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四）

——關於上海文明

不久前，記者訪問了一直關注着上海文明走向的著名學者余秋雨教授，我們的談話從他六年前發表的那篇長文《上海人》開始。

轉型期的新課題

“確實，六年前我很想替上海人說話，我覺得中華民族在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上海的歷史地位至關重要，上海的文明形態值得重視；因此，當代上海人也應該擺脫不良的生態和心態，巍然自立於世。沒想到匆匆六年，上海的變化舉世注目，上海人承受了一次以前無法想像的社會大轉型，上海文明的走向遇到了一系列更加迫切的大課題。六年前的嚮往加倍地實現了，六年前的談論也就顯得落後了。”

余教授說，從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有一些想法需要與更多的市民溝通——

一、經濟建設是一座城市走向現代化的基本推動力，現代化需要儘快地創造富裕，但富裕並不等於現代化，更不是健全的文明境界，其間的關鍵差別在於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構建。

二、每座城市在發展現代化經濟、改善物質生活方面往往有不少共通的程序和結果，使一座城市與其他城市區別開的最終界線是它的文化生態方式；

三、經濟有可能爆發，文化不可能暴發。等到經濟發達後文化自然會上去的想法必然會造成惡果；

四、文化不能滿足於裝飾性的表層熱鬧，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文化體現為一種群體人格。因此，建設上海新文化，說到底是重塑上海人，提高上海人的整體精神素質；

五、為了重塑上海人，浮泛地稱讚或貶斥上海人已遠遠不夠，應該確立一種價值標準來衡量，這種價值標準來自曾經榮耀的歷史，更來自當代國際視野，來自下世紀的無聲指令；

六、越是社會大轉型時期，越有可能出現精神素質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澤地，越容易被邪惡和無聊所侵擾，因此也就越應該呼喚和培植一批高尚而堅毅的精神文化的建設者、引渡者和保護人。要不然，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容易在車水馬龍間失落一種強大的精神品性。

世界為上海留出了地位

記者從余教授的談話中感覺到，他對上海文化前景的設想，更着眼於當代和未來的世界，而不大於“重振三十年代上海雄風”這樣一種說法。

“在上海還顯得比較窩囊的時候，讓大家回憶一下三十年代它在國際上的地位還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現在上海已經起來，老是這樣回憶就很不夠了，因為實際上已不可能恢復那時的上海。我希望以更大的氣魄來考慮上海文化的前途。前些日子讀到張汝倫先生的一篇文章，頗有同感。今天，亞洲已經有了東京、**、新加坡這樣名副其實的國際經貿金融中心，卻還沒有像巴黎、紐約、法蘭克福這樣的國際文化中心。這個位置，似乎專門給上海留着，就看上海爭氣不爭氣了。”

對於成天沉浸在商業運作中的人們來說，上海能不能成為國際文化中心似乎意義不大。但余教授說：“國際文化中心，這是全人類公認和趨附的文明等級，不可等閑視之。我這些年轉悠各地，看到廣受讚譽的新加坡領導人因發現市民家裏很少有書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灣各界為‘高消費、低素質’的普遍現象而憂慮重重，看到**文化人為**是否已經脫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爭議，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讓自己和別人滿意，真不容易。正因為不容易，亞洲長久地留下了一個重大空缺，直到今天，上海還沒有失去填補這個空缺的資格。然而稍有懈怠，更大的可能是失去這個資格，引起多少年後的後悔，多少代后的責怪。因此，我們需要靜下心來作一點謀划。”

正視上海人的人格障礙

就普遍的上海市民而言，他們對上海文化建設的最大貢獻是自身建設。建房先須清理地基，自身建設的起點是清理人格障礙。除了以前曾經縷述過的上海人的一些共通短長之外，余教授認為上海人在這幾年急劇的社會變革中雖然進步很大，卻又遇到了一些更明顯的人格障礙，而其中有一些則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上海大幅度進入消費社會時出現過的，可以說是首尾呼應的百年老病。

障礙之一：滿足於小平衡。

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夠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創造“生態小平衡”，一旦創造出來就**自享，不願打破。作為家長，他會把子女學業、親屬關係安排妥貼，然後心安理得；作為廠長，他會把產值利稅、職工獎金爭取到不低於其他廠家，然後安靜度日。這是五方雜處的擁擠生態所長期磨鍊出來的機智的生存方式，上海人自詡為“小樂惠”，沒有什麼“侵犯性”，卻缺少突破意識。

障礙之二：好圍觀愛起鬨。

這是魯迅早就痛切指出過的上海**病。在社會轉型期各種人事間往往逆轉頻繁、衝撞不斷，上海市民大多會站在旁觀者的地位上看熱鬧，很少憑藉著理性精神和邏輯力量而挺身而出、明斷曲直，他們覺得“犯勿着”。但他們喜歡起鬨，躲在人群里嚷嚷，既不願詢問原始真相也不願袒示自身形象，只想把事情弄得不大不小，在別人的困境中來感受自己的清白和優越。事實上，即使不發生事端，上海也總壅塞着不少偷窺式的圍觀和耳語式的起鬨，讓人活得很累。余教授曾經詢問過很多流落外地的上海籍藝術家，為什麼決意離開上海，他們總是回答：“上海，閑話太多。”這裏所說的“閑話”，就是指對別人進行不負責任的議論的習慣，空穴來風、信謠傳謠、繪聲繪色，把人才斫傷，把好事弄髒，把污穢擴大，結果對誰也沒有好處，實在是腐蝕上海文明的一種惰性存在。

障礙之三：超敏感度的抱怨。

不少上海人對自身的點滴失落特別敏感，而對於大得多的獲得卻總以為是應該的，因此常常處於一種抱怨狀態。在上海，很少見到透徹的喜悅和純凈的憤怒，多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抱怨。日常的抱怨積得多了，心態變異，覺得自己的媳婦是天底下最愛打扮的媳婦，自己的工廠是全中國最不像樣的工廠，年輕一點的覺得年齡大的擋了，路年老一點的覺得年輕人太耀眼，總之，整個生活都欠着他們，但要他們用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和創造生活又沒有勇氣。在這幾年的社會轉型期，這種失落心態更會聚集起來在某些角落發酵，雖然成不了什麼大事卻會敗壞自己和別人的情緒。值得警惕提，上海幾起令人注目的惡性事件都是由一種極不自信的失落心態引起的，因失落而失控，終於釀成罪惡。這種由心理障礙而導致的悲劇頗具上海特點，與外地罪犯到上海來打家劫舍很不相同。

障礙之四：“多面人”的尷尬。

余教授說，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剛剛形成不久的上海小市民階層已經懂得“面子”和“排場”的實利價值，辛苦地扮演着“多面人”的社會角色，衣履挺刮而又清場寡水，畢恭畢敬而又察顏觀色，或者倒過來，家境不壞而又頻嘆拮据，熱衷名利而又聲言淡泊，長期如此，使上海市民中有不少人在思維方式上漸漸失去了真誠和單純，在行為方式上常常進退維谷、步履躲閃。另一種更深刻的分裂也是從晚清開始的，當時上海出現了這樣兩種人：很大一部分上海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上持積極革新態度，在生活消費模式的變革方面卻顯得十分保守和麻木；而更多的普通市民和商界人士正恰相反，大膽引導着生活消費模式的革新卻不關心思想文化領域的變更。他們都是處於一定程度分裂狀態的“尷尬人”。這種狀誠，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也許全國都有，但上海尤其明顯。

余教授說，這些人格是形成有許多客觀的社會歷史原因，不能全然責怪上海人。別的方的人也有各自的人格障礙，總的說來上海人在中國的人文版圖上絕不是落後的一群。但既然我們身上存在着社會改革和文明進程的阻力，那就有必要疏理和排解。

調整心態，走向強健

余秋雨教授認為，上海人的種種人格障礙加在一起，是心理設防過於精細。總怕失去什麼，固守、窺視、防範、耽心，結果弄得自己和別人都十分勞累。其實，上海本來是對外地和外國都鄧開放形態的，上海文明的一大特徵就是不設防。不設防的上海文明終於滋生出了處處設防的上海人，這實在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悖論。一般說來，我們中國人的心理設防比外國人嚴重，而在中國人中間，上海人的心理設防又首屈一指。這種情況，與上海目前迫切需要的開拓奮進精神很不相稱。

心理設防就像那種越轉越緊的魔圈：你越設防，別人也就越警覺，於是你也就越感到設防的必要性，辦法越來越精，心緒越來越壞。這就像過去搞階級鬥爭，越投入越覺得敵情嚴重，循環往複，欲罷不能。余教授說，據他長期的觀察，上海人心理設防不僅大量地浪費了個人智能，消磨了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而且嚴重地分解了社會的道義合力。最近幾年上海經常發生幫助了別人反被冤屈的事件，因為按照心理設防的小市民邏輯，無私地幫助別人是不可想像的，一定另有所圖。結果，老人摔倒在路上大家都不願把他攙扶回家，很多善良的上海市民也有同情心，但轉念一想，把他扶回了家如果被誤會成是我撞倒的，怎麼說得清呢？於是設防，把同情心收了起來。人人設了防，邪惡之徒也就可以“各個擊破”，如入無人之境。那次一個婦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的事件，圍觀市民數百人無一人出來阻止，便是最典型的例證，真是上海的羞愧。總之，精細的心理設防無助於善而有助於惡，會從根本上錯蝕這座城市應有的高貴和強健。

有很多市民已經痛感到這一點，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擺脫這種卑微狀態，走向人格上的高貴和強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的范大雷教授臨終前，他的學生孔祥東為他開告別音樂會，上海很多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去參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這個悲愴的場合懂得什麼叫師生之情，什麼叫獻身精神，什麼叫藝術人生；今年春節一大草，又有很多上海市民到社會福利院爭取領養一天孤兒的機會，目的是讓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體驗一次同情人、關懷人的崇高感情。余教授說：“我每次在電視、報刊上看到這種事情總是熱淚盈眶，上海應該珍惜這種解除互相心理設防后從自己的內心生髮出來的高貴情懷。大上海的新文明，會有許多漂亮的現代設施來體現，但最深刻的體現應該是這種情懷和素質在各自心底的默默滋長。”

與此相呼應，上海市民還應該重新學會滋養、保護這座城市的優秀文化層面，包括高雅藝術，也包括流行藝術中廣受歡迎的優秀作品和明星，更包括那些不可能一下子具有世俗傳播力的傑出科學家、工程師、哲學家、教育家、醫生和各類學問家。不要總是窺視和嫉妒他們，等着他們出洋相。他們是上海的精神文化代表，但又常常因高雅而脆弱，因執著而易傷，因棲身明處而常常成為射擊遊戲者們瞄準的對，象要損害他們十分容易。然而，如果沒有他們和他們的繼承者，全體市民和下一代就會缺少精神文化上的皈依，上海的文明前景也失去了可讓國內國際廣泛認可的標誌。余教授說，小心翼翼地珍惜和保護這座城市的優秀文化層面，不僅僅是一種行政行為，而應該成為全體市民的一種本能。如能這樣，上海就可能出現一種樂觀的文明前景。

（載1994年4月13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