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一）

——關於散文

問：余教授，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去年在《收穫》雜誌上連載一年，社會上反響很大，您能談談寫這些散文的動因嗎？

答：我不贊成把散文寫作當作一個人的終身職業。我們今天的散文概念，比古人狹小得多，因此，在今天，“專業散文作家”的稱號，聽起來總有點滑稽。一個人，幹着別的事，有感而發，寫兩篇散文，這才自然。當然，也有不少人終其一生，以散文成就為最高，但這並不等於他是專寫散文的。正因為我對現代散文有這種頗為不敬的成見，才敢於在教書、搞學術煩悶時，不問青紅皂白地塗它幾篇，作為調劑。我這樣說，估計會有人反對，但調劑性的動因未必會導致內容上的玩世不恭。如果把寫散文當作唯一職業，寫不出還硬寫，倒是真的在“玩散文”了。

問：您的學術研究，很自然地給散文帶來了厚度，成了一種學者散文，你是不是想開拓一處學術氣息濃郁的散文新文體？

答：那倒不一一。我自認為寫的較好的幾篇並沒有太多的學術氣息，而過於知識化的篇目或段落則常常文氣滯塞。文學的亮點在於沉澱着文化感受的靈氣閃耀，這與學術和學者並不一定有必然聯繫。作家有點學問當然是好事，可以強化文化感受，但未必非要成為學者不可。我倒是覺得，在中國歷史上，藝術文化常常受到學術知識的吞食，藝術人格被擠壓得萎靡不振，端方整肅的飽學之士長久地蔑視着狂放不、為氣勃發的藝術天才。直到今天，許多搞藝術理論和藝術文化史的學者常常缺乏基本的藝術感受，廣徵博引的藝術論文背後藏着一個非藝術的內核。因此，人們同樣有理由批評這些藝術學者的“非藝術化”傾向。我本人就常常深感其苦，因此不怕丟醜，學着“下海”，今後也許還想寫點小說什麼的。

問：不寫您所研究的戲劇和電影嗎？

答：暫時不寫。或者說，當我決心不再搞戲劇、電影評論時再寫。只要寫一部，哪怕寫得非常成功，也失去了總體性評論的自由。這在大道理上好像是說不通的，同一藝術門類的同行間不是也經常互相評論嗎？但這種評論，與嚴格的、形而上的總體性評論有着質的差異。有不少傑出的藝術家一旦改行寫論著、搞美學、作宏觀評述之後，就很難同時在實踐上出大作品了，便是這個道理。當然，在世界藝術上也有幾個大師是例外，但這畢竟是罕見的。

問：總括您上述兩層意思，是不是可以說，一個藝術理論家應該參加多方面的藝術實踐嘗試來加強自己的藝術感受，但對自己主要評論的門類卻不宜輕易地從事？

答：大致是這個意思。既要強化自身的藝術人格，又不要因此而斫殺自己的評論權，若即若離。客觀的人情物理使然，無可奈何。

問：看來，也只能如此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文化苦旅》上來吧。這些散文的最大特色，是把沉重的文化反思，借中國秀麗的山水吐出，您是有意這樣做的嗎？

答：也許反過來說更合適，是我實心實意地在遊山玩水，又情不自禁地感悟到了它們各自的文化蘊涵。故意借山水去做文章，就太虧待這些山水了。我對自然始終有一種朝拜式的虔誠，不贊成為了某個意念把它們隨手搓捏。《文化苦旅》中也有搓捏感的地方，那是我的敗筆。我的基本路子是，讓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着，然後把自己貼附上去，於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們身上的文化蘊涵。我覺得中國漫長的歷史使它的山水都成了修鍊久遠的精靈，在它們的懷抱中，文化反思變成了一種感性體驗。

問：變成了感性體驗的文化反思別具一種深刻性。

答：是的。榮格說，文化要求着許多社會命題變成人格結構。中國的文化人格史，主要散落在大量的典籍間，但更深刻地沉澱在古人的活動環境中，沉澱在今人身上。因此，一旦今人與古人的活動環境相遇合，反思意識就被自然地撞擊出來了。這種撞擊，就具有很大的感性體驗性質。有了感性體驗，就有了寫散文的衝動和可能。

問：您是不是覺得，我們這幾年的文化研究，太過於理性化了？

答：不。文化研究從根本上說仍然是一種理性活動，但是如果與感性體驗結合起來，效能可能更普遍。我們周圍的許多感性物象，都可以成為理性思考的依據和誘發點。文化是一個大課題，它沒有理由排除大量可觸可摸的切實現象，也沒有理由排除逼近它們的多種途徑。

問：這一來，就產生了別具一格的文化遊記。

答：這種文化遊記的成敗關鍵，在於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與山水互相廝磨。“人氣”不重的遊記，羅列文化知識再多，也很難出色。個人與山水周旋，實質上也就是現代人與曾到過此地的先輩們周旋，從而產生人格比照。這樣，山水便真正熱鬧起來了，文章也有了生氣、變得大氣。這是我的嚮往。

問：您的這些散文，在文句、意境上相當講究，好像是受了楊朔散文的一些影響吧？

答：希望不是這樣。對楊朔的散文，我也曾喜歡過，但年長之後就不喜歡了，他老是用一蟲一葉、一石一木來比喻一種人的品質，所比喻的品質又大同小異，幾篇一讀，知道了他的“嫁接”常規，興趣就不大了。他的散文的長處，是在寫景敘事處很有些意境，有詞章色彩，只是又稍嫌雕琢。

問：那末，您喜歡哪些散文作家呢？

答：魯迅、周作人、林語堂、葉聖陶、朱自清、巴金、沈從文、孫犁。漂流海外的作家中有梁家秋、余光中，還有一個在大陸不太知名的叫思果，我也挺喜歡。柏楊、龍應台機敏、爽利，對當代散文的新形態有一種重要的啟示。在內容立意上，我可能更喜歡一些外國散文家，心態自由、學養深厚、氣韻恢宏、裁奪奇崛，一種從人生格調中自然流瀉出來的幽默和洒脫，撲面而來，連東方的泰戈爾和川端康成，也不例外。

問：您對中國散文的發展前景，有什麼想法呢？

答：取決於文化人格的演進。這是一個整體性的課題，其他藝術門類也是如此，但又以散文為最。我重視散文“自然流瀉”性質，而不贊成首先在形式結體上研討過多。散文，是作者與讀者在艱辛的人生長途上小憩時的悄聲對話和共同思索。離開了當代民族性的人格變動而鋪張出一個單獨的繁榮，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過去出現過的“散文年”，不值得過多留戀，或許，中國散文的新起步，倒要以發現過去“散文年”的某些弊端為出發點。這樣說，絲毫沒有輕視我們前一輩散文作家的意思，一切都是歷史造成的，但我們又不能不正視歷史。

問：我想，只要是有歷史感的作家，都是會有雅量的。

您看，我已經當場犯了一個大錯誤，自己寫了散文而又評述了散文，很容易被人誤解，也許有人會以我的評述來譏刺我自己的散文。這真是自設陷阱了。若要把今天談話整理髮表，千萬想法給我留條活路。

（載1989年5月《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