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學的傳統

第一分

漢文學的傳統

這裏所謂漢文學，平常說起來就是中國文學，但是我覺得用在這裏中國文學未免意思太廣闊，所以改用這個名稱。中國文學應當包含中國人所有各樣文學活動，而漢文學則限於用漢文所寫的，這是我所想定的區別，雖然外國人的著作不算在內。中國人固以漢族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蠻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滿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國人這團體裏，用漢文寫作，便自然融合在一個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漢文學之傳統，至今沒有什麼變動。要討論這問題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這裏不過就想到的一兩點略為陳述，聊貢其一得之愚耳。

這裏第一點是思想。平常聽人議論東方文化如何，中國國民性如何，總覺得可笑，說得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是皂隸傳話，尤不堪聞。若是拿專司破壞的飛機潛艇與大乘佛教相比，當然顯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學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臘，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並不亞於中國，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出品，所以東西的辯論只可作為政治宗教之爭的資料，我們沒有關係的人無須去理會他。至於國民性本來似乎有這東西，可是也極不容易把握得住，說得細微一點，衣食住方法不同於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別，如吃飯與吃麵包，即有用筷子與用刀叉之異，同時也可以說是用毛筆與鐵筆不同的原因，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異的表現。但如說得遠大一點，人性總是一樣的，無論怎麼特殊，難道真有好死惡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種國民，說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壞，結果只是領了題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調罷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說漢文學的傳統中的思想，恐怕會被誤會也是那賦得式的理論，所以岔開去講了些閑話，其實我的意思是極平凡的，只想說明漢文學裏所有的中國思想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後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為強者保障權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響，談性理則走入玄學裏去，兩者合起來成為儒家衰微的緣因。但是我想原來當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離婁下》有一節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斗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末了的譬喻有點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顏回並列，卻很可見儒家的本色。我想他們最高的理想該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這理想不知何時讓給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個顏子，成為閉戶亦可的態度，以平世亂世同室鄉鄰為解釋，其實顏回雖居陋巷，也要問為邦等事，並不是怎麼消極的。再說就是消極，只是覺得不能利人罷了，也不會如後世“酷儒莠書”那麼至於損人吧。焦理堂著《易余龠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卻亦以是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即真理也。劉繼庄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案《淮南子·泰族訓》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踴之節。故先王之製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古人亦已言之，劉君卻是說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賢制禮定法全是為人，不但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為一貫之道歟。章太炎先生著《菿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為道為學，貫之者何，只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雲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己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為儒家之理想矣。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佔了，以為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我常自稱是儒家，為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卻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中國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於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於這事我倒是還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為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於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只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為孔子生於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杞憂，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鬨，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禪和子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槁矣了。對於別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只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別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復到原來狀態，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說到這裏，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漢文學裏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只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內說而已。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為文藝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卻並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為我深知凡有助長於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為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為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態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為鑒。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題曰“女”，中引《莊子·天道篇》數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於此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此與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樣，文人雖然比不得古聖先王，空言也是無補，但能如此用心，庶幾無愧多少年讀書作文耳。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但是上邊講了些廢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裏只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於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別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我想恐怕沒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尚書》實在太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學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盡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說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里曾說，“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內。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從這裏，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這裏除重對偶的駢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彷彿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那裏去，而且變的一點裏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卻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確證。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駢偶的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並沒有比從前能夠改好得多少。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顛倒了。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要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於駢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不過這裏的難問題是在於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於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問。但是我總自以為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夠將駢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話文里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於阿芙蓉，雖然有治病的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癮，不是玩耍的事。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並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於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將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中國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