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清代結束之後的近代和現代，實在一言難盡：文化信號很多，而文化實績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論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壞很多，而文化創造很少。
兵荒馬亂，國運維艱，文化的這種狀態無可深責。但是，後來由於各種現實需要，總是把真相掩蓋了，把成果誇大了。
遠的不比，不妨以我們剛剛說過的明清兩代作為衡量坐標來看一看，那麼，大家不難發現，在近代和現代沒有出現王陽明這樣等級的哲學家，沒有出現曹雪芹這樣等級的小說家，沒有出現湯顯祖這樣等級的戲劇家，也沒有出現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樣等級的批評家。請注意，這還只是在與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最鬱悶的年代作比較。
我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是兩件事：一是破讀了甲骨文，二是推廣了白話文。
也許有人會說還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啟蒙。這固然作用很大，開一代風氣之先，但在文化的意義上只是“西學東漸”，就像當時開辦西式學堂和西式醫院一樣，具有重要的移植意義，卻不具備太多屬於中華文化本體的創造意義。
破讀甲骨文，確實不容易。我在《問卜殷墟》一文中曾經詳細地論述過，這是清代考據學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科學思維，再加上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學者的學術責任和傑出才情，熔鑄而成的一個驚世文化成果。連孔子也無緣見到的甲骨文，卻在幾千年後被快速破讀，隨之商代被透析，《史記》被證實，這實在是中國現代文化人在學術能力上的一次大檢閱。正是由於這種學術能力，中華文明又一次首尾相銜，構成一個充滿力度的圓環結構。
推廣白話文，更是意義重大。這是一個悠久文明為了面對現代、面對國際、面對民眾，決心從技術層面上推陳出新的宣言。其間當然包含着嚴重的文化衝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傳統文化的承擔者，因此又必然隱伏着激烈的內心衝突。但是，出乎意料，這麼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由學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寫出實例，由出版家弘揚傳播，在社會動蕩的不良條件下，使用了幾千年的話語書寫方式，在那麼大的國度內全盤轉向現代，這就為後來一切新教育、新學科、新思維的進入創造了條件。
這中間事情很多。例如要從日常口語中提煉出白話文語法，要規範讀音和字形，要創造一些與現代交流有關的新字新詞，又要把這一切與中國傳統語文接軌。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艱苦摸索。他們沒有什麼行政權力，只能用各種“建議文本”讓人們選擇和討論。這個過程那麼斯文又那麼有效，證明中華文化還有能力面對自身的巨大變革。
其實，這個過程到今天還沒有結束。傳統語文的當代化還遇到一系列問題，例如，如何進一步減少古代文本的異讀，如何進一步汲取當代生活用語、世界各華人圈的不同習慣用語、被公眾化了的文學創作用語、被重新喚醒的各地方言用語等。好在，有過一百年前推廣白話文的成功經驗，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進。那種以“語文判官”的形象來阻止這一過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總之，由於破讀了甲骨文和推廣了白話文，有效增強了中華文化對於古代和未來的雙重自信，這兩件事從兩端疏浚了中華文化的千古經脈，因此我要給予高度評價。
除了這兩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關注。
作家，仍可首推魯迅。因為他最早用小說觸及國民性，是一種國際觀照，宏大而沉痛。可惜，他的小說寫得太少了。此外，沈從文、張愛玲兩人分別在對鄉土和城市的描寫上表現出了比較純凈的文學性。
公眾知識分子，可推梁啟超、胡適。他們宏觀地研究了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異同，寫了不少重要著作。並且，他們又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很不習慣的方式到處傳播。可惜，這種秉承宏觀大道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還是太少。更多的知識分子成了專家化的存在，放棄了在公眾領域的精神責任。他們兩位都是不錯的歷史學家。除了他們，我認為還有三位歷史學家不應該忘記，那就是王國維、陳寅恪、錢穆。這三位中，前兩位一直都非常鬱悶，在他們留下的照片上，幾乎沒有看到過笑容。
點評一：
到了明清兩朝，中華文化毋庸置疑地走向了衰敗。文化專制主義閹割了民族的創造力，整個社會失去了活力。在高壓控制之下，一具國家的權力殭屍在按慣性運行，老百姓苟活着，文化人喘息着。似乎大家都在等待某個結局……（老愚）
點評二：
明清時代將古代中國文化專制主義和政治極權主義推向巔峰，犬儒當道，思想腐朽，社會閉鎖，人心禁錮。本文對此發出檢討，並指出民間社會透過小說、戲劇等文學形式舒展生機。竊認為，本文未能揭示更為重要的生機：明清儒學轉嚮導致士與商的互動，使士農工商的傳統四民秩序發生錯動，從而開啟近現代中國社會經世濟用的文明潮流。即使沒有“西學東漸”，儒學內部的亂象也足以終結漫長的古典時代。明清的“鬱悶”同時也孕育着新技術、新文化、新思想的創造力。日後白話文的推行，居功至偉。誠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想像一種語言就是想像一種生活方式”。（馬策）
點評三：
明清的文化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雖留下過驚鴻一瞥，但總體上來說是沉悶的、壓抑的。作者直陳這觀點源於“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如此難堪的文化現象，又何以會出現在明清兩代？主要是那時文化專制主義形成了“以沉悶為背景”的社會氣氛，文化在種種的規章制度中“循規蹈矩”地走進了被限定的死地，最終導致“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已經從根子上被改造”。在這個怪圈中，文化成了統治者奴役被統治者的工具。
作者以憤激的言辭、傷懷的情緒、理性的分析、翔實的論證，反思了這一時期出現的特有文化現象，鬱悶的同時又流露出了些許的欣慰，失望的同時又表達出一份希冀。（胡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