安排，但有件事卻不能不聲明在先。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脾氣？”
“聽說此君是個狂士。”
“亦不止於狂，有時說話行事，不合情理。”奕繪說道，“他會試的房師叫王植，是個翰林，闈中看到一本卷子，覺得議論很怪，大笑不止。隔房也是個翰林叫溫葆琛，把卷子要過來看了一遍，跟王植說：‘這本卷子一定是龔定庵的，生性好罵人，如果不薦，罵得你更厲害，不如薦他吧！’”
“薦了沒有呢？”
“薦了，也取了。哪知道人家問起龔定庵，房師是誰？龔定庵竟是這樣子回答：‘實在稀奇！居然是無名小卒王植。’王植就怪溫葆琛，不薦會挨罵，薦了還是挨罵，豈不冤哉枉也！”奕繪接着又說，“我倒是早想替你引見了，只怕見了面，他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大煞風景，那又何必？”
“請你放心好了！是我自己要見他的，我絕不會像王植怪溫葆琛那樣怪你。而且，我自信龔定庵亦不會罵我。”
“那好！我馬上寫信告訴他。”
奕繪親筆所作的短簡，頗為客氣，他稱太清春為“內子”，說是“久慕高才，顧聞教益”，約他第二天下午“茗話”。
這在龔定庵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立刻複信，“準時趨謁”。第二天下了衙門，約莫未正時分，坐車到了太平湖，一投名刺，立即延見。
這座府第最早是克勤郡王岳托第二子，貝勒喀爾楚渾的賜第，在皇城西南陽角樓下，地點雖比較偏僻，但以內外護城河水，都繞經此處而匯成太平湖，奉准引水入園，非常方便，所以府中名為“西園”的花園，因勢乘便，曲折高下，隨心所欲，蓋得非常講究，在順治年間，是座名園，有兩句四六，將此地比為唐朝的“南內”及曲江，道是：“平流十頃，地疑興慶之宮；高柳數章，人誤曲江之苑。”
款客之地在西園的撫松草堂，五楹精軒，面對長松。奕繪穿一件藍綢夾袋，戴一頂紅絨結頂的青緞小帽，生得長大白皙，意態悠閑，是不折不扣的貴公子風貌；太清春穿的是旗袍，但梳的卻是漢妝的墮馬髻，發黑如漆，手白如玉，膚光照人，看不出是七子之母。
龔定庵是講禮法的人，雖不中繩墨，但此時亦不敢作劉楨之平視，高拱一揖，低着頭說道：“久聞側福晉詞名與納蘭侍衛可以相提並論，今天能夠拜見，龔某之幸。”
“定庵先生過獎了！請坐，請坐。”
奕繪也擺一擺手，自己先在方桌的西面坐了下來，將東面的客位留給龔定庵。太清春打橫相陪，執行主婦的職司，從侍兒手中接過點心，用一雙象牙鑲金筷子，一一夾到主客二人面前的碟中。宗人府照宮中的規矩，午前十點鐘中膳，龔定庵此時腹中空虛，所以那些點心，太清春夾一樣，他吃一樣，性喜甜食，對玫瑰棗泥奶卷，尤為愛好，太清春便將那盤奶卷放在他面前，殷殷相勸。
吃得一飽，慢慢啜茗時，賓主才專心一致傾談。太清春提到龔定庵題董雙成像的那首詞說：“只知道定庵先生的詩名滿海內，沒有想到詞也填得這麼好。”
“這猶之乎都知道側福晉的詞是大名家，沒有想到詩也作得這麼出色。”
“你看，”奕繪手指龔定庵，笑着向太清春說道，“定庵就是這樣子辯才無礙。”然後又正色地說：“不過，這樣針鋒相對，有時候也容易得罪人。”
這是規勸的話，龔定庵心感其意，但不想作任何辯解，太清春更不便對這一點表示任何意見，另拈一個話題，談到當時藝壇的名流，這一下，又將龔定庵的話匣子打開了。
“如今真是風流消歇，就談畫吧，乾隆年間，先有‘畫中十哲’，後有‘十六畫人’，都曾見諸詩篇。”龔定庵又說，“當時國家全盛，士大夫奉公之暇，以藝事自娛。純廟好風雅而又精於鑒賞，所以大學士蔣文肅父子、我們浙江富陽董家父子，都以高官而馳騁藝壇。如今，唉！”他搖搖頭沒有再說下去。
蔣文肅父子指蔣廷錫及蔣溥，並皆拜相；浙江富陽董家父子是禮部尚書董邦達及他的兒子，在嘉慶朝拜相、外號“董太師”的董誥，都擅畫名，且都受知於高宗純皇帝。不過奕繪覺得龔定庵的牢騷稍嫌過分，指出一個人，亦以畫為當今皇帝所欣賞，而屢得優差。這個人便是龔定庵的同鄉，戴熙，字醇士，以翰林而放廣東主考，便是因為在南書房作畫，為“今上”所見，大為讚賞之故。
“論畫，道光不及嘉慶，嘉慶不及乾隆，這應該是定論。”太清春在龔定庵與奕繪之間，作了持平之論，又說，“畫雖如此，書家可不比前朝遜色。尤其是談筆法，包世臣、吳熙載師弟，真了不起。”
一談到書法，龔定庵的牢騷，頓時撐胸拄腹。初見太清春，不便再發狂言，連他的《干祿新書》都不提。
“定庵先生，”太清春問道，“有個善琵琶的俞秋圃，你見過沒有？”
“見過。”龔定庵答說，“我送過他一首詩。”
“噢，”太清春興味盎然地問，“可能見示？”
“是。”龔定庵說，“他有本冊子，上面都是名公巨卿的贈詩。他跟我說，如果我送他詩，請我用梅村體。我很少作這路詩，不過還是答應他了。”
“那就非拜讀不可了。”太清春又說，“想來一定可以媲美《楚兩生歌》。”
《楚兩生歌》是吳梅村詠柳敬亭、蘇崑生的長篇。龔定庵不肯說自己的長歌不及吳梅村，只說：“時逢盛世，俞秋圃沒有《楚兩生歌》為左良玉門客的遭遇，我的詩無可鋪敘，無法作得出色。”
“過謙，過謙。”太清春便喚侍女，“伺候筆硯。”
龔定庵心想，若得太清春為他錄詩，這倒是值得誇耀的一件事，因而說道：“我的字丑，通國皆知，我念吧！”
“好！”太清春欣然答說，“我權且當一回謄錄生。”
等侍兒在臨窗設下一張半桌，安好了筆硯，太清春坐下來，取一張月白暗花素箋，持筆在手，龔定庵念道：
“秋堂夜月環彎碧，主人無聊召羈客。幽斟淺酌不能豪，無復年時醉顏色。主人有恨恨重重，不是諸賓噱不工。羈客由來藝英絕，當筵躍出氣如虹。”
念到此告一段落。太清春一面抄錄，一面說道：“由諸賓來襯托羈客，再加‘氣如虹’三字。”
龔定庵不作聲，等她寫完又念：
“我疑慕生來撥箭，又疑王郎舞雙劍。曲終卻是琵琶聲，一代官商創生面。”
太清春插嘴問道：“原來慕生撥箭，王郎舞劍，是形容琵琶聲，倒真是別開生面。定庵先生，慕生、王郎是何典？”
“無典，不過有本事，都是當年酒徒的狂態。”
“是了，請再往下念。”
於是龔定庵高聲念道：
“我有心靈動鬼神，卻無福見乾隆春。座中亦復無知者，誰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請讀乾隆詩，昔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嬌良夜，海內文章盛大師。弇山羅綺高無價，倉山樓閣明如畫。范閣碑書夜上天，江園簫鼓春迎駕。”
歡敘未終，突然聽差來報，惇親王的福晉來了。惇親王是當今皇帝的胞弟——仁宗三子，長子早死，次子便是“今上”，第三子綿愷，嘉慶二十四年封惇郡王，道光元年，晉封親王。他是皇太后鈕祜祿氏所出。這位皇帝的繼母，當仁宗駕崩熱河時，以社稷為重，大公無私，所以深受皇帝尊敬，連帶使得惇親王亦蒙青眼。偏偏皇帝很講究小節，而惇親王賦性粗率，不甚講禮法，他的福晉亦頗驕恣，這雙夫婦，每每使得皇帝處於極尷尬的境地。道光三年，惇親王奉旨在內廷行走，他的福晉入宮向太后問安，坐轎逕入神武門，惇親王退出內廷，罰俸五年。太后不便為他說情，只道想念“三阿哥”，由皇帝陪侍着幸惇親王府，太後面責他的不是，皇帝過意不去，仍命在內廷行走，不過皇帝很小氣，罰俸一節並未恩免，只減罰兩年。
到了道光七年，惇親王又犯過了，這回是庇護獲罪的太監，因而降為郡王，但第二年復為親王，只面諭“加意檢束”。
前年——道光十三年四月，皇后修佳氏崩，內閣會議喪禮，惇親王引《尚書》中“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的話，主張喪禮應該隆重。卻不知《尚書·舜典》的原文是：“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議皇后喪禮而用這兩句話，顯然引喻失當，因而又奉旨退出內廷，罰俸十年。
惇親王福晉跟奕繪的太福晉很談得來，常有往還。奕繪與太清春聽說她來了，自然要趕了去請安伺候。龔定庵熟悉旗人的禮節，所以即令主人並未現於辭色，他也很知趣地立即起身告辭。
“定庵，我不留你了。”奕繪略停一停說道，“你以後可以常來，內人很愛才的。”
這雖是間接的傳敘，但在龔定庵已有刻骨銘心之感，太清春的一言一語，一顰一笑，只要一想到，就會清晰地呈現在眼前，接下來便連綿不斷地幻想，在《道藏》、筆記、詩詞中所識得的女仙，一個個都可以歸結到太清春身上。
迷離惝恍中，他寫了一首詞，調名《憶瑤姬》。收在《道藏》中的《集仙傳》說：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名為瑤姬。又有一部《襄陽耆舊傳》中說：赤帝之女名瑤姬，亦就是楚懷王夢見的高唐神女。但龔定庵所憶的瑤姬卻是嫦娥：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色塵寰。玉京宮殿好，報九霄仙佩，不下雲𫚒。今生小謫，知是何年？消盡涷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便萬古只對晶盤，斂莊嚴寶相，氐坐嬋媛。縱無淪落恨，恨玉笙吹徹，徹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憑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奇愁到世間。
“這是個什麼字？”吉雲指着“涷”字問。
“與‘練’相通，亦通‘煉’。練者白也。”
“‘涷瓊顏’，造語生硬。又弄些怪字，就更難懂了。什麼叫‘氐坐’？”
“氐是根柢之柢，‘氐坐’就是着地而坐。”
“費解。”吉雲不以為然，“你的詞意不過是寫‘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那還不如用‘獨坐’，比較顯豁。”
“這倒是一字師。”龔定庵從善如流，隨即提筆改正。
吉雲將這首詞又吟哦了幾遍，突然問道：“這‘今生小謫，知是何年？’怎麼解釋？”
“噢，”龔定庵想了一下說，“嫦娥能夠奔月，可知原是仙人；當初嫁后羿，自然是小謫人間。”
“這麼解很牽強。嫦娥能夠奔月，是因為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葯。看你的詞意，似像是希望嫦娥小謫。”
這話恰恰說中龔定庵的本意，不過，他是絕不肯承認的，強辯着說：“這就是詞的空靈，‘橫看成嶺側成峰’，無所不可。”
“那麼這一句呢？”吉雲問道，“‘縱無淪落恨’，我不懂空靈在何處？”
這一句確是大毛病，龔定庵在下筆時便覺得不妥，因為原是用白居易的詩意“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接下來用宋詞“小樓吹徹玉笙寒”來形容廣寒宮之寒，固然不錯，但“徹骨難眠”亦有獨宿凄涼的意味在內，這樣再回頭看上句“同是天涯淪落人”便是同病相憐，而結句“吹墮奇愁到世間”，到底世間何人奇愁，就頗費猜疑了。
這原是龔定庵片面默戀太清春的隱衷，一着痕迹，便落下乘，而且亦會惹出不小的風波。幸而吉雲一無所知，她亦無從猜想得到，不如承認她說得對，即時改正為妙。
於是他說：“這一句確是不好，詠嫦娥用‘淪落’二字，似乎不倫。”他索性請教：“吉雲，你看應該怎麼改？”
“你一開頭用‘唳鶴’就是寫別恨離愁，那就應該在這四個字上着意描寫。”
龔定庵略想一想欣然說道：“高明、高明，等我改好了再請你指點。”
“言重、言重。”吉雲得意地笑着，姍姍而去。
於是龔定庵靜下心來，細細推敲。“夜色塵寰”便是“塵寰夜色”，到底如何沒有說出個究竟來，便將“色”改為“靜”。
“玉京宮殿好”的“好”，也很不妥，月宮中“千門萬戶”，畢竟只是想像，誰曾見過？着一“好”字，倒像曾經親臨其地。若有人問，“千門萬戶”是怎麼個“好”法？便無詞以對了。如果改個“杳”字，便無語病。
下半闋的起句，亦有毛病。李商隱的《碧城》詩：“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唐人注“曉珠”說是太陽的別名，而月的別名是水晶盤。詠嫦娥改“一生”為“萬古”，語意固甚明確，瑕疵是在“便”與“只”上，“便萬古只對晶盤”，顯然有不足之意，彷彿在勸嫦娥：“就算萬古千秋，長生不老，也只是跟一丸冷月做伴，不如小謫人間，看她聰明兒女，‘倒寫成雙名字’。”豈非意存挑逗？這是非改不可的。
琢磨了半天，還是要肯定李商隱的詩意，改為“定萬古長對晶盤”。嫦娥雖悔偷靈藥，但既入月宮，亦只好忍受凄清寂寞——既入侯門，便當安分守己做貴婦人。至於結句上的“奇愁”，改成“離愁”，則別有人在的痕迹，也就可以抹掉了。
詞是改好了，卻不願示人。他也曾想到過，找一個什麼間接的途徑，轉達給太清春。但這條途徑很難找，安排不當，會惹起極大的風波，想起他的同鄉，以袁子才第二自居的陳雲伯，假太清春之名招搖，為她痛斥的情形，更具戒心。
但他沒有想到，太清春會請奕繪向他索取詞稿。他刻過四部詞稿，第一部叫《無著詞》，又名《紅禪詞》，第二部叫《懷人館詞》，第三部叫《影事詞》，第四部叫《小奢摩詞》。《影事詞》只選了六首，是記他跟燕紅的一段情緣；《無著詞》中多綺語，都不宜公諸閨閣。看來只有《懷人館詞》《小奢摩詞》兩集，可以相贈。
但仔細檢閱，仍有許多不妥之處，覺得只有挑選幾首，另外抄送。轉到這個念頭，立即便又想到，那首《憶瑤姬》，正好夾帶在內。
於是他逐首細看，一共挑了十首，命他的已經二十歲的長子孝琪，用正楷抄好，親自送到太平湖，但未請見主人，只是將詞稿交門上送到上房。
到得第二天下值，只見書房裏有封信，一筆娟秀的小楷，一望而知是太清春的筆跡。果然，吉雲告訴他說：“繪貝勒的側福晉派了人來，說你如果有空，請到她那裏談談。她還送了我一份禮，我不知道怎麼謝她。”
禮物一共四色，不過衣料、宮花、脂粉之類，尋常閨閣饋贈之物。龔定庵便說：“這也不必立刻就要回贈，幾時你去看看她，當面道謝好了。”
“那麼，你先替我致意。”
龔定庵照她的話，見了太清春。首先代吉雲致謝，但卻未說要去看她的話。
“我是看到你這首詞，才想到了尊夫人。那位王小姐，我也見過。”
這首詞調寄《洞仙歌》，前面有一段序：
青陽尚書有女公子與內子友善，貽內子漳蘭一盆，密葉怒花。俄女公子仙去，蘭亦死，棄盆灶間三年矣。今年夏，灶人來告蘭復生，數之得十有四箭，徙還書齋，賦此記異。則乙未六月十九日也。
“青陽尚書”指兵部尚書王宗誠，他是安徽青陽人，乾隆五十五年的探花，曾經當過上書房的師傅，也教過奕繪。以此淵源，太清春也見過王小姐，所以讀龔定庵的這首詞，特感親切，這首詞是：
香車枉顧，記臨風一面，贈與瑯玕簇如箭。奈西風信早，北地寒多，埋沒了，彈指芳華如電。琴邊空想像，陳跡難尋，誰料焦桐有人薦？甘受灶丁憐，紫玉無言，慚愧煞、主人相見。只未必香魂夜歸來，訴月下重逢，三生清怨。
“寫花亦寫人。”太清春說，“花枯能復活，人死不能復生。不過‘誰料焦桐有人薦，甘受灶丁憐，紫玉無言，慚愧煞、主人相見’，這一片惘惘不甘之情，似乎別有寄託？”
龔定庵不肯承認，這樣答說：“我只是覺得委屈了那盆漳蘭。”
“定庵先生，”太清春忽然問道，“今年貴庚？”
“四十四。”
“已入中年，還是浮沉郎署。定庵先生，我只替你委屈。”
一語道破了龔定庵的心事，頓覺眼眶發熱，感激知己，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場。
“無怪你常常嚮往乾隆盛世。”太清春又說，“如果生逢高宗純皇帝，這盆只受灶丁憐的漳蘭，一定有‘徙還書齋’之日。”
龔定庵原有以蘭自況之意，為太清春明明白白說了出來，反倒不便承認了。只說得一句：“側福晉看詞看得真細。”
太清春笑一笑說：“讀你的詞，不能不多下點功夫。”她又問道：“這首《憶瑤姬》呢？似乎此中有人？是誰？”
“‘事如春夢了無痕’。”龔定庵答說，“記不得了。”
他不肯說，她亦不便再問。話題轉到江南的才女，自然而然地提起歸佩珊，太清春遺憾未曾識面。這使得龔定庵想起阿青，卻不便冒昧相問，反倒是太清春自己提了起來。
“定庵先生，我有句話久已想請問你了，你是不是在歸家見過舍妹？”
“啊！”龔定庵裝作恍然有悟，“原來那位小名阿青的小姐，是令妹？”
“是的。舍妹霞仙，小名阿青。”
“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龔定庵問道，“霞仙小姐想來早已出閣了？”
“是的。”太清春說，“她住在香山。等她哪天進城，我請你來話舊。”
“是，是。”
這一來，彼此都覺得距離拉近了，談話亦就更無拘束。最後太清春問到，龔定庵有沒有需要奕繪幫忙的事。她說：“定庵先生，你不必客氣，外子很敬重讀書人，尤其像你這樣大才槃槃，他能夠略效綿薄，在他是件很高興的事。”
“多謝賢伉儷關懷，等有要請貝勒提攜的時候，一定靦顏奉求。”龔定庵覺得到了告辭的時候，起身說道，“今天得蒙側福晉指點，實在榮幸，改日再來領教。”
“是的。隨時請過來。有新作亦千萬別忘了讓我拜讀。”
話雖如此，到底不便無緣無故去拜訪侯門貴婦。這樣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第二次見面的機會。
原來龔定庵於學問無所不窺，但興趣不定，這半年中忽發願心，要查勘佛書——龔定庵學佛，與他人不同。佛教傳入中土，至少有八宗之多，而且亦頗有門戶之見，但對勢力最大的“禪宗”，都承認它的“頓悟”之說，只要有慧根，不識字亦可立地成佛。但龔定庵提起禪宗，便致譏訕，說是“不識字的賊禿，哄人的玩意”。至於他所信奉的，由於他自覺是天台山國清寺的老僧轉世，當然尊崇“天台宗”。
此宗的開山祖師，原是六朝荊州陳家子，俗名德安，法號智顗，他在湘州果願寺出家，後來到浙江天台山國清寺當住持，陳後主尊之為國師。入隋為煬帝所尊禮，賜號“智者大師”，又號“天台大師”。
天台宗所講的是一部《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為梁武帝時，西域龜茲國的高僧鳩摩羅什所譯。這部經說理高妙，東土稱之為“諸經之王”，除了天台宗以外，華嚴宗、法相宗亦遵奉《法華經》，初為七卷，後來重定為八卷，共二十八品。龔定庵認為不盡允當，重新整理，另編目次，刪除七品，存二十一品。此外又將華嚴宗、法相宗的高僧，如湛然、帝心諸大師的著作，細心查正，輯成一部《支那古德遺書》。
這是一番大功德。在這半年之中，龔定庵散衙門回家，便將自己關在書房裏——他的書房幾已變成佛堂，正中高懸一方匾額，是請他的同鄉書家所寫，題名“觀不思議境”，兩旁懸一副對聯：“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議。”正中供一尊檀香所雕的智者大師像。龔定庵每天盥手焚香之後，便在這尊香像之下，校輯《支那古德遺書》。
到得功德圓滿，已是第二年的暮春天氣，暖香麗日，中人慾醉。龔定庵突然想到太清春，霎時間綺思滿懷，風起雲湧，正應了一句唐詩：“惱亂蘇州刺史腸。”
他用什麼辦法，都不能將他那顆渴望一見太清春的心平復下來。一個人驢磨蟻旋地彷徨了好一會兒，終於決定到太平湖去走一遭。
於是他想好一個借口，策馬進城，進了宣武門，沿着西城根，過象房橋，再西面便是戶部的草廠，地名叫官草場，垂楊飄拂的太平湖已經在望了。
到府下馬，向門上投帖，同時遞上一個極大的封袋，封面大書“蕪文六篇，敬以寫呈明善堂主人”，下面自署“自珍頓首”。原來有一回奕繪跟他表示，太清春已多方搜集他的詩詞來讀，可惜只聽說他的古文雄奇郁厚，與魏默深齊名，卻未寓目，希望一睹為快。因此，龔定庵命他的長子抄錄了幾篇，只為一直耽於佛學，幾乎忘掉有這回事，這天正好拿來作為閨閣的敲門磚。
果然，奕繪在花廳中接見時，首先就說：“大作已經轉給內子了。她很高興，回頭或許還要跟你請教。”
“不敢，不敢。”接着龔定庵談了兩件有關整頓宗學的建議，請示辦法——其實，這些建議的處置，都有例案可循，“請示”不過用來作為求見的借口而已。
正在談着，一名青衣侍兒來向奕繪稟報：“請爺陪龔老爺到修楔亭喝茶，側福晉在那兒等。”
修楔亭一半築在水中，形似水榭。此時軒窗洞開，高柳蔭覆，水面上落紅片片，不時聽得“噗喇”一聲，魚兒躍出水面，龔定庵不由得贊一句：“真好個修楔的所在！”
“是嗎？”立即有人應聲。
龔定庵聞聲大喜，整頓全神迎候着，只見冉冉而來的太清春，正如她自己所題的“雙峰丫髻道家裝”，着的是藍綢子的“海青”，膩發如雲，盤成兩個高聳的丫髻，手中所持的，便是龔定庵用來貯文稿的大封袋。
當然，龔定庵不便正面多看，一揖以後，微垂着眼說：“側福晉一向好！”
“托福。”太清春擺一擺手，“請坐，總有半年不見了吧？”
“是的。半年多了。”
“上個月聽滇生說，定庵先生專心著述，足不出戶，不知是什麼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華嚴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繪說，“能者無所不能。”
奕繪點點頭問：“定庵的這六篇大作，你看了沒有？”
“還只拜讀了兩篇。”太清春問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館記》，想來是有感而發？”
她不等龔定庵答話，便轉臉為奕繪介紹原文。這篇記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說：江寧的龍蟠、蘇州的鄧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稱。有人說，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斜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自然這是文人畫士，心裏有這樣的意思，卻不便公然定出這樣一種規格，來判別天下之梅，更無法要求種梅的花農，砍去直條，刪除密枝，因為那一來梅樹會死，不死亦成病梅，影響收益。而且種梅的花農，亦沒有這種眼光，來使得梅樹符合曲、斜、疏的三個要求。
不過有人以文人畫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農，砍除正枝，刪削密處，除去直干，以致旁條斜出，蓓蕾盡夭，生氣懨懨，方能售得重價。於是江浙的梅樹，無一不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一至於此！
接下來龔定庵在“記”中說，他買梅花三百盆，沒有一盆不病。為此哭了三天，立誓醫梅，毀去花盆，皆種於地，解除捆縛梅枝的棕繩，順其自然，以五年為期，一定要將病梅醫好。
好在他自覺本非文人畫士，儘管讓他人笑他、罵他，不懂梅之如何為美，不妨辟“病梅館”來收容病梅。
最後一段是願望，也是感慨，以“嗚呼”興起，說是但願多暇，又多閑田，廣植江寧、杭州、蘇州的病梅，窮畢生的光陰來療梅。
顯然，這是以梅喻人，或者說以梅喻士。士風的萎靡，猶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別指出，“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這“明詔大號”四字，皮裏陽秋；而“有以文人畫士孤僻之隱，明告鬻梅者”，此人實在是罪魁禍首。
奕繪對道光十多年來士林風氣的演變及原因，當然亦有所知，再經太清春特為指出，對龔定庵的含蓄之意，更為了解，當今道光皇帝樂於有一班懨懨無生氣，可以隨意曲折的讀書人為之所用，但卻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隱”者，顯然就是去年歿在首輔任上的曹振鏞，而凡是有拔士之責的學政、主考，則是那班“蠢蠢求錢”的花農。
“定庵先生，”太清春問說，“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總有十年啰！”
“是在成進士以前，怪不得結尾豪氣凌雲。”
這真是搔着了癢處，龔定庵這篇記，作於道光六年，正也就是會試不第，劉逢祿作《傷浙江、湖南二遺卷》詩的那一年。未赴春闈以前，龔定庵自忖不中則已，中則必入翰林，扶搖直上，不怕沒有當主考、放學政的機會，那時衡文課士，要一洗尋章摘句、專在毫無用處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習，講究真才實學，猶如療治病梅那樣，“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誰知事與願違，到現在連房考官都不曾當過，所謂“窮畢生之光陰以療梅”變成可笑的囈語了。
讀過《病梅館記》的人不少，也曾博得過許多讚譽，說他在短短三百字中，敘事精當，說理奧妙，寄託遙深，非大手筆莫辦。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針砭士習頹靡，指出病根由來，如此深刻的，卻只有太清春一個人。轉念到此，覺得自己名滿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卻在侯門金閨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這份刻骨銘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辭歸時，猶自縈繞在心頭。一個人策騎沿着太平湖岸，緩緩行去，幾番回首，目斷朱門，亂紅片片，綺思惱人，索性停了下來，系馬垂楊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樂》：
垂楊近遠，玉鞚行來緩。三里春風韋曲岸，目斷那人庭院。駐鞭獨自思唯，撩人歷亂花飛。日暮春心怊悵，可能紉佩同歸。
回來在燈下寫出來一看，覺得“三里春風韋曲岸”寫得太明顯了。唐朝長安的曲江池，原是漢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韋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稱“韋曲”。曲江與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風楊柳，風景相似。然則“目斷那人庭院”，是哪一個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結句的“可能紉佩同歸”是由感激欽佩而生愛慕之心，終成非分之想，措辭未免太欠考慮了。這樣想着，想把那首詞撕掉，卻又覺得廢棄可惜，或者改一改還可以存下來。於是隨手把詞箋夾在書本中，留待以後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鄉試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績，謂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間舉行。
京察是分四個項目來考察，第一講才識，其次論操守，複次評政績，最後還要算年資，這“才、守、政、年”四項俱臻上考，列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額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個人考一等。龔定庵除了年資稍淺以外，其他三項都很傑出，因而列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遷，照規制先“引見”，亦就是由皇帝親自驗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時由軍機處“記名”，遇到應升之缺，優先遞補。部員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龔定庵引見以後，先派了一個玉牒館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調任禮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這一調與京察無關，但亦並非例行調任，別有緣由在內。
原來禮部四司，業務以祠祭司為最繁重。其時他會試的房師王植，新升任禮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長才，只以京察將屆，照例停止升轉，京察已過，方始請調。那是這年三月間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發表京察一等升遷的名單，龔定庵外放同知，分發湖北。
這使得龔定庵怦然心動了。他本來早就打定了主意，不當外官，原因很多，但可歸納為一句話，當京官更能發揮他的長處。而此時卻須另作考慮了。
第一是生計。京官的俸給甚薄，根本不足以贍家，更無法讓龔定庵滿足他的許多癖好，這麼多年全靠額外收入，一是賣文，二是達官巨賈的饋贈，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風。而這些收入，或多或少，並不穩定。一任外官，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不必貪污，亦自有各種固定的額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糧鹽督捕，江海防務，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當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這還在其次，最主要的一個考慮是湖廣總督在這年正月間換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蘇巡撫升調的林則徐。
林則徐是龔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數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慶十六年的翰林，轉御史未幾，外放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顯出他的經濟之才。道光初年丁憂服滿復起后，在江蘇襄助兩江總督陶澍，大興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蘇巡撫，察吏安民，積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暢行其志，如今更上層樓，總督兩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龔定庵，認為到了湖北，有這樣的長官，應有許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屬，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監司、巡撫、總督，雖說“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禮”，重重疊疊的上司，遇到了都要執屬下之禮，光是這一點，便讓龔定庵躊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議，有的贊成，有的勸阻，兩方面都有極充分的理由，以至於他始終拿不定主意。
就在這莫衷一是的紛擾中，不想驚動了一位大老——由雲貴總督內召入閣辦事的體仁閣大學士阮元。
龔定庵與阮元頗有淵源，第一是世交，當龔闇齋在乾隆六十年中舉人時，阮元正由山東學政調任浙江學政。新科舉人進京會試，須由學政辦理公文手續，照例以師生相稱，所以龔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門生”。
事實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門生，因為阮元在嘉慶四年己未，奉派為會試四總裁之一，龔定庵鄉試的座師王引之，便是這一科的進士，殿試中了探花。龔定庵在嘉慶廿三年中舉，第二年會試不第，留京讀書時，阮元正當兩江總督。這年冬天進京祝嘏，王引之曾帶領門生謁見，在諸多小門生中，龔定庵最蒙稱許。於學無所不窺的阮元，只有龔定庵才能陪他談得盡興。
這天等龔定庵到了阜成門內題名“蝶夢園”的阮府，阮元已經備好了兩個“府寶”在等他，一見面先問：“定庵，何以老不來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剛調禮部，又兼了玉牒館的差使，上個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這不成理由。”阮元打斷他的話說，“公文書能把龔定庵的身子絆住，那不成了奇談？”
“還有第二個原因，每一來，太老師總有厚賜，於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陳其年，我比龔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還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說，“那裏一百兩銀子，帶回去買書。”
“是。”龔定庵站起身來，恭恭敬敬地請安，“謝謝太老師。”
接下來便由現成的話題，康熙年間龔芝麓在京服官，供養陳其年他們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談起，一直談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問道：“定庵，聽說你選了湖北的同知。因為有林少穆在那裏，很想到湖北報到，有這回事沒有？”
“有的。”龔定庵答說，“小門生正為此莫衷一是。請太老師開示。”
阮元想了一下說：“我先給你談一談劉金門被禍的經過——”
劉金門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劉鳳誥，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鄉人，字丞牧，號金門，像阮元一樣，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經歷，不外乎修書、謀士兩種，高宗純皇帝的實錄，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筆。嘉慶十二年放了江南鄉試主考，轉任浙江學政，底缺則是吏部右侍郎。
“嘉慶十三年戊辰，萬壽恩科鄉試，那時我丁憂服闋，第二次當浙江巡撫。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為閩浙洋麵的海盜猖獗——”
閩浙洋麵的海盜猖獗，由來已久。當阮元在嘉慶四年由浙江學政初任巡撫時，即以“造船炮、練陸師、杜接濟”之策，親駐台州督剿海盜，與閩浙總督玉德會奏，重用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督兩省水師，專責治盜。各幫海盜的總頭目叫蔡牽，數次為李長庚所逐，幾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慶十年，阮元丁憂開缺，李長庚更加孤立無援，以致陣亡。勢窮力蹙的蔡牽，復趨活躍。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撫，是認為只有他能制伏蔡牽。因此，阮元到任以後，以治盜為急務，重用李長庚的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專攻蔡牽”的策略，親駐寧波督師。各省鄉試，照例由巡撫主持闈務，稱為“監臨”。如巡撫公出，在督撫同城的省份，由總督代辦，否則交藩司辦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錢糧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師，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鎮主持糧台，支援軍務，無法入闈監臨，因而奏請以學政劉鳳誥代辦。這雖不是破例，但只有在萬不得已時，偶一為之，因為生員赴鄉試，應由學政錄送入闈，既有關聯，易生弊端。
果然，闈後人言籍籍，說有“聯號”之弊。仁宗其時方在整飭吏治，得報有此流言，特頒硃諭，命阮元徹查。覆奏說劉鳳誥代辦監臨，場規從嚴，雷厲風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認為“聯號”的流言，是有意誹謗，置諸不問。
不過有個名叫陸言的御史，上奏參劾，說劉鳳誥“性情乖張，終日酣飲，每逢考試，不冠不帶，來往號舍，橫肆捶撻。上年鄉試，該學政代辦監臨，遍往各號，與熟識士子，講解試題，酌改文字，饋送酒食，以致眾士子紛紛不服，將生員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並造為聯句書文。又於上年將舉人章堃之竹園，闌入署內，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於是仁宗命戶部侍郎托津等查辦，覆奏確有其事。
覆奏中說：當劉鳳誥奉旨准予代辦監臨后，便有一個他的江西同鄉，身為監官的嚴廷燮，來為仁和縣廩生徐步鏊說情，此人現在有病，入闈以後，恐怕不能完卷，不過徐步鏊的老師沈晉，這一次也要入闈，如果將沈晉與徐步鏊編成聯號，號舍相接，沈晉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歲試、科試，屢次考列高等的廩生，而且劉鳳誥看過他的文章，確是飽學之士。一念憐才，又看徐步鏊年紀已長，不宜再錯過鄉試的機會，因而接受請託。但托津特別聲明，確無受賄情事，既然“未經得受財物，無贓可計”，照律例擬“流”——流刑，也就是充軍，發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嚴譴，而仁宗猶以為所擬之罪太輕，硃批：“劉鳳誥着革職拿問，交大學士會同刑部嚴審，再行定擬。”但確無受賄情事，無法處斬，而且這年是仁宗五旬萬壽，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擬死罪，結果劉鳳誥仍為流罪，只是充軍地點，由伊犁改為黑龍江而已。
“那麼，劉金門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評斷，“‘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軍邊遠，未免過重。即如陸言所參：‘代辦監臨，遍往各號與熟識士子講解試題，酌改文字，饋送酒食。’這樣的學政，是不是可敬可愛？然則所謂‘性情乖張，終日酣飲，每逢考試，不冠不帶，來往號舍，橫肆捶撻’豈非自相矛盾？總而言之，劉金門心熱口直，疾惡如仇，他當京官時，就常受處分，幾次降級調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後這一回所受中傷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氣和劉金門差不多，應該引以為鑒。你在京出事，猶可分辯；在外被劾，真相難明，愛之者亦無能為助。”
這番話將龔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掃而盡：“我遵太老師的訓誨，仍舊在京供職。”說著，他起身長揖致謝。
“這才是。”阮元又說，“《禮記》是府上的家學，你在禮部，大可發揮，不可見異思遷。”
“是。”龔定庵將話題又轉回劉鳳誥的案子，“聯號的風波，太老師大受池魚之殃，至今猶有人覺得先帝的處置太嚴——”
“不，不！”阮元連連搖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體會。”
原來劉鳳誥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誼、罔顧君恩”，因徇庇而革職，召回京師，仁宗復賞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等於從頭干起。因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閣。但阮元卻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閉門讀《禮》的時候，自憂不壽，因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雖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極必衰，自然之理。嘉慶十一年，我三年之喪，守制還不到一年，就有恩詔，派我署理福建巡撫。我亦知道海盜猖獗，墨絰從軍，移孝作忠，奪情亦是分所當為，但自憂太盛，堅卧不起。及至由劉金門一案而革職，我心裏反而踏實了。”
由阮元所說的“天恩祖德”，使得龔定庵想起一段傳聞。“天恩”當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達之知，乾隆五十四年點翰林，第二年散館考試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為《眼鏡》詩善於頌揚，復為高宗親自拔置第一，超擢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東學政，前後僅歷四年。
所謂“祖德”，是阮家祖宗積德，但傳聞異詞，要聽阮元自己說了，方知其詳。原來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綠營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參將，其時湖南有苗亂，貴州總督張廣泗奉旨節制七省兵馬平亂。有一處苗眾上千人，繳械投降，張廣泗下令盡數誅戮。阮玉堂以“殺降不祥”為理由，以死力爭。張廣泗不得已而聽從，但心裏惱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計找他的麻煩，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歿於任上。
這是一樁極大的陰德，但據阮元自己說，他的父親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身後蕭條，而阮承信甘居貧賤，潔身自守。有一年在一處渡口，撿到一隻箱子，異常沉重，原以為裏面裝的是書，打開來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銀子，箱中還有一道公文，是專差解送稅款。阮承信心想，這個差官遺失這一箱公帑，可能會出人命，因而錯過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黃昏。
果然暮色蒼茫中有人來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問，正就是那失銀的差官，於是阮承信將箱子原樣不動地還了此人，也不說姓名，自顧自揚長而去。
阮承信並無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身份，隨兒子到任上，接受供養。在山東時，巡撫是乾隆廿五年的狀元畢沅，年紀與阮承信相近，過從甚密，有一天畢沅跟阮承信說：“小女可配衍聖公，請老兄做媒！衍聖公的姐姐，可為令郎的繼配，我做媒。”這三家兩門親事，很順利地成功了。
但當阮元由山東學政調浙江后，畢沅由山東巡撫復授為湖廣總督，未幾病歿。嘉慶四年，追論湖南教匪初起，畢沅失察貽誤之罪，發現他濫用軍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畢沅在世時，雖愛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為屬吏所欺，以致下場甚慘，深以為鑒，在浙江時，便將阮元管得很嚴，絕不准他有任何貪污的行為。
畢沅的經歷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後即未當過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陝甘、山東、兩湖五省。這兩項情況，在他以前，有個直隸總督方觀承可相彷彿；但第三，以狀元而從未當過主考，這在明清兩朝，是獨一無二的。
可是畢沅雖未主試，卻有另一條宏獎士類的途徑，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論是在西安、開封、濟南、武昌，都在後花園中特設賓館，優禮名士。
談到畢沅，恰又觸及龔定庵所感興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沒有扢揚風雅的畢沅，就不會有那麼多“意氣飛揚”、可傲王侯的名士。但畢沅身後，毀譽不一。阮元久任督撫，凡是畢沅舊治之地，幾乎全是他的宦轍所經，見聞真切，與一般道聽途說不同，難得阮元這天的興緻極好，談鋒極健，龔定庵自然不肯錯過這個叩詢真相的機會。
原來畢沅字秋帆，是江蘇太倉州所屬的鎮洋縣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狀元。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龔定庵最嚮往的一件事，因為畢沅的書法，比龔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試前夕，在軍機處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陝甘總督以平定準噶爾、回部，奏請在伊犁、烏魯木齊試辦屯田。長夜無事，畢沅便細看那道奏摺，對於西北的形勢與風土人情，以及規劃屯田的好處，大致瞭然於胸。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論題，倒有兩道與西北屯田有關，畢沅現販現賣，敷奏詳明，高宗大為賞識，在進呈的十本之中，親自將他由第四改為第一，原為二甲一名的傳臚，一躍而為一甲一名的狀元。如果畢沅生在今天，不但不會冠冕多士，以他的書法，一定也跟龔定庵一樣，連翰林都無份。
畢沅以策論屯田掄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肅開始，一直至五十年調河南巡撫，始終不離陝甘兩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廣總督，其間一度因案降調山東巡撫，未幾復任鄂督，直至嘉慶二年在任病歿，未調他職。
此外每屆歲暮，必對貧士有所饋贈，也就因為如此，操守為人疵議。
“定庵，”阮元忽然問道，“你讀過畢秋帆的遺集沒有？”
“沒有。”龔定庵答說，“曾經想找他的《經訓堂集》來讀，可惜沒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阮元又問，“‘經訓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聽說畢太夫人經學淵純，去世以後，高宗特賜御書‘經訓克家’的挽額褒揚，‘經訓堂’三字由此而來。”
“不錯。畢太夫人不但深通經術，就詩而論，只怕國朝閨秀中，亦數第一。唉！”阮元突然嘆口氣，“可惜。”
龔定庵不免詫異，隨即叩問：“太老師何以長嘆？可惜什麼？”
“可惜畢秋帆空有賢母。”阮元又說，“畢太夫人張氏，單名藻，字於湘，循吏之女。陝西撫署花廳走廊的牆壁上，刻有她的手跡，是一首五言，我念給你聽。”
閨秀作詩，大多是近體，而且往往是絕詩，作古風的極少，因而龔定庵大感興趣。“太老師請稍待，”他說，“我要錄下來，給小門生媳婦去看。”
等聽差為龔定庵取來紙筆，阮元閉着眼睛念道：“‘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
“原來是畢太夫人的戒子詩！”
“畢太夫人是山東人，早寡。畢秋帆在陝西做官，老母留居山東，這首詩是在畢秋帆由藩司升巡撫時寄了去的。”阮元接下來又念，“‘仰沐聖主恩，寵命九重賁。日久為汝祈，冰淵慎惕厲。譬諸欂櫨材，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躓。’”
“好個‘失誠則懼躓’！”龔定庵說，“真是知子莫若母。”
“下面還有好詩：‘捫心午夜慚，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教敕無煩苛，廉察無苛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己厲清操，儉德風下惠。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偽。’”
“‘教敕’以下八句，可當一篇官箴讀。”龔定庵說，“下面應該指實時地了。”
“一點不錯。”阮元續往下念，“‘西土民氣淳，質樸鮮靡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郁炳蔚。況逢郅治隆，陶甄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其真，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
“轉得好。”龔定庵說，“應該結束了。”
阮元點點頭又念：“‘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遺教幸勿棄。嘆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秦山翠。’”
一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龔定庵從頭又讀了一遍，不由得也嘆息着說：“制先生如此下場，畢太夫人九泉之下，必難瞑目。”
“你剛才說得不錯，知子莫若母。畢秋帆從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紈絝的氣質，你看詩中一再以清操儉德為誡，都是對症發葯。無奈有人不許他清，不許他儉！”
這個人是誰呢？龔定庵忍不住問了出來：“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說，“錢梅溪在《履園叢話》中所記的，大致屬實。”
這錢梅溪單名泳，江蘇金匱人，雖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經歷，卻為諸侯的上客，因為詩書畫以外，復精於小學，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筆記，名為《履園叢話》，記述他在武昌畢秋帆的衙門中做客時，恰好遇到權相和珅四十歲生日，內而宰輔，外而督撫，都送了極重的壽禮，唯有畢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詩，另外揀出幾件收藏的書畫古董，打算派專差進京致賀。錢梅溪說：“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這是將和珅比作唐朝的楊國忠。明朝的奸臣嚴嵩抄家后，有一本專記籍沒之物的目錄，名為《天水冰山錄》。將來和珅如果亦像嚴嵩一樣破家，抄出畢秋帆所送的詩，勾結之跡，鐵證如山，豈非亦將蒙禍？畢秋帆恍然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誰呢？阮元答說：“畢秋帆是為福文襄所誤！”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賢皇后之弟傅恆之子，但他的生父實為高宗，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只是無人敢形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開，僅用“自幼豢養在宮”作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卻不能封王，這在高宗不免內疚，因而想盡辦法讓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為名，頻加恩賜，有人替他算過，“身被異數十三”，獨獨不曾尚主，就因為不能以子為婿。
福康安所被的異數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晉封為貝子，嘉慶元年歿于軍中，更晉封為郡王。清朝開國時有異姓封王之例，但從無異姓封為貝子，因為這個爵銜，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於有這樣曖昧不明的異常之恩，以致僻遠之地發生了誤會。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亂，在鹿港登陸，歷時三月，收復嘉義。及至高宗內禪，台灣民間以為平林爽文的這個“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編出一段“嘉慶君游台灣”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兩個人，一個是海蘭察，一個是柴大紀，後者之功，更勝前者，而禍福之不同，有如霄壤，這就是畢秋帆不能不為福文襄所誤的癥結所在。”
這話說得莫測高深，非解釋不能明，原來當林爽文與“天地會”相結起事時，台灣的官軍，由總兵柴大紀所統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進士出身，當時駐守府城，聞警領兵北上，克複諸羅，率居民堅守待援。
來自福建的援軍，由總督常青率領，年邁不能辦賊，因而特命陝甘總督福康安為將軍，以海蘭察為參贊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間奉命，直至十月間，先鋒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軍，更遲至年底才到。柴大紀獨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間高宗硃筆密諭：“不必堅執與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戰出城，再圖進取。”且將諸羅更名為嘉義。但柴大紀以嘉義防務堅固，易守難攻，一旦棄之而去，為林爽文所得，聲勢更為猖狂，而嘉義通府城的運道鹽水亦不能保。奏摺末段又說：“城廂內外居民及各庄避難入城者，共四萬餘人，助餉協守，以至於今。不忍將此數萬生靈，盡付逆賊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詔以答：“所奏忠肝義膽，披覽為之墮淚！大紀被圍日久，心志益堅，勉勵兵民，忍飢固守，惟知國事民生為重，古之名將，何以加之？”因而封為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命浙江巡撫派員送銀一萬兩至江山縣，為柴大紀贍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變過了。”阮元說道，“嘉義解圍，柴大紀出迎。自以為功高拜爵，義勇伯與福文襄的嘉勇侯，不過一等之差，禮貌不免疏簡，而且圍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張當然不能豪華。福文襄恨在心裏，飛章彈劾，說柴大紀詭詐，深染綠營習氣，不可倚任。高宗卻很明白，上諭中指出柴大紀可信，而訓誡福文襄的話，語氣微妙。我還記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會兒，念出兩小段當時的上諭，一段是：“朕閱其疏，為之墮淚。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為心乎？”另一段是：“大紀屢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禮節或有不謹，致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當體朕心，略短取長，方得公忠體國之道。”
“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龔定庵問道，“結果呢？”
“結果令志士喪氣。”阮元答說，“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毀柴大紀，上諭派福文襄，閩督、閩浙兩巡撫按治。福文襄又寫信給軍機說：‘大紀縱民激民為變，其守嘉義，皆義民之力。大紀聞命，欲引兵以退，義民不令出城，乃罷。’於是革職逮問，高宗明諭：‘守諸羅一事，朕不忍以為大紀罪。’福文襄便以‘縱弛貪黷，貽誤軍機’的說辭，嚴劾議斬。送京師命軍機覆讞，竟如福文襄所議棄市。至於海蘭察，嘉義之圍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晉封二等超勇公，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紫韁、金黃辮珊瑚朝珠，第二次圖形紫光閣。定庵，你說禍福榮枯的關鍵何在？”
關鍵即在福康安的喜惡。高宗明知柴大紀為冤獄，但舐犢情深竟自陷於溺愛不明。然則與福康安共事的督撫，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師的話，我現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愛憎，一念轉移，定人禍福，即便是天子亦無可奈何，然則除非自速其禍，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龔定庵又說，“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謂然，可是大軍到處，身為地方長官，豈能不加照料？死後獲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話說得很公平。”阮元突然問道，“聽說默深在著一部記乾嘉兵事的書，可有這話？”
“是的——”
原來魏源自道光二年中舉人以後，會試連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個內閣中書，在京供職，為的是首善之區，人才薈萃，見聞真切，可有師友之樂、切磋之意。此人於書無所不窺，但做學問講究經世致用之學，合清初大儒“二顧”——顧炎武及著《讀史方輿紀要》的顧祖禹於一手，致力於研討古今成敗、國家利病與學術的關係本末。乾隆朝號稱“十大武功”，開疆拓土，聲威之盛，上追漢唐，因而，魏源決定編一部《聖武記》，雖以乾隆兵事為主，而自開國至最近所有戰役都有記述，一共分為十四卷：第一卷開創；第二卷藩鎮，專記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瑤、回民；第八卷海寇、兵變。這六卷便是記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與福康安、畢秋帆有關的三省教匪之亂；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記，以及兵制、兵餉、掌故、考試等等。魏源對這部書的自期很高，確信為必傳之作。
“我有一點材料，或許他有用，請你帶給他看。”阮元又說，“畢秋帆為何誤於福文襄，大致亦可以從這裏面看出來。”
說著，阮元親自從書櫥里取出兩個大本子，封面題明是嘉慶初年論旨匯錄，其中許多“廷寄”，只有軍機處才有密檔，頗為珍貴。
在未轉交魏源以前，龔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兩大本，其中嘉慶九年的一道上諭說：“從前節次用兵時，領兵官員原無格外犒賞之需，自福康安屢次出師，始開濫賞之端，任性花費，毫無節制，於是地方承辦之員，迎合備送，盈萬累千，以及銀牌綢緞，絡繹供支，不過以賞兵為名，亦未必實惠盡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儀，並備賞等銀四萬餘兩，外省只知逢迎紈絝乳臭，卑鄙惡習，實出情理之外，竟非人類所有。”
原來福康安是嘉慶元年五月，進剿湘西苗匪時，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氣，泄瀉不愈，歿于軍中。高宗那時已是太上皇帝，但仍舊掌握着一切權力，與未禪位前無異，其名謂之訓政。因此，對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辦理，特派固倫額駙豐紳殷德，帶同福康安的獨子麟德，前往迎靈。
豐紳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倫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時以四川總督帶兵出川，會剿苗匪。作為湖廣總督的畢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對後輩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還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當到四川總督，並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幫助福康安立功的結果。
這樣，和琳對畢沅有何要求，亦就等於福康安親自提出一樣，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師時，“開濫賞之端，任性花費，毫無節制”，須由畢沅“迎合備送，盈萬累千，以及銀牌綢緞，絡繹供支”，在福康安既歿，豐紳殷德往湖南迎靈時，亦須先經湖北，一切供應，亦由畢沅在公款中支給，麟德收受奠儀、賞銀四萬餘兩，僅只是可以公開出賬、有數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慶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諭：“帶兵大員，本不當以一時犒勞私恩，輒立賞號名目，其始如傅恆等，尚系將自有之物，分給士眾，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資購辦，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調取預備，而福康安為尤甚，因而承辦軍需者，居然視為正項支銷，自有賞號名目以後，帶兵大員，臘詞取索，漫無限制，而地方局員，亦不免以購備為名，浮濫多糜，甚至舞弊營私，交結見好。及至報銷帑項時，又復多方設法，希圖掩飾，所有軍營賞號一項，必當嚴行禁止。”
兩個月以後，重申前令：“賞罰為軍紀之要，隨征官兵等，果有奮勉出力者，一經奏聞，無不立沛恩施，帶兵大員，何得擅立賞號，用示施恩？是以從前屢次用兵，本無此項，我皇考高宗純皇帝，曾經屢頒聖訓，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師台灣等處，始有自行賞給官兵銀兩綢緞之事。爾時借其聲勢，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濟私，養家肥己，其後各軍營習以為常，帶兵大員等，不得不踵行犒賞，而力有不能，輒于軍需項下動用支銷，以公項作為私用，嗣後設遇辦理軍需時，不得再立賞需名目。”
這些都是在嘉慶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肅清以後，清查湖北濫支軍需案時所下的上諭。在這些只有軍機處密檔中才有的文件裏面，最使得龔定庵驚異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慶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將帥以後，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卻還是第一次見到名字，既驚且喜亦慚。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為他只是看到當時兩湖的方面大員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對此人的嘉許，究竟功績如何，不知其詳。
當時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撫，糜千萬之餉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於一人之手，此人當然是異人，龔定庵平生最嚮往的就是這類人物。因而將本來還要留下來看幾天的嘉慶初年諭論旨彙編，提早送給魏源，為的是要跟他打聽這一異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陽人，已近湘西。嘉慶初年的鳳凰廳同治傅鼐——”龔定庵忽然問說，“他的號叫什麼？”
“重庵。”
“那就稱他的號吧，免得跟江寧織造曹家親戚的傅鼐弄混了。”龔定庵緊接着問，“傅重庵有異於常人何在？我想你總了解吧？”
“當然。我正在寫他的傳。”
“好極了，先睹為快。”
“剛剛開始動手，不過材料大致已經有了。”魏源很高興地說，“儀征相國的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細談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紹興，先世是戶部的書辦，因而入籍順天府宛平縣。六部的書辦，都可以世襲，地位雖微不足道，但收入極豐，生活富裕，因而都安於所業，不求聞達。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願坐享其成，便報捐了一名府經歷，分發雲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為知縣——境內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產地寧洱縣知縣，在雲南官場，已有能員之稱。
其時雲貴總督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將傅重庵調到湖南，在大營管餉運，因功升同知，賜花翎。嘉慶元年鳳凰營新改為鳳凰廳，其地在萬山叢中，有一百零五座紅苗寨，正是湖苗作亂，首當其衝之處。第一任鳳凰廳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當他到任時，大軍移征湖北剿匪，一時投降、並未甘服的湖苗，乘機提出“苗地歸苗”的要求，湖廣總督畢沅、湖南巡撫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撫越驕，因而設計了一套所謂“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兩義：一義是為雕之犀利，看準了方始搏擊，不搏則已，下搏必速；不擊則已，一擊必中。另一義是碉的諧音，傅鼐召集鄉團，在要害之處築碉堡，防苗出沒。有時苗匪來襲，一面作戰，一面仍舊築碉，如是三年，碉堡築成，邊牆連接一百餘里，相度地形，分設哨台及炮台。同時開墾興屯田，婦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為一見苗匪來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壯丁，放銃的放銃，鳴角的鳴角，警報遍於各處，婦孺立刻避入堡內，非常安全。
這是論守，論攻亦有一套與眾不同的訓練方法。苗人在亂山叢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雖無部伍行列，但慣於在伏莽之中，從暗擊明。傅鼐便師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時訓練士卒，極其嚴格：像傳說中腿部縛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輕如燕，健步如飛，確有其事；同時要練藤牌，翻撲跌滾，始終有一面藤牌護身，苗人擅長的飛矢，竟無所用其技。當然，最要緊的一着是，狹路相逢，短兵相擊，能致敵死命，所以一把單刀亦無不練得出神入化。
傅鼐訓練鄉團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戰之後要嚴加甄別，不合格的斷然淘汰，如是數年，始得精兵千人，號稱“飛隊”，只要“飛隊”一出動，“風雨不亂有行列，遺資道路無反顧”。
“其實傅重庵大小百餘戰，所用的鄉團，總數亦不過數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辦的苗匪，傅鼐以數千人了之，誰說佐雜之中沒有人才？”魏默深又說，“就論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無實的翰林，強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牘，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寫給湖南巡撫高杞，議興屯田的一封信：“防邊之道，兵民相輔，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營汛相距各數里。元年班師后，苗擾如故，鼐竭心籌之，制勝如碉堡，募丁壯數千，與苗從事，來則痛擊，去則修邊，前戈矛，后邪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然後苗銳望絕。湖南自乙卯二載用兵，耗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慮，則自圖不得不亟。”
龔定庵僅讀到這裏，忍不住掩紙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戰法，在乾隆初年，張廣泗進兵大金川時，便已用過，何以張廣泗用而無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這個疑問，魏默深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羅奔在碉堡中儲糧堅守，以致官軍無功，此正是‘制勝無如碉堡’的明證。後來訥親奉旨督師，一戰而敗，為之氣奪，因而亦議築碉，謂之‘與敵共險’，其為荒謬，不言可知。訥親與張廣泗合疏言：‘天時地利皆賊得其長，我兵無機可乘’，然則即令‘與敵共險’，依然落了下風。”
“照這樣說，傅重庵是師莎羅奔的故智。”龔定庵說，“他是戶部書辦，出仕即能辦賊，可見未經歷練，學問經濟，大概都從熟讀奏議、政書而來。足見經世致用之學，還是要講究。”
“我也是這麼想。即令現在不是好人出頭的時候，或許用不着，可是將來總有用得着的時候。”
於是相與縱論三朝用人，高宗如龔定庵詩中所說，“不拘一格降人才”，諸流競進，自有權衡，善而能用，惡而能去，捨短取長，人盡其才，除了最後那幾年，由於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則保護善類，唯恐不至，衡情論法，細心推求，廟號“睿皇帝”，名實相副，因此嘉慶朝的循吏最多，在風塵俗吏中，亦常有傑出之士，傅重庵以外，還有拔貢出身的貴州人劉清，在四川由縣丞升知縣時，政聲即為全省之最。嘉慶元年教匪起事，劉清募鄉勇五百人成為勁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頭目叫王三槐，為劉清招撫，而總督勒保奏報大捷，俘獲王三槐，解至京師，仁宗親審，問他緣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問：“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說：“只有劉青天一個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據實奏保，逐漸升至四川臬司。嘉慶十年入覲，賜御制詩：“循吏清名遐邇傳，蜀民何幸見青天。誠心到處能和眾，本性從來不愛錢。”可惜，如此循吏，只為不耐官場中的繁文縟節，又困於簿書錢穀，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隱衷，由文改武，以雲南藩司，改授山東曹州鎮總兵。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處：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劉清困擾而能盡其長才的處置，不至於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於道光改元，庸暗不明，連“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都談不上，因為根本不明善惡。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嚴刑峻法，但以善惡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撫中有才幹、有治績的，常在最後遭受挫折。如精敏強識的蔣攸銛，受曹振鏞排擠出任兩江總督后，嘉慶十年，以處置鹽梟黃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內召回京途中，突蒙嚴譴，降為兵部侍郎，以至病歿於旅途之中。
又如那彥成，道光七年辦理回疆善後，盡去積弊，賜紫韁、雙眼花翎，繪像紫光閣，刊功臣之末。後來回疆復生叛亂，論者借詞攻擊那彥成，竟詔斥那彥成誤國革職，但十三年病歿於家后，復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書例賜恤，並謚文毅。然則始終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嚴譴，豈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這些略近憤激的議論，使得原已深為感慨的龔定庵得了一個結論：“高宗善惡並用，操縱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惡惡不去；今上則惡者常得出頭，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運了。”
有好一陣，龔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盤桓，常常是兩個人對據一張方桌，一大壺酒，一個“盒子菜”，以箸代籌，指畫山川險要，就清軍入關以來的大戰役，各抒所見，評論得失，往往談到深宵方散，還不願歸寢，獨坐沉思，心潮起伏，壯志未消，精力漸衰，書空咄咄，心有不甘，滿腹自信絕非紙上談兵的籌邊偉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沒，隨身入土？
苦悶多日，為吉雲看出來，終於忍不住發問：“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說一說？”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還是一名禮部主事，白首為郎，還則罷了；上面還有員外、郎中，什九後輩，豈不難堪？”
“這是世俗之見。”吉雲說道，“不應該出自你的口中。”
“好，這不說。”龔定庵忽然想問一問，“吉雲，你以為我只不過文字勝人而已！是不是？”
“我倒不是這麼看，文章原有義理、辭章之分，精於義理，就能成為經世致用之學。我看你的幾篇雜記，《說京師翠微山》《說昌平州》《說天壽山》《說居庸關》《說張家口》之類，不是普通的遊記，光是描寫風景，論形勢，論建置源流，用兵為政，亦都可參考你的輿地之學，實在是很有用的東西。”
“唉！”龔定庵嘆口氣，“吉雲，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處，不過，你總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現在不甘心的，就是雖有籌邊良策，毫無用處；縱有抱負，無從抒展。”
吉雲不作聲，想了好一會兒說：“我們紹興的烏師爺，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們杭州的陳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顧？”
這是勸龔定庵考慮，是不是可以作督撫的幕客？“烏師爺”為雍正朝田文鏡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鏡寵信日固，但田文鏡其人，就為龔定庵所鄙視，烏師爺亦就不值一談。可是提到杭州的陳潢，龔定庵不能不動心了。
陳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輔的謀主。靳輔是鑲黃旗的漢軍，出仕之途較寬，順治九年以官學生考授國史館編修，康熙初年以內閣學士外放安徽巡撫，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業：治理黃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運道斷絕。一條黃河，百孔千瘡，到處泛濫，由河南到山東這一段，由於李自成幾次決口以黃河水灌淹開封，災害尤為嚴重。所以多爾袞領兵入關后，一到河南、山東歸入掌握，立即派出漢軍鑲白旗的楊方興為河道總督。此人是清朝在關外第一次開科取士所取中的舉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順治九年，身心交瘁，上書請罷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諭慰留，楊方興亦勉為其難，一直櫛風沐雨，親自防河督工。
其時有一些言官，聯名上疏，建議勘查九河故道，導河北流入海。原來黃河發源於青海，經河套東行一折往南，出龍門至潼關前面，再折而往東，即入河南地界，在與山東接壤之處，復又轉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條大河分為九條小河，在山東、直隸之間，流入渤海。但黃河早就與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說要導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楊方興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異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東南漕運，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餘里，借河為轉輸，河可南，必不可北。”這段話言簡意賅，說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說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黃河可北不可南，因為黃河自河南之東應向北而竟向南時，金兵便可利用黃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黃河改道往南以後，自南往北的運河被沖斷成兩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黃河，往西行二百餘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運河。這就是說，漕船自南北向的運河行至此處，有一段去程自南轉西，回程自北轉東，總計二百多里，必須經行黃河，謂之“借黃”。如果黃河循故道往北，運河“無黃可借”，勢將中斷，所以楊方興雖“請敕下廷議，定畫一之規，屏二三之說，俾有所遵守”，其實朝廷仍是支持楊方興，否定了言官的建議。
繼楊方興治河的，是浙江義烏人朱之錫，順治三年進士，十一年以兵部尚書銜，總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歿於任上，親見朱之錫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說：“之錫治河十載，綢繆旱溢，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受事之初，河庫貯銀十餘萬；頻年撙節，現今貯庫四十六萬有奇。核其官守，可謂公忠。及至積勞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宿遷，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優恤，但猶不足為朱之錫之榮，江淮間頌揚德政，說他死為“河神”。
當靳輔由安徽巡撫轉任為河道總督，治河功不即見，但聖祖相信他徹底整理的步驟正確，所以雖遭工部官員及御史的責難彈劾，信任如故。而靳輔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這份信心，主要的來自陳潢。
此人與靳輔的遇合，殊非偶然。陳潢懷才不遇，路過邯鄲的呂祖祠。相傳此地便是盧生一夢，歷盡繁華富貴，醒來黃粱猶未成飯這個故事的所在地。陳潢一時感慨，題詩壁間，為路過的靳輔所見，看詩語豪邁，知道他是一個奇士，追蹤而往，終於相遇，邀入幕府，成為他治河的智囊。
陳潢治河，主順河之性，因勢利導，水性就下，所以應該讓它有出路。至於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後可以對症發葯。
因此靳輔治河，用他的主張，開大海口，使河水宣洩得暢。但陳潢亦很重視堤防，認為在治標以外，堤防還有一個極大的用處，便是所謂“束水攻沙”。
黃河挾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質不同，河工上人稱之為“勤泥懶沙”，意思是泥會隨水不斷流動，但沙則本身較重，一遇水流較緩，沙便沉澱不動，河床因而日漸墊高，所以當河水流動，應該有相當大的衝刺力量，將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墊。
加強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堅固，水勢大時能擋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這就是“束水攻沙”。至於平時防治河務，他主張工要核實，料要早備，施工進料，不宜過省，因為“省則速敗，所費較所省尤大”。凡此原則，都為靳輔所深信不疑，同時亦為聖祖所嘉許，因為這是長治久安之計，不能急功近利。
聖祖於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輔有陳潢為助，因而授官。但靳輔由於主張加大海口，徵收民地，甚至民間的祖墳亦須遷移，以致大受兩淮京官的攻擊，言官交章論劾，牽連及於陳潢。聖祖為平憤起見，以犧牲陳潢來保全靳輔，因而被逮，解入京師，未及下獄而病歿。
陳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輔，由於興屯田之故，與在籍紳士的權利相衝突，聖祖因三藩初平，經營河務、漕運，需要江蘇士紳的協力，同時因為太皇太后駕崩，最孝順祖母的聖祖，哀毀過甚，處理這種是非糾纏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濟，因而以閩浙總督王新命代靳輔而為河道總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輔隨行，一路視察河工，河深堤固，採訪民意，多稱頌靳輔功德，聖祖特命賞還原來的品級，三十一年且復任河道總督。靳輔其時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後，力疾從公，奏請恢復陳潢原官。吏部奏覆，陳潢身故免議。靳輔還想再爭時，病勢已劇，不久歿於任上。遺愛在民，哀榮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請，建立專祠，四十六年追贈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騎都尉世職。至於陳潢，身後雖未復官，但附祀於靳輔專祠，廟食千秋。生前的議論，為人輯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輔的《治河奏績書》之後，乾隆年間，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庫全書，無論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顯然地，吉雲是諷刺丈夫不妨走陳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負。但陳潢是遇到可為之時、可為之事、可為之人，方能盡抒平生所學，“三可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為之人，放眼當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個人可能有為。
一個是兩廣總督鄧廷楨，一個是江南河道總督麟慶，一個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尤其是林則徐，以詞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賢者，亦只求循良，無事為福。而林則徐在分內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銳意猛進，這一點最為龔定庵所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陳潢那樣，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則徐幕府，應該是最理想的。
其時中國的大患是，現銀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銀數由一千七八百萬兩增至三千萬兩，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換來的是什麼？是漆黑一團的鴉片。
鴉片輸入中國，起於乾隆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獨佔印度、孟加拉的鴉片專賣權以後。嘉慶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鴉片，同時取消海關的鴉片稅，於是鴉片走私，日漸猖獗，嘉慶二十一年第一次銷毀走私鴉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當兩廣總督時，實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販者自販，吸者自吸，禍害不可勝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個御史章沅，第一次將紋銀走私出口與鴉片走私進口相提並論，於是輿論談禁鴉片必及於紋銀偷漏，談銀貴錢賤必及於嚴禁鴉片。主張禁煙最力的是鴻臚寺卿黃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黃人，詩作得很好，亦愛交遊，晚上閉門書草奏疏，白天坐車看朋友，飲酒賦詩，意氣甚豪，這樣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於見聽，但禁歸禁，販賣吸食鴉片的人卻愈來愈多了。
有個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是許滇生的胞兄，為人篤實，對於禁煙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隨眾附和。他亦贊成禁煙，但重在禁煙的步驟，首先考察鴉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廣東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財力在經營這項非法的買賣，而從事走私的不僅是所謂莠民，還有廣東及其他沿海的官軍，甚至緝私艇之中，裝載的就是走私的鴉片。除非先實力整頓官軍，禁煙並無成效可言，而整頓官軍又談何容易？
再看吸鴉片的人，下及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紳士已經不易對付，何況還有達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難處置了，王公貴親，亦頗有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了無顧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親王帶着他的侄子輔國公溥喜在吸鴉片，試問如何處置？此外內務府人員以及太監，吸鴉片的不知凡幾，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於小民，後果一定非常嚴重。
因此許乃濟的看法是禁煙要一步一步來，首先應該像雍正當年革除州縣征錢糧的弊端那樣，化暗為明，一切擺在明處，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確信他的見解是正確的，因而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上疏請弛煙禁。
他在奏疏中說：“煙禁雖嚴，閉關不可，徒法不行。”建議照舊制納稅，但只能“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這樣至少可以將紋銀偷漏至海外的這個缺口堵塞起來。
其次是吸食罪名，專重官員、士子、兵丁。所謂“專重”是就目前執行禁令的步驟而言，官員、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鴉片，然後再擴及其他，並非表示除此三類人以外，皆可吸食鴉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輿論大嘩，但皇帝卻批交廣東研議。那時的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塤，都是疆吏中的賢者；粵海關監督，翰林出身的正紅旗滿洲人文祥，更被認為旗人中少見的通達之士，他們的復奏，都贊成許乃濟的建議，而且擬具了《禁紋銀出洋章程》九條，附在復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因為道光皇帝從曹振鏞病歿以後，很想獨斷獨行，有所作為，而軍機處的領班東閣大學士潘世恩，是蘇州的狀元宰相，凡事將順，毫無主張，更談不到相業；其次是武英殿大學士穆彰阿，此人是漢軍，本姓郭，字鶴舫，翰林出身，筆下很不弱，秉性陰弱，工於心計，另有一套攬權的功夫，對皇帝的裁斷，明知其非，當面不說，但為何行不通，會發生什麼後果，早在估計之中，到得他預料的情況出現，皇帝問到他時，他自有說法。
他的說法是，皇帝的原意本來極其高明，只為出現了某種變化——如果他要打擊哪一個封疆大吏，便說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卻又是他需要照應的人，便另外找一個理由，然後提出補救的辦法，自然而然地操縱了皇帝的意向。
軍機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卻在他之前，因而在軍機處後來居上，王鼎變成第三。軍機的規則，召見垂詢時只由領班奏對；領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說話，潘世恩讓穆彰阿，穆彰阿不讓王鼎，便難有發言的機會，同時因為他賦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歡找他問話，每天只是隨班進退，御前發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諧聯：“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聖明。”便記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對之語。
因為如此，鄧廷楨領銜，贊成許乃濟的建議的復奏，在軍機處歸檔了事。在禁煙入口、禁銀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從嚴辦理，許乃濟貶官降四級調用，湖廣總督林則徐奉召入覲。
原來黃爵滋再接再厲，上奏請用重典禁煙，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議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則徐，復奏中有警句：“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皇帝深為動容，再看他擬呈的六條辦法，亦頗切實，因而降旨召見。林則徐馳驛到京，宮門請安，先賜紫禁城騎馬，連日召對，計十九次之多。結果是頒賜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英商私自進口鴉片事件，水師咸歸節制。
在龔定庵看來，這是遇到了可為之時、可為之事、可為之人。他一向對鴉片深惡痛絕，決意想輔佐林則徐建此不世的功業，因而寫了一封信，陳述心愿，並附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這篇序文，龔定庵開門見山地說，他要向林則徐貢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義就是義理，說得淺一點便是所謂道理，“決定義”就是必然如此、無可爭議的道理。
三種決定義的第一種是談銀漏於海。他說，中國從大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這個說法符合實際，但與經書並不吻合，《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而後人解釋是：“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是食物，貨是貨幣，在後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以外，以貨易食，有錢就不會餓肚子，所以說“食貨並重”沒有錯。
接下來談銀的生產：“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厘。今銀盡明初銀也。”假使不漏於海，每年由於人事禍患，要消耗三四千兩，“況漏於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說，明初所開的銀礦，經過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兩，銀子已經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應該嚴禁銀子外漏，“此決定義，更無疑義”。
其次是談禁煙。他說漢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來預測世局的變化。所謂“妖”是極不正常之意，“鴉片煙則食妖也”，吸鴉片的人，“病魂魄，逆晝夜”，成了極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繯首誅；販者、造者宜刎頸誅；兵丁食宜刎脰誅”。這就是說吸鴉片的應受絞刑，販賣、製造鴉片，以及兵丁吸鴉片，應該斬首。此亦是“決定義，更無疑義”。
第三種“決定義”是為林則徐設想。他說誅不勝誅，則唯有絕鴉片的來源，洋人自然無計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會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隨，此亦正是朝廷頒發關防，准許節制水師的本意。
決定義是非如此不可，旁義則不妨視情勢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絕，並應杜絕外國衣料的輸入，使得中國的蠶桑木棉，能獲厚利，又鐘錶、玻璃、燕窩之類，皆都市浮華少年所喜愛，而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絕。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內地洋人全數遷徙澳門，廣州只留“夷館”一所，專為貿易之用。最後一旁義是：“火器宜講求。”龔定庵問：“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議。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胡宗憲是明朝嘉靖年間的浙江巡撫，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圖編》便是火器的圖編。
至於三種答難義是，預設有人提出反對責難，應該如何辯駁。第一種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說食急於貨，重貨而置食於不顧，豈為正辦？龔定庵認為“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因為開礦則土地不能用之於耕種稼穡，方是重貨而置食於不顧；“施之于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因為兩者並無關聯。
又有一種責難，來自關吏，說禁止呢絨、鐘錶等等進口，影響稅收。龔定庵認為“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關吏：“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榷關所入。”至於另外有一批迂謬荒誕的書生所持的反對論調，無非中國是天朝大國，應該寬大，用兵是下策，務必避免，等等。龔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陸路用兵，此為驅逐洋人，並非剿滅洋人，目的在防備國境，不許洋人進入，並非與洋人在海上作戰，“伏波將軍”不過駐地近水而已，非“樓船將軍、橫海將軍”。而況陸上路路可追，海口無路可追，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軍部署於近海的原野不可，這與在陸路開邊釁，完全是兩回事。
接下來，龔定庵有一段議論，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徹。他說：“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滑遊說，而貌為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遊客中有之，商賈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他勸林則徐“殺一儆百”，以止邪說。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為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連用疊白，正就是龔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堅，宜趁乾綱大振之時，作速料理，錯過事機，皇帝的意向一變，就什麼都不用談了。
最後是“歸墟義”，歸墟二字出於《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所謂“歸墟義”，實即龔定庵對林則徐至大至廣、無可限量的期待，他說：“何為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寬，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這篇文章，需要細看，但林則徐實在太忙了，除召見以外，軍機處及有關部院紛紛約晤，尤其是在皇帝決定派他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料理與英國的糾紛以後，更有許多公事要接頭。此外便是一天兩三個飯局，不能不應酬，因此龔定庵的這篇贈序，只能瀏覽一遍，要等閑一閑，才能細細思考。
不過，龔定庵信中所述及的願望，他很快地做了處置，請他的一個本家，認識龔定庵的林岵瞻，專誠拜訪，向龔定庵致謝以外，解釋不能延攬龔定庵的苦衷：第一，他這回是以湖廣總督差往廣東辦事，除了在湖北調派屬員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戶部、工部各派司官隨行，未便請調禮部主事的龔定庵；其次，這回奉派到廣東，是個短局，而且預見到有許多麻煩，不敢勞動龔定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既無適當的職務可以安置龔定庵，而且亦沒有能讓龔定庵從容展布長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羅致龔定庵入幕，但需廣東差滿，回任湖廣以後，再從長計議。
這些都是實情，林岵瞻又說得非常懇切，龔定庵自然充分諒解。不久，林則徐出京，督撫奉召陛見，或自請述職，照例對京官都要應酬，臨行的饋贈，稱為“別敬”，龔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兩銀子。他正在窘鄉，這二百兩銀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為有那篇贈序之故，他不願意林則徐誤會意在打秋風，所以毫不遲疑地當時便退回了那份“別敬”，當然也寫了道謝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則徐自良鄉專差送來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轎子裏便細讀了龔定庵的文章，認為“旁義”之第三，以及“答難義”之第三，都可以算作“決定義”，此表示講求火器，及陳兵海口，拒絕英商登陸，在他已是無可更改的決心。至於旁義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遷居澳門，他說以前曾奏請過，未能允行，當然亦不必再奏請。至於“答難”第二義，減低關稅，以及禁止奢侈品進口，他亦深以為然，且已略陳梗概。
至於龔定庵顧慮林則徐到廣東后，有各種“貌為老成迂拙者”會設法阻撓他既定的決策，林則徐的答覆是：執事“謂彼中遊說多，恐為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則在此，強烈暗示他在京已聽到許多相反的意見。這使得龔定庵為之憂心忡忡，因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這些相反的意見亦不過“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轉移，“妄言”立刻會成為強烈的反調，而成為林則徐獲咎的由來。
雖然林則徐的複信，情意懇摯，字裏行間處處顯出他對龔定庵這篇文章的重視與欣賞，但看情形，林則徐到廣東以後的一切，未可樂觀，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當然他想如陳潢一般，一展懷抱，已成空想，亦是讓他抑鬱不歡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侘傺無聊的日子中，傳來一個令人不能不關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發生了變故。
太清春已經居孀。這年的七夕，奕繪急病去世，正好四十歲。由他的長子載鈞襲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貝勒降一等成為貝子。
奕繪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兩個男孩早夭以外，還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載鈞既為長男，又為奕繪正室妙華夫人唯一的兒子，因此與奕繪交厚的宗親至友，明知載鈞與庶母不睦，如果讓他襲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個兒女，日子會很難過，但載鈞居長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緣故，連皇帝都無法不讓他襲爵。
載鈞之與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繪。由於天性褊狹，加以幼年喪母，載鈞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繪由於寵愛太清春的緣故，對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勸，應該撫慰載鈞，管教亦不必太嚴，但奕繪全不理會，他說：“管教不嚴怎麼行？他將來要襲爵當差、支撐門戶，如今管教不嚴，將來全家受禍。”
話說得義正詞嚴，太清春不便過分干預，只能自己處處照應載鈞，但越是如此，載鈞似乎反感愈深。當然親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載鈞，間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賢。而男女下人中，無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這一來，載鈞與庶母之間，便有了一個難解的結了。
其時太清春的長女，行三的孟文，已遠嫁至察哈爾，是蒙古科爾沁旗超勇親王的福晉；另外兩個女兒，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許字貴族，尚未出閣。載鈞對這兩個妹妹，比較客氣，但對異母所出的兩弟，行五的載釗及行八的載初，非常厭惡，動輒呵斥責罵，從無好臉嘴。載釗十四歲，載初更只有八歲，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親哭訴，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論，因為那一來載鈞必然借題發揮，大吵一場，只好多方撫慰兩個兒子。載釗很懂事，能夠體諒母親的委屈，八歲的載初總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煩意亂，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語所說的，“打在兒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終宵以淚洗面，憔悴得不成樣子了。
太福晉倒是很同情太清春，但她對長孫亦無計可施，因為他會回嘴，有時讓太福晉氣得發抖，反倒要太清春來解勸。
如是經過三個月，有一天太福晉將她找了去說：“我看你還是搬出去住吧！不然一定會出事。”
太清春大吃一驚。“會出什麼事？”她想了一會兒說，“請太福晉明明白白告訴我。”
“我也說不清楚，你也不必問了。”
“不！”太清春很堅持，“太福晉不跟我說明白，我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日夜提心弔膽，那種日子怎麼過？”
“你只要搬出去了，自然沒事。”
“這麼說，是大爺要攆我？”
“他倒沒有說這話。”
這就奇怪了，既非載鈞之意，然則是——她陡覺脊樑上一陣涼，用抖顫的聲音問：“是太福晉不准我住在府里？”
“我怎麼會攆你？”太福晉立即否認，停了一下說道，“我是看老大的意思，似乎只要你搬了出去，他就，他就不往下追究了。”
“追究什麼？”
太福晉搖頭不答，但經不住太清春一再追問，她嘆口氣說：“唉！總怪你喜歡作詩作詞，本來沒有的事，只為有筆墨留在外頭，才會有人造謠生事。”
太清春恍然大悟，緊接而來的是莫名的悲憤，恨不得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兒女，決絕之心自然而然地就軟了。
滿懷的幽怨委屈，無法與小兒女訴說。幸而孟文由察哈爾歸寧，以超勇親王福晉的身份，載鈞對這個小他一歲的妹妹，不能不以禮相待，同時對庶母亦勉強維持着一份應有的禮貌，但骨肉之間的矛盾，只是暫時被隱藏，並未消融。
到晚來，母女倆在府中的天游閣上單獨相處，孟文才有機會細問風波的由來。太清春將太福晉的話告訴了她，孟文既駭且怒，當然也陪着她母親流淚。
“我沒有想到大哥的天性這麼涼薄。他不能這麼欺侮人，娘，我明天去看三太爺。”
“三太爺病在床上，已經在辦後事了，哪還能管咱家的事？”
“那就看五太爺。”
“三太爺”與“五太爺”是指皇帝的胞弟，惇親王綿愷與惠親王綿愉，在近支親貴中輩分最長，高宗一系的子孫，凡有委屈，往往向他們乞援。惠親王綿愉秉性恬淡沖和，篤於宗親，在他的侄女、侄孫女中，最鍾愛的便是幼受母教，亦寫得一手清麗的小詩的孟文。如果去向他哭訴，他一定會出面來主持公道。
太清春考慮了一會兒，覺得不妥：“就算是冤家，也宜解不宜結。”她說：“皇上這兩年處事很嚴厲，倘或五太爺跟皇上談到咱們家，萬一皇上又生了氣，給你大哥一點什麼處分，那不更是結下了不解之仇？”
“那麼，明天我自己來跟他理論。”
“那也不見得有用，表面敷衍，心裏越發記恨。等你一回察哈爾，只怕我跟你兩個弟弟更要受他的氣了。”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聲，好久嘆口氣說：“為來為去，為你兩個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暫且避開他，等載釗到了十八歲再說。”
原來王公子弟，定製十八歲行冠禮受封，有了俸祿，便可自立，如果謹慎當差，逐漸晉封，太清春還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這麼打算，我也沒話說了。可是避到哪裏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說，“我已經揀出來幾樣首飾，打算託人變價。如果你贊成，我就趁你在這裏，把這件事辦了。”
“娘何必拿首飾變價？”孟文說道，“我讓韃子館撥款子過來好了。”
原來蒙古王公每年朝貢，附帶亦做貿易，到京以後，有固定的住處，俗稱“韃子館”，又分內外兩處，外館在安定門外，內館在御河西岸，那一帶是外藩集中之地，禮部設有“會同四譯館”——明朝名為“四夷館”，入清忌諱“夷”字，改稱聲音相近的“四譯”，共計八館，韃子館即為八館之一。
蒙古的貢使乃貿易隨從，照例冬去春歸，貨物皆卸在韃子館，以皮貨為主，貨款大都托韃子館的執事代收。超勇親王的貢使是陪着孟文一起進京的，他帶的貨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個千把兩銀子，只要到韃子館將他找來，交代一句，他自然會去張羅。但太清春不願意這麼辦。
“這麼辦，對你不好，對我也不好。不管怎麼樣，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維持住。而且——”太清春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變賣首飾，出府別居，這種境況，比較易於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為歲月沖淡以後，仍可回府。這是她一種乞憐的打算，不必說破。
孟文當然也能體諒母親的心境，琢磨了好一會兒，欣然說道：“娘，我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就把首飾賣給我好了。”
當然，孟文承受她母親的首飾，一定會出善價。太清春覺得這個辦法不錯，因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兩銀子買首飾，不會想到她是變相津貼了娘家。
話雖如此，仍舊要用間接的方式。京師自乾隆末年，和珅當政以後，流行一種行賄的方式，以古玩鋪、珠寶店為媒介，譬如有人想謀一個肥缺，居間的人就會告訴他，到哪一家店，去買怎麼樣的一幅畫，或者一隻花瓶作為禮物，送進去了自有效驗。指定之物，開價極昂，不在話下。其實此物就是由受禮者家中取來的，表面送禮，內里行賄，而受賄者，看來只是收受了一樣禮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這樣的手法，托一家熟識的珠寶店經手，由孟文通知貢使，付價取物，並不知道這幾樣首飾的來歷。
其實，從太清春不容於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傳，自願相助的很多，太清春為了維持一份自尊，總是婉言辭謝，如今照孟文的辦法，籌得置屋之資，要找房子，便不妨託人，很快地在西城養馬營，覓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潔的一所住宅，攜兒帶女，遷離朱門。
龔定庵是從許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聽了許滇生的一番話，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間又有蜚語，所以她雖是家母的義女，我亦不便到養馬營去看她。內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淚。載鈞實在太豈有此理。上個月蓮生進京，想去看她，我勸他不必，因為有害無益。”
這話實際上也是勸阻龔定庵，他當然聽得出來，爽然說道：“照此情形看，想寫首詩慰問慰問，都大可不必了。”
“這才是聰明的辦法。”許滇生換了一個話題，“令叔快要真除了。”
這一說，不想引發了龔定庵的牢騷。原來龔守正是嘉慶七年的翰林，為人庸俗，雖在翰林從不講學問，龔定庵曾經公然批評他“一竅不通”，又說：“家叔的學問都從五色書而來。”人家問他：何謂五色書？他說：封面五色，就是五色書。紅面的是縉紳錄；黃面的是京報；黑面的是屬下的稟帖；白面的是各衙門的知會；藍面的是賬簿。
但是龔守正的官運亨通，因為他那種謹小慎微，從不多事，亦從不敢說一句有風骨的話，正適合曹振鏞、穆彰阿所倡導的政風，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當到侍郎！這幾年一直在各部轉，先是禮部，后是兵部，再遷戶部，復轉吏部，仍回戶部。
這年九月終於升署禮部尚書，由於只是署任，所以龔定庵在禮部當主事，不必因為需要迴避而請求改調。
“定庵，”許滇生又說，“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來如何？”
許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羅織龔定庵入刑部，但龔定庵的官興已冷如死灰了。
“到時候再看吧！”
龔定庵並無意轉調刑部供職，但許滇生不死心，極力慫恿，表示如果龔定庵肯到刑部，將請他當“秋審處總辦”——這是刑部最具權威的差使，秋審處總辦一共八個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詔獄”——俗稱天牢的待決重犯，都須先經秋審處審核，何者“情實”、何者“可矜”，一一推詳，造成“勾冊”，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硃筆“勾決”。這份生殺大權，實際上操之於秋審處，所以這八總辦被稱為“八大聖人”。
“定庵，刑律所窮，濟之以禮。禮是府上的家學，你又一向講究經世致用，目前秋審處的總辦，就少像你這樣一位精於《禮記》的專家，以致許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慮。”
所謂“服制案”，是殺人犯所殺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禮》在服制上為“期服”，即是次於父母三年之喪的服喪一年，照刑律例須加重，但地方官向來以出“逆倫重案”為諱，因為有逆倫案即表示職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為“父母官”，輕則降調，重則革職。同時“刑名師爺”有幾條一脈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條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殺了胞兄，應該抵命，往往夾簽聲明，“並非有心干犯”，同時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輕，有意開脫。
這一來在勾決時，便可刊入“緩決”冊內，死者豈非沉冤莫白。
這番說法，倒使得龔定庵有些動心了，如果肯徇從許滇生的要求，轉到刑部，派了秋審處的差使，遇到這種“服制案”便可據理力爭，務得其平。可是畢竟只是動一動心而已，並不願做出承諾。
“你要我當‘聖人’，太抬舉我了。”龔定庵為戲言搪塞，“到時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龔定庵少不得將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訴吉雲，同時徵詢妻子的意見，即是龔守正真除了禮部尚書，他想乘此機會辭官。
“辭了官幹什麼？”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書立說，書院掌教；再不然漫遊江淮，賣文為活，亦強似做這個吃不飽，餓不死，還要伺候貴人顏色的小京官。”
“那麼你是拿什麼理由辭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雲建議，“何不寫信回去請示老太爺？”
“請示老太爺，還不如請示太老師。”
“太老師”指原任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已在這年五月告老，住在揚州。龔定庵專函馳問起居，順便提到辭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贊成，就一定會替他謀一條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龔定庵到他叔父龔守正家去拜年。他們叔侄一年只見兩三次面。見了面亦沒有什麼可談的，不過這年因為有辭官一事，龔守正倒顯得很關切。
“我勸你不要辭。許滇生想延攬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龔定庵說，“我想還是辭官的好。”
“你辭官，於我的面子不好看。”龔守正說，“倒像我當了尚書，容不下一個胞侄似的。”
龔定庵覺得他提出來的理由很奇特，同時心裏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選擇出處的道理嗎？
正在這樣想着，門上遞進一張名帖來，此人姓吳，現任翰林院編修，是龔守正的小門生。龔定庵最討厭少年翰林那種趾高氣揚、自以為了不起的神氣，便即起身，避到屏風後面。
“近來忙不忙？”他聽見龔守正在問。
“還好。”
“噢，閑下來干點什麼？”
“寫大卷子。”
“好！”龔守正脫口誇讚，“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書法要下功夫，字跡要端秀，墨要濃，點畫要平正。所謂黑、大、光、圓，”他一字一句地說，“能如此，就沒有不入彀的。”
龔定庵實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風，一面鼓掌。“翰林的學問，原來如此！”他說，“領教了，領教了。”
這吳編修尷尬得手足無措，龔守正是把臉都氣白了。龔定庵自己也覺得有點荒唐，當然，他知道他以後不必再來，就是來了，他叔父也不會見他。
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傳為笑談，以至於遠在杭州紫陽書院主講的龔闇齋都知道了，家書中痛責龔定庵無禮，說他很擔心龔定庵會在口舌筆墨上得禍，既然有辭官之意，不如速辦為是。
接着，阮元也來了信，他的信是托進京的便人帶來的，還有一百兩銀子。信中說，他不便勸龔定庵辭官，因為到底只有四十多歲，年力正強，可為朝廷多做點事。不過人各有志，不便相強，龔定庵果真去志已決，在他來說，林下有一個可談之人，是一大樂事。至於出路，不足縈心：“天下安有餓死之定庵哉？”
於是再一次與妻子商量歸計。這一回，吉雲完全贊成。原來不知從何處散播出一種流言，說定庵與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雲絕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卻越傳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當然龔定庵本人一無所知。
現在既然決心辭官，吉雲覺得應該將此事作一番澄清，因為龔定庵遲早會知道的，到那時人已離京，無從分辯，豈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開口。措辭欠當，立即會引起夫婦之間的裂痕。因此，在談家務時，不知不覺間流露出心神不屬的表情，龔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龔定庵說，“移家當然不容易，起碼得有三千兩銀子，才能把各處地方的賬料理清楚，不過，我已經有打算了。”
“你是怎麼個打算？”
“我先單身出京，去找幾個朋友，其中有兩個朋友，一定可以幫我很大的忙。”
他的這兩個朋友都是道光九年會試的同年，一個叫何俊，字亦民，安徽望江縣人，三甲第一名，但卻是翰林出身，前年外放為知府，分發江蘇，為南河總督麟慶所延攬。
何俊在河工上的差使，入息甚豐，他私人接濟以外，還可以在南河衙門，照例應酬過往官員的“公款”中提一筆款子相贈。
再有一個是盧元良，字心農，江西南康人，三甲第二十四名，榜下即用，外放為江蘇的知縣，十年下來，逐漸調任優缺，如今是揚州府附郭的甘泉知縣，地當運道，商務繁興，有他幫忙，打個千把銀子的秋風，輕而易舉。
“時間不必太久，有半年工夫，我就能回京接你們。至於住杭州，還是住崑山，到那時再看。”
住崑山便是住龔定庵的別墅羽琌山館。吉雲問道：“崑山的房子，恐怕要修了吧？”
“那花不了多少錢。”龔定庵說，“或許要住揚州也說不定。”
“何以呢？”
“太老師住揚州，他或許會在那裏替我謀個館地。揚州既有何亦民、盧心農在，諸事皆有照應，所以在揚州安家，亦不失為善策。”
吉雲點點頭不作聲，眉宇之際卻又顯現了心事，龔定庵自然要追問了。
“你到底有什麼事放不下心？”
“何亦民、盧心農，跟你是無話不談的？”
“嗯。”龔定庵答說，“盧心農還比較客氣，何亦民倒確是無所不談。”
“他們如果問起你跟太清春的事呢？”
“太清春？”龔定庵大為詫異，“我跟太清春有什麼事？”
“你還不知道？”
龔定庵越發驚駭，急急問說：“知道什麼？”
“我一直沒有跟你說，因為我不相信有這回事。”吉雲終於說破了，“外面沸沸揚揚，都說你跟太清春如何如何，我亦不必形容了。”
龔定庵又驚又氣，但很快地恢復了平靜。“你信不信呢？”他問。
“我自然不信。剛才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那麼，你這些話是從哪裏聽來的呢？”
“問我的人也不止一個。你何必問？”
“不！我一定要知道流言的來源，才知道是誰在造我的謠。”龔定庵又問，“許滇生夫人跟你談過沒有？”
“她跟我談過。不過，她知道是謠言。”
“她怎麼說？”
“她說：‘有人在造定庵的謠言，說他跟太清春有曖昧。定庵的情形我不清楚，不過太清春冰清玉潔，我是信得過的。’”
“好！”龔定庵點點頭，“你這麼說，我倒不妨問問許滇生。”
“也好。這種事最好早弄弄清楚，到一出京，人家問起你來，你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辯都無從辯起，豈不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說得是。我今天就到許家去。”
“不過，項蓮生跟太清春也很熟，人家造謠為什麼造到你頭上，這一點你也應該想想，總有個緣故在裏頭吧？”
龔定庵沉吟了一會兒說：“好，我給你看一首詞。”
龔定庵揀點出來的，便是那首《清平樂》，兩闋八句四十六字，但“三里春風韋曲岸，目斷那人庭院”，地點指得太明確了。吉雲到此時才知道他對太清春確有愛慕之意，但這也是無足為奇的事，龔定庵多情善感，而本性又是意氣飛動，心裏藏不住話的人，所以結句“可能紉佩同歸”，亦只是有那麼一個念頭而已。
“我已經‘招供’了。”龔定庵問道，“吉雲，你不會誤會我吧？”
吉雲笑一笑，念了龔定庵的一首七絕：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
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
這便很明顯了，吉雲的意思是，此亦不過又一“偶”而已。龔定庵自是深感欣慰。但流言究竟從何而起，不求個水落石出，他是不能安心的，因而當天便去看許滇生，直道來意。
“流言已非一日，中傷的不是你，是太清春。知道他們家庭風波的，流言從何而來，不言可知。”
“原來，”龔定庵恍然大悟，“原來是載鈞在散佈這種無根之言！”
“定庵，”許滇生說，“在他人看，並不算無根之言。跟太清春酬唱的人很多，何以獨獨拿你扯在一起？你那一卷《無著詞》幾乎都是‘無題’，難怪引起猜測。”
“那捲詞是道光三年夏天刻的，其時我還不認識太清春。”
“人家怎麼會知道？”許滇生隨手拿起龔定庵那本《無著詞》說，“這兩天我正好在看你這一卷詞。我念兩首你聽聽，你就知道流言之起，無怪其然。”
許滇生翻了一下，念的是兩闋《桂殿秋》：
“明月外，凈紅塵，蓬萊幽窅四無鄰。
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后，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
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這兩首詞是記夢。”龔定庵說，“小序中不說得明明白白嗎？”
“《無著詞》大多無題，這兩闋《桂殿秋》，加上一段序，託言夢境，而有人以為實有其地，定庵，試問你何詞以解？”
接着，許滇生便念那段小序：
“六月九日夜，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郁深，金碧嵯麗。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盪瀣氣之空濛，都為一碧。散情景而離合，不知幾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為賦兩解。”
龔定庵一面聽他念，一面在轉着念頭，夢中情景，與太平湖的“朱邸”，確有相似之處，實在難怪他人猜疑。
“好吧，滇生，你要尋章摘句，我亦無法，不過，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總也看得出來。”
“當然。”許滇生說，“詞中像‘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只是愛慕惆惘之語，發乎情，止乎禮，我輩深知，無奈資以為口實者，有意渲染，話就很難聽了。”
“這些，”龔定庵頗為不安，“這些難聽的話，傳到了天游閣沒有？”
“你想呢？”
“這——”龔定庵頓足無語，不住長吁短嘆。
“你也不必難過。她倒是諒解的，”許滇生又說，“我已替你辟了好幾次謠，不過，這種事只能隨緣化解，如果刻意想澄清，反倒落了痕迹。無奈者在此！”
“承情之至。”龔定庵說，“幸而還有知者。”
“也幸而太清春還諒解。她寄名在家母膝下，我們不能不管她的事，如今正在多方調解她的家庭糾紛，大概可望重回故壘。”
“那太好了。”龔定庵略感安慰，“她的境況如何？”
“很窘。”許滇生說，“又不受人憐，真是愛莫能助。”
接着，許滇生談了些太清春的近況，但她的生活，似乎除了清苦以外，並無改變，依舊課兒教女，依舊按譜填詞，依舊很細心地照料她的籠鳥金魚，還有那頭全身雪白、無一根雜毛的獅子貓。
四月廿三日，龔定庵帶着書童晉福，飄然出京，兩部騾車，一部乘坐，一部裝行李。行李中最主要的是一百卷的詩文集。鋪蓋倒是新制的，箱子裏還有百多兩銀子的盤纏。這些都是他的一個姓朱的同年，進京引見，因為宦囊豐盈，慨然相助。倘非如此，四月廿三還走不成。
早在定了行期之時，龔定庵便決定以詩記行，勒為一卷，作為辭官的紀念。當然，這些詩還有一個很實在的用處——可用來打秋風。
此念初起，感懷平生，瞻念未來，便一口氣寫了四首七絕：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
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
百年心事歸平淡，刪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閽。
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尚紅顏。
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
第一首開宗明義，宣示著作事業的另一個開始。本來著書立說，不如返照內視的觀心境界來得高明，何況著作已有百卷之多，本可罷手，無奈夜來文思泉湧，下筆不能自休，於是只好重新編年，自此以後的著作，列為續集。“卮言”是謙辭，“支離無首尾之言，謂之卮言”，但照《莊子·寓言》篇的註解，卮為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是故所謂“卮言”，在龔定庵的意思是自有那麼多的話要說，不由自主地傾吐。至於所謂“南渡”，用唐詩“故人北游久不回，塞雁南渡聲何哀”，自擬塞雁之失所，“南渡歲”當然是指這一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第二首是說不因境遇，而困厄他的名山事業。“玄黃”是馬的一種病態，黑馬如果有了病，毛皮會變黃色。病馬難效馳驅，但盼日落黃昏，可以歸櫪息足，這是龔定庵自言辭官的原因。但他的雄心壯志，卻如“故將遺老”，關河雖遙，並不因病馬不得力而覺得束手無策，這是自喻他在著作上還有漫長的路，決心要去走完，而且要改變作風，刪落艷詞浮語，一歸於平淡精微。
第三首便不免自我解嘲了。“春魂”與“落花”相呼應，首言罡風力大，春魂動蕩，以喻不能安於位；“春”欲叩閽，訴之於天帝，無奈虎豹當關，不得上達。《楚辭·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註：“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嚙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也。”九閽即天帝所居的“九門”，亦作“九關”，此言“春魂”雖為“罡風”所欺，而又畏懼虎豹，不敢闖關向天帝一陳委屈，只好如落花之辭枝，卻不道反是一種成全。“終是落花心緒好”，用杜甫逢李龜年詩意，“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四月二十三適是“落花時節”，此去江南，正當好景，而又有多少故人重晤，心緒極好，不能不默感玉皇無恩之恩，而言“平生”者，無恩之恩不知凡幾？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真正道出了龔定庵隱藏在狂態之下的本心，博得許多朋友的激賞。
第四首寄悲傷於感慨，“白雲鄉”是仙鄉，亦是帝鄉，獨往獨還，枉走一遭，從無此例，亦是自傷“明主棄”，但不以為自己是“不才”。
但落花自辭，仍戀故土，亦戀故人，第五首自道其情：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第六首是第二首“百年心事歸平淡”的引申：
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
先生宦后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利刃謂之“廉鍔”，亦借用作詞鋒犀利，典出《文心雕龍》：“義吐光芒，辭成廉鍔。”但“上帝才”三字很費解，有人私下問他說：“‘上帝’可用以稱王者，你說‘廉鍔非關上帝才’，是否意謂今上庸弱？”龔定庵當然否認，他說“上帝才”不過指天才之才，必須後天“淬厲”。他說他鍛煉成一把“龍泉寶劍”，入仕以後，覺得出手易於傷人，只好乞利器諒解，這便是“悄向龍泉祝一回”。
以下便是一連串的“辭行”，第七首自注“別西山”：
太行一脈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氣蹲。
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
第八首是“別翠微山”，用的是仄韻“九屑”：
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別。
薜荔風號義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
第九首、第十首是留戀京城，因為三世作宦，幾及百年：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
百年綦轍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祖父頭銜舊熲光，祠曹我亦試為郎。
君恩夠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字長？
再以下便是別友，第一個是河南光州的吳虹生，龔定庵與他有“七同”，主要的是同一年中舉，同榜中進士，而且同出於王植門下，因而情誼特深，龔定庵以鶼鰈相比擬：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鶼如鰈在長安。
從今兩戒河山外，各逮而孫盟不寒。
其次是道光十六年進士，現任刑部郎中的黃玉階，他們的交情是：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
黃玉階籍隸廣州，屬於嶺南，所以用“嶺上雲”來對古道照人的“秦時月”。
再有些好友，如孿生兄弟——湖南道州的何紹基，字子貞；何紹業，字子毅；湖南益陽的湯鵬；等等。總有十來個人，一一賦詩留別。
接下來便是回憶入仕以來，令人難忘之事，有得意，也有感慨。龔定庵最難忘情的是金殿對策，大致本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書》，自命為救時的良策，亦自信應可入翰林，結果大失所望。如今牢騷雖已消失，而回想殿試當時的興會淋漓，得意之情猶在：
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就這樣，一路上回憶為學、服官、交遊，雜以沿途所見的感慨，都記之以詩，到得清江浦時，已積下八十幾首，第一個讀者是他的同年何俊。
但是，他只略略翻了一下，便將詩稿置在一邊。“我現在沒工夫拜讀大作。”何俊說道，“你的運氣不錯，最近麟河帥的心境很不壞，趁他還沒有去看閘以前，你去見他一見。走，走！”
他口中的“麟河帥”指南河總督麟慶。此人是遼金皇室完顏氏之後，字見亭，隸屬滿洲鑲黃旗，道光十四年的進士，自道光三年，外放徽州府知府以後，宦途極其順利，十年工夫當到湖北巡撫，不久調任南河總督，至今六年，年年“安瀾”。南河總督只要河工不出事，便是天下第一美缺。
原來河道總督，本有三員，分別管轄直隸、河南與山東、江南的河道，簡稱北河、東河、南河。乾隆十四年裁北河總督，東河總督由濟寧移駐兗州，南河總督則一直駐清江浦，與駐淮安的漕運總督，掌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而南河任重權大，過於漕督，亦過於東河，因此，經費非常充裕。
南河每年的修護經費四百五十萬兩，倘遇決口漫溢，另外可以請款。這四百五十萬兩的歲修銀中，只要用到十分之三，便已足夠，換句話說，每年至少有三百萬兩的額外開支：第一是分段管河的各“廳”，濫支浮銷；第二是支付“挂名差使”的乾薪；第三便是應酬交際費用。當然，這些額外開支，必須由舞弊而來，河工的積弊，花樣百出，由來已久，瞞上不瞞下，視為當然，但緊要關頭，不能出事，一出事必獲嚴譴。河工上重視交際應酬，廣結人緣，亦就是為了怕出事，就在龔定庵到清江浦以前不久，有個河廳同知因為捨不得一百兩銀子，結果花了兩萬兩。
有個無賴姓王，雲南人，他的祖父在嘉慶年間亦是河廳同知，闊極一時，身後子孫不肖，竟無法回籍，流落在兩淮，最後只剩下一個孫子，便是這個無賴。淮揚一帶，最多刻薄文人，坐領乾薪，飽食終日之餘，每好用文字消遣他人，所以這個姓王的無賴得了個用杜甫詩意的雙關的外號，叫作“王孫”。
一個多月以前，王孫向這個不識趣的河廳同知去“告幫”，要借一百兩銀子。那同知不但一口拒絕，而且還牽涉到他祖父，很挖苦了他一頓，那王孫笑笑答說：“一樁小事，閣下何必如此認真！我看閣下恐怕失算了。”
過不多久，麟慶出巡。河工的規矩，沿堤須先堆積材料，以便一旦潰決，即時可以搶修。材料不外乎木柴、石塊，其名曰“垛”，購料舞弊的方法，便是外實中空，叫作“虛堆假垛”。王孫找到一處假垛，藏身其中，等麟慶經過時，故意發出呻吟之聲。
“這是什麼聲音？”麟慶問說。
“沒有啊！”
王孫一聽這話，立即放聲長號：“啊——喲——”
麟慶大怒。“把這柴垛移開來看！”他說，“看是怎麼回事？”
於是隨行的親兵，紛紛動手，等一拆開，原形畢露，裏面空空如也，一床草荐，睡着一個病夫。
“小人沒有家，”王孫跪在地上，喘息着說，“又得了個哮喘症，迫不得已，只好藉此遮遮風雨，已經有三年了。”
“瞎說！”那河廳同知氣急敗壞地向麟慶說，“回稟大人，此人叫王孫，是有名的無賴，明明是他把木柴偷空了，說什麼有哮喘症。請大人把此人交給卑職，嚴辦他的竊盜之罪。”
“你說我偷木柴，莫非我還偷石頭？”王孫指着那些“虛堆假垛”說，“請憲台大人驗一驗，沒有一處不是空的。”
一驗果如所言。麟慶大怒，即時派隨行的何俊將此同知看管，一回衙門便將拜折嚴參。河員瀆職，處分極嚴，令人最難堪的是枷號河堤，甚至河督得了革職的處分，除非特旨，亦不能免於此辱。因此，那同知千方百計，請出漕運總督與淮安關監督來緩頰，總共花了兩萬兩銀子，方得無事。
麟慶在南河五年有餘，官聲平常，但聖眷優隆，得力在他的鄉榜座師——麟慶是嘉慶十三年的舉人，這一科順天鄉試的正副主考是曹振鏞、潘世恩——道光以來，一直都是最顯赫的人物。因為如此，原本頗受重視的師生、同年的關係，運用到麟慶身上，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何俊對這一點當然很清楚，因此他在介紹龔定庵之先，很巧妙地將他與麟慶的師承淵源綰合在一起，變成了同出於阮元門下的再傳弟子。
原來阮元是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的四總裁之一，這一科探花王引之，是龔定庵在嘉慶廿三年戊寅恩科鄉試中舉的座師，而王引之的會榜同年，二甲卅八名，點了翰林的毛謨，是麟慶會試時的房師，照這層關係來說，龔定庵與麟慶是不折不扣的平輩世交，亦都是阮元的小門生。
阮元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告老還鄉的，他原籍儀征，定居府城揚州，麟慶每次到揚州拜見太老師，阮元總要談起龔定庵，譽之為天下奇才。麟慶久已心慕其人，所以一聽何俊談起龔定庵要來，立即表示渴望一見，而且已問過幾次，何以至今未到？照這樣的情形來看，龔定庵此行，一定大有所獲，但何俊不能不擔心一件事。
“定庵，這是極好的一個機會，就怕你口沒遮攔，無端逞口舌之快，弄得不歡而散，那就是再窩囊不過的一件事了。”
“今非昔比，你沒有見我的詩‘先生宦后雄談減’‘百年心事歸平淡’？而況麟見亭禮賢好士，生平雖無赫赫之功，在旗人亦算庸中佼佼，我何苦傷他？”
“照你這種口吻，其實無形中已傷了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但願口角之間留神，別弄得大家都掃興。切記、切記！”
督撫衙門，皆有花園，不是在後，便是在西，南河總督衙門的花園在署右，是一座獨一無二的“賜園”。
這座花園是康熙年間河督張鵬翮所辟，乾隆朝高斌大加擴充，避用園林之名，題名“荷芳書院”。高宗南巡，曾在此駐蹕，照規制，類此駐蹕之處，如果不改作行宮，亦應封閉，高宗格外體恤，特命賜南河總督為休沐之地。既是賜園，不必再用掩耳盜鈴的書院名稱，因而改名“淮園”，後來又改為“澹園”，最後取海晏河清之意，改名“清晏園”，園額最近換過，是麟慶的手筆。
清晏園之勝，全在張鵬翮所開的一座方池。池子很大，中有一道曲折虹橋，盡頭一座六角亭，額題“倚虹得月”，便名為“得月亭”。亭柱上有麟慶題的一副楹帖：“四面綠蔭春管領，一池紅雨水文章。”池子四周，有三十多株大柳樹，池中又滿種紅蓮，所以這十四個字是寫實。
一到夏天，麟慶以得月亭為會客治公之地。何俊陪着龔定庵到達時，麟慶正在接見一位人瑞，此人是漕船上的一個水手，雖然鶴髮飄蕭，但看上去只不過六七十歲，其實已經一百三十二歲，有雍正七年初充水手的印冊，以及嘉慶十二年河督李長森賞給的百歲銀牌為證。
由於是人瑞，麟慶特為給了他一個座位。在亭外旁觀的龔定庵，聽得麟慶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史浩然。”聲音還很清亮。
“哪裏人？”
“山東汶上。”
“你是哪年生的？”
“康熙戊子。”
“你幾歲到漕船上的？”
“廿二歲。”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到雍正七年正是廿二歲。只見麟慶屈着手指數了一會兒，大概因為他所言不虛，表示滿意，便又問道：“你的養生之道一定很高明。”
史浩然聽不懂他的話，便有帶他來的一個武官說道：“大人是問你，你是有什麼法子，能夠活得這麼長？”
“小人是蠢人。”史浩然說，“餓了吃，困了睡，心裏從不想事。”
養生的秘訣，如是而已！麟慶自然不必再往下問什麼了。賞了十吊制錢，遣走了史浩然，接待慕名已久的龔定庵。
他的稱呼很客氣，是“定庵先生”；龔定庵則論科名，稱之為“老前輩”，麟慶早於龔定庵九科，但年齡卻只大了一歲。
見了面，先敘師門淵源。“久聞太老師對定庵先生的賞識，異乎尋常。”麟慶說道，“我聽甘泉鄉人傳說，京師有兩句歌謠：‘阮公耳聾，見龔必聰；阮公儉嗇，交龔必闊。’真正難得。”
這兩句話，龔定庵還是第一次聽到，對傳述之人，無形中生出感激之心，但心知其故，說了老實話。
“果真有此兩句歌謠，無非因為：第一，阮公失聰是假裝的，常有人以俗務關稅相擾，阮公拒之不可，只有裝聾作啞，或許是因為我從不跟他談這些事，所以不必有所顧忌。至於‘交龔必闊’，是因為我窮的緣故。”
這就自然而然地吐露了需要周濟的意向，麟慶很痛快，但也很含蓄地表示說：“此為我輩之過。”接着，便看了何俊一眼，眼色中很明顯地暗示，應該多送程儀。
“大帥的《鴻雪因緣圖記》，不妨讓定庵瞻仰瞻仰。”何俊轉臉又問龔定庵，“想來你亦聽說過，麟大人有這麼一種生面別開的自訂年譜？”
“噢，聽說過，不知其詳。”
“你一看就知道了。”
麟慶對這件事最感興趣，當即命書童將他的《鴻雪因緣圖記》的稿本捧了出來。原來“鴻雪”是出於蘇東坡的詩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麟慶自從道光三年外放徽州知府以後，升遷甚速，宦轍所經，無論人事景物，頗有可記，因而在道光七年興起一個念頭，不妨畫圖作記，以供晚年退歸林下的回憶，同時流傳後世，至少亦可讓子孫知道先世的經歷。因而請幕府繪畫的三位幕友執筆，自髫年開始，每歷一事，必制一記，繪一圖，預定每八十幀圖記，匯成一集，現在已經積有兩集了。
這兩集“圖記”一時看不完，倘或借了去看，萬一遺失損毀，主人痛惜，客人不安，所以龔定庵心中打算，只能略翻一翻，看到有可資以為談助的，便即停下手來談論一番，作為應酬主人的雅意。
哪知隨手一翻，恰好翻到“西湖問水”這一幀，當然就停下來了。原來麟慶的父親字曙墀，嘉慶十一年以知府分發浙江，第二年署理台州府，旋調溫州，麟慶時年十七，隨父宦居浙江，尋幽探勝，共有十三幀圖，“西湖問水”“凈慈坐禪”“韜光踏翠”“錢塘觀潮”“玉泉引魚”“六和避險”是在杭州的遊蹤；台州有兩幀，“赤城餐霞”“石樑懸瀑”；此外有在紹興的“禹穴征奇”，有在溫州的“永嘉登塔”“石門躍鯉”。
有此淵源，龔定庵大感親切，一幀一幀看下去，看到“敷文載筆”，復又讀麟慶所作的記。敷文是指敷文書院，在鳳凰山的萬松嶺上，南宋時密邇大內，所以明朝初建書院時，即名“萬松”。入清以後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御書賜額“浙水敷文”，因而改名敷文書院。其中有芙蓉石、玩心亭、飛躍軒、石匣泉諸勝，又有一座毓秀閣，供奉魁星，又名魁星閣。所謂“敷文載筆”，便與這座魁星閣有關。
麟慶記道：“相傳求名之士，於元旦日初出時，以五色絲纏香往拜，如易得手中筆，必獲科第，然往往有不見者，則必顛躓棘闈，屢試屢驗。余聞而心動，請於母，笑頷之。乃先期齋沐，於戊辰元旦，趁晨光熹微，衣冠登閣，仰視魁星手中，竟不見筆，甫拜祝，而筆自落，因以香易歸焉。”
戊辰是嘉慶十二年。在麟慶“敷文載筆”后不久，奉到恩詔，以來年為皇帝五旬萬壽，舉行恩科鄉會試，麟慶北上應試，得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年己巳，連捷成進士，同榜二百四十一人，以麟慶年十九歲為最輕。
敷文書院曾是龔定庵肄業之地，追憶當年，神往不已，彼此有許多往事可談，一直談到黃昏，麟慶還要留他喝酒，但因第二天一早，龔定庵便須轉往揚州，而何俊有好些事要跟他談，所以代他辭謝了主人的情意。
回到何俊的寓所，已有五份請帖在等着龔定庵。他匆匆看了一下，一股腦兒推到何俊面前。“你看，”他說，“該怎麼辦，我聽你的。”
何俊看完了請帖問道：“你明天走不走？”
“走又如何？不走又如何？”
“不走，不妨每處到一到，不必擔心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如果明天要走，我勸你哪裏也不必去了，今晚上你還要辦事。”
“辦什麼事？”
“你先別問。”
龔定庵略想一想答說：“盧心農在揚州等我，明天要走，既然晚上還有事，咱們就不必出去了。而且，近年心情不同，酒食徵逐，亦沒有什麼意思。”
“好！我叫他們去弄個魚翅來請你。”
何俊將聽差喚了來，指明到清江浦最大的一家徽館四景園，關照要一大碗紅燒魚翅，另外配四樣菜，馬上送來。哪知聽差尚未出門，南河總督衙門已有一個戈什哈持着麟慶的名帖，帶着廚子挑夫，送來了一桌燒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