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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吳市場”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講吳敬璉和他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這一輪改革運動，被認為是二戰以後全球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

那麼，如果你要對這一場經濟運動和改革的脈絡進行理論上的梳理和學習的話，吳敬璉老師的這本《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可能是你無法繞過去的教科書和普及型讀物。

一、他見證了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吳敬璉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中知名度最高的人之一，他出生在1930年。10年前（2010年），吳老80歲的時候，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叫《吳敬璉傳》，回顧了這位老資格的中國經濟學家跟中國這一輪改革同行、伴隨、抗爭的歷程。所以我對這位經濟學家比較熟悉。

吳敬璉出生在1930年，他出生的時期是這個國家非常動蕩的時刻。在他的青少年，他經歷了侵華戰爭、國共內戰等這樣的一個長達10多年的戰亂。

他跟我說，在他18歲的時候，1948年的時候，當時國共內戰，幾乎所有的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都認為國民黨政權已經非常腐朽了，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政黨和血液來帶領這個國家走向明天。

他說，他當時在南京的中學讀高中，到了晚上的時候，他就躲在被窩裏收聽延安的電台，這個事情在當時如果被抓到的話就要判刑，可能會殺頭的。但是他說，那個聲音代表着中國未來的一種可能性。

他在被窩裏面聽延安電台，然後拿支筆一字一句地把聽到的聲音錄下來，翻譯成英文。他還有一個表哥懂法文，把它翻譯成法文，然後偷偷交給南京的一些歐洲的通訊社、美國的通訊社記者，讓他們知道延安在想什麼，他們打算幹什麼。

所以那一代青年人對新誕生的國家和政權充滿着極大的信心。

建國以後，他進入大學讀的就是經濟系。他可以說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經濟系學生。畢業以後，他非常有幸地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研究所，所以他長期以來在北京的中央決策諮詢機構工作，一直到現在。

他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階段，所以他有機會目睹1949年以後，長達70多年時間，這個國家的決策者是怎麼思考國民經濟的建設，打算用什麼樣的手段來建設這個國家。

二、吳敬璉與顧准、孫冶方的緣分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經濟學界有兩個反叛性的人物，他們也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界知識分子的兩根脊樑，一個叫顧准，一個叫孫冶方。吳敬璉非常有幸，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和這兩位前輩有非常密切的交集。

顧準是1949年建國後上海的第一任財政局局長，他是一個學會計出身的知識分子。

顧准在建設新的經濟體制的同時，非常敏銳，他非常早就意識到，這套體制有可能並不能夠帶動生產力的發展，帶動生產關係的改善。他在1950年代的時候就對斯大林的命令型計劃經濟體系提出了致命的質疑，所以他很早就被打成了右派，被剝奪了官職，關進了牛棚。

吳敬璉曾經跟他有過兩年多的牛棚“棚友”的經歷。

顧准在1974年就去世了，他當時得了癌，就把吳敬璉叫到自己的病床前，跟他說：“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你要待時守機。”過了不多久，顧准就去世了，吳敬璉親手把顧准推進了太平間。

他在跟我交流的時候，他說：“當我把顧准推進太平間以後，我騎着自行車回到自己家裏，路上非常寒冷，我的身體也很寒冷，因為一個偉大的靈魂離開了這個人間。”但是他說，“在這樣的時刻我仍然感到溫暖，因為顧準的思想仍然存在於世間。”

孫冶方是一個跟顧准非常相似的人物，他也是經濟學家出身，長期在國家的經濟決策部門工作。

他在文革期間被打成黨內最大的修正主義分子，為什麼呢？因為很長時間裏面，中國搞的是命令型計劃經濟：國家統購統銷，擁有所有的生產資料，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國家控制了所有的生產資料，甚至控制了國民的需求。

孫冶方說：“這個辦法肯定不行，即便是在一個國有經濟體系中，勞動要素的價值仍然需要被計算。”就因為這一點，他被打成了黨內最大的修正主義分子。

孫冶方在去世前的最後兩年跟吳敬璉一直在研究，說，有沒有可能在計劃經濟的架構上進行一個優化的改造或修正，激發經濟的生產力？

到他去世的時候，他仍然沒有找到這條出路，然後他把自己所有的遺著和遺著的解釋權交給了吳敬璉。

所以吳敬璉是把顧准推進了太平間的那個人，也是繼承了孫冶方所有思想遺產的那個人。

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1978年的時候，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那年吳敬璉其實已經不年輕了，他已經48歲了。48歲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一個要被拍在沙灘上的年紀，但是對吳敬璉來講，他的學術生涯才剛剛開始。

在那個時候，當時的決策層和經濟學界在想一個問題：中國要告別斯大林的命令型計劃經濟，那麼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有沒有一種另外的經濟體制模型可以讓我們去模仿的呢？

有的。當時在東歐有一些國家，比如說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在搞一場跟斯大林的命令型計劃經濟和中國的經濟體制完全不同的一種模型，叫“市場社會主義模式”。

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說，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不能有私營企業，但是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資源應該像孫冶方所說的那樣，要進行計算。

比如說，有人有一個煤礦廠，他挖出了煤，當這個煤賣給一家鋼鐵公司的時候，那麼這中間就應該有交易，應該把煤礦工人的勞動要素計算到這個價格中；鋼鐵公司生產出了一個鋼錠，生產出了一個鋼板，這個鋼板賣給一家自行車公司的時候，那麼就應該把鋼鐵公司勞動工人的生產價值計算進去；當一家自行車公司把一個自行車生產出來，賣給百貨大樓的時候，那麼就應該把自行車公司工廠的勞動價值計算進去……

從煤礦到百貨大樓，它雖然都是國有的，但是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是有勞動價值的，可以計算，這個叫“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的體制”。

在1981年的時候，中央政府就把兩個東歐的經濟學家，一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任副總理，一個是波蘭計劃經濟委員會的一個主任，請到了北京的中科院，請這兩個學者來告訴我們怎麼建設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吳敬璉是當時的翻譯和文字記錄者之一。

但是當我們了解了東歐這套體制以後，發覺好像也是行不通的。所以1978年以後，中國走上了一條社會主義國家之前70年經濟實驗中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

我們今天說，中國的這一場經濟體制改革最偉大的事情是什麼？有別於蘇聯模式，有別於東歐模式，最大的一個貢獻和突破是：我們允許私人資本重新回到這個國家，這也是當年以鄧小平為首的共產黨人最大的一個勇氣，因為在鄧小平之前，當時全世界的幾十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私營企業。

到今天我們聽這個節目的時候，中國有2700萬家私營企業，8000萬個體工商戶，1億的個人資本的經濟主體——在1978年，他們是完全不存在的。

今天中國經濟90%的就業，80%的技術創新，60%的稅收都來自於這些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者的貢獻，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1978年以後最大的一個突破點，我們走上了一條別人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

四、“吳市場”與市場經濟

吳敬璉在經濟學界有一個稱號叫“吳市場”。

中國今天搞的經濟體制叫什麼？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這個詞是1992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和媒體上出現的，1992年之前是沒有“市場經濟”這個詞的。但是吳敬璉被稱為“吳市場”是1989年的事情。

在1980年代，中國的整個經濟改革叫“商品經濟改革”。然後在1989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討論一件事情，說，我們應不應該繼續往前走？我們應該繼續1980年代的商品經濟改革的實驗，還是回到當年的命令型計劃經濟時代？為此，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討論。

有一次，在中南海的經濟座談會上，吳敬璉非常激動地和當時的很多經濟學家進行了辯論，他說：“無論任何的政治動蕩、社會思潮，中國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堅決不能動搖。”所以他不斷地講市場、市場、市場……然後這個會議結束以後，有一個經濟學家打電話給他，說：“吳敬璉你知道嗎？現在在學界都流傳一個詞，說把你叫作‘吳市場’。”就有了一個名詞，叫“吳市場”。

在1989年、1990年的時候，“吳市場”是個貶義詞，但沒有想到，1992年，中國開始搞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大家突然間發覺說，“吳市場”在幾年前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必須要走一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所以“吳市場”由當年的貶義詞，變成了一個褒義詞。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下一節繼續《當代中國經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