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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在《歷史的暗角》裏首次比較系統完整地分析了小人，坊間陸續出版了多部剖析小人的著作，幾乎每一部，都把我對小人的論述印在扉頁上。

看來，我真是與小人擺開陣勢了。

陣勢前的戰事，月月未斷。

對方擂響一輪輪戰鼓，踏起一陣陣塵土，製造出戰爭激烈的假象，還不斷向外通報，我已一次次出場，與他們一次次打鬥，他們贏了幾個回合……

而我，一直悠閑地行走在遠方。偶然，在異國街頭，能買到香港的幾家大報，看看“我”與他們打鬥的報道。

知道內情的朋友問我何以在喧囂滔滔間有此定力，我笑道：“我既然首次論述了千年小人，當然要引出幾批當代同類給大家看看。歷來小人很少中計，這次他們遇上對手了。”

我寫那篇論述小人的文章非常鬱悶，卻讓我這幾年的行為作了一個樂觀的結論：只要不怕糾纏，不怕投污，不怕喧鬧，小人有可能被戰勝。

我在那篇文章中說，戰勝小人以後，自己很可能也變成了一個小人。我以這幾年的實踐證明，這個結果可以避免。

更重要的結論是：不與小人交手，很難成為真君子。

這就像，一個有潔癖的人，很難成為大丈夫。

我與小人交手了，而且反覆交手。他們的隊伍不小。

此刻我搓搓手，感覺很好。

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歐洲的一則往事。數百年來一直親如一家的一個和睦村莊，突然產生了鄰里關係的無窮麻煩，本來一見面都要真誠地道一聲“早安”的村民們，現在都怒目相向。沒過多久，幾乎家家戶戶都成了仇敵，挑釁、毆鬥、報復、詛咒天天充斥其間，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準備逃離這個恐怖的深淵。可能是教堂的神父產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調查緣由。終於真相大白，原來不久前剛搬到村子裏來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個愛搬弄是非的長舌婦，全部惡果都來自於她不負責任的竊竊私語。村民知道上了當，不再理這個女人，她後來很快搬走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村民間的和睦關係再也無法修復。解除了一些誤會，澄清了一些謠言，表層關係不再緊張，然而從此以後，人們的笑臉不再自然，即便在禮貌的言詞背後也有一雙看不見的疑慮眼睛在晃動。大家很少往來，一到夜間，早早地關起門來，誰也不理誰。

我讀到這個材料時，事情已過去了幾十年，作者寫道，直到今天，這個村莊的人際關係還是又僵又澀、不冷不熱。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們歷史學家忽視了。

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傑，也未必是元兇巨惡。他們的社會地位可能極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論，他們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學者。很難說他們是好人壞人，但由於他們的存在，許多鮮明的歷史形象漸漸變得癱軟、迷頓、暴躁，許多簡單的歷史事件一一變得混沌、曖昧、骯髒，許多祥和的人際關係慢慢變得緊張、尷尬、兇險，許多響亮的歷史命題逐個變得黯淡、紊亂、荒唐。他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的全部所作所為並沒有留下清楚的行為印記，他們絕不想對什麼負責，而且確實也無法讓他們負責。他們是一團驅之不散又不見痕迹的腐濁之氣，他們是一堆飄忽不定的聲音和眉眼。你終於憤怒了，聚集起萬鈞雷霆準備轟擊，沒想到這些聲音和眉眼也與你在一起憤怒，你突然失去了轟擊的對象。你想不予理會，掉過頭去，但這股腐濁氣卻又悠悠然地不絕如縷。

我相信，歷史上許多鋼鑄鐵澆般的政治家、軍事家最終悲愴辭世的時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確的政敵和對手；而是曾經給過自己很多膩耳的佳言和突變的臉色、最終還說不清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的那些人物。處於彌留之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死不瞑目，顫動的嘴唇艱難地吐出一個詞彙：“小人……”

高貴，最容易被小人文化所侵吞。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洒、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洒，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裏不敢出來，朋友說躲着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着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着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裏，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着大師，大師牽着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託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獻媚的態度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說成敗類，撤了他的官職，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做同黨關入死牢，他也沒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飽飽的。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我做過知縣怎麼著？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裏！你來打嗎？我已經咽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說什麼也是多餘的了。

馮道原在後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面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只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道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只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後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回答：“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痴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只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像一個人。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制隱秘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秘又能適當地把隱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里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急於事功又不講規範，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蓋着，辦起事來幾乎遇不到阻力，能像游蛇般靈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們善於領會當權者難於啟齒的隱憂和私慾，把一切化解在頃刻之間，所以在當權者眼裏，他們的效率更是雙倍的。有當權者支撐，他們的效率就更高了。

小人見不得權力。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小人的注意力總會拐彎抹角地繞向權力的天平，在旁人看來根本繞不通的地方，他們也能飛檐走壁繞進去。他們表面上是歷盡艱險為當權者着想，實際上只想着當權者手上的權力，但作為小人他們對權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權力背後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們是在投靠誰、背叛誰、效忠誰、出賣誰，其實他們壓根兒就沒有人的概念，只有實際私利。

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災難，但最消受不住的卻是小人的作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強蠻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則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變成醜聞。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沒於荒草黑夜間，可以展露於江湖莽漢前，卻斷斷不能讓小人染指或過眼。

小人不會放過被傷害者。小人在本質上是膽小的，他們的行動方式使他們不必害怕具體操作上的失敗，但卻不能不害怕報復。設想中的報復者當然是被他們傷害的人，於是他們的使命註定是要連續不斷地傷害被傷害者。你如果被小人傷害了一次，那麼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傷害在等着你，因為不這樣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歷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個秘訣：絕不把事情的原始整體和自身的人格整體明確對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層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複雜，就越能遮人耳目，因為正是這種分解，使人們失去了統觀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別真相的可能。

小人精明而缺少遠見，因此他們在製造一個個具體的惡果時並沒有想這些惡果最終組接起來將會釀成一個什麼樣的結局。當他們不斷挑唆權勢和輿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順着他們的意志在發展，而當權勢和輿情終於勃然而起揮灑暴力的時候，連他們也不能不瞠目結舌、騎虎難下了。小人沒有大將風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們不會忘記他們是這些全部災難的最初責任者。

本來，為人奴僕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僕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別人，主子失勢后卻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時窺測着掀翻和吞沒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當行乞成為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沒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點，在於以自穢、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對他人財物的佔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捨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有時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讓人流淚，獲得后，立即翻臉不認人。

文痞其實也就是文化流氓，與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們注意修飾文化形象，知道一點文化品格的基本經緯，因而總要花費不少力氣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為文人，他們特別知道輿論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費在謠言的傳播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潔奉公的人，並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是這幫人；在現代，給弱女子阮玲玉潑上很多髒水而使她無以言辯，只得寫下“人言可畏”的遺言自盡的也是這幫人。他們手上有一支筆，但幾乎沒有為文化建設像模像樣地做過什麼，除了阿諛就是誹謗。他們腳跨流氓意識和文化手段之間，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特別具有偽裝性，也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他們把其他類型小人的局部惡濁，經過裝潢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污染。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社會上特別痛恨的都不是各種類型的小人。我們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們痛恨敢於無視親友鄰里的規勸死死追求異性的情種，我們痛恨不顧一切的激進派或者巋然不動的保守派，我們痛恨跋扈、妖冶、窮酸、固執，我們痛恨這痛恨那，卻不會痛恨那些沒有立場的遊魂、轉瞬即逝的笑臉、無法驗證的美言、無可檢收的許諾。很長時間我們都以某種政治觀點決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觀點上幾乎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時討好兩面，至少被兩面都看成中間狀態的友鄰。我們厭惡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們厭惡野蠻，小人在多數情況下不幹血淋淋的蠢事。結果，我們極其嚴密的社會觀念監察網絡疏而不漏地垂顧着各色人等，卻獨獨把小人給放過了。

小人是善於做情感遊戲的，這對很多勞於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來說正中下懷。在這個問題上小人與正常人的區別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內心開始的，小人的情感遊戲是以揣摩對方的需要開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們一下就進入了他們的陷阱，誤認他們為知己。小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卻曾有很多人把他誤認為知己的人。到後來，人們也會漸漸識破他們的真相，但既有舊情牽連，不好驟然翻臉。

有不少人，就整體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靈魂深處也悄然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這就與小人們的作為對應起來了，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鬨者。

謠言和謊言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市場？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只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只要想一想歷來被謠言攻擊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理由被公開詆毀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的奧秘了。謠言為傳謠、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生命紮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個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有什麼社會影響呢？

一切正常人都會有失落的時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長嫉妒情緒，一聽到某個得意者有什麼問題，心裏立即獲得了某種竊竊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碼的常識和邏輯，也不做任何調查和印證，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圍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遺憾自己在名望和道義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個機會能在攻擊別人過程中獲得這種補償，也會在猶豫再三之後探頭探腦地出來，成為小人的同夥。

如果僅止於內心的些微需要試圖滿足，這樣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覺會使他們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開始只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心對立而已，而一旦與小人合伴成事後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們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難以救藥了。

從這層意義上說，小人最隱秘的土壤，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吃夠了小人苦頭的人，一不留神也會在自己的某個精神角落為小人挪出空地。

我覺得人們常常習慣於把那些對自己提出了不恰當批評的人看作小人，這其實是不對的。在很多時候，即便那些給我們帶來毀損和災難的人也未必是小人，因此，需要把對毀損的態度和對小人的態度分開來說。毀損是一種特殊事件，小人是一種恆久存在。毀損針對個人，小人荼毒社會。因此，毀損不必糾纏，而小人有待研究。

研究小人是為了看清小人，給他們定位，以免他們繼續頻頻地騷擾我們的視線。爭吵使他們加重，研究使他們失重，逐步讓他們處於低位狀態、邊緣狀態、贅余狀態。雖然小人尚未定義，但我看到一個與小人有關的定義，一個關於時代的定義。一個美國學者說，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這個定義十分精彩。小人總有，他們的地位與時代的價值成反比。小人若能在一定的精神氣壓下被低位安頓，這個時代就已經在問鼎偉大。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意思，與衛建民先生的想法很接近。

另外，我覺得即便是真的小人也應該受到關愛，我們要鄙棄的只不過是他們的生態和心態。

氣吞山河的人物也會產生小人心理。

清代山西票號日昇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翙之間的糾紛，可以作為最讓人痛心的例子。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里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裏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翙一敗塗地，然而這裏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動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翙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翔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划，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裏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