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新春時節,獲贈一箱子書,星雲大師的《百年佛緣》。四函,十五冊,可謂洋洋大觀。同時收到慧寬法師的信函,說星雲大師希望知道我讀這部書的感想。

要讀完這麼多書,需要花一些時日。我隨手拿起一函,抽出一本翻閱,發現文句清順流暢,如恂恂口語。看前言才知,原來是星雲大師在八十五歲高齡時所做的一次系統口述。我耳邊,又響起了他溫厚的揚州口音。

剛翻幾頁就停下了,因為看到了書上的一幀照片。

照片上有十幾個人,最中間的是星雲大師。他的左邊,站着辜振甫先生,而他的右邊站着的那個人,有點兒眼熟。比他們兩位年輕,樂呵呵地閉着眼睛。照片下面注着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終於想起來了,那個人就是我。那一天,是辜振甫先生的八十大壽。

辜振甫先生的壽宴,全家子女到齊,濟濟一堂,圍坐成一個大圓桌。客人只有兩人,那就是星雲大師和我。壽宴設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辜先生向全家介紹我們這兩個客人後,鄭重地說:“過生日,就是紀念生命,因此每年這一天都吃素,不殺生。”

我一聽,心想,真是慧言嘉行。

然後,辜先生向我們兩人一一介紹在場的子女。“這個是賺錢的”,“這個是籌錢的”,“這個是數錢的”,“這個是存錢的”,“這個……”

“這個是花錢的!”這是他的女兒辜懷群自己在搶着說,全場都笑了。辜懷群我知道,是戲劇家,排戲、辦劇場,當然是花錢的活兒。她隨即以同行的口氣對我說:“余先生,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笑:“還想花錢?”大家又樂了。

壽宴結束后,全體人員拍攝了那幀合影。辜振甫先生夫婦又邀着我,在外面的客廳里談了一會兒話。他們很懂文學,也都讀過我的書,因此一起說:“每次從報紙上知道你來,又找不到你。下次再來台灣,一定要告訴我們!”

我點頭,順口對辜先生說:“與您會談的汪道涵先生,倒是我的書友。他凡是見到好書,都會多買一本,與我分享。”

辜先生說:“請代我向他問好!”

我轉而對他夫人說:“尊祖父嚴復先生,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真正的中國近代,由他開始。”

辜夫人笑着說:“謝謝!”

看我們談得差不多了,星雲大師就走了過來。星雲大師比辜先生年輕十歲,但辜先生面對他,卻像面對兄長。

那麼,我怎麼會被邀參加辜先生家宴的呢?

完全是因為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從各種新聞媒體上看到,我在台灣太忙碌了。怕我累着,他請陸鏗先生轉告,讓我從鬧市區的福華飯店搬到佛光山台北道場來住,那兒清凈,可以免去很多打擾。

這對我來說,是求之不得。倒不是為了逃避忙碌,而是為了再次向他靠近。

星雲大師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首度當面拜識,卻在壽宴前的五年,一九九二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暨“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發表演講。演講是由星雲大師親自主持的,他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永久榮譽會長”。

那個演講現場頗為壯觀,世界各國的佛教徒按國別層層排開,以同樣的經頌、同樣的儀姿禮拜。我那天的演講,題為“行腳深深”,講述中國古代的一個個佛教旅行家的事迹。講稿的摘要,後來收入台灣爾雅出版社的《余秋雨台灣演講》中。

那次演講的地方,在高雄佛光山總部,因此我是從台北松山機場飛過去的。陪我去的,便是陸鏗先生。陸鏗先生比星雲大師還年長八歲,早已是古稀老人,但在接獲星雲大師指令后,居然變成了一個小夥子,一路上對我這個晚輩殷勤照拂,甚至一次次試圖來攙扶我,幫我提包。當時我就想,在通向佛光山的路上,好像大家都沒有了年齡。

那天到了高雄佛光山總部,星雲大師一見我便說,昨天有一位年輕的比丘尼拿着我的書找到他,建議邀請我到山上來講課。大師當時哈哈一笑,說:“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為了證明這件巧事,星雲大師隨即吩咐身邊兩位年輕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來。很快找來了,幾個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廟檐下談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師本人。

我至今還記得,星雲大師對我散文的評語是“迴腸盪氣”。

這情景讓我吃驚了。我寫的並不是宗教書籍,在這裏居然可以談得那麼熱烈。可以想像,他們對一本哲學著作、社會學著作、經濟學著作,也會這樣。這就是佛光山嗎?精神體量之大,遠遠超出了我的預計。

星雲大師領着我,走進一間山景滿窗的敞亮辦公室,向我介紹慈惠法師和其他法師。慈惠法師微笑着看了我一會兒,說:“我覺得《山居筆記》比《文化苦旅》更好。從這本書可以推測,你的寫作目標不只是散文,更是整體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讓你的研究有聲有色。”

我又吃驚了,說:“沒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

星雲大師知道我擔任過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話題就從文學轉到了戲劇。他說:“我老和尚很少看戲,前不久在美國西來寺,花了很長時間看完了一部大陸的電視劇,非常精彩。因此我想托你辦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儘管吩咐。”

他說:“我們剛剛建立了一個佛光電視台,想播出那部電視劇。你能不能找到那個女主角?我們與她商量一下。”

我問:“是哪部電視劇,哪位女主角?”

他說:“電視劇叫《嚴鳳英》,女主角叫馬蘭。”

“這不太難找。”我邊說邊笑。

星雲大師看我笑得奇怪,便用眼神問我怎麼回事。

我說:“馬蘭就是我的妻子。”

這下輪到他笑了。

那天,我與星雲大師暢談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時身體還很健碩,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個重要所在,還參觀了他小而整潔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運動的一個小球場。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談話。他在茫茫塵世間的經歷,他在台灣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興建一個個佛教道場的努力……這一切,都娓娓道來,聲聲入耳。

我側身注視着他袈裟飄飄的高大身影,心想,這實在是一種人間奇迹:氣吞山河卻依然天真,成功連連卻與世無爭,立足經典又非常現代,面對仇怨只播灑愛心。

為什麼說是奇迹呢?因為按照常例,大成功總是離不開權謀,老法師總是免不了孤寂。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這種常例。因為不合常例,也就構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後住進佛光山台北道場,就是想進一步深入這種奇迹,進行文化思考。

在辜振甫先生壽宴前後,我在台北道場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與星雲大師交談很長時間。

這十天中,我思考的問題很大,主要有這樣三個一

第一,當代社會,信息密集、科學發達、溝通便捷、流轉迅速,與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發展期已經有了極大差別。那麼,還有可能讓大批年輕人接受神聖的感召,進入一種脫離家庭生活的宗教團體之中嗎?

第二,進入宗教團體的僧侶隊伍,在今天還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樂、純凈、高尚,帶動周邊廣大的信眾嗎?有可能為今天紛亂無比的社會,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嗎?

第三,這種在宗教旗幟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給世界各地的大中華文化圈帶來友愛,減除彼此間長久的隔閡嗎?

這幾個問題,是當代人文科學中的宏觀難題。星雲大師都以自己的實踐,做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這種回答具有極大的歷史開創性。因為千百年來的佛教大師,沒有一個遇到過那麼強大的現代衝撞,也沒有一個組建過像佛光山那樣的盛大歡樂。

我把自己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先後發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國文脈》一書中,有專文研究佛教的盛衰歷史,其中有一段結論性的闡述——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產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致力於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我曾多次在那裏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澈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眾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

我想,佛教的歷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

我的這一論述,曾被大陸的權威佛教學刊和其他學術刊物一再轉載。

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間,我就把這種感受告訴了星雲大師。他謙虛地說:“過獎,過獎!”

當我說到以佛教精神減除大中華文化圈長久隔閡的時候,他給我談到了一九八九年收留許家屯的事。他講述了事情的全部經過,又談了自己超越政治對立的包容情懷。但是,這一件事,已經阻斷他再度返回大陸的行程好幾年。

從台北返回上海的飛機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來疏通一下。星雲大師在那個事件中本來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卻被誤解了。我既然聽了他的敘述,也就承擔了責任。但是,我自從辭職后就徹底割斷了與權力結構的關係,不再與官員接觸,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飛機上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了一個人,覺得看到了一線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飛機后剛進關,在機場過道的轉彎處,恰恰見到了這個人,那就是我的忘年書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獨自站在一個角落。由於做過上海市市長,很多人都認識,他便把臉轉向過道外面,背對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轉身一見我,高興極了。

我立即告訴他,辜振甫先生向他問好。然後,我頓了頓,說想約他長談一次,內容非常重要,有關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他略一遲疑,便扳着指頭算日子,約我再過一個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號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雲大師講的話,幾乎一句不漏地告訴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聽完,又反覆追問了幾個細節,然後用手輕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會兒。

最後他對我說,由於事情複雜而又重大,我必須把剛才講的內容寫成一個完整的書面材料,交給他,由他負責遞送。

書面材料我很快寫好,送去了。過了幾天,他又告訴我:“材料已經轉送,想必事態會緩和下來。但不要急,此事牽涉比較複雜,需要時間。”

在這之後,我離開了上海,離開了眾聲喧嘩的熱鬧,全身心投入了對世界文明的進一步考察。其間還被香港鳳凰衛視聘為特邀主持,貼地歷險四萬公里,遍訪了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克里特文明、雅典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的遺迹。在這過程中,更是虔誠地巡拜了佛教文化的聖跡。從尼泊爾釋迦牟尼的出生地,一直到他山洞苦修、菩提悟道、初轉法輪等等遺址,全部一一到達,並長久留連,細細詢問,詳盡記述。從四萬公里返回后,我又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考察成果,特別是提醒人們注意正在發酵中的恐怖主義和經濟危機。

那些年,我也曾遇到過比汪道涵先生更大的高官。一見面,他們總是談我的書,而我則與他們談星雲大師的事。我說,哪片土地如果連星雲大師也容不下了,那不是他的損失。

直到二〇〇二年春天,鳳凰衛視告訴我,星雲大師可以回大陸了,而且領銜到陝西法門寺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他會在三月三十一日護送舍利回來,鳳凰衛視希望我到西安機場迎接,到時接受採訪。

我歷來不會在公共場合接受媒體採訪,但這次由於星雲大師,立即動身。

那天在西安機場,採訪我的不僅僅是鳳凰衛視,還有別的很多電視台。那些電視台一見到我,便一下子奔涌過來,全都把話筒塞在我嘴邊。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就比較完整地講述了佛教精神對於當代世界的意義,以及法門寺佛指舍利的行藏與中國歷史興衰的關係。很多電視台都播出了我的這段講話,這也就讓佛教話語罕見地在大陸傳媒上成了主流話語。

後來,法門寺重建立碑,邀我書寫碑文,我就把那天在西安機場講話的內容概括進去了。大家可以從《秋雨碑書》的《法門寺碑》中看到:

佛指在此,指點蒼茫。遙想當初,隱然潛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渺渺千年,再見天光,蒼生驚悅,世運已暢。覺者頓悟,興衰巨掌……

後來,我把自己書寫的《法門寺碑》拓片,連同我為普陀山書寫的《心經》碑刻拓片,一起送給了星雲大師。

回想那天在西安機場見到星雲大師時,他顯得相當疲憊。連續三十七天大規模的迎送活動,每個環節都離不開他,他太勞累了。畢竟,他已經七十五歲高齡。

在這之後,我見到星雲大師的機會還是很多。儘管,我仍然是一個嚴格拒絕傳媒、拒絕集會、拒絕熱鬧、拒絕廣泛交往的人。

去台灣時,曾一再地與星雲大師同台進行對話,同桌圍爐過年。更多的是在大陸,只要是他的行跡,我常常會“不期而遇”。這中間,似乎有某種神秘的天意。當然也有事先安排的,例如,我陪他去普陀山。

記得那天的普陀山,凡是他要走過的地方,都鋪上了紅地毯。兩邊全是僧人執禮恭迎,黃紅兩色連成長廊,蜿蜒盤旋。我是普陀山的“榮譽島民”,便以主人的身份扶着他,在長廊間緩步行進。

他與普陀山當時的總方丈戒忍法師見面時,方丈說:“大師,我在這兒幫您看山。”

星雲大師回答道:“其實佛光山也算是普陀山的一脈。”

第二天一早,我又陪着他,到普陀山一個安靜的高處,為太虛法師的遺迹奠基、栽樹。他在那裏,即興發表了一個充滿文學性的演講。

他平日的演講,絕大多數是面對千萬信眾開示。但這天就不一樣了,他與太虛法師進行了一場私密的“隔代相晤”。一個在全世界弘揚了“人間佛教”的實踐者,突然來到了“人間佛教”先驅者留下的精舍,有很多心裏話需要傾訴。這種傾訴,情真意切,細語綿綿,當然具有文學性,全被我“偷聽”到了。

我與他最近一次見面,是偶遇,在山西大同。大同華嚴寺請大師開光,而我,正巧也與妻子一起在大同考察北魏文化的遺迹。於是,我們又有了愉快的夜談。

據我長期研究,公元五世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北方少數民族領袖的彪悍雄姿問鼎中原,既虛心學習漢文化,又大力接迎佛教文化。在接迎佛教文化的過程中,又順理成章地引入了犍陀羅文化,以及犍陀羅身後的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巴比倫文化。於是,以佛教文化和漢文化為中心,當時整個世界的優秀文化全都浩浩蕩蕩地集中了,互融了。由此產生的成果,就是偉大的唐代。

因此,我應邀為大同雲岡石窟書寫並鐫刻了一方碑文,文曰:“中國由此邁向大唐”。人們看完了那些雄偉石雕,就能看到這方碑刻。

大同的雲岡石窟和古城牆都修復得很好,受到海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星雲大師那天在大同講經,就有當地的佛教信眾遞紙條上去,熱情稱讚對修復工程做出重大貢獻的耿彥波市長是“活菩薩”。星雲大師當天晚上就以佛教的立場,對耿市長深表感謝。

在大同聖潔的夜空下,與星雲大師輕聲交談着千餘年來的輝煌和岑寂,文明和信仰,實在是一種醇厚的精神體驗。

癸巳年春日

(星雲大師收到本文後,在第一時間就請助手朗讀了一遍,他聽得非常仔細。不久,我家的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裏邊傳來熟悉的聲音:“我是星雲。”他高度評價了這篇文章,說是“小篇幅,大作品”。我說:“愧不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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