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政治思想的變化

梁啟超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是在追求資產階級的政治目標中度過的。縱觀其政治生涯，可以很驚奇的看到，他的政治思想幾經變化。通過梁啟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主張的嬗變，來剖析他波瀾壯闊的政治歷程。

一、梁啟超的生平簡介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在廣東省新會縣的茶坑村。童年時代，他從家庭尤其是他的祖父那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悉心的照顧。梁的小時候是在一片神童的讚譽聲中度過的，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鄉試中舉后，由於他留給主考官的深刻印象，並將其堂妹嫁與梁。除考試學習外，梁在早年便被傳授了傳統的儒家思想，並與1887年進入當時廣州最高的漢學學府南海學堂深造。

梁啟超於中舉的次年，拜仍是秀才的康有為為師。四年的萬木草堂生活，康的思想很快就激發了梁的政治意識，康有為不僅帶給他了豐富的學識，更讓他明白了學問之外的中國現狀，他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隨後，梁啟超與康有為於1895年在北京參加會試，為了反對清**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聯合各省舉人，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這也為梁的政治生涯揭開了序幕。在這次運動中，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變法主張與維新思想。繼公車上書後，康梁試圖加快中國改良運動的步伐。在此期間，梁啟超遵從康有為指示在湖南長沙興辦時務學堂，進一步推行維新思想的宣傳，並且與康有為在1898年直接參与了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戊戌變法”運動。主張漸進改良，倡導開明專制並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

“百日維新”流產後，梁啟超流亡日本，而此時清**的統治已無可救藥。梁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對清**十分的失望，曾回憶說:“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胆,以攻**,彼時最烈矣。”但梁啟超的思想接受日本新思想的洗禮后，非但沒有退後，而是繼續向前發展。他吸取了維新變法失敗的經驗教訓，大量閱讀西方書籍，親身接觸到資本主義現實世界，把中國變法圖強的希望由封建貴族轉向“開民智”和要求“民權”上，提出共和立憲和破壞主義等主張。由此可見，戊戌變法的失敗正是梁啟超思想轉變的契機，1902年前後其思想漸漸突破了康有為的藩籬，自成一體。1903年他遊歷美國后，思想又發生了轉變，從民主共和的主張回歸到了君主立憲，並提出以開明專製作為過渡。1907年，清**的立憲主張出台後，梁啟超又成為了立憲運動的領袖。在這一時期，雖然梁的政治主張幾度變化，可他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改良理想沒有變，其憂國憂民的政治胸懷也沒有變。

辛亥革命爆發后，革命形勢空前高漲，清王朝走向了滅亡的不歸路。梁啟超也結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於民國元年十月回國。面對現實，梁啟超還是認可了共和制。他的政治行為也由理論倡導向實際參與轉變，先後在袁世凱與段祺瑞的**任職。當袁世凱違背歷史潮流稱帝時，他與蔡鍔策動護國戰爭。當1917年張勳復辟時，又與擁護張勳的康有為徹底決

裂。

1918年以後，梁啟超轉向致力於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這一時期，梁雖然與馬克思主義者辯論救國之道，主張溫和的社會主義，但仍堅守其緩進的改良立場。1929年1月19日，病逝於北平。

二、梁啟超思想轉變的幾個階段

1、戊戌變法前的君主立憲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憂患重重，至戊戌變法前後中國已經由於積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侵略，全國上下亡國情緒空前高漲。這也促使少數知識分子探尋國家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自我的奮發圖強，都無異於捨本逐末，最終也會歸於失敗。梁啟超則認為要想變法圖強，必須先改變以往的傳統觀念，從政治上着手。作為一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深受西方“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的影響，根據主權在民的政治原則，他認為興民權有兩個途徑：“一自上先變，一自下覺悟。在上者“必自天子降尊使”，必自統治階級改變態度始。梁啟超分析了中國國情，斷言“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於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最宜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因此力倡導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2、戊戌變法后——1903年之前的破壞主義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對以往支持的清**感到極度失望，曾回憶說：“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胆,以攻**,彼時最烈矣。”從中可以看出梁啟超的思想已由改良轉向革命主張民主共和。戊戌變法的失敗讓他認清了清末的中國局勢，更堅定了中國如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強的認識。在這一時期，梁啟超又提出了他聞名遐邇的“破壞主義”的政治主張。梁啟超“破壞主義”的主要內容強調的是只要能使國富民強，採取那種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革命破壞為主的對中國徹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認為要想挽救國家的政治現狀，啟迪國人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就必須行“破壞主義”。至於如何破壞？梁啟超提出：“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無血之破壞)，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有血之破壞)，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3、1903年——辛亥革命之前的開明專制

1903年清**宣佈預備立憲，使他備受鼓舞，又看到中國革命將會給社會帶來的混亂，因而重拾自己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不過隨着形勢的變化，他又提出“以開明專製作為過渡的君主立憲”。他敏銳的洞察到西方在成為民主國家之前，必須經歷社會歷史和政治制度上的革命，從而才能逐步進化到民主共和制這一極點。因此，梁啟超反思自己后認為：“中國現在各種條件都不具備，還不能直接通過革命建立民主共和”。雖然梁啟超對西方的政治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認識仍有欠缺，但其在對中西社會的對比中重申君主立憲，無疑看出梁啟超對中國現實的認識又加深了一步。梁啟超放棄了自己鼓吹多年的破壞主義的民主共和后，思想並沒有立即回到自己先前提倡的君主立憲主張，而是主張在中國先實行一段時期的開明專製作為過渡最終再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這是緣於梁啟超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他認為：“由於中國的專制制度時間比較長，中國從底層民眾到上層官吏都沒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體國民素質比較低，應該通過開明專制培養國民的政治能力。”他還進一步的說：“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

4、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的擁袁反孫

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清**很快土崩瓦解。梁啟超深刻認識到，在現在民主共和已經成為現實的情況下，要再提倡君主立憲，必然沒有市場，而且也與現實狀況不合。既然共和已成事實，人們就不再去觸動它。但在具體的施政方針上，以及對民主共和的具體解釋上，人們完全應當視中國的具體國情予以新的解釋。據此，他認為，中國當前應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只有依法重建**權威，才能夠穩定社會秩序，從而推進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

當時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及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而這兩者中又以袁世凱一方的力量最為強大。因此在選擇政治勢力時，梁啟超就傾向於擁護掌握強大實力的袁世凱。在1911年11月，梁啟超在致電袁世凱的信中，就說：“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基於維護秩序穩定這一現狀及時中國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梁啟超不計前嫌，決然與昔日的宿敵握手言歡，結成共同戰線，反對革命黨人。而其主導的立憲派也積極活動，大肆詆毀和攻擊革命黨人。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梁啟超擁護袁世凱，也是希望藉助袁世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所主張的中國富強和資產階級民主能夠生根發芽，真正落到實處。從而打通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基於此，他也只能夠依靠袁來實現。因此他極力扶助袁登上總統寶座。他曾向袁世凱建議：“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次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部宜於建設”。由此可見，梁啟超為了實現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從一開始就不同革命黨合作，並且一開始就把革命黨列為其政治道路上的障礙。

5．袁世凱稱帝后的反袁

在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后，梁啟超就意識到袁的稱帝意圖。不過在一開始，他並不極力反袁。他之所以反對袁世凱稱帝，是因為時機尚不成熟。他曾勸過袁世凱，要作皇帝，當前不易操之過急，待條件成熟，國內政治達到“莜明”，百廢俱興，整軍經武，對外又能一戰而勝，“功德巍巍”，並把割據的群雄“剪滅之餘，乃定於一”后，再稱帝不遲。1915年4月，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勸袁暫不稱帝。但是袁對梁啟超的忠言相勸聽之藐藐。

梁啟超對袁終於完全失望，並預見其倒台的局面。梁啟超看清了袁世凱的本質。認識到藉助袁的力量來實現國家穩定及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而且到了這一步，袁世凱已經成了其實現政治主張的大敵。同時他也意識到此時若不高舉反袁大旗，一旦被革命黨人奪得先機，那麼立憲派的日子就更加不好過了。而且最為重要的是他這個一直扶助袁世凱的人將陷入絕境，若真如此，其所秉持的政治主張將無法有實現的機會了。為了搶奪反袁頭功，左右反袁鬥爭的方向，改變立憲派在辛亥革命時為人所棄的局面，就只有舉起反袁大旗。於是在1915年8月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痛斥帝制之非，譴責袁世凱稱帝是逆天而行，有違常道，“此乃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在為護國軍擬定的文告中，曆數袁世凱稱帝的種種罪行。這樣，梁啟超等人又儼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1916年3月，袁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妄圖保住總統職位。對此，反袁陣營中有人動搖了。梁啟超為了不使袁義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力主非去袁不可。堅持主張“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無調停之餘地”。表現了其反袁的堅決性。這也為他在政治上贏得了先機，重新奪回政治及輿論話語權。

三、剖析梁啟超觀念轉變的原因

雖然梁啟超一生當中政治主張幾經轉變，甚至時人及後人送其“善變”之稱謂，但其一直主張的經改良道路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理念卻始終沒有發生改變。即無論在何種時代背景及情勢下，他都秉持這一道路的。即使在辛亥革命后，實質上他也沒有改變這一初衷。他強調社會秩序的穩定，並積極扶持北洋軍閥袁世凱，都是基於改革的策略。他認為無論何時，中國都應該走漸進式道路，通過和緩的方式完成資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梁啟超的這種觀念的轉變，其實都是其根本主張的表象化，是其改良主張在特定情境下的衍生品和象徵物。其實質最根本的的主張一直都沒有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