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好意

日本人的好意

五月二日《順天時報》上有一篇短評，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文如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問題。貪生怕死，螻蟻尚然，善惡也是另一問題。根據以上兩個原則，所以我對於這次黨案的結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來。

李大釗是一般人稱之為‘學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論，能被人稱為‘學者’，那末他的文章他的思想當然與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卻做了主義的犧牲，絕命於絞首台上，還擔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說這一般黨員，大半是智識中人，難道他們的智識連螻蟻都不如么，難道真是視死如歸的么？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館界內秘密行動哩？即此可知他們也並非願意捨生就死的，不過因為思想的衝動，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顧利害，甘蹈危機，他們卻萬不料到秘密竟會泄漏，黑幕終被揭穿的。俗話說得好，聰明反被聰明誤，正是這一般人的寫照。唉，可憐可惜啊。

奉勸同胞，在此國家多事的時候，我們還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輕舉妄動吧！”

你看，這思想是何等荒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們也知道，《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外國人所寫的中國文，實字虛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語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意見不同也不足怪。現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寫出荒謬的思想，來教化我們，這雖是日本人的好意，我們卻不能承受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隊以新聞或學校為工具，陽托聖道之名，陰行奴化之實，《順天時報》歷年所做的都是這個工作，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日本人勸我中國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養成上等奴才，高級順民，以供驅使，免得將來學那“不逞鮮人”的壞樣，辜負帝國教養之恩。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勞你們費心，敝國已有國立的聖教會了。據古聖人的遺訓，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諸說，與尊見不很相同。還有一層，照我們的觀察，日本民族是素來不大喜歡“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明證：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識中人”都同螻蟻一樣，個個覺得去為主義而犧牲“有何值得”，還不如在征夷大將軍德川列帥治下過個狗苟蠅營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國一樣早已為西方帝國主義所宰割，那裏還有力量來中國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於別的種種機緣，一半豈不是也由於那些維新志士，“不顧利害，甘蹈危機”，尊王倒幕，為幕府所駢誅而不悔，始得成功的么？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維新志士為不如螻蟻，便不應該這樣來批評黨案，無論尊王與共產怎樣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義的精神總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視。日本人自己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苟全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顯系一種奴化的宣傳。我並不希望日本人來中國宣傳輕重生死，更不贊成鼓吹苟全性命，總之這些他都不應該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國的文字去發表謬論或非謬論，但決用不着他們用了漢文寫出來教訓我們。

《順天時報》上也登載過李大釗身後蕭條等新聞，但那篇短評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語。我要請問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報上記載是事實，那麼身後蕭條是澹泊的證據，還是不甘澹泊的證據呢？日本的漢字新聞造謠鼓煽是其長技，但像這樣明顯的胡說霸道，可以說是少見的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幸災樂禍，歷年干涉內政，“挑剔風潮”，已經夠了，現今還要進一步，替中國來維持禮教整頓風化，厲行文化侵略，這種陰險的手段實在還在英國之上。英國雖是帝國主義的魁首，卻還沒有來辦“順天時報”給我們看，只有日本肯這樣屈尊賜教，這不能不說同文之賜了。“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嗚呼，是亦漢文有罪焉歟！

（十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