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問題

問：

有人發表文章認為中醫是偽科學，應該取締，當然更多的人認為不該取締。秋雨老師對此有什麼看法？

答：

楚辭、漢賦、唐詩好像也不符合英語語法。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醫佑護下來的。天下最讓我生氣的事，是拿着別人的眼光說自己的祖祖輩輩都活錯了。

問：

有學者說，龍在西方是一種兇惡的形象，為了避免誤讀，中國應該改換一種文化圖騰。秋雨老師，您同意嗎？

答：

別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獅、鷲作為文化圖騰，沒聽說要改。祖先們正是預料會有脆弱的後代，才選擇了兇猛剛健。我再重複一句話：天下最讓我生氣的事，是拿着別人的眼光說自己的祖祖輩輩都活錯了。

問：

體會您重複說出的這句話，我是否能認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現代的價值標準來裁割中國的歷史文化？

答：

對。西方現代的那些價值標準都很不錯，但應該明白，在那些標準出現之前，中國人已經非常精彩地活了幾千年。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帝國，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說這些都是白活，你難道不像我一樣生氣？

問：

我很支持秋雨老師的文化立場。近幾年突然興起的“國學”熱，是否也出自於這種立場？但我驚奇地發現，您至今沒有運用過“國學”這個概念，為什麼？

答：

我不敢說“國學”，是發現有一些邏輯上的麻煩，一時解決不了。例如，我們國家很大，要說“國學”，似乎也應包括契丹文化、突厥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南詔文化吧？但現在顯然沒有包括，也沒有企圖包括的趨向，這很不公平，因為它們都參與並強化了中國整體文化。又如，佛教算不算國學？要是不算，這可是中國民眾兩千年來極為普及的精神信仰，無疑是“國中顯學”，豈能排除；但是如果算上，連法顯、玄奘他們也不會贊成。在我看來，地域有界，學問無疆。或者換一種比喻：政治如山，文化如雲，雲氣自由飄蕩，不要硬去編排哪幾片雲屬於哪座山。

問：

在“國學”熱中，有一些激進青年提出中國人必須穿“漢服”，必須過自己的節日，聲勢很大。反對的聲音也不少，主要是說他們“落伍”、“保守”、“反國際化”，但這些聲音抗不住他們的“愛國主義”。秋雨老師，您認為從哪一點上才能擊中他們的要害？

答：

即使“落伍”、“保守”、“反國際化”，也都可以存在，不必反對。如果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上出現幾個峨冠博帶、帔帛鳳裙的身影，我會很高興。他們現在的問題，在於“必須”，在於對他人的強迫。愛國主義不應該變成專制主義。歷史證明，失控的愛國主義加上專制主義，也就是法西斯主義。

你們如果認識這樣的激進青年，有機會也可以在他們耳邊悄悄提醒一句：漢服，早在唐代的長安就沒有什麼人穿了。

問：

不少文化人寫文章說，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種非常值得回憶的早年生態破壞了。秋雨老師寫過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優美散文，一定也贊同這種看法吧？

答：

不贊同。一切回憶，都會以情感刪削真實。一百多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由於連年戰亂、自然災害、階級鬥爭，“早年生態”的低劣程度超過現在最壞的想像。就連現在被不少文人描寫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種矯飾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愛因斯坦來到上海，他從南京路來到上海的中心區域老城廂后說：“這是整個地球上最貧窮的族群，備受欺凌，牛馬不如。我們一直在為世界爭取幸福和公平，而在這裏看到的，卻是一幅悲慘的圖景。”直到我年輕時，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態都怵目驚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針對大面積的低劣生態進行的。中國百姓苦了那麼多年，有理由稍稍過得好一點。你們畢業后，不要為了“玩文化”而偽造“貴族凋零”、“皇城暮鴉”、“風華散盡”之類意象，來鄙視普通民眾的生態進步。

問：

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斷寫文章說，北京城新建的地標諸如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台新樓都光怪陸離，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嘆“城將不城”，您同意嗎？

答：

不同意。一個大國的首都，應該保存一些珍貴的歷史遺迹，但更應該走在世界現代建築的最前沿。請你們聯想一下：曾經以花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築自傲的巴黎，在建造艾菲爾鐵塔、蓬皮杜藝術中心、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時也遭到過激烈反對，但現在這些新建築卻都成了巴黎的無敵標誌。這是一個文化心理的新生過程，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有過描述，你們可以找來一讀。至於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維健全、兼容古今的人，並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從美國考察回來，在課堂上對於歐洲現代建築結構的幾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複性，如包豪斯學派（Bauhaus）的主張，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幾十年，除了仍會着力保護古建築外，還一定會設計出不少讓你們大吃一驚的創新建築，就像貝聿銘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樣。

問：

還有一個爭論不休的大問題，現在該不該動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說，現在經濟力量和學術力量都已具備，可以挖掘了。有人說，永遠不要去打擾它。秋雨老師的意見呢？

答：

過於自信就會產生莽撞，人類不應該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遠不要打擾”的說法也不妥，因為誰也沒有權利發出隔代命令。我有一種朦朧的預感，隨着機械人和高清晰度遙感技術的發展，今後的考古發掘未必繼續沿用大規模的開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問：

我想請教一個現實的文化問題。為什麼今天社會上，媒體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劉翔這樣的明星，而不是大學者、大科學家？這是不是產生了文化重量的顛倒？

答：

你說重了。如果大學者、大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記住，受媒體關注是一種犧牲。只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犧牲，才有大學者、大科學家們的安靜。

問：

清華大學的一個畢業生在賣炒粉，我們北大的一個畢業生在賣肉，這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很多人說他們不僅自己丟臉，還為學校丟臉。我並不這麼看，但細細一想心裏又不是滋味，很想聽聽秋雨老師的意見。

答：

在教育大普及的時代，拿一張大學文憑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氣在畢業之後返回社會底層取得一番塵世歷練，很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學歷”。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輩子賣食品，也能創建一種高品質的經營模式。當代中國人的最大隱憂，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最大拒絕，不都是食品么？自以為聰明的畢業生不敢面對“國之難題”，只會拼湊那些誰也不會去讀的論文，那才丟人呢！

問：

社會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為評獎而忙碌。他們把自己行業內的一個個獎項當做足球比賽的球門，整年都奔跑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而那些“守門員”和“裁判員”很可能是一個貪污受賄、昏庸腐朽的群體。國際間的評獎，也充滿了傲慢與偏見。我們這些人畢業后也會無奈地進入一次次評獎賽事，怎麼辦？

答：

世上一切處於上升勢頭的行業都不熱衷於評獎。評獎最起勁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們今後頻頻得獎了，那就要考慮趕快改行。

問：

我們這裏有很多教授喜歡把“博士生導師”當成頭銜印在名片上，使國外來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師怎麼看中國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

中國文化歷來重“名”，所謂“名正言順”。但是，君子重名節，小人重名號。名片，本是交際活動中的一個小物件，卻越來越成為“名號緊縮本”，展示着人們的不自信。我見過一張名片上印着“副局級巡視員（本單位沒有正局級）”，後面這個括號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國家一級演員”，我一直弄不明白“國家”兩個字放在這裏是什麼意思。是指自己屬於官方，拒絕文藝體制改革，還是指自己經過“國家級”評選？但我到處打聽，“國家”並沒有設立過這樣一個統一的評選機構。更奇怪的是，有“一級”必有“二級”，但那麼多年來，我怎麼從未見到過一張名片上印着“國家二級演員”？在北京還見到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藝界協會主席”，這倒比較輕鬆，因為是“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審定他。

在這件事上我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總是穿得簡潔素雅。如果服裝上加了很多花哨的東西，那一定是想掩蓋一些什麼。名片也是這樣。

問：

秋雨老師，您已經宣告，我們這門課程主要是研究中華文化的原創期和精彩勃發期，也就是從春秋戰國到唐宋。這麼一來，元、明、清可能比較簡略，近代、現代更會較少關注了。但是在我國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的分量都大大超重。這很奇怪，追索原因，可能與前幾十年的政治背景有關，也與這門課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術性難度有關。我想提一個現代文學方面的問題，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韓寒、陳丹青在電視上說，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學大師，卻被時代過譽了，結果遭到網民的暴怒型攻擊。對此您怎麼看？

答：

《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一直都太誇張，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應該大大縮減，更應該容忍後人作出各種不同的判斷。這些年來我每次去紐約演講，高齡的夏志清教授都會來聽，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後來我們兩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對我說，他不喜歡老舍的小說。我說，我不喜歡由他老人家起頭向華文世界推薦的錢鍾書的小說，機智過露；我也不喜歡他起頭推薦的張愛玲小說中那種太故意的慵滯和瑣碎。說完我們都舉起酒杯，高聲大笑。我希望你們不要成為被教科書控制一輩子而放棄自我感覺的人，更不要成為思想僵滯卻動輒“暴怒”的一群。

問：

聽一位年長的老師說，您在二十多年前辭職的時候，上級讓您選擇兩個職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或上海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長。如果當時您接受其中任何一個任命，這麼多年下來，不知會提升到什麼高位了。我代表很多同學一起問您：如果讓您來領導全國的文化工作，面對目前的精神文化滯塞狀態，將會採取哪些大思路來改變？

答：

對於當年的所謂“任職”，既然沒有成為事實，就不要輕信。這些傳言，只會害我。但是，如果要對當前的文化工作提出一些總體建議，我可以發表以下五點意見。

第一，這些年來中國廣大民眾在抗震救災、守護生命、傾情民生、拯救環境等方面的空前實踐，成果卓著，本來很可以由此重建文化在精神價值、人生信仰、生命意義上的主導地位，但是非常遺憾，復古主義和民粹主義這兩個“文化偽坐標”一時高揚，使文化話語大規模地滑向保守和低俗兩端。對此，很多官方傳媒和**文化機構都難辭其咎，理應快速糾正。

第二，**應該像鼓勵科技創新一樣來鼓勵文化創新，並肯定文化創新是其他一切創新的精神基礎。在今天國際間，我國文化的內涵創新已嚴重落後。需要警惕“唯老是瞻”卻又嚴重失實的“民國學術神話”、“百年戲曲神話”的繼續營造，防止以“保護遺產”之名阻礙眾多民間藝術的新陳代謝、改革轉型。應該引導民眾對陌生的創新產生敏感，並予以保護，而不是長久沉溺於陳詞濫調。

第三，大力縮減已經體制化了的排場文化，縮減對於越來越模式化、低質化、庸俗化的大型晚會的過度張揚，縮減種種官方協會對於國家文化資源的過度佔有。不要再用“代表”、“委員”、“理事”、“主席”等等名號來擾亂文化等級。應該承認，古今中外真正高等級的文化創造者大多以個人探索的方式存在於官方體制之外。

第四，國家學術文化的重心，需要從“文本文化”轉移到“生態文化”上來。努力削減各個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無聊文本”、“無效文本”研究上的龐大開支，並把其中比較年輕的研究人員解救出來，參與中華文化在當代精神價值上的重建。

第五，直到今天，我國的文化毀損機制仍然遠遠超過文化建設機制，原因是文化建設對個人而言成本極大，而文化毀損卻完全不必支付成本，又有大量公共傳媒加持。因此，應該強力籲請司法部門從法律上嚴懲那些在文化領域屢犯誹謗罪的媒體和打手，維護中國藝術家的安全與尊嚴。

問：

秋雨老師，我憋了很久一直想提一個問題，不知是不是禮貌。幸虧剛剛您提到誹謗罪，為我壯了膽。誰都知道，您的全面成功和遠離官場，使您成為歷來遭受媒體誹謗最嚴重的中國學者，有一批小文人已經把誹謗您作為自己的“謀生專業”。但是，您卻從來不反駁。很多崇拜您的讀者以為您是“默認”，產生了誤會，您好像也無所謂。後來時間一長，謠言不攻自破，但是很多人對真相已經沒有興趣，光知道您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請問，您為什麼採取這種態度？您的意志力、忍耐力從何而來？

答：

謝謝您的這個問題。我不反駁誹謗，第一個原因是沒有時間，就像一匹遠行的馬沒有時間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塵，這不難理解；第二個原因是為了救人，這需要用實例解釋幾句。

例如，全部誹謗有一個起點，說我在“**”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問題很大。我如果要反駁，最有效的辦法是公佈那個小組的真正成員名單。但是，那些成員都是各大學的退休教師，年邁體弱，早已被誹謗嚇住，我一旦公佈，那個小組似乎真的有了什麼問題，那些無辜老人就無法安度晚年了。因此我決定對自己的生命質量做一個試驗：儘管那股誹謗浪潮在南方一家著名周報的鼓盪下已在全國肆虐十幾年之久，翻卷出一千多篇詆毀我的文章，我都不予理會，只是平靜地用時間的力量為那個小組和那批教授一點點除罪。在漫長的十餘年間，支撐我的內心語言是：“擋風遮雨護老弱，紛紛亂箭全歸我。”感受着這樣的英雄氣概和仗義精神，我自己深深陶醉。從此，我對付其他誹謗就更有底氣了。有時，我的沉默反而是為了拯救誹謗者。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冒出來的那次所謂“詐捐”的誣陷，我如果站出來說明真相，必定會捲動“起鬨回浪”，嚴重危及一位在電視上講歷史故事講得很好的文人，因此我便木訥得真像做錯了什麼一樣，直到風潮過去。

由此我想送你一句話：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機會讓生命高貴嗎？有，就在似乎失去高貴的時候。

我可能會寫一本書叫《謗修之道》，說明只有遭受最密集的誹謗才能實現最完整的修養。這也是我從人格坐標上對中國文化史的一種解讀。那本書的筆調會讓那些誹謗者也讀得輕鬆愉快，到時候我可以送你一本。哦不，今天在場的每個人我都送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