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我應邀到海內外各地講述中華文化史，總是截止於清末，再順帶講述幾句近代。但是，幾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講一段中華文化的現狀和未來。記得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時，每一場聽眾的現場提問都主要集中在當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從災難的廢墟上開始尋覓中華文化的艱難歷程，最後似乎也應該加上這麼一篇。

一個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論述當代是很困難的，唯一可行的是從自己的個人感受出發。這就像帶着一批朋友暢遊了名山大川，最後走進小巷子，邀他們到家裏坐一會兒。

這似乎不太妥當，但沒有辦法。現今的街市間沒有名山大川，與其去參觀搭建起來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見聞。

那麼，“當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歷程當做標尺。

我對中國的當代文化，有一些比較正面的體諒。這一點，曾使很多海外華人學者有點吃驚，懷疑我是不是迫於某種政治壓力在講奉迎話。但他們細看我前前後後幾十年的言論，又沒有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們是上了“政治文化一體論”的當。不管是褒是貶，都從政治立場出發來綁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靜理性，失去了事實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歲，已經有點懂事，生活在浙東一個離縣城還有六十里地的偏僻農村裡。長大後知道，當時發生過很多過激行為，但在浙東似乎比較溫和。體現在我們親屬里，就是外公被評上了“地主”，遭了幾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來就已經敗落，家徒四壁，從來也不關門，抄不抄一個樣。剩下來的事情，大多屬於文化範圍了。

許多從城鎮裏來的知識青年，以“工作隊”的名義穿流在各個村莊之間，組織婦女會批評一個個“惡婆婆”，成立農會勸導一個個“懶漢”、“二流子”，全力掃除文盲，開辦小學，設立衛生站，為民眾注射各種疫苗……

我後來慢慢明白，這是在多年戰亂之後，一種遲來的文明生態在進行着匆忙填補。當然也與新政權要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文明水準和辦事能力有關，但在內容上卻不完全是政治行為。我母親作為地主的女兒應該是政治對立面吧，卻是最受尊敬的掃盲班教師。而我，則進了剛剛開辦的小學，開始了我漫長的學習歷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畢業生，也主動報名到安徽農村去做類似的事情了，偶爾回家鄉探視祖母，還在村莊裏組織農民劇團。

為此我曾在台灣發表過演講，說如果只用政治對抗的目光來看待一切，一定會遺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實。例如，中國早先是一個農業國，像我家鄉一樣的廣大農村，第一所小學、第一個郵局、第一家醫院、第一條公路、第一張報紙、第一部電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這無論如何應該予以正面肯定。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出現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這中間，我最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時，周圍方圓幾十里地，作為王陽明和黃宗羲的家鄉，識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自豪的中華文化會在哪裏呢？這片遼闊的土地又與文化有什麼關係呢？因此，當年我母親有機會教書，我和很多同學有機會讀書，是不小的事情。歷史已經證明，近三十年我家鄉經濟的突飛猛進，第一批開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學和他們的學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之後，教育文化受到極左政治的騷擾。我們最喜歡的幾位老師被劃為“右派”，抬不起頭來了。課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政治性課文。但是，即使這樣，政治與文化還是兩件事。不僅數學、物理、化學仍然教得非常認真，而且語文課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讀寫能力訓練很嚴。我那時已經到上海讀中學，在學校里熟讀了《論語》和《離騷》，瀏覽了幾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名著，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英文學得也不錯。

政治終於強蠻地籠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

為什麼叫“*****”呢？我想，是因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實在太不聽政治的話了，因此要狠狠地對文化開刀。由此可知，在“*****”之前，文化還是按照自己的邏輯在走的，否則不會讓政治發那麼大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