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的文學

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無論他是舊是新，都是一樣的無價值；這便因為他沒有真實的個性。

印度那圖夫人（SarojiniNaidu）的詩集《時鳥》（BirdofTime1915）上，有一篇英國戈斯（EdmundGosse）的序文。他說，那圖夫人留學英國的時候，曾拿一卷詩稿給他看。詩也還好，只是其中夜鶯呵，薔薇呵，多是一派英國詩歌里的習見語，所以他老實的告訴她，叫她先將這詩稿放到廢紙簍里，再開手去做真的她自己的詩。其結果便是《黃金的門》（TheGoldenThreshold）以下幾部有名的詩集。這一節話，我覺得很有意味。戈斯並不是說印度人不應該做英國式的詩，不過因為這些思想及句調實在是已經習見，不必再勞她來複述一遍；她要做詩，應該去做自己的詩才是。但她是印度人，所以她的生命所寄的詩里自然有一種印度的情調，為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者：這正是她的詩歌的真價值之所在，因為就是她的個性之所在。正確的說來，她的個性，不但當然與非印度人不同，便是與他印度人也當然不同，倘若她的詩模仿泰戈爾（R．Tagore）也講什麼“生之實現”，那又是假的，沒有價值了。或者她的確是做自己的詩，但所含的倘是崇拜撒提（Suttee）一類的人情以外的思想，在印度的“國粹派”——大約也是主張國雖亡而“經”不可不讀的一流人——看來或者很有價值，不過為世界的“人”們所不能理解，也就不能承認他為人的文學了。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結論：（1）創作不宜完全沒煞自己去模仿別人，（2）個性的表現是自然的，（3）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上的共通點，（4）個性就是在可以保存範圍內的國粹，有個性的新文學便是這國民所有的真的國粹的文學。

一九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