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和惶恐促使我向古代歐洲走去

幾年後，我在系資料室里翻閱雜誌，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驚嘆，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麼人。當時正好上海有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後感寄去。幾天後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後感不能發表。原因是“王元化的歷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誌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

“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是由於你和他愛人同在一所學校的關係呢。”

上海戲劇學院的前身，是創建於1945年的上海市實驗戲劇學校。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這下我倒真是發獃了。

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里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張可老師開心地笑着，不斷地說：“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又過了幾天，系裏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裏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後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

儘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纍纍、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念叨着這每一個字，回想着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產生一種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機辜負。正是這種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將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拐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內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於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幾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