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

一

新春時節，獲贈一箱子書，星雲大師的《百年佛緣》。四函，十五冊，可謂洋洋大觀。同時收到慧寬法師的信函，說星雲大師希望知道我讀這部書的感想。

要讀完這麼多書，需要花一些時日。我隨手拿起一函，抽出一本翻閱，發現文句清順流暢，如恂恂口語。看前言才知，原來是星雲大師在八十五歲高齡時所做的一次系統口述。我耳邊，又響起了他溫厚的揚州口音。

剛翻幾頁就停下了，因為看到了書上的一幀照片。

照片上有十幾個人，最中間的是星雲大師。他的左邊，站着辜振甫先生，而他的右邊站着的那個人，有點兒眼熟。比他們兩位年輕，樂呵呵地閉着眼睛。照片下面注着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終於想起來了，那個人就是我。那一天，是辜振甫先生的八十大壽。

辜振甫先生的壽宴，全家子女到齊，濟濟一堂，圍坐成一個大圓桌。客人只有兩人，那就是星雲大師和我。壽宴設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辜先生向全家介紹我們這兩個客人後，鄭重地說：“過生日，就是紀念生命，因此每年這一天都吃素，不殺生。”

我一聽，心想，真是慧言嘉行。

然後，辜先生向我們兩人一一介紹在場的子女。“這個是賺錢的”，“這個是籌錢的”，“這個是數錢的”，“這個是存錢的”，“這個……”

“這個是花錢的！”這是他的女兒辜懷群自己在搶着說，全場都笑了。辜懷群我知道，是戲劇家，排戲、辦劇場，當然是花錢的活兒。她隨即以同行的口氣對我說：“余先生，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笑：“還想花錢？”大家又樂了。

壽宴結束后，全體人員拍攝了那幀合影。辜振甫先生夫婦又邀着我，在外面的客廳里談了一會兒話。他們很懂文學，也都讀過我的書，因此一起說：“每次從報紙上知道你來，又找不到你。下次再來台灣，一定要告訴我們！”

我點頭，順口對辜先生說：“與您會談的汪道涵先生，倒是我的書友。他凡是見到好書，都會多買一本，與我分享。”

辜先生說：“請代我向他問好！”

我轉而對他夫人說：“尊祖父嚴復先生，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真正的中國近代，由他開始。”

辜夫人笑着說：“謝謝！”

看我們談得差不多了，星雲大師就走了過來。星雲大師比辜先生年輕十歲，但辜先生面對他，卻像面對兄長。

二

那麼，我怎麼會被邀參加辜先生家宴的呢？

完全是因為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從各種新聞媒體上看到，我在台灣太忙碌了。怕我累着，他請陸鏗先生轉告，讓我從鬧市區的福華飯店搬到佛光山台北道場來住，那兒清凈，可以免去很多打擾。

這對我來說，是求之不得。倒不是為了逃避忙碌，而是為了再次向他靠近。

星雲大師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首度當面拜識，卻在壽宴前的五年，一九九二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暨“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發表演講。演講是由星雲大師親自主持的，他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永久榮譽會長”。

那個演講現場頗為壯觀，世界各國的佛教徒按國別層層排開，以同樣的經頌、同樣的儀姿禮拜。我那天的演講，題為“行腳深深”，講述中國古代的一個個佛教旅行家的事迹。講稿的摘要，後來收入台灣爾雅出版社的《余秋雨台灣演講》中。

那次演講的地方，在高雄佛光山總部，因此我是從台北松山機場飛過去的。陪我去的，便是陸鏗先生。陸鏗先生比星雲大師還年長八歲，早已是古稀老人，但在接獲星雲大師指令后，居然變成了一個小夥子，一路上對我這個晚輩殷勤照拂，甚至一次次試圖來攙扶我，幫我提包。當時我就想，在通向佛光山的路上，好像大家都沒有了年齡。

那天到了高雄佛光山總部，星雲大師一見我便說，昨天有一位年輕的比丘尼拿着我的書找到他，建議邀請我到山上來講課。大師當時哈哈一笑，說：“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為了證明這件巧事，星雲大師隨即吩咐身邊兩位年輕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來。很快找來了，幾個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廟檐下談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師本人。

我至今還記得，星雲大師對我散文的評語是“迴腸盪氣”。

這情景讓我吃驚了。我寫的並不是宗教書籍，在這裏居然可以談得那麼熱烈。可以想像，他們對一本哲學著作、社會學著作、經濟學著作，也會這樣。這就是佛光山嗎？精神體量之大，遠遠超出了我的預計。

星雲大師領着我，走進一間山景滿窗的敞亮辦公室，向我介紹慈惠法師和其他法師。慈惠法師微笑着看了我一會兒，說：“我覺得《山居筆記》比《文化苦旅》更好。從這本書可以推測，你的寫作目標不只是散文，更是整體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讓你的研究有聲有色。”

我又吃驚了，說：“沒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

星雲大師知道我擔任過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話題就從文學轉到了戲劇。他說：“我老和尚很少看戲，前不久在美國西來寺，花了很長時間看完了一部大陸的電視劇，非常精彩。因此我想托你辦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儘管吩咐。”

他說：“我們剛剛建立了一個佛光電視台，想播出那部電視劇。你能不能找到那個女主角？我們與她商量一下。”

我問：“是哪部電視劇，哪位女主角？”

他說：“電視劇叫《嚴鳳英》，女主角叫馬蘭。”

“這不太難找。”我邊說邊笑。

星雲大師看我笑得奇怪，便用眼神問我怎麼回事。

我說：“馬蘭就是我的妻子。”

這下輪到他笑了。

那天，我與星雲大師暢談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時身體還很健碩，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個重要所在，還參觀了他小而整潔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運動的一個小球場。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談話。他在茫茫塵世間的經歷，他在台灣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興建一個個佛教道場的努力……這一切，都娓娓道來，聲聲入耳。

我側身注視着他袈裟飄飄的高大身影，心想，這實在是一種人間奇迹：氣吞山河卻依然天真，成功連連卻與世無爭，立足經典又非常現代，面對仇怨只播灑愛心。

為什麼說是奇迹呢？因為按照常例，大成功總是離不開權謀，老法師總是免不了孤寂。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這種常例。因為不合常例，也就構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後住進佛光山台北道場，就是想進一步深入這種奇迹，進行文化思考。

三

在辜振甫先生壽宴前後，我在台北道場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與星雲大師交談很長時間。

這十天中，我思考的問題很大，主要有這樣三個一

第一，當代社會，信息密集、科學發達、溝通便捷、流轉迅速，與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發展期已經有了極大差別。那麼，還有可能讓大批年輕人接受神聖的感召，進入一種脫離家庭生活的宗教團體之中嗎？

第二，進入宗教團體的僧侶隊伍，在今天還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樂、純凈、高尚，帶動周邊廣大的信眾嗎？有可能為今天紛亂無比的社會，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嗎？

第三，這種在宗教旗幟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給世界各地的大中華文化圈帶來友愛，減除彼此間長久的隔閡嗎？

這幾個問題，是當代人文科學中的宏觀難題。星雲大師都以自己的實踐，做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這種回答具有極大的歷史開創性。因為千百年來的佛教大師，沒有一個遇到過那麼強大的現代衝撞，也沒有一個組建過像佛光山那樣的盛大歡樂。

我把自己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先後發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國文脈》一書中，有專文研究佛教的盛衰歷史，其中有一段結論性的闡述——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產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致力於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我曾多次在那裏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澈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眾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

我想，佛教的歷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

我的這一論述，曾被大陸的權威佛教學刊和其他學術刊物一再轉載。

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間，我就把這種感受告訴了星雲大師。他謙虛地說：“過獎，過獎！”

當我說到以佛教精神減除大中華文化圈長久隔閡的時候，他給我談到了一九八九年收留許家屯的事。他講述了事情的全部經過，又談了自己超越政治對立的包容情懷。但是，這一件事，已經阻斷他再度返回大陸的行程好幾年。

從台北返回上海的飛機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來疏通一下。星雲大師在那個事件中本來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卻被誤解了。我既然聽了他的敘述，也就承擔了責任。但是，我自從辭職后就徹底割斷了與權力結構的關係，不再與官員接觸，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飛機上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了一個人，覺得看到了一線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飛機后剛進關，在機場過道的轉彎處，恰恰見到了這個人，那就是我的忘年書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獨自站在一個角落。由於做過上海市市長，很多人都認識，他便把臉轉向過道外面，背對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轉身一見我，高興極了。

我立即告訴他，辜振甫先生向他問好。然後，我頓了頓，說想約他長談一次，內容非常重要，有關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他略一遲疑，便扳着指頭算日子，約我再過一個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號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雲大師講的話，幾乎一句不漏地告訴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聽完，又反覆追問了幾個細節，然後用手輕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會兒。

最後他對我說，由於事情複雜而又重大，我必須把剛才講的內容寫成一個完整的書面材料，交給他，由他負責遞送。

書面材料我很快寫好，送去了。過了幾天，他又告訴我：“材料已經轉送，想必事態會緩和下來。但不要急，此事牽涉比較複雜，需要時間。”

四

在這之後，我離開了上海，離開了眾聲喧嘩的熱鬧，全身心投入了對世界文明的進一步考察。其間還被香港鳳凰衛視聘為特邀主持，貼地歷險四萬公里，遍訪了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克里特文明、雅典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的遺迹。在這過程中，更是虔誠地巡拜了佛教文化的聖跡。從尼泊爾釋迦牟尼的出生地，一直到他山洞苦修、菩提悟道、初轉法輪等等遺址，全部一一到達，並長久留連，細細詢問，詳盡記述。從四萬公里返回后，我又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考察成果，特別是提醒人們注意正在發酵中的恐怖主義和經濟危機。

那些年，我也曾遇到過比汪道涵先生更大的高官。一見面，他們總是談我的書，而我則與他們談星雲大師的事。我說，哪片土地如果連星雲大師也容不下了，那不是他的損失。

直到二〇〇二年春天，鳳凰衛視告訴我，星雲大師可以回大陸了，而且領銜到陝西法門寺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他會在三月三十一日護送舍利回來，鳳凰衛視希望我到西安機場迎接，到時接受採訪。

我歷來不會在公共場合接受媒體採訪，但這次由於星雲大師，立即動身。

那天在西安機場，採訪我的不僅僅是鳳凰衛視，還有別的很多電視台。那些電視台一見到我，便一下子奔涌過來，全都把話筒塞在我嘴邊。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就比較完整地講述了佛教精神對於當代世界的意義，以及法門寺佛指舍利的行藏與中國歷史興衰的關係。很多電視台都播出了我的這段講話，這也就讓佛教話語罕見地在大陸傳媒上成了主流話語。

後來，法門寺重建立碑，邀我書寫碑文，我就把那天在西安機場講話的內容概括進去了。大家可以從《秋雨碑書》的《法門寺碑》中看到：

佛指在此，指點蒼茫。遙想當初，隱然潛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渺渺千年，再見天光，蒼生驚悅，世運已暢。覺者頓悟，興衰巨掌……

後來，我把自己書寫的《法門寺碑》拓片，連同我為普陀山書寫的《心經》碑刻拓片，一起送給了星雲大師。

回想那天在西安機場見到星雲大師時，他顯得相當疲憊。連續三十七天大規模的迎送活動，每個環節都離不開他，他太勞累了。畢竟，他已經七十五歲高齡。

五

在這之後，我見到星雲大師的機會還是很多。儘管，我仍然是一個嚴格拒絕傳媒、拒絕集會、拒絕熱鬧、拒絕廣泛交往的人。

去台灣時，曾一再地與星雲大師同台進行對話，同桌圍爐過年。更多的是在大陸，只要是他的行跡，我常常會“不期而遇”。這中間，似乎有某種神秘的天意。當然也有事先安排的，例如，我陪他去普陀山。

記得那天的普陀山，凡是他要走過的地方，都鋪上了紅地毯。兩邊全是僧人執禮恭迎，黃紅兩色連成長廊，蜿蜒盤旋。我是普陀山的“榮譽島民”，便以主人的身份扶着他，在長廊間緩步行進。

他與普陀山當時的總方丈戒忍法師見面時，方丈說：“大師，我在這兒幫您看山。”

星雲大師回答道：“其實佛光山也算是普陀山的一脈。”

第二天一早，我又陪着他，到普陀山一個安靜的高處，為太虛法師的遺迹奠基、栽樹。他在那裏，即興發表了一個充滿文學性的演講。

他平日的演講，絕大多數是面對千萬信眾開示。但這天就不一樣了，他與太虛法師進行了一場私密的“隔代相晤”。一個在全世界弘揚了“人間佛教”的實踐者，突然來到了“人間佛教”先驅者留下的精舍，有很多心裏話需要傾訴。這種傾訴，情真意切，細語綿綿，當然具有文學性，全被我“偷聽”到了。

我與他最近一次見面，是偶遇，在山西大同。大同華嚴寺請大師開光，而我，正巧也與妻子一起在大同考察北魏文化的遺迹。於是，我們又有了愉快的夜談。

據我長期研究，公元五世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北方少數民族領袖的彪悍雄姿問鼎中原，既虛心學習漢文化，又大力接迎佛教文化。在接迎佛教文化的過程中，又順理成章地引入了犍陀羅文化，以及犍陀羅身後的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巴比倫文化。於是，以佛教文化和漢文化為中心，當時整個世界的優秀文化全都浩浩蕩蕩地集中了，互融了。由此產生的成果，就是偉大的唐代。

因此，我應邀為大同雲岡石窟書寫並鐫刻了一方碑文，文曰：“中國由此邁向大唐”。人們看完了那些雄偉石雕，就能看到這方碑刻。

大同的雲岡石窟和古城牆都修復得很好，受到海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星雲大師那天在大同講經，就有當地的佛教信眾遞紙條上去，熱情稱讚對修復工程做出重大貢獻的耿彥波市長是“活菩薩”。星雲大師當天晚上就以佛教的立場，對耿市長深表感謝。

在大同聖潔的夜空下，與星雲大師輕聲交談着千餘年來的輝煌和岑寂，文明和信仰，實在是一種醇厚的精神體驗。

癸巳年春日

（星雲大師收到本文後，在第一時間就請助手朗讀了一遍，他聽得非常仔細。不久，我家的電話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裏邊傳來熟悉的聲音：“我是星雲。”他高度評價了這篇文章，說是“小篇幅，大作品”。我說：“愧不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