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

口外地廣人稀，打短工的麥客掏點苦力灑點血汗也能活命。因此，每年麥收時節，冀、豫、陝等省的農田裏，就有了走西口的山西麥客的身影。

義無反顧的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維谷。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書的硃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陝西地處中國內陸腹地，是大西北的門戶，是連接中國東、中部地區和西南、西北的交通樞紐，也是無所不至的晉商們的必經之路。圖為陝西寶雞山城。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10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從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實行**，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着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那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係。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的先人早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裏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署地古來重商，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的這幅元代壁畫表現的正是早期的商業活動。

山西代縣雁門關長城景觀。

山西王家大院全景。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在清代中葉發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大家族。

黃河西口古渡是那些拋家別子的漢子們走向茫茫未卜的前路的起點。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儘力幫襯。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6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產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商業同行相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山西平遙古城裏的日昇昌錢莊。

山西平遙古城的老商號。

山西靈石縣王家大院高家崖堡東南門。高家崖集中了王家大院最傑出的建築藝術和廣為人所稱頌的木雕、石雕、磚雕等“三雕”藝術。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的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利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目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這是清《盛世滋生圖卷》（局部）中的蘇州半塘橋商業區，橋下即為錢莊。錢莊主要分佈在長江流域和東南各大城市，北方則一般稱之為銀號、錢鋪。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1960年，因為飢荒，這位當時年少的山西老鄉隨父母一起“走西口”，來到內蒙古準噶爾旗尋找生機。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