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摧毀了山西商人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裏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山西省榆次縣的晉商豪宅——常家莊園大宅門。屋檐下串串紅艷的燈籠，更映襯了常家大院盛極而衰的寂寞。

先是太平天國運動。我相信許多歷史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掩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歷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只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滯、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后，“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處亂逃”，票號、銀號、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太平軍到蘇州后，“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內店鋪亦歇，相繼逃散”。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於困境”。至於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躪”、“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10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戰，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內訌，石達開率10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誇張之言。

這蝠民俗畫大概最能反映商人及普通百姓們的心中願望了。“招財進寶”、“日進斗金”、“黃金萬兩”，都是人們所青睞的吉利話兒。

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號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只得紛紛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1861年1月，日昇昌票號總部接成都分號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重慶形勢，但3個月後，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號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必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遲延，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號的慌亂神情溢於言表。面對着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裏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嘆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後，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後來一再地經歷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撐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後的勁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算是什麼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態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

終於，又遇到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歷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

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像，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產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號借貸給他們的巨額款項也收不回來，而存款的民眾卻在人心惶惶中爭相擠兌，票號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別人討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號、商號倒閉清理，與它們有關係的民眾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總不會眼看着一系列實業的癱瘓而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請願，希望**能貸款幫助，或由**擔保向外商借貸。**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惟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外：**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范元澍，發給月薪200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

清光緒十三年（1887）的“下忙條銀版串”。錢莊簽發的庄票，能在一定期限內給商人以調度資金的信用便利。

錢莊的放款對象主要是商業號行。圖為清同治元年（1862）私營銀錢的裕茂恆號錢莊的銀錢票。

於是，人們在1915年3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不無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如果這是社會革新的代價，那麼革新了的社會有沒有為民間商業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沒有創建山西商人創建過的世紀性繁華呢？

對此，我雖代表不了什麼，卻要再次向山西抱愧，只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過某些經不住如此深問的糊塗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