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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而立”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講我創作的《激蕩三十年》。
《激蕩三十年》描述的是1978年以後30年的中國經濟改革歷程，是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角的一本通識類歷史讀本。
中國在1978年以後的這一輪改革，在中國的經濟變革史上、在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乃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發展圖景下，都帶有巨大的陌生感——它是如何發生的？它在發生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和戲劇性，以及它走到今天以後，面向未來又帶有怎樣的不確定性？
這些話題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非常關心的話題，也是全世界對中國關心的讀者都很希望了解的話題。
一、《激蕩三十年》的創作背景
我是1990年參加工作的，我記得我參加工作的第一份職業是當一個工業記者。我當時拿到的第一個採訪選題特別大，叫《中國百家大中型企業自主權落實調查報告》。
在1990年的時候，我一個人背着背包，在三個月時間裏，大江南北跑了100家國有企業，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面用腳來丈量中國企業的一個過程。
在1990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面，我是中國產業經濟界最近距離的觀察者之一，甚至我後來自己也開始做企業，成為商業從業者。
從1990年以後的30年裏面，我幾乎見過改革開放以後所有著名的企業家，比如年廣久、吳仁寶、魯冠球、王石、柳傳志，到最近的馬化騰、馬雲、王興等。
所以我既是一個觀察者，同時也是一個親歷者和參與者。
在很長時間裏面，我對企業的研究是以案例寫作的方式進行的。到了2000年的時候，我曾經出過一本銷售額（銷售冊數）過一百萬的書，叫《大敗局》，那是一個以案例式的方式來描寫中國企業的圖書。
到2003年底的時候，我離開了原來服務的通訊社，然後拿到了一個offer——是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它在全國找一個人，希望他能夠到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去做一個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課題。
我在哈佛待了半年時間，去做這個訪問學者，寫一篇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報告。在這個期間，我跟美國的一些學者和在美的一些中國學者來研究中國的企業發展問題，我發覺一件非常讓我吃驚的事，就是：在當時，中國的改革已經有20多年了，但是很多的美國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理解都還停留在毛澤東時期，他們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帶有巨大的陌生感。
然後他們會問我一個問題說：“我們看一些新聞，一些企業家比如吳仁寶、魯冠球，他們都是農民，那麼他們有沒有上過商學院呢？他們的技術從哪裏來的？他們怎麼獲得生產線、技術和原材料的？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這些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它最基本的理論架構到底是什麼？有沒有一本關於理論的書可以來解讀中國的經濟？”
每當面臨這樣的交流和拷問的時候，我的內心都有巨大的不安。有一個經濟學家叫熊彼特，他曾經說：“我們研究一國之經濟，有三種方式：一種是理論的方式，第二是數據的方式，第三是歷史的方式。”
我作為一個長期在一線做企業研究的企業史寫作者，我覺得我大概沒有能力去為中國的二三十年經濟改革發展建構一個理論模型，這是另外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們應該乾的事。並且，數據本身也無法來解釋過去幾十年經濟的發展。我是一個做案例研究的人，我想，我大概有機會用歷史的方式來描述這個進程。
2004年的時候，中國是全球的第5大經濟體，那麼到200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應該會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且還有可能在那個時間前後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那麼，到2008年的時候，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咱們中國人講“三十而立”，同時這個國家將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的第三大乃至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時候就應該有一本書來描寫這個30年來中國企業的變革歷史。
二、《激蕩三十年》：以人為敘述的基本框架
2004年以後我就開始着力於寫這本書。這本書一方面利用了我1990年以後作為一個企業觀察者和寫作者的很多原始資料。同時，我查閱了大量的一手的歷史性報刊雜誌資料，比如說國內的《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參考消息》《經濟觀察報》以及國際上的《時代》《新聞周刊》《經濟學人》等雜誌和一些研究報告。
同時，我去拜訪了一些1980年代成名的，現在已經慢慢退出了歷史舞台的老一輩創業者，比如年廣久、馬勝利、步鑫生等這些人，我花了4年時間來創作這本書。
這本書在2008年出版以後，到今天已經發行了200多萬冊，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實錄作品中發行量最大的一本，一直到最近這幾年，它每年還能賣10多萬冊。
這本書跟其他財經作品最大的一個區別是什麼？我認為很多財經類作品會把理論、邏輯作為整個敘述的最基本的框架。但是我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就有一個認知，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它最大的推動力是誰呢？是人，是每一個血肉，每一個人的生命投入到了商業世界，投入到了這個國家變革中的過程，所以人的故事、人的生命，人所經歷的所有的悲痛、吶喊、欣喜、苦悶……是30年經濟變革最重要的部分。
1.柳傳志的創業故事
讀過《激蕩三十年》的人，大家都有個印象，在這本書上下卷、60多萬字中，寫的第一個場景是什麼？是1978年，有一個30多歲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的一個助理研究員，他叫柳傳志。他每天上下班進中科院的時候，門口有個傳達室，傳達室裏面有一個格子，上面寫着“柳傳志”三個字，他從那裏面拿報紙出來，看報紙。有一天，他打開《人民日報》的時候突然發覺，有一篇新聞是教大家如何養牛的。
在1978年以前的很長時間裏面，《人民日報》上面全部都是關於階級鬥爭，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的文章，突然間出現了一篇如何養牛的文章。
柳傳志心裏一咯噔，他突然意識到這個時代可能需要變了。幾個月以後，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了1984年的時候，城市體制改革，柳傳志成為了中科院第一個下海經商的人，而他創業的地方就是幾年前他拿報紙的那個傳達室。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我去北京做一個節目叫《十年二十人》，我去採訪柳傳志。站在我面前的那個人，由一個當年30多歲、拿報紙的助理研究員，已經成為了一個中國非常著名的企業家，也已經進入到了生命的暮年。在這個人的生命過程中，你可以凝聚地看到這個時代所有的戲劇性，人的進步和時代對人的挑戰。
我記得我們倆站在中關村的聯想大廈的頂層，我跟他分手的時候，柳傳志突然把我叫住，他說：“曉波，你過來。”我跟他到了一個玻璃邊，他指着下面跟我說：“曉波，你往左邊看，那邊有片綠蔭，綠蔭裏面有個小房子，你看到沒有，那就是我當年創業的那個傳達室，現在還保留在那裏。”那一瞬間，我就覺得歷史好像非常生動地展現在了我的面前。
2.年廣久的創業故事
在《激蕩三十年》裏面，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柳傳志這樣，從1978年那個瞬間一直延續到2008年乃至到2018年，可以延續到整個歷史的脈絡。有的人只是在這個舞台上跳了3分鐘、8分鐘的舞，但是他們的出現和存在都代表了這個時代所有的戲劇性。
1978年以後的中國企業史上，第一個被稱為企業家的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文盲，安徽蕪湖一個賣瓜子的人，他叫年廣久，他的產品叫傻子瓜子。
為什麼年廣久會成為1978年以後的第一個被稱為企業家的人呢？因為他炒瓜子，當瓜子質量非常好的時候，一個人就不夠了，他就要僱工。一二三四五六七……當他僱到第八個人的時候，根據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七下八上，僱工在七人以下叫合作勞動，僱工到第八人以上產生剝削，所以他就成為了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個資本家。
3.步鑫生的創業故事
我還見過另外一個1980年代非常著名的企業家，叫步鑫生。他是浙江海鹽襯衫總廠的一個廠長。他在1980年代初幹了一件事——他把計時工資制變成了計件工資制，就是，大家都是8小時工作，做3件襯衫和做5件襯衫，你們的收入是不一樣的。
這在今天可能是所有從事商業的人認為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1982年和1983年，這是一個破天荒的事，因為它打破了大鍋飯，打破了平均主義，所以他是1980年代一個非常著名的企業家。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以後，他的海鹽襯衫總廠就破產了。然後他心裏就有股怨氣，步鑫生認為說，我企業破產是因為什麼？是因為政府把我抬得太高了，政府給了我很多的榮譽，佔用了我很多的時間，然後我的企業突然非常膨脹化。
在2008年出版《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專門邀請他進演播室，我說：“你能不能把你的故事講給我聽一遍？我把它錄下來，作為一個歷史的資料。”
那天步鑫生就到了我的攝影棚，他帶了另外一個記者，他跟我說：“這個記者，周記者，他知道我所有的故事，如果你要錄的話，我就讓周記者把我的故事全部講一遍，我就不進這個演播室了。”
後來我就採訪了這個周老記者，跟他做了一個交流，然後我們錄製拍攝以後，步鑫生就一直在門口的一輛桑塔納車裏面不停地抽煙、抽煙、抽煙……然後拍攝完成，他跟我匆匆握了個手就離開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就在想一件事：並不是每一個人在時代的進步發展過程中都是獲益者，都覺得這個時代給了自己很大的能力，甚至會出現像步鑫生這樣的人，他會有很多的抱怨，他覺得這個時代虧欠了他。
所以《激蕩三十年》中描寫了很多這樣的小人物，他非常偶然地、戲劇性地被推到了鎂光燈下，成為了一個主角，然後跳了3分鐘到5分鐘的舞。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下一節繼續《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