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轉機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極左勢力因內訌而受挫，**中的開明派領導人執掌實權，着手恢復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認為，“**”在一九七一年就結束了，為期五年。因為它的“邏輯拋物線”已經落地，以後的日子，只是一場有關糾正這五年還是維護這五年的鬥爭。連不太過問政治的作家張愛玲也在美國寫了一篇文章，贊同這個終結期。有的研究者認為應該根據“**”發動者自己的說法，把中共九大定為終結期，那就更早了。這個問題，留待歷史學家們繼續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後即使還算是“**”，氣氛也已經大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結束的幾天之後就趕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說除了理工科大學外，文科大學也要恢復。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領袖的著作和革命樣板戲，可以先用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

由於全面複課，這一類教材編寫組大量成立。幾年停課像是經歷了一次休克，反而調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覺，突然發現連“**”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單薄了。於是，着手標點《二十四史》，周恩來親點由歷史學家顧頡剛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周恩來親點由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持；再集中力量編撰規模浩大的《英漢大詞典》，重編《辭海》，開始籌備編寫《漢語大詞典》，翻譯國際上各種人文、歷史、科學著作，恢復各大學學報，一時如火如荼。極左派勢力難於阻擋，只能勉強跟隨，卻等待時機反擊。

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以後指揮文化教育的恢復、文化典籍的編纂，實在功勞不小。我始終認為，對文化的態度，決定着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終於在繁重體力勞動的泥坑中被點到名字，以青年教師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學魯迅教材編寫組，地點在復旦大學。雖然我分到的任務很輕，幾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復旦大學看到的景象卻讓我激動不已。

各個教材編寫組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像我一樣剛剛從農村上來。大家臉色黝黑，衣衫破舊，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傷痕還沒有恢復，一聽到複課編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趕來，二話不說便埋首在書籍文稿間了。

終於，大家看到，幾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課堂、遠離城市、去了“廣闊天地”的年輕人，又被召回城來，拿起了我們剛剛編出來的教材。一種人類公認的文明程序重新開始了。

我記得當時的復旦大學圖書館，從早晨開門就得搶座位，到夜間閉館前還燈火通明。我一再抬頭仰望着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華。

後來，“**”終於被否定，但編教材、編辭典也全都算成了“**寫作”。正好教材、辭典里確實還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中批判他們的那些人。那是一種特殊的中國職業。

只不過，直到今天，世界各國漢學家的案頭，最常看到的還是那一大堆《英漢大詞典》、《漢語大詞典》、《辭海》、《中國歷史地圖集》、《二十四史》標點本。這些文化工程的學術質量，大多超過先於它們或後於它們的同類書籍。而被當年的教材改變了命運的學生，早已成了各個文化專業的中堅力量，現在都已臨近退休年齡。

其實，就在我們編教材的同時，還出現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國突然發現了一系列頂級的文化古迹。

即使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也常常應付不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古迹發現。而中國當時接連發現的是什麼呢？居然是河姆渡、馬王堆、兵馬俑、婦好墓！稍低一點等級的，就更多了。

這一系列足以改寫中國歷史、改寫人類考古史的偉大遺迹的同時出現，考驗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潛力。從發掘、勘測、鑒識、研究到修復、保存，需要調動一支支職能齊全的文化隊伍。我們看到的最終結果是，每一個環節都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經常問我：你們國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稱，“*****”毀滅了一切歷史文物，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去參觀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個時間發掘和保護的？

我是這樣回答的：請不要嘲笑災難時期的中國文化。災難的本意是要破壞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國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獲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