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本年《京報副刊》的國慶特刊上我發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與中國”，略說日本文化之研究於中國的學術文藝上有若何益處，並論及日本在中國的胡亂的言行傷害國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種研究之發達。日文《北京周報》一八一號譯載此文，后附案語，以為我說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頗多浪人及《順天時報》言論荒謬均系誤解，不日將著論辯駁。我還未見駁文，不知《北京周報》記者根據些什麼來證明我的誤解，但我自信所說的都是我的確信，現在特再略加說明。

我說浪人並不指日本封建時代的那種流浪的武士，或是無職業的遊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為殖民地的橫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間有沒有這樣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當然比我們外人更為明白。我同他們絕少往來，不能詳細打聽，但聞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說及，這樣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請教過，最近如五卅事件后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個店主對我的妻大吐氣焰，說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馮軍和學生有什麼舉動，便給他一個混戰，北京就要全滅。——但是，這些近於狂易的話何必多引呢？我們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這些浪人的話，因而引起無謂的怨恨，然而說聽了這些暴言反而增加對於日本的好感，我恐總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兩三個壞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嚴格地從數字上計算；不過害群之馬並不真在乎怎麼多，就只是兩三人我們覺得這已經很夠了。

關於《順天時報》我總還是這樣想，它是根本應該取消的東西，倘若日本對於中國有萬分之一的好意。我決不怪日本報紙發表什麼暴論，我們即使不以為應當，至少是可以原諒的，只要它是用日本文寫的：他們寫給自己的同胞去看，雖然是說著我們，我們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漢文在中國內地發行，那可是不同了，它明明是寫給我們看的了，報上又聲聲口口很親熱地叫“吾國”，而其觀點則完全是日本人的。憑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國人的標準，來批評指導中國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會家庭，思想道德的問題，無不論列，即使真是出於好意，我們已經感到十分“可感謝的為難”，何況《順天時報》之流都是日本軍閥政府之機關，它無一不用了帝國的眼光，故意地來教化我們，使潛移默化以進於一德同風之域歟。日本的特別國情，我們充分地了解與尊重，但它要拿到中國來布施給我們，我們斷乎不敢拜受。譬如溥儀出宮的事件，與日本沒有什麼關係，盡可不必多管，（論理，他們應該為中國賀，但這自然是空不過的空想罷了，）它卻大放厥辭，就是康有為辦的報恐怕也不過如此。北京的知識階級為了私鬥去利用《順天時報》《正報》等固然是“喪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讀這樣的謬論而視若固然的看戶也可謂麻木不仁，就是我們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對之意，此刻想來似乎也未免有點“昏愚”了。我們的反對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長進的國人反省而不閱，也不能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會贊成我的反對，因為這實在也於日本有利的。

老實說，日本是我所愛的國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臘也是其一。我對於日本，如對於希臘一樣，沒有什麼研究，但我喜歡它的所有的東西。我愛它的遊戲文學與俗曲，浮世繪，瓷銅漆器，四張半席子的書房，小袖與駒屐，——就是飲食，我也並不一定偏袒認為世界第一的中國菜，卻愛生魚與清湯。是的，我能夠在日本的任何處安住，其安閑決不下於在中國。但我終是中國人。中國的東西我也有許多是喜歡的，中國的文化也有許多於我是很親密而捨不得的。或者我無意地採集兩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來，但固執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國的也未始沒有，這個便使我有時不得不離開了日本的國道而走自己的路。這即是三上博士所說幸虧日本沒有學去的那個傳統的革命思想。因為這個緣故，無論我怎樣愛好日本，我的意見與日本的普通人總有極大的隔閡，而且對於他們的有些言動不能不感到一種憤恨。憤的是因為它傷了我為中國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為它搖動了我對於日本的憧憬。我還未為此而破壞了我的夢，但我不是什麼超越的賢人，實在不能無所恨惜。我知道這是沒法的，世上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只有喜悅而無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麼怨尤，只是這樣的做下去，可愛的就愛，可恨的就恨，似乎親日，似乎排日，都無不可，而且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中國人不了解日本，以為日本文化無研究之價值，日本語三個月可以精通，這種淺薄謬誤的意見實有改正的必要。但我們固然不當以國際的舊怨而輕蔑日本的文化，卻也不能因耽賞它的藝術而容忍其他無禮的言動。在我們平凡的人，只能以直報怨地分別對付，或者這也是一種以德報德的辦法：我們珍惜日本文化，為感謝它給予我們的愉悅，保存它在中國的光榮，我們不僅讚歎隨喜，還不得不排除那些將污損它的東西，反對在中國的日本浪人以及《順天時報》一流的國際的“黃色新聞”。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