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

十天前我寫一封信給一位朋友，說在日本文化里也有他自己的東西，講到滑稽小說曾這樣說道：

“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正與明清的俗文學相當，似乎我們可以不必滅自己的威風了，但是我讀日本的所謂滑稽本，還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所沒有的東西。滑稽，——日本音讀作kokkei，顯然是從太史公的《滑稽列傳》來的，中國近來卻多喜歡讀若泥滑滑的滑了！據說這是東方民族所缺乏的東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嘆，慚愧不及英國人。這所說或者不錯，因為聽說英國人富於‘幽默’，其文學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語在日本常譯為滑稽，雖然在中國另造了這兩個譯音而含別義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歡，有人主張改譯‘酉靺’，亦仍無濟於事。且說這滑稽本起於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間，全沒有受着西洋的影響，中國又並無這種東西，所以那無妨說是日本人自己創作的玩意兒，我們不能說比英國小說家的幽默何如，但這總可證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國人為多了。我將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腳當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馬的《浮世風呂》與《浮世床》（風呂者澡堂，床者今言理髮處。此種漢字和讀雖似可笑，世間卻多有，如希臘語帳篷今用作劇場的背景，跳舞場今用作樂隊是也）放在旁邊，再一一回憶我所讀過的中國小說，去找類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為孤陋寡聞的緣故，一時竟想不起來。”當時我所注意的是日本從“氣質物”（katagimono，characters）出來的，寫實而誇張的諷刺小說，特別是三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對話，卻能在平凡的閑話里藏着會心的微笑，實在很不容易，所以我舉出《西遊記》，《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卻又放下，覺得都不很像，不能相比。但若是單拿這幾部書來說，自然也各有他們的好處，不可一筆抹殺。現在單說《何典》與《常言道》，我又想只側重後者，因為比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慶甲子（一八〇四）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兩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時人，書至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始出版，民國十五年又由劉半農先生重刊一次，並加校注，雖然我所有的一冊今已不見，但記得的人當甚不少也。

本來講起這些東西，至少總得去回顧明季一下，或者從所謂李卓吾編的《開卷一笑》談起，但是材料還不易多找，所以這裏只得以乾嘉之際為限。這一類的書通行的有下列幾種，今以刊行年代為序：

一，《豈有此理》四卷，嘉慶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豈有此理》四卷，嘉慶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慶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時人作。

五，《皆大歡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遊戲》四集各八卷，初集嘉慶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版。這裏邊以《文章遊戲》為最有勢力，流通最廣，可是成績似乎也最差，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後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諧文興衰的時代吧。《豈有此理》與《更豈有此理》二集，論內容要比《文章遊戲》更佳，很有幾篇饒有文學的風味。《皆大歡喜》卷二，《韻鶴軒雜著》下，有《跋豈有此理》云：

“《豈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書一出即膾炙人口，周君歿，其家恐以口過致冥責，遂毀其板，欲購而不可得矣。余於朱君案頭見之，惜其庄不勝諧，雅不化俗，務快一時之耳目，而無以取信於異日，然如《諧富論》，《良心說》二作已為《常言道》一書所鼻祖，則知周君者固尚留餘地，猶未窮形極相也。”又《跋夢生草堂紀略后》云：

“周子《夢生草堂紀略》述劍南褚鍾平弱冠讀《西廂記》感雙文之事，思而夢，夢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韻鶴軒筆談》下，《觴佐》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龜辨》一首，以龜為神靈之物，若寡廉鮮恥之輩，不宜冒此美名，遂以烏龜為污閨之訛，究是臆說。”又云：

“《常言道》中以吳中俚語作對，如大媽霍落落，阿姨李菹菹，固屬自然，余因仿作數聯，以資一笑。”查《豈有此理》卷二有《人龜辨》，卷三有《夢生草堂紀略》，可知此書作者為周竹君，雖此外無可查考，但此類書署名多極詼詭，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難得了。又據上文得略知《常言道》與《豈有此理》的關係，鼻祖云云雖或未必十分確實，卻亦事出有因，《諧富》《良心》二文對於富翁極嬉笑怒罵之致，固與《常言道》之專講小人國獨家村柴主錢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寫錢士命的住宅有云：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掛一頂狒軸，狒軸上面畫的是一個狒狒，其形與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兩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寫着大姆哈落落，下聯寫着阿俚沮沮。樑上懸着一個杜漆扁額，上書夢生草堂四字。”這裏夢生草堂的意思雖然不是一樣，卻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敘夢生草堂后的自室云：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個扁額，題我在這廬四字，兩邊也掛着一副對聯，上聯寫着青石屎坑板，下聯寫着黑漆皮燈籠。”第十五回中則雲後來對聯換去，改為大話小結果，東事西出頭二句，《觴佐》所記俚語對百六聯，這兩副卻都寫在裏頭，《更豈有此理》卷三有俗語對，共一百八十四聯，這與做俗語詩的風氣在當時大約都很盛，而且推廣一步看去，諧文亦即是這種集俗語體的散文，《常言道》與《何典》則是小說罷了。這種文章的要素固然一半在於滑稽諷刺，一半卻也重在天然湊泊，有行雲流水之妙，——這一句濫調用在這裏卻很新很切貼，因為這就是我從前為《莫須有先生》作序時所說水與風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痴人序有云：

“處世莫不隨機應變，作事無非見景生情。”又云：

“別開生面，止將口頭言隨意攀談，屏去陳言，只舉眼前事出口亂道。言之無罪，不過巷議街談，聞者足戒，無不家喻戶曉。雖屬不可為訓，亦復聊以解嘲，所謂常言道俗情也云爾。”《何典》著者過路人自序云：

“無中生有，萃來海外奇談，忙裏偷閑，架就空中樓閣。全憑插科打諢，用不着子曰詩云，詎能嚼字咬文，又何須之乎者也。不過逢場作戲，隨口噴蛆，何妨見景生情，憑空搗鬼。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須捉虱，賽過挖迷露做餅。”這裏意思說得很明白。《豈有此理》序后鈐二印，一曰逢場作戲，一曰見景生情。《更豈有此理》序云：

“一時高興，湊成枝枝節節之文，隨意攀談，做出荒荒唐唐之句。點綴連篇俗語，儘是脫空，推敲幾首歪詩，有何來歷。付濫調於盲詞，自從盤古分天地，換湯頭於小說，無非依樣畫壺盧。嚼字咬文，一相情願，插科打諢，半句不通。無頭無腦，是趕白雀之文章，說去說來，有倒黃霉之意思。縱奇談於海外，亂墜天花，獻醜態於場中，現成笑話。既相仍乎豈有此理之名，才寬責於更其不堪之處。亦曰逢場作戲，偶爾為之，若雲出口傷人，冤哉枉也。”他們都喜歡說逢場作戲云云，可見這是那一派的一種標語，很可注意。普通像新舊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稱曰逢場作戲，蓋謂有如戲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禮，在後台里還是個濫戲子也。這裏卻並不同，此乃是誠實的一種遊戲態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見一個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來揮舞一回，這是他的快樂的遊戲，也即是他誠實的工作，其聚精會神處迥出於職業的勞作之上，更何況職業的敷衍乎。這才是逢場作戲，也可以說就是見景生情，文學上的遊戲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飽暖思行浴，卬詭饑寒起道心。

我們看了覺得忍俊不禁，想見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記起這兩句成語，正如小孩見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這麼的來他一下子，“世之人見了以予言為是，無非點頭一笑，以予言為非，亦不過搖頭一笑，”也就都不管了。這樣寫法不能有什麼好結構，在這一點真是還比不過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見景生情的意思我們也可以了解，用成語喜雙關並不是寫文章必然的義法，但偶見亦復可喜，如沙士比亞與蘭姆何嘗被人嫌憎，不過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時的效顰乃是切忌耳。吳中俗語實在太多太好了，難怪他們愛惜想要利用，雖然我讀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篤學的註釋。《何典》作者為上海張南庄，《常言道》序作於虎阜，《豈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吳人，《皆大歡喜》序亦稱是蘇人所作，《文章遊戲》的編者則仁和繆蓮仙也，我們想起明末清初的馮夢龍金聖嘆李笠翁諸人，覺得這一路真可以有蘇杭文學之稱，而前後又稍不同，彷彿是日本德川時代小說之京阪與江戶兩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國這類文學的特色，其漂亮與危險，奉告非蘇杭人，學也弗會，蘇杭人現在學會了也沒意思，所以都無是處。至於看看原本無妨，萬一看了也會出毛病，那麼看官本身應負其責，究竟看書的都已經不是搖籃里的小寶寶了，咀嚼嘗味之力當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

廿五年七月十六日，於北平。

補記

沈赤然《寒夜叢談》卷三有一則云：

“文士著述之餘，或陶情筆墨，記所見聞及時事之可悲可喜可驚可怪者，未為不可。自蒲松齡著《聊齋志異》，多借題罵世，於是汩泥揚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諧鐸》一書，已如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甚至又有《豈有此理》及《更豈有此理》等書名，讕穢褻，悖理喪心，非惟為棗梨之災，實世道人心之毒藥也。而逐臭諸君子方且家有一編，津津焉以資為談柄，又何異承人下竅而嘆其有如蘭之臭耶。”沈梅村著作所見有《五硯齋文》及《寄傲軒讀書隨筆》三集，其人亦頗有見識者，此乃未免鄙陋，似並未見《豈有此理》等書，只因其題名詼詭，遂爾深惡痛絕，其實二書品位還當在《諧鐸》之上，且其性質亦並不相同也。沈君承下竅云云，卻頗有《諧鐸》之流風，為不佞所不喜，惜乎作者不能自知耳。廿五年九月八日記。

常談叢錄

前日拿出孫仲容的文集《籀庼述林》來隨便翻閱，看見卷十有一篇《與友人論動物學書》，覺得非常喜歡。孫君是樸學大師，對於他的《周禮》《墨子》的大着我向來是甚尊敬卻也是頗有點怕的，因為這是專門之學，外行人怎麼能懂，只記得《述林》中有記印度麻的一篇，當初讀了很有意思。這回見到此書，不但看出著者對於名物的興趣．而且還有好些新意見，多為中國學者所未曾說過的。文云：

“動物之學為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蟲魚鳥獸畜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旨在詁經，遺略實眾。陸佃鄭樵之論，摭拾浮淺，同諸自鄶。……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既多絕滅，古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獸荒遠難信，即《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為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臝，腐草為螢，以逮鷹鳩爵蛤之變化，稽核物性亦殊為疏闊。……今動物學書說諸蟲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鱉三足能，龜三足賁，殆皆傳之失實矣。……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一個多月以前我在《希臘人的好學》這篇小文里曾說：

“中國向來無動植物學，恐怕直至傳教師給我們翻譯洋書的時候。只在《詩經》《離騷》《爾雅》的箋注，地誌，農家醫家的書里，有關於草木蟲魚的記述，但終於沒有成為獨立的部門，這原因便在對於這些東西缺乏興趣，不真想知道。本來草木蟲魚是天地萬物中最好玩的東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說抽象的了。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國格物往往等於談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後人反而又糊塗起來，如螟蛉負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晉涵卻一定說是祝誦而化。又有許多倫理化的鳥獸生活傳說，至今還是大家津津樂道，如烏反哺，羔羊跪乳，梟食母等。”現在從《述林》裏見到差不多同樣的話，覺得很是愉快，因為在老輩中居然找到同志，而且孫君的態度更為明白堅決，他聲明不必曲徇古人，一切以科學與物理為斷，這在現代智識界中還不易多得，此所以更值得我們的佩服也。

我平常看筆記類的閑書也隨時留意，有沒有這種文章，能夠釋名物詳體性，或更進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糾正古人悠謬的傳說的呢。並不是全然沒有，雖然極少見。李登齋著《常談叢錄》九卷，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刻板用紙均不佳，卻有頗好的意見，略可與孫君相比。其例言之二有云：“是書意在求詳，故詞則繁而不殺，紀唯從實，故言必信而有徵。”這頗能說出他的特色來，蓋不盲從，重實驗，可以說是具有科學的精神也。卷一有蛇不畏雄黃一則云：

“蛇畏雄黃，具載諸醫方本草，俱無異辭。憶嘉慶庚辰假館於分水村書室，有三尺長蛇來在廚屋之天井中，計取之，以長線縛其腰而懸於竿末，若釣魚然，蜿蜒宛轉，揭以為戲。因謂其畏雄黃，盍試之，覓得明潤雄黃一塊，氣頗酷烈，研細俾就蛇口，殊不曲避，屢伸舌舐及之，亦無所苦。如此良久，時方朝食后也，傍晚蛇猶活動如故，乃揭出門外，縛稍緩，入於石罅而逝。然則古所云物有相制，當不盡然也。又嘗獲一活蜈蚣長四五寸，夾向大蜒蚰，至口輒鉗之不釋，蜒蚰涎涌質縮且中斷。是蜒蚰能困蜈蚣而為其所畏，其說載於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者，俱未足信。凡若此類，苟非親試驗之，亦曷由而知其不然也。”又卷六有虎不畏傘一則云：

“《物理小識》雲，行人張蓋而虎不犯者，蓋虎疑也。《升庵外集》亦云虎畏傘，張向之不敢犯。以予所聞則不然。上楊村武生楊昂青恆市紙於貴溪之栗樹山，鄰居有素習老儒某館於近村，清明節歸家展墓畢欲復往，時日將晡又微雨，楊勸使俟明晨，謂山有虎可虞也。某笑曰，幾見讀書人而罹虎災者乎，竟張傘就道。雨亦暫止，楊與二三儕伍送之，見其逾田隴過對面山下，沿山麓行，忽林中有虎躍出，作勢蹲伏於前，某驚惶旋傘自蔽，虎提其傘擲數十步外，撲某於地，曳之入林去。眾望之駭懼莫能為，馳告其家，集族人持械往覓不可得，已迫暮復雨，姑返，次日得一足掌於深山中，是虎食所余也，拾而葬之。此楊親為予言者。由此觀之，虎固未嘗疑畏於張蓋也。又由此而推之，則凡書籍所載制御毒暴諸法之不近理者，豈可盡信耶。”楊升庵方密之都是古之聞人，覺得他們的話不盡可信，已是難得，據陸建瀛序文說，李君是學醫的人，對於醫方本草卻也取懷疑的態度，更是常人所不易及了。其記述生物的文章，觀察亦頗細密，如卷七小蚌雙足一則，可為代表。其文云：

“春夏之交，溪澗淺水中有蚌蛤，如豆大，外黑色，時張其殼兩扇若翼，中出細筋二條，如綉線，長几及寸，淡紅色可愛。其筋下垂，能蹀躞行沙泥上甚駛，蓋以之為足也。稍驚觸之，即斂入殼，闔而卧不動，俄復行如前。抄逐而捉搦之，則應手碎，與泥滓混融不可辨，以其質微小而脆薄故也。水田內亦間有之，老農雲，是取陂池底積淤以肥田，挾與俱來，其實蚌子不生育于田也。計惟以杯瓢輕物側置水中，手圍令入而仰承之，連取數枚，帶水挈歸，養以白瓷盆盎，列幾間殊可玩。其行時殼下覆，不審紅筋如何綴生，蚌蛤稍大者即無之，亦不知何時化有為無，意或如蝌蚪有尾，至其時尾自脫落化成蝦蟆也。四蟲各三百六十，而介蟲類目前獨少，蚌居介類之一，人知蚌之胎珠而不識蚌之胎子其孕產若何，古人書中皆未詳載，是亦當為格物者所不遺也。”這篇小文章初看並不覺得怎麼好，但與別的一比較便可知道。張林西著《瑣事閑錄》卷下有講蜘蛛的一節云：

“傳聞蜘蛛能飛，非真能飛也，大約因銜絲借風蕩漾，即能凌空而行。予前在楊橋曾於壁頭起除蛛網一團，見有小蛛數十枚，銜斷絲因風四散，大蛛又復吐絲，墜至半壁亦因風而起。前聞蜘蛛皆能御空，即此是也。”小蜘蛛乘風離窠四散，這是事實，見於法布耳的《昆蟲記》，《閑錄》能記錄下來也是難得，但說銜絲亦仍有語弊，平常知道蠶吐絲，蜘蛛卻是別從后竅紡絲，所以這裏觀察還有欠周密處。《叢錄》說小蚌雙足固然寫得很精細，而此事實又特別有趣，今年夏天我的小侄兒從荷花缸里捉了幾個小蛤蜊，養在小盆里，叫我去看，都小如菉豆，伸出兩條腳在水中爬行，正如文中所敘一樣，在我固是初見，也不知道別的書中有無講到過。李君所寫普通記述名物的小篇亦多佳作，《叢錄》卷一有畫衫婆一則云：

“予鄉溪澗池塘中常有小魚，似鯽細鱗，長無逾三寸者，通身皆青紅紫橫紋相間，映水視之，光采閃爍不定，尾亦紫紅色，甚可觀，俗名之曰畫衫婆。肉粗味不美，外多文而內少含蘊，士之華者類是也。此魚似為《爾雅》《詩蟲魚疏》以下諸書所不載。”這種魚小時候也常看見，卻不知其名，江西的這畫衫婆的名字倒頗有風趣，《爾雅》《詩疏》古代詁經之書豈足與語此，使郝蘭皋獨立着書，仿《記海錯》而作蟲魚志，當必能寫成一部可讀的自然書耳。

李登齋的意見不能全然脫俗，那也是無怪的，特別是關於物化這一類事，往往憑了傳聞就相信了，如卷三有竹化螳螂一則，這在孫仲容當然是說“亦殊為疏闊”的。但有些地方也頗寫得妙，卷一青蛙三見中說金谿縣有青蛙神三，是司瘟疫的，常常出現，下文卻又云：

“大要其神不妄作威福，即有不知而輕侮之，甚至屠踐之者，未嘗降之以禍，諂事之者亦未得其祐助。”在作者並無成心，卻說得很有點幽默，蓋其態度誠實，同樣地記錄其見聞疑信，不似一般撰誌異文章者之故意多所歪曲渲染也。

廿五年九月廿八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