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性道德的必要性

第1章

性道德的必要性

任何社會，無論是古代的或現代的，都有兩種密切相聯的主要成分：一種是經濟制度；另一種是家庭制度。就目前而言。存在着兩種有影響的思想學派：一種是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源於經濟的：另一種是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源於性或家庭的。前者是馬克思的流派；後者是弗洛伊德的流派。我不屬於這兩個流派，因為在我看來，按照因果關係的觀點，經濟和性是相互關聯的，兩者都不明顯地超出對方之上。例如：工業革命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對於性道德不可否認地都具有深刻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清教徒的性道德從心理上來說，卻是工業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因。

我從來沒有把經濟或性確定為首要因素。因為事實上兩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經濟的主要責任是讓人獲得溫飽。但是在那些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而獲取溫飽的人中間，溫飽的需要是微乎其微的；溫飽的需要是由於家庭的緣故。因此，隨着家庭制度的轉換，經濟的目的也會轉換。顯而易見，如果孩子離開了他們的家庭而由國家即柏拉圖所說的那種共和國負責養育，那麼不但人壽保險而且大多數私人儲蓄都將會減少很多，甚至完全停止。這就是說，如果某個國家承認了父權，那麼這個國家就將在事實上成為惟一的資本家。有些學者常常提出一個反問，即假如國家成了惟一的資本家，那麼我們現在所有的家庭都將無法存在下去。然而即使真到了這個地步，也無法否認，在私人財產和家庭之間，存在着一種相輔相承的緊密聯繫。正因為如此，導致了我們無法弄清其中的因果。

一個社會的性道德包括以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通過法律體現的積極的制度，如一些國家的一夫一妻制和一些國家的一夫多妻制；第二個階段，法律沒有干涉的權利，值得重視的是輿論；最後一個階段，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中，只注重個人的選擇。除蘇俄以外，在當今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國家的性道德和性制度是由惟理思想所決定的。而且世界歷史上也從未有過這樣一個時代。這並不是說，蘇俄的制度在這方面是無可挑剔的；我的意思不過是，這些制度或至少有相當的一部分，並不像各個時代中其他國家的制度那樣，是迷信和傳統派生出來的。至於從大多數人的幸福觀出發，到底什麼是最高尚的性道德，那確實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會由於各種環境而不盡相同。在一個工業發達的社會中和在一個原始的農業制度下，回答是不同的；在一個醫學發達和衛生條件很好因而死亡率很低的地方，和在一個瘟疫橫行以至大多數居民在成年之前就面臨死亡的地區，回答是不同的。當我們的知識豐富起來時，就可以這樣認為：即使是最高尚的性道德，也會因為物質條件或時間、地點的不同而產生許多差異。

古往今來，性道德對個人、夫妻、家庭、民族和國家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可是，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它的影響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當我們考察某個特定的制度時，就必須首先研究以上各種影響，之後才可以斷定這制度究竟怎麼樣。

首先，我們應研究一下純粹屬於個人影響的，這些影響是基於心理分析的。這裏，我們所要關注的不僅是一個人成年時，由法律裁定的行為上的影響，並且我們也要注意到一個人壯年時所具有的那種遵守法律的傳統觀念。我們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禁忌的影響是奇特而直接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所要討論的自然是個人的幸福。

其次。考察的是男女之間的問題。某些性關係顯然要比另一些更有價值。許多人認為，假如性關係的主要成分是心理的，而不是純粹生理的，這樣的性關係當然更完美些。的確，詩人所歌頌的並傳授給受過教育的男女的一般認識是，如果進入性關係的人格外多，愛情的價值就會增長。詩人還教人們根據愛的強烈程度來判斷愛的價值，不過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大多數現代人認為，愛應該是一種平等的男女關係，因此，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一夫多妻制不能視為是理想的制度。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既要考慮婚姻，也要考慮婚姻以外的各種關係，因為無論實行何種婚姻制度，婚姻以外的各種關係也將隨着婚姻制度的不同而各異。

再其次，我們要對家庭問題展開討論。由於時代和地區的不同，家庭組織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類型。但是，父權家庭要比其他類型的家庭組織更為重要，並且一夫一妻制的父權家庭要比一夫多妻制的多得多。遠在基督教產生以前，西方文化中性道德的主要動機，就是要性文明達到這種女性道德的水平。沒有這種道德文明，父權家庭也不可能存在，因為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就無法確定。基督教對於男性道德的貢獻，在心理方面是源於禁欲主義的教義。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動力更是由於女性的嫉妒而越發增強。女性的嫉妒在婦女解放運動中很有勢力。然而，約束男性這后一個動機是暫時的，因為即使從事情的表面上看，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在過去，被束縛的一直都是女人，但是，女人們想要的是一個能給予男女兩性自由平等的制度，並非是一個讓女性去束縛男性的制度。

事實上，在一夫一妻的家庭中，情況也是多種多樣的。婚姻或者由男女雙方自己決定，或者由他們的父母決定。在一些國家，新娘是買來的，但在另一些地方，例如法國，新郎卻是買來的。說到離婚，其種類更是五花八門。信天主教的人不允許離婚，而中國過去的制度卻允許男人休掉他的妻子，原因僅僅是她愛嘮叨而已。在兩性關係中，彼此始終不渝，不僅僅在人類中存在，就是在動物中也是有的。為了保持物種的延續，在撫養孩子時，雄性的參加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雄鳥為了孵化小鳥必須持續地卧在鳥卵之上以保持鳥卵的溫度；而且為了飲食，還必須每天花費大量時間去覓食。在這個過程中，要一隻鳥同時兼顧這兩件事是不可能的，因此雄性的合作是必須的，結果大多數雄鳥就成了道德上的模範。在人類中，父親的合作對於子女生理上是一種極大的付出，特別是在不安定的時代或在動亂的民族中。但是，隨着現代文明的發展，父親的作用正在被國家逐漸地削弱。很多人認為，父親在生理上的貢獻不久就會失去，起碼在雇傭勞動階級中是這樣。假如產生這種狀況，世襲的標準就會完全改變，因為做母親的將沒有任何依據來確定她的孩子的父親。柏拉圖則更進了一步，他不但要用國家去替代父親的位置，還要替代母親的位置。我對柏拉圖的這個構想無法贊同，因為我既不是一個國家的熱烈擁護者，也不是完全贊成孤兒院的人。同時，有限的經濟承受力也使這種構想根本無法實現。

法律與性有兩種不同的關聯關係：首先，法律是在執行為社會所採納的關於性道德問題的法律；其次，它也在保護性範疇中個人的一般權利。後者具有兩個主要部分：一方面保護女性和未成年人，使他們免受欺侮和毆打，另一方面防止花柳病。但是，就純粹的成效而言，由於這兩方面都未能得到很好的重視。因此，這兩方面的工作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認真處理。至於前一方面，我們雖然進行過反對賣淫的運動，而且也為此通過了一些法律，但這個運動過於狂熱，因為所通過的那些法律很容易讓以犯罪為職業的人所逃避，而且還提供了敲詐無辜者的機會。至於后一方面，那種認為花柳病是一種對罪孽的正當懲罰的觀點，使得我們不去採納那些純粹以醫學為根據的辦法。同時，人們普遍認為花柳病是難以啟口的，以致將病情隱瞞起來，因而得不到及時或充分的治療。

最後，我們來談談人口問題。這是一個涉及範圍極廣的問題，必須從許多方面加以探討。主要有母親的健康問題，孩子的健康問題，還有大家庭和小家庭在心理上對孩子性格的影響問題。這些大概可以全部歸為衛生方面的問題。此外，還有個人的或公共的經濟問題：每個家庭中個人財產的問題，社會與家庭的關係問題，社會人口的出生率問題。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人口問題對於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的影響。還有優生的問題，即關於世界不同區域的不同出生率和死亡率所產生的人種改良或退化的問題。在我們沒有把以上所列各點完全弄清楚之前，是不能對任何性道德加以肯定或否定的。那些所謂的社會改良家和極端分子都有一種壞習慣，就是他們只能看到問題的一面，或者頂多兩面；他們很少有人能把個人觀念和政治觀念聯繫起來進行全面考慮。我們不能盲目地說這一點比那一點更重要，並且我們也不能預先確定：一個從個人觀念來看是好制度，從政治觀念來看肯定也是好的；反之也是一樣。我個人認為，在大多數時代和地方，那些無形的道德因素已使人們接受了那些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殘酷性的制度，而且在那些自稱最文明的民族中至今仍存在着這種情形。我還相信，醫學的進步已經使性道德無論從個人觀點或社會觀點來看，都變得合情合理了。同時，國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不斷增強，正逐漸把父親推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重要的地位上去。因此，我們在批評現代道德時應該肩負的兩個任務：一方面，我們必須清除那些經常是下意識的迷信成分；另一方面，注意那些使前人的智慧變得愚蠢，而不能成為現代智慧的新的因素。

為了預測現行制度的發展趨勢，我將對下面三個問題進行討論：第一，那些過去有過的，或在相對不文明的人們中間至今仍保留的制度；第二，西方文明中所通行的制度的特點：第三，這種制度必須改革的地方以及改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