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二）

——新春問答

問：余教授，今天是1994年春節，我想代表讀者問你幾個問題。你覺得上海今年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答：經濟發展的勢頭早已有目共睹，這一年，多數上海人的生活形態和心理形態都會發生一個比較大的轉折。

問：前不久**《亞洲周刊》刊登了你的一個判斷：上海人在素質上正面臨著由小市民向大市民轉化的問題，你認為這種轉化已經開始了嗎？

開始了。在經濟活動的推動下，已經有一部分上海人的心理行為方式發生了重大轉化。當然，永遠也不可能是所有人的轉化，有的人腰纏萬貫卻仍然是個小市民。是“小”還是“大”，主要是看人格結構的健全程度。

問：上海的文化會怎麼樣？

答：文化的事急不出來，因為畢竟金錢買不來觀眾，決心換不來傑作。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滿足於表層熱鬧，應該逐步梳理出一個適應新時代的城市文化構架出來。上海文化在歷史上既開放又靈活，那是因為當時的上海有一種優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文化運作機制。由於這種機制的現代性和有效性，使當時具有歷史文化優勢和名牌大學優勢的北京，也不得不把文化活動中心的地位讓給上海；但光是開放、靈活還不是大上海風範，它還必須走向有序，需要有舉世矚目的高層文化結構對整個城市文化進行評判和指引，使上海文化展現出豐富的層次。因此，我對目前上海文化的建議有兩條，一是建立機制，二是建立層次。

問：你這次被評上了“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作何感想？

高教是上海的智能基地。沒有一批全國領先、國際矚目的著名大學，就談不上大上海的風采。這些年，上海高校在整體合力的呈現上似乎還有待於努力。我被評上很覺慚愧，能說的只是：我的基本身分永遠是教師，我喜歡這個職業。

問：感到累嗎？據說你的時間幾乎被別人瓜分完了？

答：確實太忙。各地竟有那麼多朋友看得起我，沒完沒了地請我做藝術顧問、寫序言、作報告、讀劇本、看片子，總是託了很多人情過來，我又找不到強有力的辦法拒絕，自己的寫作只能放在半夜之後。其實我還有許多更有意義的文化工作要做。歲月不居，你看今天又大了一歲，十分苦惱。我想學習如何為自己而能狠下心來拒絕別人，也希望各地朋友能體諒我。

問：上海面對着社會生活和文化格局的大轉型，一定會遇到許多令人煩惱的人際關係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

答：過去靠“組織”來統籌一切社會活動、排解一切社會糾紛的格局終於漸漸消褪，我們獨自身處複雜的環境中也要稍稍學得機警一點，否則會遭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事。做事先要找對人，不小心沾上一二個品質低下的人，後患無窮。文明的力量本來就非常珍貴，犯不着去與卑劣與無聊廝磨，不要企圖去感化和拯救它們，甚至也不必與它們爭論，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對文明的一方來說，尋找同道比尋找對手更加重要，何況有時我們遇到的對手往往連對手的資格都沒有，與他們頂牛，抬舉了他們。因此，要盡量尋找有共同語言的合作者，避開無是生非的旋渦。社會進步要付出代價，總會讓一些特別善良的人吃點虧，總會讓一些邪惡的渣滓趁着兩股潮水的交匯而翻騰於一時，但還要相信這座城市群體人格和文化良知的力量。上海的社會氣氛會一年比一年好，對此我很樂觀。

問：最近出國嗎？

剛剛回掉兩項邀請，我覺得現在國內很有味道。

（原載1994年2月12日《新民晚報》，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