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良知

一

這件事說起來有點難以置信，但確確實實發生在今年的上海——

一位中年鋼琴教師因患重病而生命垂危，他的學生、兩位著名的青年鋼琴家為他舉辦了一場演奏會。這場嚴肅而悲愴的演奏會竟然爆滿，有許多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前來參加。聽完演奏，上百名孩子出人意料地爬上台去用小手奉上他們的捐款。鋼琴教師在病床上聽完演奏會的實況轉播後幾小時就與世長辭，追悼會上，無數與這位教師素不相識的市民捧來了數不清的鮮花，據說那天殯儀館一帶的所有花店都被席捲一空。鋼琴教師生前住在一幢公寓的五樓，他死後，不知從哪裏湧來那麼多鮮花花籃，從公寓底層大門排起，一層層排上去，一直排到鋼琴教師故居的門口。

這位鋼琴教師的名氣現在在上海已被大家熟知，他叫范大雷，國際著名的鋼琴家孔祥東、周挺便是他的學生。為什麼范大雷之死會使整座城市哆嗦了一下呢？為什麼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突然為之而停步，踮起了腳尖？只有一種解釋：在不經意之間，這裏出現了一種精神儀式，吸引着一切有某種精神需要的人都虔誠地參與其間。這種精神需要，就是人人對自己心底埋藏的珍貴部位的自我確認。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奉獻，什麼是人格，什麼是藝術，什麼是教師，什麼是學生，這些在日常生活中幾乎被大家遺忘了的問題，都會在這種參與中浮現在眼前。人們圍繞着范大雷所做的一切，強化了自己心底的善，也加重了一座城市的分量。

那麼，這個精神儀式究竟是誰張羅起來的呢？范大雷本不是知名人物，他在卧病後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舉，成名的學生來守護病危的老師也不是什麼新聞，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沒有在這樣的時刻企圖揚名的欲求，是誰在平常中發現了不平常，在悲劇中發現了崇高，在複雜的都市風景中找到了足以燃燒千萬人心靈的火種呢？

是新聞界。

這無疑需要一大批記者和編輯同時發現這件事的精神價值而立即作出決斷。這種情景果然出現了，沒有上級指令，沒有家屬求情，更沒有實利誘惑，竟然以最快的速度把那麼多新聞媒介全都動員了起來。說實話，今天上海文化心態的許多方面我不敢恭維，但遇到這樣的事情，卻又常常使我抬起頭來重新打量。

在這樣的事情中，很多上海人都能猜得到，有一位女記者一定會穿梭其間。果然沒有猜錯，是她，周玉明。那幾天，文化界的朋友打電話來總會問一句：“周玉明寫范大雷的文章看了沒有？”

二

周玉明千方百計地想讓社會理解藝術家，范大雷只是其中之一。本來，一些人不被社會理解並不是一件大事，犯不着記者為此而繁忙，但藝術家是社會的精神塑、格造型，或者說，是社會上人與人互相理解的中樞。素不相識的各色人等，就是通過對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共同理解來進行溝通的。當藝術家無法被社會理解時，這種溝通也就會中斷，由此對社會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對藝術家本身。試想，如果一個社會不理解貝多芬，是貝多芬的損失大還是社會的損失大？因此，乍一看周玉明是在維護着一個個藝術家，實際上她是在維護着整個社會，她不允許她所立足的社會對藝術家抱一種陌生和抵拒態度，她不忍心看到她身邊的城市因缺少與廣大民眾聲息與共的藝術家而失去魅力和風采。

周玉明的這一使命，在我們社會裏常常顯得特別沉重，因為我們周圍不少人還不習慣用平等的態度來看待知名的藝術家，往往在過度的仰望和羨慕中夾雜着某種疑惑和覬覦，這就給一些嫉妒的流言提供了傳播的溫床。因此，越是傑出的藝術家一生遇到的麻煩事常常也就越多，就像雨果所說的，越光亮的正面必然帶來越黑暗的陰影，而我們的藝術家又未必能憑個人的力量從陰影中走出。由於藝術家的知名度往往與流言的傳播成正比，這種陰影不僅會快速擴大，而且也會構成一種邪惡的儀式，就像徐曉鍾先生在《桑樹坪紀事》中排演的那場“圍獵”。回想一下，我們民族，乃至我們文化界歷來遭受的災難，不正是在這種不負責任的口口相傳中成倍遞增的么？

處於困境中的藝術家往往並不企求青天大老爺來為自己解圍，他們所要求的大多只是希望揭示事實真相。但難也就難在這一點，以至阮玲玉、老舍他們不得不用生命的代價來提醒人們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記者（哪怕是一個）敢於衝破偏見的圍牆直逼原始真實的勇氣就彌足珍貴。記者——這實在是人類所創造的最高貴的職業之一，他們可以不參加爭辯，不發表評論，而只用事實說話，他們的全部道義感都隱含在對事實真相的充分挖掘中，他們應該是不可辯駁的，他們的生命本身就包含着歷史的嚴謹。現代社會紛紜複雜，一切事物的真相都不易一眼看清，人們在不明真相前就投注評論的情感，哪怕是最真誠的，也往往會把事情徹底顛倒，這是無數的歷史事實反覆證明了的，因此，真實是現代社會良知的基點。既然記者賦有把握真實的責任和能力，那麼，只有他們才能有效地消解那些以不真實的流言為觸發點、以懲善揚惡、走火入魔為歸結的一個個起鬨儀式，代之以范大雷逝世前後我們看到的那種崇高的精神儀式。

周玉明多次說過：“作為記者，我必須盡一切可能到達現場，親眼看到事實相真，親手接觸實物證據。沒有第一手的真實素材，我什麼也說不出來。”這幾句話所說的是記者起碼的職業素質，但在我們這樣一個歷來缺少實證意識、特別喜歡隨聲附和而且往往附和得慷慨激昂的國度里，卻具有一種全民性的啟蒙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周玉明其實沒做其他什麼事，只是讓社會認識了一大批藝術家的本來面目。因此她的貢獻與其說是道義上的還不如說是歷史上的。十分了解周玉明的哲學家趙鑫珊先生說，將來若有人寫一部當代中國藝術史，周玉明也許不是一個完全不屑一提的名字。趙鑫珊並不是說周玉明本人要在藝術上佔據什麼篇幅，而是指她使歷史變得更真實。

我想，當人們終於發現了一個個善良的藝術家和文化名人的真實生命，都是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貼近、去溫暖的。他們的發現范大雷時已經晚了，即使灑下那麼多眼淚和花瓣也沒有能夠抓住他。人們抬起雙眼茫然回顧：這座城市，還有哪些沒有朽逝的高貴的生命需要衛護？有沒有可能，不要讓如此感人的精神儀式只是發生在追悼會前後？人們饑渴地搜尋着，最後，無數的目光向著記者的筆端停駐。周玉明顯然看到了這種目光。

周玉明寫得一手不錯的散文和詩歌，有着很好的藝術素質和人生感悟，但她曾鄭重宣佈：“我要做一流記者，不做三流作家！”我佩服她的這種自我定位。真的，我不能設想，沒有一大批出色的記者，中國將如何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

（節錄自周玉明散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