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雲門

§仰望雲門

近年來,我經常向大陸學生介紹台灣文化。

當然,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大陸肯定要多得多,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但是,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台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由於同是華人,對比相當直接;由於同是華人,學習又比較方便。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兒,先到台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

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一定有來自台灣的林懷民。

真正的國際接受,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一種殷切思念的延綿。

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已經做到這樣。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痴迷。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但亞洲、美洲、歐洲的很多地方,卻一直被它陶醉着。在它走後,還陶醉。

其實,雲門如此轟動,卻並不通俗。甚至可說,它很艱深。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也必須從啟蒙開始,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對西方人是如此,對東方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更深刻的是對東方人,因為有關自己的啟蒙,在諸種啟蒙中最為驚心動魄。

但是,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怎麼會這樣!他發現當舞員們憑着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劃定一個等級,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

雲門的話題關及人類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體。要給,也只給一個路標,雲門帶着觀眾走一條條雲水縹緲的大道。林懷民拒絕任何琳琅滿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們超塵脫俗,赤誠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文藝腔調”的苦行僧。他們在海灘上匍匐,在礁石間打坐,在紙墨間靜悟。潛修千日,彈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過,這些草民,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跟鳩摩羅什誦了經,又隨王維看了山。

罕見的文化高度,使林懷民有了某種神聖的光彩。但是他又是那麼親切,那麼平民,那麼謙和。

林懷民是我的好友,已經相交二十年。

我每次去台灣,旅館套房的客廳總是被鮮花排得滿滿當當。旅館的總經理激動地說:“這是林先生親自吩咐的。”林懷民的名字在總經理看來,如神如仙,高不可及,因此聲音都有點兒顫抖。不難想像,我在旅館裏會受到何等待遇。

其實,我去台灣的行程從來不會事先告訴懷民,他不知是從什麼途徑打聽到的,居然一次也沒有缺漏。

懷民畢竟是藝術家,他想到的是儀式的延續性。我住進旅館后的每一天,屋子裏的鮮花都根據他的指示而更換,連色彩的搭配每天都有不同的具體設計。他把我的客廳,當作了他在導演的舞台。

“這幾盆必須是淡色,林先生剛剛來電話了。”這是花店員工在向我解釋。我立即打電話向他感謝,但他在國外。這就是藝術家,再小的細節也與距離無關。

他自家的住所,淡水河畔的八里,一個光潔如砥、沒有隔牆的敞然大廳。大廳是家,家是大廳。除了滿壁的書籍、窗口的佛雕,再也沒有讓人注意的傢具。懷民一笑,說:“這樣方便,我不時動一動。”他所說的“動”,就是一位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練。那當然是一串串足以讓山河屏息的形體奇迹,怎麼還容得下傢具、牆壁來礙手礙腳?

離住家不遠處的山坡上,又有後現代意味十足的排練場,空曠、粗糲、素樸,實用。總之,不管在哪裏,都洗去了華麗繁縟,讓人聯想到太極之初,或劫後餘生。

這便是最安靜的峰巔,這便是《呂氏春秋》中的雲門。

雲門使我對台灣的文化氣氛,倍加敬重。

因為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着、佑護着、傳說著、靜等着,遠遠超出了文化界。

在台灣,政治辯論激烈,八卦新聞也多,卻很少聽到有什麼頂級藝術家平白無故地受到了傳媒的誣陷和圍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傳媒不會這麼愚蠢,去傷害全民的精神支柱。林懷民和雲門,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誰都寶貝着。

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師從葛蘭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但是,在去美國之前,他在台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他的母校,培養過大量在台灣非常顯赫的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最傑出校友”,林懷民得票極高。

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在我看來,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

在文化和藝術面前,這次,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對此,我感慨萬千。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吵吵鬧鬧的台灣電視,乍一看並沒有發現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大家剎時安靜,讓人們立即認知這個社會的品質。

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亞當斯(JohnAdams,一七三五—一八二六)曾經說過:

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

我想,林懷民在台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有一件事讓我想起了這段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首度訪問大陸,會見了大陸的領導人。他夫人寫了一本記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書,由連戰先生親自寫了序言。但是,他們覺得在這個序言前面還要加一個序言,居然邀請我來寫。他們對我並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職位上面,應該是無職位的文化。結果,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時,大家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奇怪的排位。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台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只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崑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台灣報刊。台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匯款還相當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着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寫着收匯人和寄匯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多麼勤,多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崑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觀眾中痴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范型是崑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台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採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崑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採訪我的身份,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裏長時間坐着,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卻已有點兒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裏天天佈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份對我的採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名位,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只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台。

有人問我:“你說了台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摹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的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台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做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做一個文化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很多次,每當我抵達的那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捲起,扔進垃圾堆。

扔進垃圾堆,是一個儀式的完滿終結。終結,是為了開啟新的儀式。

我在台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〇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台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只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

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做獲獎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處。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面刻着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從白先生推薦的出版物上認識了我,然後就有了他在國際會議上讓我永遠汗顏的那些高度評價,又有了一系列親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寫過名詩《鄉愁》。這些年大陸很多地方都會邀請他去朗誦,以證明他的“鄉愁”中也包括着當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與他關係好,總是以我有可能參加的說法來邀請他,又以他有可能參加的說法邀請我,幾乎每次都成功,變成一場場的“兩餘會講”。

“會講”到最後,總有當地記者問余光中先生,《鄉愁》中是否包括此處。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樣的眼光回我。然後,他優雅地說一句:“我的故鄉,不是這兒,也不是那兒,而是中華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帶頭鼓掌,因為這種說法確實很好。

他總是向我點頭,表示感謝。

順便他會指着我,加一句:“我們兩個都不上網,又都姓余,是兩條漏網之魚。”

我笑着附和:“因為有《余氏家訓》。先祖曰:進得網內,便無河海。”

但是,“兩餘會講”也有嚴峻的時候。

那是在馬來西亞,兩家歷史悠久的華文報紙嚴重對立、事事競爭。其中一家,早就請了我去演講,另一家就想出對策,從台灣請來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背景,從報紙上看到對方也來了,非常高興。但聽了工作人員一說,不禁倒抽冷氣。因為我們倆已經分別陷於“敵報”之手,只能挑戰,不能見面。

接下來的情節就有點兒艱險了。想見面,必須在午夜之後,不能讓兩報的任何一個工作人員知道,甚至,連懷疑的可能都沒有。後來,通過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鄭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輕手輕腳,兩人的外貌很多人認識,而兩家大報的耳目又是多麼密集。終於,見面,關門,大笑。

那次我演講的題目是反駁“中國崩潰論”。我在台灣經濟學家高希均先生啟發下,已經懂一點兒經濟預測,曾在《千年一嘆》、《行者無疆》中提早十年準確預測了歐洲幾個國家的嚴重經濟趨勢,因此反駁起來已經比較“專業”。

余光中先生在“敵報”會演講什麼呢?他看起來對經濟不感興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說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華文化。如果要他反駁“中華文化崩潰論”,必定言辭滔滔。

那麼,我們還是緊密呼應,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戰場。

從林懷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精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型態”和“國際接受”。

雲門舞集最早提出口號是:“以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但後來發現不對了,事情產生了奇迹般的拓展。為什麼所有國家的所有觀眾都神馳心往,因此年年必去?為什麼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限、人種的界限、國別的界限,大家都因為沒有界限而相擁而泣?

答案,不應該從已經擴大了的空間縮回去。雲門打造的,是“人類美學的東方版本”。

這就是我所接觸的第一流藝術家。

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闢了一個無疆無界的凈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凈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藝術是“雲”,家國是“門”。誰也未曾規定,哪幾朵雲必須屬於哪幾座門。僅僅知道,只要雲是精彩的,那些門也會隨之上升到半空,成為萬人矚目的巨構。這些半空之門,不再是土門,不再是柴門,不再是石門,不再是鐵門,不再是宮門,不再是府門,而是雲門。

只為這個比喻,我們也應該再一次仰望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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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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