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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吳敬璉：我是一個“奏摺型”的經濟學家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開講《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一、吳敬璉在中國市場體制改革中的貢獻

中國應該怎麼進行市場體制改革？吳敬璉做了一個很大的貢獻，他和當時中國的一些中生代青年經濟學家一起擬定了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性方案，叫《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這是第一次有經濟學家從體制化的方式進行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的思考。

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怎麼搞呢？叫“摸着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1980年代是一個既有秩序得到極大破壞，個人從思想到生產要素得到極大自由的時期。

但是在無序過程中，“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着石頭過河”這個過程中會出現很多要素性的錯配和產生新的社會矛盾。

比如說，在市場極度發展的過程中，中央和省、市這一級的關係該怎麼處理？金融該怎麼改革？人民幣和美元的關係該如何調整？在一個企業中，國有企業怎麼保障自己的個人利益？貧富懸殊變得越來越大，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社會福利體制和保障體制該怎麼建設？

在1980年代，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討論，因為所有的問題就是讓大家有飯吃，我們要千軍萬馬要過這條河。

但到了1990年代初的時候，我們要進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那麼，什麼叫市場經濟體制呢？吳敬璉和他的這些學者朋友們，在他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性設計中，第一次提出，大家不能都跳到河裏去游泳，因為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到深水區了，那個河已經越來越深了。如果你不整體想清楚，如果你不架橋，如果你不做隧道的話，那麼很多人都會淹死在河裏的。

所以必須要整體地思考怎麼來進行中國的銀行體制改革，怎麼來進行中國的外匯體制改革，怎麼來進行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當這些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那麼這就意味着，要從上而下整體性地思考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各個要素和制度之間的銜接和改革的步驟和階段性問題。吳敬璉當時提出的這個報告，後來成為了將近10年時間裏面，中國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描述。

那麼當年和他一起寫這份整體性設計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了中國國家治理的，特別在經濟領域中的一些重要的領導人。

比如說他當年的助手叫周小川，後來擔任了央行的行長、證監會的主席；另外一個助手樓繼偉，擔任過財政部的部長；還有一個叫李劍閣，曾經擔任過中金集團的董事長等。

這些人都比吳敬璉要小將近20歲左右，是當時中國最年富力強，最具有市場化導向的人。

他們設計了這套整體方案，影響了後來10多年的中國經濟改革運動，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了這個國家經濟領域中的決策者和操盤手。

二、我是一個“奏摺型”的經濟學家

吳敬璉後來還組織了一個論壇，叫“經濟50人論壇”，把中國的最頂層的一些中生代經濟學家聚合在一起，每年開幾次會，整體性地來思考中國的經濟改革運動。

所以吳敬璉長期以來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參與到經濟改革，他說：“我是一個‘奏摺型’的經濟學家。”

吳敬璉說，其實經濟學家在一個社會國家治理中永遠是個提案者，我可以提方案，我可以提建議，那麼誰來決定這個國家該進行什麼樣的經濟制度，進行怎樣的制度設計呢？那個人叫政治家，所以永遠是政治家來決定最後的方向。

那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給政治家不斷地提供方案。我今天講話你可能不要聽，我明天還得繼續講，明天講你可能還是皺着眉頭不要聽，那麼我後天繼續講……我不斷地把我的理論、想法告訴政治家，然後讓政治家來決定、來實現這個藍圖。

我在寫《吳敬璉傳》的時候發覺說，吳老的很多文章幾十年來都有一個三段論，比如說中國的糧食體制該怎麼改，中國的外匯體制該怎麼改，吳敬璉的文章中的第一段都會告訴你說，今天在中國的糧食體制改革問題上有三種觀點，或者外匯體制改革上面有四種理論，那麼講清楚。

第二，每一個理論的優點在哪裏，它的缺點在哪裏，它的緊迫性在什麼地方，這是第二段。

那麼第三段是，對糧食體制改革該怎麼搞、對外匯體制改革該怎麼搞，我提出我的建議和主張。

理論是怎麼樣的，觀點是怎麼樣的，現狀是怎麼樣的，我的結論和建議是怎麼樣的，這就是典型的奏摺三段論。

所以吳敬璉的很多文章是建立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框架下，然後不斷對現實的中國問題提出自己解決方案的。

我們在吳敬璉的這本《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可以看到他對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改革階段性的論述，然後在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對一些政策的解釋，對一些事實的呈現和結論，以及他在這一個階段中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所以這本書一方面是關於幾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教科書式的作品，同時在每一個階段都隱藏着他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三、他是溫和但立場堅決的經濟學家

吳敬璉是一個挺溫和的人，在性情上，他也不太愛跟人有面對面的衝突，但是在很多經濟理論的決策時刻和關鍵時刻，他都能夠表現出作為學者的勇氣。

就比如，他被稱為“吳市場”就是在1989年，“市場”這個詞得到最大的貶低和蔑視的時候，他站出來維護市場要素在經濟配置中的作用。

吳敬璉有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當時中國資本市場股票漲得非常好，有記者就問吳敬璉說：“你怎麼看中國的資本市場？”

吳敬璉說：“中國的股市連賭場都不如。”

這個評論被媒體報道以後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吳敬璉為什麼說股市比賭場都不如？吳敬璉說：“賭場是有規矩的，我發牌，你來參與賭博，每個人都是對等的。但是中國的股市有個人叫莊家，就只要坐在那裏，另外一個人是投資者，有的人可能是蹲着馬步，連凳子都沒有。賭到一半的時候，有人可以說停一下，我來看看你的牌到底是怎樣的。”

所以吳敬璉是一個性格很溫和，但是在一些學術觀點和立場上非常堅決，甚至在很多時候並不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經濟學家。

過去40多年來，中國經濟走到今天，什麼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今天是沒有任何的結論的。那麼我們最終所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到今天也是沒有任何結論的。

所以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場沒有藍圖的、偉大的經濟改革運動，那麼因為沒有藍圖，所以吳敬璉這一類務實的經濟學家，他們在歷史改革中的作用和作出的貢獻就非常顯赫和非常值得我們尊重了。

我曾經問吳敬璉一個問題，我說：“什麼時候、哪些事情發生、哪一種狀態能夠代表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

吳敬璉寫了這本關於中國當代經濟改革的作品，那麼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吳敬璉沉默了很久。他說：“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最終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社會體制改革的成功。”

一個國家變得富裕起來了，這個國家有很多企業進入到了世界500強，甚至中國出現了數以千萬計的民營企業，它都不能夠代表這一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最終決定於整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成功。那麼社會激勵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什麼？就是這個國家一定要變成一個法治化的國家。

他曾經跟我說，很多人說到“法治”的時候，這個“zhi”是哪個“zhi”呢？有人說“制”是制度的“制”。吳敬璉說，no，不是制度的“制”，法治的“治”應該是治理的“治”。

所以我記得，10年前我寫完《吳敬璉傳》的時候，這本書下印廠之前，我請吳老在這個書的扉頁上題一個字。吳老想了一下，他寫了一段字，叫“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有好的市場經濟，也有壞的市場經濟，那麼好的市場經濟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配置，每一個人的財富安全、經營安全、人身安全……都建立在一個法治化的前提下。

四、結束語

吳敬璉誕生在一個戰亂的時代，他的整個青春、他的人生都伴隨着這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個步驟。

你跟他交流會發覺，歷史就跟畫卷一樣的，從你眼前不斷地飄過，然後一個人渺小的人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一個時間點發出了一個堅決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在某種意義上微妙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和國家發展的一個方向。

我想，一個人的人生，所有的幸運莫過於此——參與了一場偉大的運動，同時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做出了個人渺小的，但是堅決的貢獻。

關於《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解讀就講到這裏了，我們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講基辛格和他的《論中國》。

基辛格出生在1923年，但是他至今仍然活躍在全球的外交舞台上，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家，他講的每一句話，全世界的很多政治家都需要認真地聆聽。

在美國，有很多研究中國的專家，那麼在政治領域有兩個人特別重要：

一個就是費正清，他曾經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中國長期工作過。回到美國以後，他在哈佛大學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組織出版了一套《劍橋中國史》，所以他是研究美國與中國問題的首席專家。

費正清在中美的關係史上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我們也曾經推薦過他的《美國與中國》。

第二個人就是基辛格。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你猜基辛格來過這個國家幾次？他居然來過85次，因為他覺得這個國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

一、基辛格秘密訪華與當時的世界格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關係史上，有一天特別敏感，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的時刻，那一天就是1971年的7月9號。

那一天下午，在北京的一個軍用機場——南苑機場，靜悄悄地降落了一架飛機，從飛機上下來一個40多歲的、戴着一個深度黑框眼鏡的人，他就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特別安全助理，叫基辛格。

他在7月9號到7月11號的兩天秘密訪華，這期間跟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了17個小時的談話。

他在《論中國》這本書中說，他跟周恩來之間的交談就好像兩個政治哲學家之間的交流，他們談得非常融洽，然後對中美關係進行了重新定義。在兩天多時間裏面，周恩來請他吃了很多的中國美食，陪他喝茅台酒，他對周恩來的酒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當他離開中國以後，美國總統尼克遜發表了一個電視講話，突然公佈了一件事情，在一個禮拜前他的特別安全助理基辛格曾經到訪過中國。

當時美國的電視台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情的時候，其中有一個記者把這個新聞講完以後，呆在那裏，呆了十幾秒鐘，因為大家都非常吃驚。

在二戰以後，全球政治格局可以說是非常詭異。當全世界把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消滅了以後，新的世界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迅速地變成了兩大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陣營，另外一個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

世界進入到了一個所謂的“冷戰時期”，從1940年代末到1990年蘇聯瓦解為止，在40多年時間裏面，世界一直處在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狀態下。特別是到了1961年的時候，柏林城築起了一道柏林圍牆，那代表冷戰到達了高峰點時刻。

那麼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中國在哪裏呢？中國在很長時間裏面是蘇聯的小弟，當時叫蘇聯老大哥。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蘇聯在政治上、軍事上對中國進行了很大的幫助。建國以後，在1953年到1957年，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完成的。

但是，在1960年代以後，隨着赫魯曉夫的上台，中蘇關係突然間就惡化掉了。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又進行了一次分裂。

中國和蘇聯決裂以後，我們在全世界也需要找些兄弟，所以毛澤東提出了“亞非拉人民聯合起來”，開始組建一個叫第三世界的聯合陣營。

在1960年代以後，世界突然間形成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三角關係。

這個時候，作為美國來講，那麼它應該怎麼來面對蘇聯，怎麼來面對中國，就變成了一個國策上的重大的選擇。

在基辛格1960年代末開始進入到世界舞台的時候，當時，美國一方面跟蘇聯進行冷戰的對抗；第二，在亞洲地區陷入了越戰的泥潭；同時，跟中國的關係也非常惡劣。

二、基辛格在政治外交上的觀點

基辛格是一個德國裔的美國人。他祖籍上是德國人，然後在美國完成了學業，他是一個移民，在二戰時期居然還以美國大兵的身份到德國本土參加過戰爭。戰後他到哈佛大學去讀書，後來成為了一個哲學博士，所以大家都叫他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在政治外交上他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他認為世界穩定需要一個超級大國，一定要有一個國家像世界警察一樣，來維持世界的穩定。

那麼，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世界當然不符合基辛格的理論，因為除了美國以外，還有蘇聯陣營和中國陣營，所以，怎麼能夠讓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世界警察呢？這是基辛格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家、外交家需要解決的問題。

到底怎樣的國家能夠成為這個地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基辛格有一個名言，他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

這句話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面可以是一個真理，是全球各國政治經濟矛盾爆發、衝突爆發的根本點。

你要掌握這個世界的主導權，第一，你要掌握能源。所以你看，美國在很長時間裏面陷入到了中東格局的泥潭，為什麼？因為那裏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產出國，所以它一定要控制石油。

第二，要控制糧食，每個人活着都要吃糧食。

第三件事情，要控制貨幣的發行權，因為當美元成為全世界所有商品流通的通用貨幣的時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全世界所有的貿易就會被掌握在美國人的手上，會被掌握在一個以美元體系為標準的貨幣衡量模型之下。

所以石油、糧食、貨幣發行權是全球政治國家競爭最重要的點。

即便到今天，中美之間出現了種種的貿易摩擦，我們在爭奪什麼呢？我們仍然在爭奪對能源的定義權。這個能源在60年代、70年代，它是石油，那在今天，它就可能是大數據，可能是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些在信息領域像石油一樣珍貴的資源型問題。

第二是糧食問題，第三就是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貨幣競爭，在未來會成為中美貿易、中美政治經濟關係重要的一個戰場。

所以到今天為止，能源問題、糧食問題、貨幣問題仍然是全世界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競爭最需要關注的三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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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中國結盟

那麼在1970年代初的時候，美國同時面對兩個強大的敵人，它該怎麼辦呢？基辛格認為說，可能需要改變這樣一個三角分立的危險的均衡格局，那麼應該跟誰結盟呢？

基辛格在《論中國》這本書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描述。他在1968年的時候，協助尼克遜競選美國總統，他說，有一天我在列車上碰到了一個老朋友，那個老朋友是誰呢？是一個中國通，費正清。

然後費正清就跟他進行了一次列車上的談話，費正清從他的公文包里拿了一本小冊子出來，這本小冊子是關於費正清對中國問題新的思考，送給了基辛格。

然後他對基辛格建議說，尼克遜一旦當上了美國總統以後，我建議應該改變現在跟蘇聯和中國兩大陣營同時對抗的格局，應該結盟中國，對抗蘇聯。

基辛格在書中說，這一次的列車談話改變了歷史。

幾個月後尼克遜如願當上了美國總統，然後費正清就正式地和幾個美國智庫的知識分子聯名給尼克遜總統上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秘密備忘錄。

這個秘密備忘錄的第一條就是：他建議派人到中國去，和中國政府進行秘密的溝通，然後聯合中國形成一個新的政治結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下一節繼續《論中國》。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開講《論中國》。

一、基辛格訪華開啟了新局面

在基辛格訪華之後，1972年，尼克遜總統正式訪華，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

到了1979年的時候，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兩個東西方的大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外交周期。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搞改革開放呢？是中美建交后的6年，1978年。1978年12月份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政府宣佈我們要告別階級鬥爭，我們不再搞意識形態為主的國家治理模式，我們要發展經濟，我們要讓老百姓過上好的經濟生活。然後中國就打開了國門，開始宣佈引進西方，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資金投資中國市場。

我在《激蕩三十年》中曾經寫過一個很有趣的一件案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一個月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就出現了一瓶可口可樂。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中國開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對外開放需要擁抱世界的時候，那麼全世界進入中國的最重要的資本力量是什麼呢？是美國的資本。

可以說，1971年的基辛格的秘密外交，1972年的中美公報的發佈，在當時看來是一個政治事件，是在政治上美國和中國的一次重新選擇。

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它由一個政治事件變成了一個經濟事件。

從1940年代中期，經過30多年的發展，1978年，美國的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那麼在歐美這些國家，隨着經濟水平不斷發展，它的中產階級不斷地增加，城市人口不斷地增加，就出現了能源價格的上漲、勞動力成本價格的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要進行一次全球化的騰挪轉移。

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中國開始宣佈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然後這些在歐美國家過剩的產能、過剩的生產線、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進入到中國。同時，像可口可樂、寶潔這些飲料公司、消費品公司把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開始進行耕耘。

所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開始，中國成為了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發動機、新的勞動力和產業的承載體。

這些經濟運動的出現，首先建立在政治上的結盟和開放的前提下。所以在歷史的場景來看，你會發覺說，1971年7月9號那一天，基辛格的秘密訪華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格局，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格局，進而改變了全球的格局。

二、西方學者對中國崛起的不同觀點

基辛格在後來的半個多世紀裏面80多次來到了中國。在《論中國》中，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叫“例外論”。

我們在《影響商業的50本書》中曾經選過另外兩本書，我建議大家可以拿來看，也可以重新回去聽那兩個音頻，一個我們講的是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第二本是彭慕蘭的《大分流》。這兩本書代表着美國學者對中國崛起的兩種觀點。

費正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路程——他提了一個概念叫“衝擊—反應模式”。

也就是，中國這個國家作為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當西方政治經濟文明崛起的時候，我們中國“打倒孔家店”，剪掉自己的辮子、告別帝制，開始建立現代化。

所以中國從一台機器開始，到城市的格局，到我們的衣着，到我們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都是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格局的一次響應，是在衝擊情況下做出的一種本能式的反應。

彭慕蘭在他的“大分流理論”中進行了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說，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國家，它在幾千年時間裏面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經濟格局。

所以如果時間回到1820年的話，你會發覺說，當時中國的整個政治經濟面貌，甚至城市人口的文化水平、經濟水平，跟歐洲西方的那些發達城市的人口水平、產業格局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到了1820年以後，西方發生了雙元革命，發生了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了法國大革命，發生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的新的崛起。所以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成長、發展的一種路徑，所以叫“大分流理論”。

那麼基辛格提出了第三個理論，他提出了“例外論”。他認為，很難用西方的政治經濟理論來套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和它的現狀。

他說：“中國曆來是一個中央帝國，中國人的政治秩序觀來自中國的文明，來自中國文明的中心論，並且始終受其支配和型塑，從未斷絕。雖然中國經歷了很多的劫難，有時候政治有衰弱長達幾百年之久，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始終沒有泯滅。即便在貧弱分裂時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檢驗地區合法性的試金石。”

所以他說，如果從2000多年的文明史來看的話，中國從來是一個中央帝國，它是一種跟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的中心論。

同時，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會有內亂，甚至被外族侵略，甚至它積弱的時間可能長達100年、200年、300年。但是，這個國家作為一種文明主體，從來沒有被破壞過。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它從來是一個獨立體。

那麼對西方來講，中國這樣的文明中心論，它就是一次例外。他說：“就好像美國的崛起對英國來講是一場例外一樣的，那麼中國的崛起對整個西方世界來講也是一個例外。”

這是一個政治家在訪華80多次以後，對這個國家做出的一個新的觀察。

如果我們從經濟角度來看，美國一個諾獎得主叫羅納德·科斯，他曾經花了幾年時間專門研究中國問題，他寫了一本書叫《變革中國》。

他研究中國1978年以後的經濟變革史，也提出了一個跟基辛格非常近似的觀點，他認為，1978年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運動可以說是二戰以後最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他甚至認為，在未來的10多年內，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作為一個諾獎的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他認為，在經濟制度上，沒有辦法用西方的任何一本教科書來解釋中國這一次的經濟發展運動，所以他認為，中國的這一次經濟改革成功很像一次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那麼你會想一個問題，當你的面前出現了一個跟你的文明主體制度建設全然不同的發展體的時候，你會做出的反應是什麼呢？

有兩種反應：第一是努力地、積極地通過和平化的方式跟它形成一種共處關係；那麼第二種辦法就是消滅它，遏制它，不讓它成為你的競爭對手。

三、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辛格的這本《論中國》發表在2011年，在這本書中提出例外論以後，他進一步地進行了一個理論的研討。

他說，因為中國對美國和西方世界來講是一個例外，同時它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那麼會出現什麼問題呢？就是在發展過程中，美國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守成大國，中國成為了一個非常陌生的新興大國，這個時候有可能陷入到一個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一個希臘的歷史學家，他在研究希臘文明的時候就提出過，當一個守成大國遭遇到新興大國的挑戰的時候，那麼兩者只能生存一個，一定會發生一場戰爭，通過戰爭來決定誰是那個世界最終的獨裁者。後來歷史學就把修昔底德這個結論稱為“修昔底德陷阱”。

在2011年基辛格寫的這本《論中國》中，他就非常擔憂地提出說，由於中國發展的陌生，由於西方世界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恐懼，那麼這個世界未來有沒有可能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呢？

跟這個擔憂相關的另外一個結論是，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如何做出應對和挑戰，是美國政治家所必須要做出的決策。

但是他警告說，千萬不要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因為如果在未來，中國和美國的競爭陷入到一種敵對狀態的話，對世界是不可承受的災難。

就在他的這本《論中國》出版的5年後，2016年，美國上任了一個新的總統特朗普。特朗普上任后，改變了之前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政策，開始通過跟中國非常決絕的對抗的方式來遏制中國經濟和中國政治發展的崛起。

在2018年4月份，以中興事件為標誌，中國和美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消耗對抗狀態。也是在2018年的11月份，基辛格第85次訪問了中國，跟中國的領導人進行了一些交流，希望能夠進行一次新的政治經濟最高層的斡旋。

但是從後來的事實看，基辛格溫和的對華戰略並沒有成為特朗普政府的一個選擇項，反倒中美之間的衝突一直到我們錄這個節目的時候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叵測。

中美之間的關係，從政治、經濟、民間文化等各個領域出現了越來越激烈的對抗狀態。

在2019年底的時候，基辛格曾經到新加坡做了一次演講，他說：“今天的中美關係已經再也回不到1971年那個狀態了，所以世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循環和新的周期。”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當他回望過往的時候，他發覺，他走過的這個半個世紀跟一片森林一樣，長得越來越繁茂，越來越繁茂，然後在繁茂之中出現了很多叵測的景象。

而作為一個過來人，當我回望這段歷史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了種種的不安和種種的不確定性。

關於《論中國》的解讀就講到這裏了，我是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