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議

一

一部比磚頭還厚的書，在我書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

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曾經轟動一時。長期以來，很多出版社在不斷力爭再版，我都沒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條，它實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萬字，一定會把信任我的讀者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較長的時間，由我自己大刪一遍。但是，怎麼也抽不出這麼一段時間。

我說它“曾經轟動一時”，倒是一點也沒有誇張。它出版於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獲得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這個獎，在當時非常珍貴，因為時間包括整個二十世紀，而獲獎者名額很少。就在當時，獲獎者中一半人，也已經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憶了當年與章培恆教授一起到北京領獎的情景。當時活着的幾個獲獎者，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世上了。

我的這部書，初版名為《戲劇理論史稿》，系統地論述全世界十四個國家的戲劇學，被很多大學作為教材使用。在使用十年之後，一九九二年，它又獲得國家文化部頒的“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這也不容易，因為那次獲一等獎的，全國一共只有兩本書。

除了獲獎，更讓我感動的，是當時文化界對它的歡迎程度。那個時候，中國還找不到複印機，因此不少人就一頁頁抄寫，花幾個月時間訂成厚厚一本。這樣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見過三份。更有戲劇、電影界的同行到處以高價搜購，發生了很多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的故事。那時，全國剛剛開放，上上下下對世界文化有一種饑渴。

不管怎麼說，這些都已經是遙遠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書就讓它自然枯萎吧。

沒想到，半年前，我的幾個學生告訴我，兩位當今著名的編劇，先後在網絡上說，對他們的專業幫助最大的，居然是這部書。於是，很多網友開始詢問和尋找。也有一些問到我這裏的，但我三十年來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沒有了。

這就又一次產生了再版的念頭。

二

為了再版，我匆忙地瀏覽了一遍全書。奇怪的是，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嚇着了。

我不想藉此而自傲，而只想驚嘆一種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誰也不必過於謙虛，因為生命並不只是屬於自己。

我前面說了，這部書上印着的出版時間，是一九八三年五月。這個時間很值得玩味。浩劫方過，百廢待興，步履維艱，顧慮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這麼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該怎麼面對。按當時的運作效率，必然會耗費很長時間。而且，每一步的耗費都有充分理由，例如，當時我才三十多歲，以前並沒有發表過學術成果，出版社怎麼敢於為這麼一個毫無把握的年輕人接下如此龐大的一副重擔？而且，這部書的內容，絕大多數屬於當時極為警惕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審查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這部書在問世之前至少要在多個環節間廝磨、輾轉好幾年。

這麼一算，倒推回去，這部問世於一九八三年春天的書稿，送到出版社的時間，再遲也不會晚於一九八〇年。這也就是說，離否定“文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很近。

在剛剛否定“文革”的時候就送過去了，那麼，這部書的主體工程，只能完成於災難歲月。

這個災難歲月對我來說極為恐怖，因為父親被關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無着。

如果進一步，把這部書的內容與災難歲月作一個對比，那就更會發現，裏邊包含着一種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的大膽。

因為那場災難，起點是戲劇，即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旗幟也是戲劇，即八個“革命樣板戲”。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難，僅僅是因為說了一句最平常的戲劇評論。而我，居然在鋒利的刀口上彙集全世界的戲劇學，這實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證明，人類的極端性恐嚇，有可能帶來極端性勇氣。

六十八萬字的書稿，幾乎每一頁都與當時身邊的極左言論背道而馳。我寫的時候，並不是在批駁那些言論，如果這樣，反倒抬舉那些言論了。我自命的任務，是徹底鄙視它們，視它們為無物，判它們為無知。

我寫這部書的時候，當然沒想到出版，因為我無法想像災難的結束。

我只希望，寫完，厚厚幾疊，用油布包起來，用麻繩紮起來，找一個無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樑上面。不知今後哪個年月，讓後人偶爾發現。

正因為這樣，當災難出乎意料地過去，這部書居然可以出版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

更驚人的是，在一次統括二十世紀的全國學術評獎中，這部書竟也在極少的名額中獲得大獎。那次頒獎大典，瀰漫著一種從生死火線奪命歸來的悲壯和凄涼。

記得大家都不怎麼講話，只看着那些低聲抽泣的早已離世的獲獎者家屬，似暈似呆。大家選舉我代表所有的獲獎者發言，我分明記得，北京的那個冬天，冷得清奇蝕骨。

在嚴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幾個還活着的獲獎者，他們都抖抖索索，毫無壯士氣息。我想，中國總是如此，堅守在城頭寧死不屈的，歷來是幾個體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裏去了。

多少年後，當災難已被徹底淡忘，彪悍之士又出現了。他們天天展現着激烈的扮演，響亮的嗓門，受到無知年輕人的追捧。

但是，一些陳舊的書稿提醒年輕人，在歷史的泥路邊，除了扮演和嗓門之外，還曾經有過一些無聲的身影。

為此，我經常想反問那些成天慷慨激昂的彪悍之士：在災難深重的日子裏，你們在哪裏？說過什麼？寫過什麼？做過什麼？

三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嚇着，更因為一系列技術性的原因。

翻翻這部書，讀者難免會產生疑問：全世界兩千多年來的戲劇學經典，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多少翻譯成中文，那麼，在那個荒涼的年代，究竟是怎麼收集、怎麼翻譯的？

記得這本書剛剛出版一年，復旦大學的著名英語專家陸谷孫教授就帶領着加拿大的一名華裔戲劇教授來找我。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說：“為找您，我飛了半個地球。只想問您，怎麼會做到這麼齊全？”

新加坡首席國家級戲劇家郭寶昆先生對我說：“我到美國和香港的幾個圖書館都去查對了，全世界主要的戲劇學著作，您都沒有遺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總是笑笑，不作回答。因為，太難回答。

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這樣一部著作的成敗關鍵，在於選擇。在全世界，為什麼只選這十幾個國家？那就必須接觸更多國家的資料。在這些入選的國家中，為什麼只選了這幾位戲劇家，而不是其他幾位？對於每一位戲劇學家，在他們一輩子的大量言論中，為什麼只選了這幾個觀點？……

那就是說，必須對沒有選上的戲劇家和戲劇學，都有廣泛和深入的了解。總之，這部《世界戲劇學》的背景資料和備選資料，應該是寫出來的好幾倍。

這麼大規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請為一個資金充裕的國家項目，又配備各種語言背景的工作團隊，也未必做得起來。而我一個人，在造反派暴徒、極左派打手、大批判鬥士的環視下，居然像“螞蟻啃骨頭”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庫，那是我的資料基地。說起來，在“文革”災難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曾出過《古典文藝理論譯叢》，質量很好，對我極有幫助，本書也採用了其中不少譯文，可惜那套譯叢內容零敲碎打，諸藝混雜，不成系統。但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庫里，戲劇的主題非常明晰，而且由於老一代教育家的幾十年搜集，達到了“專業性齊備”的標準。但這些書，我們的學術前輩在兵荒馬亂之中幾乎都沒有系統讀過，只是靜靜地存在那裏，等待着閱讀者。

“文革”災難開始時，圖書館被造反派們查封，我們很快也被發配到外地農場勞動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教育恢復工作，我們才有機會回上海參加教材編寫，可以進圖書館了。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身邊的極左派打手和大批判鬥士，都不懂外文。圖書館管理員中，原來有幾個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時也沒有人懂了。其中有一個叫蔡祥明的先生，農村來的，文化程度不高，卻喜歡書，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見到我，就把外文書庫的門輕輕打開，再送進來一條小木凳，供我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找書。我進門后，他會快速把外文書庫的門關上，讓我一個人在裏邊，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四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時期，後人很難理解。

造反派暴徒“奉命奪權”之後，全國大亂，毛澤東便下令工人和軍人以“宣傳隊”名義進駐所有的文化教學單位，成了實際掌控者，於是與造反派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甚至還產生武鬥。其實當時的工人、軍人“宣傳隊”和造反派在思想觀念上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出於對權力的爭逐卻使他們裂縫重重。等到一九七一年周恩來總理成了中央的第二號領導者主持複課，情況更是發生了進一步變化。極端主義勢力雖然還氣勢洶洶，卻已經不能自圓其說，因此出現了一些文化流轉的邊角空間。

例如，我當時與上海戲劇學院青年教師中的幾位夥伴幾度密謀，實施了一個危險而精採的行動。我因為深知由“革命樣板戲”引起的大量冤案，決心在複課時竭力阻止它們進入學院的課堂。但這很難，當時與戲劇無關的各種學校都把它們當做教材，我們學院以戲劇為專業，怎麼阻止？

我的行動是，讓幾位夥伴收集全國因“移植樣板戲”而出現了“差錯”的案例，由我拿着去給進駐的工人和軍人看，讓他們產生印象，這東西只要一碰，很容易犯政治錯誤，應該恭敬讓開。工人和軍人看了材料果然害怕，問我們該以什麼戲劇作為教材。

這時我就拿出兩本馬克思的著作，翻出馬克思高度評價莎士比亞的段落。工人和軍人不知道莎士比亞，卻太知道馬克思，當時恰逢毛澤東又號召“讀馬克思主義原著要不折不扣”。他們看了我劃出的段落，又翻到封面確認是馬克思的書，再翻到版權頁確認由國家正式出版，就放心了，同意在複課時講解和排演莎士比亞戲劇片段。

我對夥伴們說：只要能夠堵住“樣板戲”，迎進莎士比亞，那就是我們學院複課的最大成果。為了掩人耳目，平日不妨在發言和發文中表現出“緊跟形勢”的姿態，甚至說幾句違心的極左言論。

結果，從一九七一年複課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整整五年，偌大一所上海戲劇學院的各系科、各專業，從來沒有在課堂中引進過一句“樣板戲”，這在當時是無法想像的。更無法想像的是，莎士比亞卻藉著馬克思的佑護，倒在課程中微笑漫步。

但在課程中，莎士比亞只是實例，而不是教材。我當時被勝利所鼓勵，就開始着手編寫完整的正規教材《世界戲劇學》。這件事太大，又沒有馬克思的佑護，一旦被造反派和“宣傳隊”發現，必釀大禍，因此需要徹底保密。

對年輕的生命來說，冒險、釀禍、保密，都是刺激。只要暗暗一想，掌心就像握有秘符，肩頭就像負有玄命，便立即氣血充盈、精力貫注。

五

我在外文書庫編寫《世界戲劇學》，當然也會在大量的外國資料中遇到翻譯上的難點，那就不能不感念孫珏老師了。孫珏老師是我讀中學時的英語老師，我在《文化苦旅》初版中曾寫到他，被台灣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對我說，孫珏老師是他大學裏的同學，英語極好，奇怪怎麼只做個中學老師。我說，他在抗日戰爭時曾進入過一個美軍翻譯機構，而這個機構是蔣介石親自挂名領導的。一九四九年之後，孫老師在填寫履歷表的“證明人”一欄時，在這段履歷上竟填了蔣的名字，那當然就出了問題。能教中學，還算好的。

他的“落難”，給我帶來了方便。我在研讀中凡是碰到翻譯上的“硬塊”，就到他家去請教。他家住在重慶南路，我搭二十四路電車到復興公園，再走幾百公尺就到了。記得有一次在靜安寺的二十一路電車上與他巧遇，我樂不可支，連忙從口袋裏取出半頁紙，上面抄着一段很難翻譯的文字，請他指教。我本想過兩天到他家去聽回答，沒想到他一見英文就興奮，竟在擁擠的電車裏讀了出來。我連忙環顧四周，因為按照當時的社會政治氣氛，這太像兩個“美國特務”在接頭了。

另一位需要特別感念的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聽手下的編輯說，有這麼一部稿子，便要來翻閱了一遍。他居然一點兒也不在乎書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齡太輕、宣揚西方太多，簽名同意出版。這在當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可思議。

……

感念這個人，感念那個人。不管怎麼說，這項工程總算完成了。

沒有想到，此書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現了一個漫長的“不可思議”。

記得我在兩度領獎的時候，都斷定它很快就會被同類新書追趕、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過去，這種情況沒有發生。

不僅沒有出現“同類新書”，而且，連我寫到的那些經典，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包括很多從事電影、電視、戲劇的專業人員。偶然也會在傳媒間看到一些藝術爭論，似乎很激烈，卻是前人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完滿解決了的，而且解決的等級遠遠高於今天的爭論。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剛剛誕生，歷史剛剛開始。

這種狀況，比我們的年代，顯得更加漠然無知。

漸漸我明白了，人文領域的創造，其實與條件無關。古往今來，都是如此。不錯，我寫這部書的條件，確實非常惡劣。但是，作為一個當事人，我有資格在四十年之後告訴大家，當時也有一些優勢是現在所不具備的。例如——

第一，心無旁騖的充裕時間；

第二，無視生死的勇敢勁頭；

第三，毫無名利的純凈心態。

現在還能回想起不少當時的片斷畫面：

聽說復旦大學圖書館裏可能有某本書，立即背一個包，換三次車，走一段路，然後在宿舍樓下呼喊一個“朋友的朋友”的名字，請他幫忙……

再過一個星期，坐火車到南京，除了找書，還找兩位老人……

從南京老人那裏知道，上海的一個弄堂里，住着一位早年的法國留學生……

早年的法國留學生又神秘地提示，最重要的幾份德文資料，在同濟大學圖書館。而能夠真正讀解這些資料的人，卻在上海外語學院……

六

為了《世界戲劇學》的新版，竟然引出那麼多回憶，這是事先沒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哪一部學術著作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

讀了我的上述回憶，有些讀者也許會對這部書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但是我要告訴他們，幾十年的歷史證明，這書是可以信任的。繼續做教材，也還稱當。

我更要告訴讀者的是，這本書雖然標着“戲劇學”的書名，但內容卻廣及整個藝術、整個美學。

原因是，世界各國的智者們在很長時間內，把戲劇當作“最高藝術”來論述。因此，他們的其他藝術觀念也都彙集到了戲劇學。隨之而來，更多與戲劇關係不大的哲學家、宗教家、政論家、法學家也都擠到這裏來高談闊論，精彩勃發。因此，如果把這部《世界戲劇學》的書名，改為《世界經典藝術學》，或《世界感性美學》，也未嘗不可。

以我自己為例，我寫作此書那麼多年，獲得的精神成果就遠遠超齣戲劇專業，使自己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我被海內外廣泛認知的身份是中華文化的闡釋者，但是在我的精神基座上，卻牢牢地烙刻着亞里士多德、狄德羅、萊辛、歌德、黑格爾、席勒、雨果、尼採的大名。這些大名，都與這部書有關。

從這個龐大而厚實的精神基座出發，通達對我更重要的康德、榮格、羅素、薩特，也不難了。

一個人，如果能夠儘早獲得全人類最高星座的審美默契，然後返視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創造，那就能擁有真正的生命尊嚴。

二〇一三年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