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后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於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們的出發地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能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只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惟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百年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就一二家鋪號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個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因為**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佈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歷來有隨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只想適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