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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梅里美吧，還是與他同時的一個歐洲流浪作家，記不清了，在旅行筆記里留下一段經歷。

總是瘦馬、披風，總是在黃昏時分到達一個村莊，總是問了三家農舍後到第四家才勉強同意留宿。吃了一頓以馬鈴薯為主的晚餐后剛剛躺下，就聽到村子裏奇怪的聲音不斷。

似乎有人用竹竿從牆外打落一家院子裏的果子，農婦在喝阻。又有人爬窗行竊被抓，居然與主人在對罵。安靜了片刻，又聽到急切的腳步聲，一個在逃，一個在追……

流浪作家感到驚訝的是，始終沒有一家推出門來，幫助受害者抓賊。因為在他聽來，那些竊賊並非什麼外來大盜，而只是一些本地小流氓而已。他長時間地豎著耳朵，想聽到一點點除了竊賊和被竊之外的聲音，哪怕是幾聲咳嗽也好，但全村一片寂靜。他終於想自己出門，做點什麼，但剛要推門卻被一個手掌按住，壯實的房東輕聲而嚴厲地說：“你不要害我。你一出去，明天他們就來偷我家的了！”

三年後，流浪作家又一次路過了這個村莊，仍然是瘦馬、披風，仍然是黃昏、農舍。但他很快就發現，所有農舍的門都開着，裏邊空空蕩蕩。他急步行走，想遇到一人問問，但走了兩圈杳無人影，他害怕了，牽着瘦馬快速離開，投入暮色中的荒原。

村莊廢棄了，或者說毀滅了。

其實那些夜晚也有人喊過。巴金先生曾經喊道：他們以批判為名，在射殺叫聲特別動聽的飛鳥。沒有反應。他又喊道：他們在拔茬砍樹了。還是沒人理會，只聽得砍伐聲越來越響，笑語聲越來越高。

於是，不久，這個村莊也荒蕪了。

巴金先生嘆一聲：荒蕪的時間應該算得更早。

那個可能是梅里美也可能不是他的流浪作家的所見所聞，在那個地區有歷史先兆，那是宗教裁判所的功勞。

我在古城托萊多（Toledo）的一所老屋裏讀到過一些檔案。先後四十多萬人被處決，罪名全是莫須有，定罪的惟一根據是揭發、告密、謠言、批判。執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歡，揭發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為英雄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批判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緊隨其後。再後面是即將處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鬧着向他們丟擲石塊和垃圾。實證意識、懷疑精神、同情心理，一絲無存。甚至，連下次會不會輪到自己的擔憂，也一點看不出來，大家都在“驅魔亢奮”中表演着自己的純凈和高超。

因此，揭發、告密、謠言、批判，成了多數人的主流職業。把一個疑點擴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嫻熟；把鄰居親族告發成天生魔鬼的步驟，已演練得不動聲色。除了虐殺，就是狂歡；除了狂歡，就是虐殺，幾乎成了當時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則。

當虐殺和狂歡的高潮終於過去，社會出現了新的宣言，但共同的心理法則卻沉澱下來，滲透到每條街道、每個農舍之中。集體狂歡的表演不必了，那就徹底回歸自私，只剩下了對一切暴虐的膽怯，包括最小的暴虐。於是，村莊以另一種方式走向毀滅。

也許，不僅僅是自私和膽怯。

當自私和膽怯縱容了暴虐，那麼，它們也就隨時隨地可以投身暴虐。

中國清代筆記小說中的一個片斷，頗可玩味。海隅某鎮，突來三名惡棍，專事入室強暴民女。鎮民忿恨，請教鎮中兩位道學儒生如何報官捉拿，不料這兩位道學儒士篤信“麗服誨謠，艷容引奸”，聞之反嘆民女不守婦德。此後每當惡棍再度得手，他們必定不問惡棍蹤跡，只責民女咎由自取。鎮民粗鄙無文，遂信之而息聲，惟儒士之夫人不服，時有挑釁口角。半年後，惡棍暴行更其囂張，鎮民遷出逾半，未能遷出者惟有逆來順受。某夜一道學儒士之夫人察覺夫君行止有異，跟蹤相隨，方知夫君早已與惡棍混成一體，另一位道學儒士亦在其內。

時評者曰：助惡、行惡，本不可分。兩位道學儒士歷來只責受害民女麗服艷容，現關注久矣。為何關注？饑渴久矣。如此偽君子，遲早必成施害者。

疑惑者問：滿口道義，義正辭嚴，豈能盡假？

時評者曰：不屑道義而明施害者，小惡棍也；高倡道義而暗施害者，大惡棍也。小惡棍為大惡棍開道，大惡棍為小惡棍立言，自古皆然。

我細細觀摩了幾十年，必須提醒人們：

參與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於從眾；

參與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於嫉妒；

參與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於炫耀；

參與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於樂趣；

參與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於本能。

——五步既畢，被整者倒下滿地，而整人者也不復為人焉。

我細細觀摩了幾十年，必須提醒人們：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問題”；

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兩性問題”；

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歷史問題”；

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經濟問題”；

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學術問題”；

整人的最後借口，大多是“態度問題”。

——一輪既畢，片甲不留，整人者淺笑一聲，搓手尋取新的對象，開始又一度輪盤轉。

整人之事，舉世皆有，而中國的整人在以下五項上獨佔鰲頭：

整人在中國是一個逗趣的行業，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為目標，而是讓對方留命於世，只在名聲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無止無休，如貓逗老鼠，作為一大嬉樂。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國是一個貼身的行業，一般不以遠距離批判為滿足，而是非要逼得對方親自檢討、親自認罪、親自懺悔不可。如有可能，最好是自己掌嘴，或當面下跪。被整者的直接表情，永遠是決定整人者行動的主要圖譜；

整人在中國是一個堂皇的行業，一般不以這一行動的本質坦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題作為行動代號，並且中國文化也有足夠的詞彙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稱掌握了何種最遙遠或最細小的隱秘，而這種隱秘又足以禍國殃民。因此整人者永遠貌似救世者，當他們一旦舉起了棍棒，光環也就出現在腦際；

整人在中國是一個魔幻的行業，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實關係，而是讓一塊黑布永遠遮蓋着，讓私人恩怨永遠躲藏着，只需一個人站出來擺出整人架勢，他立即成為刀槍不入的魔術師，而他的奇幻想像力也不再有人懷疑和驗證。從此，由他張羅，真假可以互換，生死可以顛倒，絕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蹤，眾人明知其假卻能給予全場掌聲；

整人在中國是一個安全的行業，一般從不懲罰整人者，即便被他們傷害的人已獲平反。從不揭穿他們的誣陷伎倆，從不嘲笑他們的自露馬腳，儘管他們羞辱了那麼多人，卻從來沒有人把“可恥”兩字交還給他們。中國法治對於整人者，歷來表現出最大的模糊和寬大。中國文化對於整人者，更是表現出舉世罕見的容忍和理解。他們永遠受到媒體的寵愛，永遠受到青年的崇拜……

由於以上五項優勢，整人在中國，“壞事變成了好事”。

王小波先生說過，中國文化人只分兩類：做事的人；不讓別人做事的人。

怎麼才能不讓別人做事呢，最有效的方法，整他們。因此，整人的人，和不讓別人做事的人，是同一撥人。

有時，對人群的簡單劃分，比長篇大論更加重要。

中國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進行着一場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這中間，最麻煩的是做事的人。在他們還沒有追到事情的時候先被後邊的人追到，使他們無法再去繼續追逐事情，固然是一個悲劇；當他們追到了事情正在埋頭打理的時候被後邊的人追到，更是一個悲劇，因為到那時被損害的不僅是自己，而且還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了，真可謂“人事皆非”。

鑒於此，這些人終於訂立了兩條默契。第一條：放過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遠的事，使後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這條默契，就叫“衝出射程之外”；然而，後面的人還會追來，只能指望他們也會累。因此，第二條默契是：“鍛煉腳力，使得我們的速度足以使後面的追逐者累倒。”

我想，這也是歷來文明艱難延續的跑道。

我在追事，他們在追我，為的是不讓我做事。

——這場賽跑具有永恆的價值。

有人設想，只讓我安心做事，沒有後顧之憂就好了。

我說，沒有後顧之憂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時候如果完全沒有後顧之憂，證明我所做的事情沒有撬動陳舊的價值系統，沒有觸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沒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這樣的事情，在社會轉型期值得安心去做嗎？

因此，重要的後顧之憂，密集的追殺腳步，很可能是我們生存價值的真實寫照。

不必阻斷這樣的賽跑。只希望周圍的觀眾不要看錯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時候，把希望交付給我背後的追逐者們。他們不可信任，他們看到我倒下，立即會更換跑道去追逐其他想做事的人。他們與大家，有着相反的目標。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間災難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災難時代跟着整人，在災難過去之後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個介乎好人、壞人之間的庸人；

在災難時代從不傷害他人的人，是上等的好人；

在災難時代整人，在災難過去之後還在整人的人，當然是壞人；

在災難過去之後以清算災難的名義傷害他人的人，則是頂級壞人。

災難的腳印總是由偽裝道義的腳步留下。

當踐踏他人的事端一旦開始，腳印里滲出血跡，而背後又緊跟着密集的腳步聲，那麼，災難就開始了。

能在這個時候阻止嗎？很難，因為腳步正形成節奏，道義的旗幟正越舉越高，追隨者的隊伍正越來越大。

災難的腳印，必然連成深深的溝壑，任何轉向或改道的可能，已漸漸失去。

倘若天佑大地，走出溝壑，那也應該是在長遠之後。

聖潔總會遇到卑劣，而卑劣又總是振振有詞，千古皆然。

人折騰人，人擺佈人，人報復人，這種本事，幾千年來也真被人類磨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我實在不知道該不該把它划入文明發展史。如果不划入，那麼有許多智慧故事、歷史事件便無處落腳；如果划入，那麼文明和野蠻就會分不清界限。人折騰人的本事，粗粗劃分有兩大類，即明裡攻伐，暗裏用間。大至兩國之間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間的紛爭，均無出其外。

古人云，雖有百疵，不及一惡，惡中之惡，為毀人也。

因此，找世間巨惡，除殺人、制毒、搶劫者外，必是揭發者和批判者。

這后兩者，主要集中在文人間。

中國人的素質若要提高，有一個終極標準，只有五個字，那就是：以毀人為恥。

無道義的媒體，是一個虛假的戰場。

沒有明確的正方反方，沒有真正的公平的搏鬥，只為熱鬧而噴發煙霧，只為刺激而實施爆炸，只為轟動而傷及無辜……當一種公權力被濫用，這個虛假的戰場只能大規模地製造邪惡。

不能企求它自建道義，而必須爭取公民社會對公權力的監督和懲處。

在這之前，不要過多地理會，卻要警惕地關注。

偽裝道義的腳步在哪裏最先露出破綻？當它們要以道義的名義踐踏他人的時候。

與謬誤辯論，很可能獲得真理；與無聊辯論，只可能一起無聊。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涌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人之為人，應該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該做和不該做。世間很難找到一頭死象，因為連象群也知道掩蓋。再一次感謝我們的先秦諸子，早早地教會中國人懂得那麼多“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己之不欲，勿施於人……有時好像管得嚴了一點，但沒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沒有圍欄，何以成社會？沒有遮蓋，何以有羞恥？沒有規矩，何以成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