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問題
中國的思想問題
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裏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裏，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裏須得再申明之雲，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了，《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者所說具體的事，所謂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說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別之為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道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為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論語論仁論》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這裏解說儒家的仁很是簡單明了，所謂為仁直捷的說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當做人看待，不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要以己所欲施於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而以人之所欲施之於人，那更是由恕而至於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菿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為道為學，貫之者何，只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雲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兩盡，誠是為仁之極致，但是頂峰雖是高峻，其根礎卻也很是深廣，自聖賢以至凡民，無不同具此心，各得應其分際而盡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鹽味，自一勺以至於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還有一點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說到仁彷彿是極高遠的事，其實倒是極切實，也可以說是卑近的，因為他的根本原來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余龠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案《禮記·禮運篇》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說的本是同樣的道理，但經焦君發揮，意更明顯。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能生存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夠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為仁的根苗，為人類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發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進於求永生以至無生，如猶太印度之趨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轉為求權力，如羅馬之建立帝國主義，都是顯著的例，唯獨中國固執着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濟即是現在說的爛熟了的共存共榮為目的，並沒有什麼神異高遠的主張。從淺處說這是根據於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夠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各得其所，是聖人之用心，卻也是匹夫匹婦所能着力，全然順應物理人情，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的本性里出來的，與用了人工從外邊灌輸進去的東西不同，所以讀書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識一丁字，並未讀過一句聖賢書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禮法，無不合於聖賢之道。我說可以樂觀，其原因即在於此。中國人民思想本於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孔子創立儒家，殷殷傳道，所以如此，無寧倒是翻過來說，因為孔子是我們中國人，所以他代表中國思想的極頂，即集大成也。國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陽光與水似的養料，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緊，因為屬於先天的部分，或壞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變動的。中國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這是極可喜的事，在現今百事不容樂觀的時代，只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樂觀，可以積極的聲明，中國的思想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裏邊卻並不是說現在或將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將來也正可以應用，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裏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卻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為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為了神或為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鋌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飢不寒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裏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於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為人民慾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我們只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為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於民不聊生，此實足為殷鑒。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於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卻又變了模樣，將原來的思想態度完全拋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云，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別無問題，重要的只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於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是消極的工作，但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里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為適切相宜。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賬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錄著，看了流寇始末，知道這中了什麼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覺得補藥用的不得法也會致命的。古人以史書比作鏡鑒，又或冠號曰資治，真是說的十分恰當。我們讀史書，又以經子詩文均作史料，從這裏直接去抽取結論，往往只是極平凡的一句話，卻是極真實，真是國家的脈案和藥方，比偉大的高調空論要好得多多。曾見《老學庵筆記》卷一有一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這一節話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雖是道士，不夭不亂之說卻正合於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張，只可惜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耳。我嘗嘆息說，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亂與夭，這實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轉仔細一想，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後面會來，卻不設法為百姓留一線生機，俾得大家有生路，豈非天下之至愚乎。書房裏讀《古文析義》，杜牧之《阿房宮賦》末了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當時琅琅然誦之，以為聲調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覺得意味亦殊深長也。
上邊所說，意思本亦簡單，只是說得啰嗦了，現在且總括一下。我相信中國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於生物的本能，而止於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別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為君，有的是為神，中國則小人為一己以及宗族，君子為民，其實還是一物。這不是一部分一階級所獨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廣狹程度不同，這不是聖賢所發起，逐漸教化及於眾人，乃是倒了過來，由眾人而及於聖賢，更益提高推廣的。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思想並無什麼問題，只須設法培養他，使他正當長發便好。但是又因為中國思想以國民生存為本，假如生存有了問題，思想也將發生動搖，會有亂的危險，此非理論主義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語言所能防遏。我這樂觀與悲觀的兩面話恐怕有些人會不以為然，因為這與外國的道理多有不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話是極確實誠實的，我也曾虛心的聽過外國書中的道理，結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關於宇宙與生物的常識，若是中國的事，特別是思想生活等，我覺得還是本國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確。我不學愛國者那樣專采英雄賢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觀察一般民眾，從他們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持與英雄賢哲比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歷史中治亂之跡印證之，大旨亦無乖謬，故自信所說雖淺，其理頗正，識者當能辨之。陳舊之言，恐多不合時務，即此可見其才之拙，但於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誠也。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