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康有為的洪門爭奪戰

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時期，無論是“革命”還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康有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會，甚至創辦準備武裝鬥爭的維新干城學校，全力爭取華僑加入，積聚巨額資金。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到來，讓康有為深深感到了危機來臨。他們對各項“資源”的激烈競爭也從國內延續到了國外。孫中山VS康有為。革命派VS保皇派。這裏邊隱藏着哪些歷史秘聞？

爭華僑先爭洪門不入洪門難安身

在談到保皇派和革命派爭奪華僑民眾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視，這就是雙方對洪門的爭奪。換句話說，無論是保皇派，還是革命派，他們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動宣傳，說到底就是爭取洪門的歸心。誰先贏得了洪門，誰就基本上贏得了那裏的華僑。

洪門本為明末清初的民間組織。“溯咸同間，最初有所謂廣德堂（四邑）、協義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統名為三合堂，是為秘密結社之嚆矢。……迨洪氏金陵潰后……其餘黨復以海外為尾閭（指太平天國失敗后，洪秀全的部下逃到海外，繼續秘密抗清）……其後統名為致公堂。致公堂者，三合會之總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種種不一，而皆同宗致公”。洪門來到美洲后，組織致公堂相互聯絡。經過長期的發展，洪門在北美牢牢扎穩了腳跟，在保皇派和革命派到來之前，可以說北美華僑一片“洪”。據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拿大華僑組織十之八九為洪門致公堂所控制。1882-1912年，洪門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擴展到東部。全加洪門致公堂有60多個組織，會員人數達2萬多人，總堂設在卑詩省府維多利亞的一個小島上。但加拿大洪門致公堂勢力最大的地方卻在工商業發達的太平洋海港溫哥華。加拿大的致公堂與美國的致公堂南北呼應，互為欹角。美國的致公堂“總部設在三藩市大埠，他如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聖路易、費城、華盛頓、洛杉磯、西雅圖、沙加緬度、缽侖等百數十埠，皆設分堂，凡有華僑駐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隸屬於三藩市。華僑名列會籍者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門尚可謀生，若在小埠，則非屬致公堂會員，輒受排擠，故勢力之大，為各團之冠”。隨着時間的流逝，清末的洪門會員早已忘記其職責之所在，這個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包裝。但在沒有新潮的思想灌進來之前，或者說在康有為的保皇會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加入洪門之前，華僑上層所控制的洪門勢力仍然充滿傳統的“原教旨主義”色彩。當保皇會首先進入洪門的大院后，只要“理順”了與華僑上層的關係，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與洪門的關係，因而也就輕而易舉地取得進入華僑社會的入門券。若離開了洪門，要想在華僑社會立足，簡直難於上青天。康有為對加拿大洪門的“轉化”最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后，便見風使舵，對“症”下藥，一方面說“清帝乾隆，實為大學士陳宏謀之子，以呂易嬴，漢人江山恢復已久，殊無反清復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揚光緒“勝於堯舜，賢於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國”。他握有兩張無人可有的王牌，一張是“光緒皇帝的御書衣帶詔”，另一張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打着這樣的招牌進行鼓動宣傳，保守的華僑民眾便將之奉若神靈，於是紛紛加入保皇會。康有為由是頓收水到渠成、立竿見影之效，他一句“入會的捐財的，將來都可以陞官晉爵，共享富貴”的空頭支票和政治期貨，便輕而易舉地將大批希望國家富強的海外僑胞收進囊中。

康有為如魚入淵孫中山單刀赴會

把康有為與孫中山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兩人在對待洪門的態度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孫中山首次旅美時，欲實地考察華僑狀況。此行的一個重要收穫就是發現了洪門這個在美國有悠久歷史而又龐大的“反清復明”組織，知道華僑中十之七八為洪門中人，更發現其會員因年代久遠，已經淡忘原來宗旨，只知道入會是為了彼此患難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會。“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可見，在洪門問題上，孫中山與康有為可謂心有靈犀，“英雄所見略同”。兩人都發現人多勢眾的洪門的實際所為與其宗旨名不副實，都想利用其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更有趣的是，無論是加拿大還是美國的洪門都很容易被說服。這說明，當時洪門名義上“反清復明”的遠大抱負未變，但實際上已演變為一個非常現實和世俗的民間組織，遺存得最多的是忠信義氣，這是洪門容易為人說服並分別為保皇會和革命黨人所用的重要原因。

根據記載，1904年4月1日，孫中山攜帶一紙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證，離開檀香山前往三藩市。此處應說明的是，孫中山此次赴美比1905年康有為赴美的時間還早。問題在於，孫中山此次是“單刀赴會”。他在美國尚舉目無“親”，沒有一個革命派同伴。康有為不同，他雖然來美的時間較晚，但保皇會早在1900前後就已經相繼建立起來。所以，康有為1905年來美是“如魚入淵”，而1904年孫中山來美則是“舉目無親”。

孫中山來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黨分子陳繼儼等就已探悉他的行蹤，乃電告三藩市保皇黨設法阻止他入境美國本土。該地保皇黨便與清領事何佑聯繫，何佑復照會美國海關處，稱“中國亂黨孫某抵美，請禁阻入境”。由是孫中山4月6日在三藩市港口被拘，何佑又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證為偽造，致孫被拘留於碼頭上的木屋十餘日，后求救於致公堂首領伍盤照等人，方得入境，從而挫敗了保皇派和清領事的圖謀。5月24日，孫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黃三德等一行出發巡迴演講，取道南方鐵路，經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磯、巴梳斐立士、巴士傑、組柯連、必珠堡、聖路易、關達、華盛頓、費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數地，最後到紐約。兜了一個大圈，宣傳革命救國，取得可觀效果。直到1904年12月14日，孫中山才離開紐約前往倫敦。這樣算來，孫中山前後在美國逗留了8個半月。而康有為復於1905年2月12日自溫哥華南遊美國。到同年11月29日，康有為才從美國乘火車赴墨西哥，這段期間，康有為的足跡也遍及美國各地。

孫中山入境后，旋在美國華僑社會中進行廣泛的宣傳發動，雖然沒有引起全美洪門“倒戈”，但也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先前華僑社會對保皇黨一邊倒的局面。洪門會眾接受保皇會宣傳已多，但尚未接受過了解大勢深明大義的革命者的點撥，故孫中山的到來給洪門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機。在洪門領袖的支持下，孫中山從洪門的立會宗旨入手，講述洪門的創設歷史。是時，孫中山問其會員，洪門宗旨“反清復明”為何意？“彼眾多不能答也。”後來孫中山解釋說，他們原來的宗旨，是反清復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主義流行到海外，他們就歸化為專想保護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黨。故由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保護大清皇帝的保皇黨。通過宣傳，這個以“反清復明”起家的民間老會黨的會眾才知道自己的組織原來還是個“反清”的老革命黨，與保皇黨的“保清”（以“保皇救國”相號召）有天壤之別。這一招對“破解”康有為保皇會的宣傳頓收“點穴”之效。孫中山復向黃三德建議，在會員中進行一次總註冊，讓會員在明白會義的基礎上重新登記，以圖清本正源，走出困局，孫中山因而在組織上損傷了康有為在洪門的骨骼。另一方面，還藉此為致公堂徵集基金，籌募國內起義軍餉。這種做法跟康有為的“招股投資”大有不同。客觀上說，孫中山此舉比不上康有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時半路殺出，至少對康有為的“招股投資”起了“減流”的作用。孫中山是次在美國華僑社會中也算取得了一定成功，孫中山後來回憶說：“予以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保皇會大肆攻擊中立華僑多倒戈

孫中山的活動使保皇會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如此，倒還不是因為孫中山言詞犀利，每語往往中的，更重要的是洪門力量強大，控制了華僑的半壁江山。試想，美洲洪門會員達15萬之眾。他們倒向哪一邊，不僅意味着另一邊失去15萬同情者和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將失去巨大的財力後援。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保皇黨，還是革命黨，都看得十分清楚。於是，在1904年後保皇會的大小演講會上，攻擊孫中山和革命黨便成為一項主要“議題”。《中國維新報》刊載了一大段楊詠雩攻擊孫中山的演講，是一則難得的一手材料。

楊詠雩的演講是1904年月5日在費城做的，其時孫中山剛到美國一個月左右。從楊詠雩對孫中山攻擊的激烈程度來看，可見保皇黨與革命黨在美國的對峙從一開始便如同水火。楊詠雩其時的身份是紐約保皇會會員，《中國維新報》稱其為“使員”，可能是紐約保皇會的“演說員”，特派到費城保皇會做專場演說。費城方面為了表示熱烈歡迎，特派保皇會員梁護、林信等雇觀音車至車站相迎，到保皇會及新民別墅稍事休息后，於如心酒樓宴敘。宴畢返會所，楊詠雩便應邀發表演說：

弟以駑駭下駟，幸得隨維新諸志士后，今承貴埠諸同胞以愛國之心，而愛及於吾會，因愛會而愛及於小弟。此所以令小弟有無限感觸於心而不能已者也。……弟今日與諸君既自認為維新中人，則當擔認天下興亡之責任，勿謂此四萬萬人之事，非我一人之力所能為也。但以四萬萬視一，則一之成數少且小；合四萬萬為一，則成數多且大。譬之建九霄之高塔，需磚四萬萬，一磚之有不有，似何補於塔之高低？抑知塔之所以能高，實積四萬萬之一而成耳。及塔既成，中缺一窟，則此一磚，其有補於九層之塔也大矣。乃者強鄰四逼，國命日危，我**宴遊酣睡如故，一若任人宰割，甘為奴隸馬牛。誠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於皇上之不能複位也。

從民族大義來說，他的這番話沒有錯，且很富哲理，充滿感染力。但跟着楊詠雩話題一轉，便對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大肆攻擊。兩者的根本分歧是在中國是否要通過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是否要建立共和政體，如何對待外國侵略勢力等原則問題上。楊詠雩演講中對保皇會的極端保守觀點表露無遺：

夫我會豈可任人攻擊者乎？宗旨尊王，名正言順，天下皆知。年來各埠同志，日見進步，人人講大義，人人知愛國。惟其實定保皇立憲之目的，斷未有改向方針之道理。今之時代，萬萬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蓋各國之革命，必其**與國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悵恨，積怨必發。而我**則未有也，不過諸守舊大臣之腐敗致弄成吾國不痛不癢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聖明，則為歷代所未有，實為人民之茲父母也。一旦複位，立憲法，予民權，自能強中國，何必殺人流血，為此斷不能得之事乎？

一句話，只要皇上複位變法，中國就可強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現代社會轉型。但是，如果實行革命，中國會怎麼樣？按照他的說法：

既內地教堂林立，倘一輕動，則各國調兵，藉保教護裔為名，是速招滅亡。率我四萬萬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隸，當不知孫某是承何心！竟認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對中國！更何以對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試問孫某有何地能聚此數萬人以作亂乎？有何地可籌餉乎？何地為軍火之接濟乎？以**儼然有一國之權，尚不能以敵強國，孫某欲以烏合之眾，敵人素練之兵乎？內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敵人？孫某自問，亦應索然矣！年來**治亂黨愈嚴，一有擾動，孫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則妻子田廬盡居內地，果誰被其害乎？成則孫某為帝為王，敗則我同胞斷頭流血。孫某方言捨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盤石乎？家且不欲舍，況肯捨身乎？其家則恐被害，何獨不恐吾同胞家屬被害乎？是以居萬全之地，直驅同胞於死地也，是何良心？傷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髮衝冠。吾與孫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國之舉動，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義論，則吾不能已於言也。

這裏所以不厭其詳地將楊詠雩的演說照錄下來，是因為這段話屬將“保皇”與“革命”兩個“議題”放在一起同時又褒此貶彼的典型之作，為今天觀察了解當年旅美保皇派攻擊革命派的立論根據提供了絕好素材。按照楊詠雩的說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國救民於水火的和平義士，孫中山則成了“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保皇派不相信民眾的力量，同時也看不到清**風雨飄搖的腐朽本質，而只把國家的希望寄託於一個有名無實的賢明皇帝身上。不過，透過楊詠雩的這番演說，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旅美保皇黨人在宣揚保皇、反對革命時，慣用的手法是宣傳“革命恐怖論”。具體來說就是，一旦驚動外國教堂，則各國就會出兵“保教護裔”，中國頃刻就會陷於戰亂，從而導致亡國。與此同時，極力宣傳孫中山家小已經接至海外，無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還是華僑民眾，他們在國內的家眷親人難免刀兵之災，殺身之禍，以此嚇唬華僑民眾。這兩種宣傳手法，合為一體使用，頗具效用。

在革命派與保皇派開始交鋒的初期，後者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的。歷史地看，儘管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會的理念更符合中國國情，儘管革命黨其時在美國華僑民眾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但要消除保皇會的影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革命黨與保皇黨成勢必形成拉鋸之勢。保皇會所發展的會員既有華僑上層人士，但大多為中下層華僑民眾，而革命黨所能吸引的發展對象，則基本上為中下層華僑民眾。因此，兩大政治勢力的爭奪對象集中於中下層華僑民眾。問題是，中下層華僑民眾往往喜歡唯華僑上層人士之言之行是從，因此保皇派仍然擁有一批追隨者。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孫中山革命黨的力量對康有為保皇勢力的衝擊越來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爭奪戰中，越來越多的華僑，尤其是下層華僑民眾，以及那些態度曖昧、徘徊於“保皇”與“革命”之間採取中間立場的華僑，也漸而對通過保皇運動改變現狀失去信心和耐心，他們紛紛“倒戈”支持革命。

爭奪戰愈演愈烈洪門分化難避免

孫中山的到來以及與保皇派的論戰導致了美國華僑社會中洪門的分化。1904年9月29日，親保皇會的滿淺拿省表雪地埠聯興堂在《中國維新報》上發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書》，猛烈譴責最先站在孫中山一邊的三藩市洪順堂以及接待過孫中山的洪門大佬黃三德對洪門的“背叛”。這是美國洪門因保皇與革命問題發生分裂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文曰：

當茲強鄰逼脅無已時，國破家亡於眉睫，試問我兄弟能自免於奴隸牛馬之日乎？若保皇會則報館、學費、商務等，皆為世界最文明之事業。且人人知愛國心，年來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轉移，宗旨之正大，會規之良善，已為中西通（同）人所共認。我等正宜發奮協同保皇會，庶可救國種之危亡，雖不能計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為救國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對，日事攻擊，與同種之人為敵，而忘異種之仇，惟恐國之不早亡，種之不早滅，喪心病狂，豈有過於此者哉？況洪順堂設立例誓，載在條章，不得與鳳仔同謀，共事泄漏花亭機關，今竟信頭髮未乾之孫賊，尊為神明，拜為大哥。請心自問，條章例誓，合當與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創立之《大同報》，為彼攻擊之具，肆行誹謗，余無別說。報館體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開創《大同報》，本為廣開民智而設，豈應為此傷風敗俗之事乎？舉此報館昆仲破費昆仲血汗之財，陷本堂於不仁不義之名，我實羞之。

在當時的形勢下，洪門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洪門已經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復明”的虛擬理想上的政治組織，或者說，這種虛擬理想經過年深日久且日漸變味的發酵，該到了理念上吐故納新的時候了。在新的歷史時期，它不可能再以陳舊的政治理念作為何去何從的依歸，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兩者間做出抉擇。也就是說，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來，給了它理念上吐故納新的機會。不管做出哪種抉擇，是選擇保皇，還是選擇革命，都意味着洪門在新世紀伊始的首次脫胎換骨。頗為有趣的是，在過去的歲月里，華僑社會沒有辦法改造洪門，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這時，“外來”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卻改造了洪門。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保皇會棲身於美國華僑社會以後，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華僑社會的影響，而只有洪門是個例外：是保皇會改變了洪門，而不是相反。當然，孫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門，使它與時俱進地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誠然，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1910年代，無論保皇派還是革命派，都沒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門都聚納在自己的旗幟下，對保皇和革命，洪門只能以一個自己的分裂，並分別跨向兩個對立的團體，來表明跟舊包裝、舊理念告別。不幸的是，這種跨越雖然是時代的進步，但卻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實上，對洪門來說，跨越與分化是一對矛盾的雙胞胎。在這個意義上，跨越帶來了分化，分化也帶來了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