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三）

——關於都市文化

敏銳感應着時代脈搏的著名學者余秋雨教授從撰寫了《上海人》一文起，就一直關注着市民的人格塑造和都市文化的命題。去年以來，廣州、大連、溫州、長沙等全國很多城市的領導部門紛紛邀請他前去作有關當代都市文化構建的演講，反響十分強烈。

記者來到市郊龍華他的家，開門進屋便直達溫馨的書齋，雖是水泥地，但坐擁書城，精神的富足令人怡然自得。

我們的城市將會有怎樣的文化范型？

談起都市和都市人的文化構建，余教授說：“幾年前我就感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城市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橋頭堡，但城市不僅是經濟的樞紐，它更重要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密集組合。現在大陸各大城市都在快速前進，但它們將會進入一種什麼樣的城市范型呢？與以華人為主所建造的海外現代都市比較，我們的城市將會靠近**、台北還是新加坡？”

余教授在各地演講中，一般把現代都市的文化構架分解為文化設施、文化活動、文化氣氛、文化偶像四個部分，這四個部分由硬件到軟件，由物質到生命，由易於操作到難於操作，一起組合成一個城市的文化形象的內涵，每一個部分都有大量問題值研究。他說：“我現在能做的，只不過是把我到過的那些以華人為主的海外現代都市作一點對照，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最使我高興的是，現在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首先不是文化界，而是各個城市的領導人。”

“小市民”向“大市民”的轉變

記者提問道：“最近你的一篇《新年問答》，提到上海文化面臨著從小市民人格到大市民人格轉移的問題。在近期《開放》雜誌上又讀到你的《文化是一種人格》一文，你感到上海人在文化心態和文化人格上，這兩年有什麼得失進退嗎？”

余教授爽然答道：“我是個樂觀主義者，看到的進步更多一些。許多文化界的朋友喜歡悲嘆經濟大潮如何淹沒了人格，我看不能一概而論。就以我們以前特別鄙棄的買股票來說吧，對人格也未必全是負面效應。以前小市民風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斤斤計較、忘恩負義、唇槍舌劍，現在一旦投入股市，就不能不慢慢習慣於承受經濟得失的巨大彈性，不得不關心所有發股單位的經營情況，甚至關心國內外經濟大局，不得不體會由自己來選擇個人財產投資的樂趣和風險。久而久之，心態就會比以前結實、大氣一些。當然，經濟活動能推動卻不能完成人格構建，人格構建是一個更高層面的文化行為。

說到上海的小市民人格，能講一口純熟的上海話的余教授笑了，他說：“小市民不見得是壞人，甚至也不是我們厭惡的小人。過去說到小市民往往是一個批判性的帽子，其實，這是一個需要進行科學研究的社會命題。”

“貧困的經濟收入、密集的居住狀態。弱者的心理防範、失敗者的幸災樂禍、無實證習慣的道聽途說、小聰明式的自我陶醉、小圈域內的暫進風光……這一切的組合，便構成典型的小市民的生態和心態。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值得可憐和同情的，因為最終責任並不在他們自身。但在上海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這種生態和心態就成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阻力。它會因嫉賢妒能而無端傷害各行各業的先進人物，它會因自行聰明而毀壞很多宏大的構建，它會因胡亂起鬨而敗壞正常的群體氣氛，它會因信謠傳謠而為少數真正的小人提供可乘之機。造成如此後果的人，往往自己生活得很不好，因此我們要一起來幫助他們。”

他認為幫助他們的最根本辦法是不要過多地去注意和回應他們的各種病態表現，應該努力設法幫他們去忙在有意義的事情上，越忙越好。他們越空閑就越麻煩。“至於他們能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市民，則不能期望過高。因為我所說的大市民是公民意識、文化素養、經濟能力和行為風範的多方組合，是大上海形象的群體代表，從總體而言，需要一個較長的滋長、聚集過程。現在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例證很多，上海的未來和希望就在這裏。”

現代化是一個張揚文明的文化行為

從余秋雨先生的很多文章和言論看，更願意把現代化看成是一個文化行為，特別是群體文化人格的優化行為。但在優化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不可避免的爭鬥和較量。記者追問他：“在這種較量中，難道一定會優勝劣敗嗎？”

余教授正言道：“這正是最值得思考的嚴重問題。我不贊成在這一問題上的空泛安慰。在歷史上，蒙昧和野蠻戰勝文明的事，屢見不鮮，對於人們的辨別能力和選擇能力也不能評價太高。為此，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煥發一種人格道義和犧牲精神，知識分子的高貴之處主要也表現在這裏。”

一番長談后，記者問余教授，他的精力如此大規模地投入到現代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去，是否還有時間關心藝術？

他苦惱地嘆息一聲，十分無奈地說，時間確實很不夠用。誠然，他願意真正投入的是那些大的文化製作，他坦率地說：“我的研究重點幾年前就已離開戲劇，因此許多兼職盛請對我的生命和業務都有嚴重散，有時還會遇到匪夷所思的怪事。”“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悄悄地到各地考察，然後靜靜地寫一些讀者喜歡的文章。”不過，在如此繁忙的參與和投入中，他也更真切地了解了中國藝術文化在社會轉型期遇到的種種問題。就藝術發展來說，他相信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必須推進創作機制的整體改革，扶持獨立製作人及其制度，否則再熱鬧的藝術界也總帶有太多的裝飾性，今後的路會越來越難走，再請多少藝術顧問也沒有用。

初春寒夜的龍華一帶，行人稀少，記者離開秋雨先生已居住八年的舊屋，他的窗帘緊閉的書齋里，枱燈依然明亮，今晚他還要伏案趕寫一篇長文。

（載1994年3月25日《上海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