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國

日本與中國

中國在他獨殊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卻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卻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還過於羅馬，）所以我們盡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更為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為他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考。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種研究。

日本與中國交通最早，有許多中國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的遺迹留存在那裏，是我們最好的參考。明了的例如日本漢字的音讀里可以考見中國漢唐南北古音的變遷，很有益於文字學之研究，在朝鮮語裏也有同樣用處，不過尚少有人注意。據前年田邊尚雄氏介紹，唐代樂器尚存在正倉院，所傳音樂雖經過日本化，大抵足以考見唐樂的概略。中國戲劇源流尚未查明，王國維氏雖著有《宋元戲曲史》，只是歷史的考據，沒有具體的敘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劇情形終於不能瞭然。日本戲曲發達過程大旨與中國不甚相遠，唯現行舊劇自歌舞伎演化而來，其出自“雜劇”的本流則因特別的政治及宗教關係，至某一時期而中止變化，至今垂五百年仍保守其當時的技藝；這種“能樂”在日本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在中國看來更是有意味的東西，因為我們不妨推測這是元曲以前的演劇，在中國久已消滅，卻還保存在海外。雖然因為當時盛行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藝術性的緣故多少使它成為國民的文學，但這日本近古的“能”與“狂言”（悲劇與喜劇）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戲劇的兄弟，我們能夠從這裏邊看出許多相同的面影，正如今人憑了羅馬作品得以想見希臘散佚的喜劇的情形，是極可感謝的事。以上是從舊的方面講，再來看新的，如日本新文學，也足以供我們不少的幫助。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現代又受到歐洲的影響，這個情形正與現代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學發達的歷史也和中國彷彿，所以不同者只是動手得早，進步得快。因此，我們翻看明治文學史，不禁恍然若失，如見一幅幅的推背圖，豫示中國將來三十年的文壇的運勢。白話文，譯書體文，新詩，文藝思想的流派，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舊劇的混合與劃分，種種過去的史跡，都是在我們眼前滾來滾去的火熱的問題，——不過，新舊名流紳士捧着一隻甲寅跳着玩那政治的文藝復古運動，卻是沒有，這乃是我們漢族特有的好把戲。我想我們如能把日本過去四十年的文學變遷的大略翻閱一遍，於我們了解許多問題上定有許多好處；我並不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發達要看日本的樣，我只是照事實說，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與日本一樣，到了現今剛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樣子，雖然我們自己以為中華民國的新文學已經是到了黃金時代了。日本替我們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們去試驗新興的文化，都足以資我們的利用，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闒茸墮落也就應該更深深的感到了。

中國與日本並不是什麼同種同文，但是因為文化交通的緣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學些，（雖然我又覺得日本文中夾着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徹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讚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與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中國人論理應當要好一點，但事實上還沒有證明，這未必是中國人無此能力，我想大抵是還有別的原因。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卻是對的，別人也應當諒解它，但是日本對於中國這一點便很不經意。我並不以為別國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為報，我覺得在人情上講來，一國民的侮蔑態度於別國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總是一個極大障害，雖然超絕感情純粹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絕無。

中日間外交關係我們姑且不說，在別的方面他給我們不愉快的印象也已太多了。日本人來到中國的多是浪人與支那通。他們全不了解中國，只皮相的觀察一點舊社會的情形，學會吟詩步韻，打恭作揖，叉麻雀打茶圍等技藝，便以為完全知道中國了，其實他不過傳染了些中國惡習，平空添了個壞中國人罷了。別一種人把中國看作日本的領土，他是到殖民地來做主人翁，來對土人發揮祖傳的武士道的，於是把在本國社會裏不能施展的野性盡量發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盡多這樣亂暴的人物，別處可想而知。兩三年前木村莊八君來游中國時，曾對我說，日本殖民於遼東及各地，結果是搬運許多內地人來到中國，養成他們為肆無忌憚的，無道德無信義的東西，不復更適宜於本國社會，如不是自己被淘汰，便是把社會毀壞；所以日本努力移植，實乃每年犧牲許多人民，為日本計是極有害的事，至於放這許多壞人在中國，其為害於中國更不待言了。這一番話我覺得很有意思。還有一件，損人而未必利己的是在中國各處設立妖言惑眾漢字新聞，如北京的《順天時報》等。凡關於日本的事件他要宣傳辯解，或者還是情有可原，但就是中國的事他也要顛倒黑白，如溥儀出宮事件，章士釗事件，《順天時報》也發表許多暴論，——雖然中國的士流也發表同樣的議論，而且更有利用此等報紙者，尤為喪心病狂。總之日本的漢字新聞的主張無一不與我輩正相反，我們覺得於中國有利的事他們無不反對，而有害於中國者則鼓吹不遺餘力，據普通的看法日本是中國的世仇，他們的這種主張是當然的也未可知，（所奇者是中國當局與士流多與他們有同一的意見，）我們不怪他這樣的想，只是在我們眼前拿漢文來寫給我們看，那是我們所不可忍的，日本如真是對於中國有萬分一的好意，我覺得像《順天時報》那樣的報紙便應第一着自動地廢止。我並不想提倡中日國民親善及同樣的好聽話，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彼此能夠略相理解，特別希望中國能夠注意於日本文化的緣故，我覺得中日兩方面均非有一種覺悟與改悔不可。照現在這樣下去，國內周遊着支那通與浪人，眼前飄颭着《順天時報》，我怕為東方學術計是不大好的，因為那時大家對於日本只有兩種態度：不是親日的奴廝便是排日的走卒，這其間更沒有容許第三的取研究態度的獨立派存在的餘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