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

·關於魯迅·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正傳》與《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即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里，其時傅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板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賬”至今我還是看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就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為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為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為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裏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一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為命名曰張，或以為與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為名，蓋非也。書名定為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群從譜名為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為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為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為拉稿，豫才為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俟，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雲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為兩部，甲為搜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為創作。今略舉於下：

甲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

二，謝承《後漢書》（未刊）。

三，《古小說鉤沉》（未刊）。

四，《小說舊聞鈔》。

五，《唐宋傳奇集》。

六，《中國小說史》。

七，《嵇康集》（未刊）。

八，《嶺表錄異》（未刊）。

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說：《吶喊》，《彷徨》。

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為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庄，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庄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繡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卻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見到，非常歆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去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卻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卻也不曾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淏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裏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卻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綠野仙蹤》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酉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迹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遊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遊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記》，豫纔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為“藝苑捃華”吧，當時很是珍重耽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拼攏坳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卻頗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礦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戛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雲，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托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為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凈盡者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為死酒，味減。”又《蒔花雜誌》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土馝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為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為紅，遇鹼水又復為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遊后曾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為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為兩段落，以《新青年》為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雲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C.Lyell）的《地學淺說》（案即是Principlesof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為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后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熲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為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卻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后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贊》，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誌》，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閼逢攝提格（民國三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眾，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后賢為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為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誌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裏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卻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余。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為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為“古小說鉤沉”，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托書店出板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為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為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為古小說逸文的搜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里，）但因為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為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鉤沉》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為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為“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性質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閑漢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系惲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眾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為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為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為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為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為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才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為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里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曾）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葯》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葯”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