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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是一個什麼概念？真是一言難盡，十言難盡，百言難盡。你可以投給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憐惜，也可以投給它最大的鄙視、最深的忿恨。

——一切，都不會過分。

中國文人有過輝煌的典範，輝煌得絕不遜色於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

中國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莊子；中國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馬遷；中國文人在人格獨立上的“絕唱”是魏晉名士。

唐代以後，情況開始複雜。產生了空前絕後的大詩人李白、杜甫，但他們在人格獨立上都已不及他們的前輩。科舉制度開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國文人爭走的那條獨木橋，造成了中國文人一系列的集體負面人格。覬覦官場、敢於忍耐、奇妒狂嫉、虛詐矯情……即便在科舉的縫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學者和藝術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擔社會的精神責任。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險遭顛覆，中國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會改革的第一線，卻又陷於爭鬥、走向激進，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難再被稱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間的另一部分，則以文行惡，忙於整人，或胡言亂語，侮辱民智，留給人們的是最醜陋的記憶。

除了對待官場的態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於禮教的輕慢。

例如眾所周知，禮教對於男女間接觸的防範極嚴，叔嫂間不能對話，朋友的女眷不能見面，鄰里的女子不能直視，如此等等的規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積累了一大套。中國男子，一度幾乎成了最厭惡女性的一群奇怪動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惡的淫邪推理，既裝模作樣又戰戰兢兢。對於這一切，阮籍斷然拒絕。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與她告別，說了好些話，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對話的禮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婦長得很漂亮，阮籍經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腳邊睡著了，他不避嫌，小媳婦的丈夫也不懷疑。

一位兵家女孩，極有才華又非常美麗，不幸還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認識這家的任何人，也不認識這個女孩，聽到消息后卻莽撞趕去弔唁，在靈堂里大哭一場，把滿心的哀悼傾訴完了才離開。阮籍不會裝假，毫無表演意識，他那天的滂沱淚雨全是真誠的。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不是為冤案而流，只是獻給一個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於此，高貴也在於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聲，中國數千年來其他許多死去活來的哭聲就顯得太具體、太實在，也太自私了。終於有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像模像樣地哭過了，沒有其他任何理由，只為美麗，只為青春，只為異性，只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盡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盡矣。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當時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

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不一樣了。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聲譽，都隨着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文化的慘痛，莫過於此；歷史的恐怖，莫過於此。

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了，他們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況這些英雄及他們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識分子，在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團，等到政治鬥爭一激烈，這些文人名士便紛紛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慘。

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置他們於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夠解救他們、為他們辯護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對他們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許有幾天會成為談資，但濃重的殺氣壓在四周，誰也不敢多談，待到時過境遷，新的紛亂又雜陳在人們眼前，翻舊賬的興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殺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會波瀾，連後代史冊寫到這些事情時筆調也平靜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無法平靜的，是血泊邊上那些僥倖存活的名士。嚇壞了一批，嚇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從肢體結構到神經系統都是這樣，不能深責；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嚇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歷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於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後的百年間，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大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後，大文論家劉勰、鍾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沖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湧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闢地的巨匠。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扎，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以後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但是，當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後，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嵇康、阮籍他們在後代眼中越來越顯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一切都難於彌補了。

柳宗元的貶放地是永州。他在永州呆了十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視。災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災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於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着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着無數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獨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裏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這裏還是那樣寧靜。遊人看是一個祠堂，不大願意進來。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裏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學子，都曾嚮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惟有在這裏，文采華章才從朝報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靈，並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痴。他遭遇過複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鬥爭，又曾惶恐於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志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麼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衝撞。浙江的老百姓憑着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後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凄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着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後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換人心，以丑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着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徵。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度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吁短嘆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負面的政治暴行也可能帶來正面的文化成果。

文化人在政治上的失敗，也可能換來文化上的收穫。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佔領者。

不管怎麼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爭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爭和事件，其實並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纍纍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並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慾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確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於“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於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大的抒情主題，不是愛，不是死，而是懷古之情、興亡之嘆。這個特徵，不僅表現在作品的數量上，更是顫動於每位作者的思維習慣、尋訪敏感和表述模式間。某個地方，如果曾經留下過王侯鐘鼎、將軍營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卻只剩頹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國文人一旦知道大多會找去，而且產生着魔般的感動。這種感動常常連心理程序、憑藉詞彙也完全相同，可見是一種集體癥候。

懷古之情、興亡之嘆表明，中國文人在整體上傾向於歷史體驗，既迷醉於感同身受的歷史幻想，又迷醉於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只可惜歷史太長，步子太慢，循環太多，經常同義反覆，不能不滿心徒嘆無奈，滿嘴陳詞濫調。

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常常像傻瓜一樣木然佇立着，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着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裏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兩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佇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然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有了寫文章的衝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中國現代文人中最優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難擺脫一個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數行為當作圈子內互為觀眾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這就把文化的製作過程和消耗過程合而為一了，相當於一個工廠把產品的營銷範圍全都鎖定在自己廠房的圍牆之內。那麼，我們的社會為什麼還需要這樣的工廠？

中國文人對於同行的內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這一點，不能僅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釋。

科舉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訓練，使中國文人早就習慣於把別人當台階，踩在腳下，好讓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習慣終於沉澱成本能，即便社會已經多元，他們也要在一條小道上爭個你死我活。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兩個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幾個蟋蟀驚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麼大，野草那麼高，食物那麼多，這該是多麼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們從小就是為了那批人“鬥蟋蟀”才抓在罐子裏；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們已經不知道為什麼爬行，為什麼進食，為什麼活着。

於是，逃脫的驚慌和喜悅很快就過去了，它們耐不住不再鬥爭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尋找。聽到遠處有響聲，它們一陣興奮；聞到近處有氣味，它們屏息靜候；看到茅草在顫動，它們縮身備跳；發現地上有爪痕，它們步步追蹤……終於，它們先後都發現了同類，找到了對手，開闢了戰場。

像在蟋蟀罐里一樣，一次次爭鬥都有勝敗。這方的勝者丟下氣息奄奄的敗者，去尋找另一方的勝者——沒有多少時日，逃出來的蟋蟀已全部壯烈犧牲，死而後已。

它們的生命，結束的比在蟋蟀罐里還早。因為那罐子既可以匯聚對手，又可以分隔對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還有，那根軟軟的長草，既可以逗引雙方鬥志，也可以撥開殊死肉搏，而在這野外的茅草叢裏，所有的長草都在看熱鬧。

世上所有蹦跳撲斗的活潑生命，並不都是自由的象徵。多數，還在無形中過着罐中日月、廝咬生平。

唉，中國文人。

2005年是中國科舉制度結束的百年祭。這個制度給中國文人的強有力的塑形，會在多少年後消退？兩百年，還是三百年？

——可能還說得太短，因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

“恃弱、逞強交錯症”，是很多中國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遠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顧和關愛的人員，不斷念叨自己是無權的平民、清貧的寒士。等到政治運動一來，宣稱自己是被壓迫的一員。政治運動過去之後，他們面對官員和企業家的目光，總是求訴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強”？面對百姓大眾，他們總是面對“媚俗”；面對國際潮流，他們總是反對“媚洋”；面對歷史轉型，他們總是反對“媚時”。他們究竟要固守什麼呢？誰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們始終俯瞰萬象，氣吞山河。

這兩種病症的任何一種都已經是夠受的了，中國文人有本事把它們糅成一體，並在社會上廣泛普及，成了一種最不可思議的人格造型。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原來是一個作家，他曾這樣描述當年作家協會裏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協會內當時有一種情況是我不能忍受的：幾乎每個人都在抱怨，都說創作比開會重要。他們顯出一副十分厭煩的樣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裏。但奇怪的是，他們又從來不肯退出，辭職回家。他們甚至都提心弔膽地渴望下次再次當選作家協會裏的某個職務，因為這種職務直接影響到書的出版、獎的頒發和出國多寡。總之，可以藉著職務獲得很多額外利益。但是，剛剛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聲音很響。”

在當代中國，文化教育發達，卻盡量不要做文人。這是因為，“中國文人”這個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輕人缺少見識，很容易被它所誘惑、所俘虜。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謹慎了。努力學做一件實事，做的時候也不要打出“文人從商”、“文人做官”的牌號，而是讓自己取得一個成為社會正常謀生者的身份。千萬不可以文化知識噓人、騙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義害人、整人。如果杜絕了做這些壞事的可能，那麼，又要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究竟做過好事沒有？如果有，為什麼那麼低效，甚至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