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到今天，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對於“*****”的論述，還是停留在上層政治人物的起落進退上，實在是把一場民族災禍縮小了，太對不起那個時候遭受苦難的廣大民眾。

對此，我作為一個親歷者，與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國思想家萊辛說過，那些政治人物因為地位太高，所以變得不太重要。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矛盾，其實非常深刻。在沒有政治民主的時代，地位並不具備代表性。他們在特殊的圈子裏升沉榮辱，有特殊的遊戲規則和因果邏輯，廣大民眾並不了解，也難以判斷，更無法拿自己去類比，完全不存在社會的典型意義，因此當然不太重要。

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眾的生態，尤其是決定一種文明能否延續的文化生態。

我認為，“*****”對於文化生態帶來以下兩方面的禍害——

第一方面，縱容了邪惡與野蠻。也就是說，縱容了文明的敵人。這與我小時候在鄉間看到的文明普及運動正好完全逆反。其實，邪惡與野蠻到處都有，永遠都有，卻在那個時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稱之為“造反派”、“紅衛兵”的激進分子，惡言惡語，到處批判，橫衝直撞，無所不為。我仔細觀察過，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於對官僚專制的不滿趁機爆發，而多數則是各單位的偏執人物和狂妄人物，以“響應號召”為名，衝撞社會上一切高於自己的文雅所在。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況就更加嚴重。他們經過極短時間的互相模仿，居然奪得了很大一部分權力，天天進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範。我父親和叔叔，以及後來的岳父，都在那個時候受到嚴重迫害。

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範，最終集中在一種觀念上，那就是：攻擊永遠有理，傷害永遠無愧，名人永遠有罪，罪名永遠無限。這種觀念立即普及於社會，使文化頃刻變得形影相弔、孤立無助。

第二方面，是全國停課廢學，“上山下鄉”。說農村就是學校，農民就是教師，實際上是全盤取消教學，全盤否定城市。這種情況，自從中國進入文明門檻之後，在非戰爭狀態下還是第一次發生。在歐洲，法國大革命期間也出現過很多暴力，卻沒有停止教學，因此法國文化沒有受到太大傷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中國的停課廢學，由於事涉千家萬戶，牽連文化傳承，實在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文化大事件，等於爆發了一場文化大地震。我們全家子女從我開始，留下了毫無指望的祖母、父親、母親，全部“上山下鄉”，無一倖免。

在農場勞動時，我們藏在箱底的那些書也被收繳了，可見這是一場徹底反文化的災難。曾經作為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課廢學、“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刺痛，當然更加強烈。記得當時上海編排了一台話劇，強迫每個即將“上山下鄉”的學生和家長必須去看，甚至一遍遍反覆去看。這個戲一再告訴觀眾，教育是多麼有害，學校是多麼有害，邊疆是多麼美好，使學生和家長徹底解除了對於投入極其艱苦的邊疆農牧生活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直到“**”結束，那批傷痕纍纍的中年人終於回城，一定要找那個劇作者算賬。那個劇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鄉”代表者的身份為他開脫。我真的去為他開脫了，並且至今認為，那個戲雖然禍及家家戶戶，但整個社會悲劇的責任不應該由那個劇作者來承擔。

不過，這個事件平息之後，我也曾對那位作者說，一個文化人寫錯點什麼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的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能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