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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新冠肺炎”們如何影響人類文明的軌跡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今天我們開講《槍炮、病菌與鋼鐵》，在這本書中，戴蒙德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和有創建性的觀點。

一、馴化能力決定文明程度

比如他認為說，地球上各個部落在動植物馴化上的能力決定了他們初始的文明程度。

在人類文明進步中有價值的、可馴化的野生物種，比如說牛、豬、羊、狗、馬等這些物種，有的成為了人類的食物，有的成為了人類勞作的輔助性夥伴，而人類對這些野生物種的馴化的時間點決定了他們的文明初始程度。

根據戴蒙德的研究，人類可馴化的野生物種在整個地球也僅僅出現在非常狹小的9個區域，而這些區域就常常被認為是人類農業的起源。

比如說，我們在中東地區、印度地區、華夏地區……就看到了最早的可馴化物種的很多經驗。

那麼在不同的文明體中，早期的華夏人顯然是開化最早和最早慧的那一個族群，因為中國人在華北地區最早種植出了耐寒的粟，由此解決了人類生存的糧食和溫飽問題，另外，在華南地區最早培育出了一年兩熟的水稻。

所以戴蒙德在這本書中談到，人類各個部落在動植物馴化上的能力決定了他們最初始的文明程度。

二、病菌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影響

另外，戴蒙德在書中把病菌作為了人類文明進步非常重要的、不可測的，可以說是既帶有偶然性，又帶有必然性的一個選擇項。所以你看，它的書名叫《槍炮、病菌與鋼鐵》。

戴蒙德說，在整個近代史上，殺死人類的主要殺手是什麼呢？人類文明的進步是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砍殺，是不同技術的疊代，但是他認為，真正的、最主要的人類殺手是誰呢？是那些看不見的敵人，它們叫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這些病菌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

我們今天在做演講的時候，2020年，剛剛發生了一場新冠疫情，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這個看不見的敵人。當它突然間爆發的時候，比如1月份在中國的武漢地區，打亂了整個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然後當它3月份開始向全球蔓延的時候，它打亂了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秩序。

甚至到2020年結束的時候，我們仍然不能夠明確地回答，這一年的新冠疫情對這100年來人類文明進步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在人類幾千年歷史上，像新冠疫情這樣的狀況並不是第一次發生，而且我認為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人類歷史上已經無數次發生過這樣的景象，而在歷史上有幾次這些流行病的發作，改變了整個人類文明歷史的軌跡。

比如在14世紀，歐洲曾經發生過一場慘絕人寰的黑死病。從1347年到1353年，6年時間裏面，整個歐洲有2500萬人死於黑死病，佔到了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

黑死病在14世紀不但造成了歐洲大規模的人口減少，還產生了另一個文明的結果——造成了神權體制的徹底瓦解。

中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運動和人文主義的覺醒跟黑死病有很大的關係，正是因為黑色病的爆發突然讓人重新意識到世俗的重要性，意識到人的命運最終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世俗的權利對抗神權的決定性戰爭，不是通過人跟人之間的戰爭來結束的，也不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戰爭結束的，而是通過黑死病的爆發——流行病造成了神權時代的結束，一個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

那麼到了16世紀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在1490年代末的時候，有過一個叫地理大發現，當時哥倫布到達了美洲大陸。當哥倫布到達美洲的時候，當時南北美洲加在一起共有2000多萬的人類，他們叫印第安人。但是在100年後，這2000多萬印第安人的人口減少了95%，95%的人都不見了。

他們去哪了？他們消失了。他們是被誰殺死呢？他們是被那些到來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英國人殺死的嗎？不是的。絕大多數的印第安人是被這些士兵所帶來的流行性感冒、瘧疾和鼠疫所殺死的。

當這些士兵從歐洲來到南美洲的時候，他們的人體已經帶有了免疫能力，但是他們把這些病菌帶到了美洲。而美洲在此之前並沒有爆發過這些大型的流行性疾病，所以這些疾病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殺死了那些印第安人。

所以，你看，無論是黑死病還是印第安部落的群體性消亡，都跟天花等流行性疾病有很大的關係。

三、“最優分裂原則”

我們可以把戴蒙德的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看成是一部很有趣的人類演進文明的簡史，戴蒙德從幾千年前人類的演化開始，一直延續到近代和現代文明體的進化。

那麼，這本書的其中有一些章節，在中國讀者看來也非常有意思。因為在研究人類文明進步的時候，你一定要回答一個問題，這也是中國讀者非常關心的問題，那就是：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後，為什麼是歐洲人，而不是東方的中國人或者印度人，成為新的文明發展演化的主宰者？

這個問題就跟耶利所提出的白人跟黑人對人類文明進步所造成的不同結果是一樣的，這也是一個世紀性問題，是東方人和西方人不斷在回答的一個問題。

戴蒙德在書中講到了中國的早慧，中國人最早“馴化”了粟，馴化了豬、狗、雞和水牛，然後在早期形成了全球文明體中，一個非常龐大的文明標本模型和文明形態，那麼為什麼最近200年來，在工業革命發展時期中反倒會落後？

戴蒙德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叫“最優分裂原則”。他說，人類文明的進步遵循叢林法則，文明自身的進化是在不斷的接受外來挑戰的情況下發生的。

歐洲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小的民族，它的地理環境的溝通非常困難，所以歐洲長期以來處在相對分裂的狀態。

那麼在戴蒙德看來，因為有分裂，所以有競爭，所以人必須要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中進行自我能力的提升。

那相對中國，大一統以後，在200年300年時間裏面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文明結構。我們在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的這些書裏面，曾經跟大家解釋過這個情況，長期的超穩定結構造成了這個民族的一種內卷式發展邏輯。

所以在文明進步中，戴蒙德提出說，創新在帶有最優中間程度分裂的社會中發展得最快，太過統一的社會處於劣勢，太過分裂的社會也不佔優勢。

太過統一的社會就相當於華夏文明，這個社會並不佔優勢；太過分裂的，比如說像那些太平洋上、大西洋上的群島，甚至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太過分裂以後也不適合創新的發展。

歐洲是處在過度分裂和過度統一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所以戴蒙德說，這個造成了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而相對在中國地區，因為超穩定結構，帶來了過於安逸和內卷式的經濟發展。

四、結束語

我們從哪裏來？我們為什麼來到這裏？區域與區域之間，不同民族之間的文明狀態為什麼會有差異？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而到今天，我們有沒有可能擺脫民族的劣根性，獲得新的成長發展？

我想，每一個人對這些問題都有不同的解釋，而戴蒙德從一個非常經典的人類學家的角度，對我們提出了這些問題，同時給出了一些有趣的答案。

他也許是對的，也許是錯的。對我們每一個讀者來講，他不過是打開了一扇問題的窗口，最終的答案可能需要通過我們自己的實踐、我們自己的智慧、我們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歲數、不同的時間點，回答戴蒙德所提出的這些問題。

關於《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解讀就講到這裏了，我是吳曉波，我們下一本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