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問題

問：

台灣富士康公司在大陸深圳的工廠接連發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樓自盡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灣報刊上最常見的一種分析是：由於貧富懸殊，這些獨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撫恤金來奉養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

這是一種明顯帶有偏見的猜測。請台灣朋友按照常理來推斷幾個最簡單的問題：這些年輕工人的父母現在多大年歲？四十多歲，正當盛年；等他們失去謀生能力還要多久？二三十年。這些年輕工人全都接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並且身處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麼會用今天的生命換取一瓢水，去澆灌二三十年後的老樹根？

他們的自殺，不是出於經濟原因，而是關及生命哲學。請想想，他們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廠里，也只是四十萬分之一，而他們，又恰恰是遠道而來尋找自己生命意義的。如果他們真是老一代的農民工，那還有意義，就是企盼今後“衣錦還鄉”；如果他們真是老一代的孝子孝女，那也有意義，就是準備今後奉養父母。但是，現在故鄉和父母都不需要他們承擔這種意義。找不到任何意義的生命飄若遊絲、輕如煙霧，產生了一種滑落於懸崖絕壁般的失重感。這是群體生命的當代困境，集中呈現於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發生急劇變動的時空中。學文科的同學應該領悟此間深刻的人文蘊含，千萬不要作低俗的解釋。

問：

幾個月前聽您在台灣的一個演講，說到大陸湖北省一群不會游泳的大學生，為救溺水的兒童手拉着手走進危險水域，結果發生不幸，這讓我深為感動。但是不久我在網絡上看到大陸一些人報道，大學生遇難后，有一群撈屍為生的船家還在討價還價。這讓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惡的深淵。您怎麼看待這件事？也許，媒體應該隱惡揚善？

答：

我不相信那個地區有一群“撈屍為生”的船家。因為近年來顯然沒有發生赤壁大戰，也沒有在這裏發動諾曼第登陸，沒那麼多屍體。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撈費，也不奇怪。善、惡、義、利，本是交錯並存的，不必“隱惡揚善”。

問：

我和同學去上海，覺得那裏人潮擁擠、步調緊張；而上海的朋友來台北，都很羨慕這裏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書店、流行音樂……我們是應該在自己適應的地方謀發展，還是應該到競爭激烈的地方去磨鍊？您對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這方面的建議嗎？

答：

你對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覺。其實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灣朋友登琨艷在滬東的掩蔭園落，楊惠姍、張毅在滬西的暢朗府邸，都安靜得自成日月。

你所說的“上海的朋友”對於台北的“羨慕”，態度很誠懇，但請不要過於相信。如果哪一天大陸居民可以自由移居台灣了，我幾乎可以肯定這些上海人不會選擇台北，而寧肯選花蓮、苗栗。我太了解他們。

從你的年齡和你提問的語氣，我建議你更勇敢地擺脫對於熟悉生活的陶醉，去開拓生命的空間，當然未必是到上海。

問：

台灣也有孔廟，安靜幽雅，總能感受一種對聖人的緬懷之情。但近年去山東，“孔子熱”延燒，到處鬧哄哄，據說還要打造更豪華的紀念地，收費可能也更貴，您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嗎？

答：

我聽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僅僅是文化界的現象。歷代皇帝祭孔，儀式宏大；普通民眾朝聖，更喜歡熱鬧。聖人塑造社會幾分，社會也塑造他幾分。如果你不喜歡熱鬧，那麼，你安靜了，他也安靜了。這就像端午節各地民眾熱氣騰騰地賽龍舟、吃粽子，並不影響我們讀《離騷》。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妨“隨俗”一點。中國文人常常過於自命清高，我希望你們年輕人能夠增加一點尼采描述過的酒神精神，在民眾狂歡中醉步踉蹌、融入人潮。

問：

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總覺得簡體字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聽說大陸也有人提出要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

你的感覺，只是閱讀習慣。我兩種字體都讀，沒有同感。簡化漢字，包括簡化字數、筆畫、異形、異讀、古讀等很多方面，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代代都在做。現代的簡化漢字運動，始於二十世紀初，比五四運動還早，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掃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實，很多簡體字是歷代草書中反覆用過的，因此連胡適之先生也十分讚賞。我不知道大陸有人提出回復繁體字的理由是什麼。在電腦可以輕鬆自由地選擇字體的時代，有這種硬性命令的必要嗎？因為這既要改變十幾億人的文化習慣，又要花費天文數字的資金，誰敢下這種命令？連終身只會寫繁體字的毛**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問：

現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動“全球”和“本土”、“後現代”和“后殖民”的競爭。請問余教授，文學應該如何在這些概念之間覓得定位？

答：

文人最無聊的事，是為了講課和論文，硬行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這些界限之間的關係。其實你只要低頭看看自己，萬物皆備，百學可通，哪有什麼界限？歌德說得好：“人類靠着聰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後又用愛把它們全部推倒。”

文學不是在界限的夾縫裏尋找定位的可憐角色，而是自由的精靈，無處不在。

問：

在網絡出現前，人類只有兩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現在有了第三件：網絡。當今的人類，最大的區分是“數碼化”和“非數碼化”，您同意嗎？

答：

不同意。人類的最大區分，還是善良和邪惡。

問：

台大學風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頻頻在影視中亮相，也引來師長們的批判，認為這牽涉到“公德”、“行為模式”和“社會期待”，您同意嗎？

答：

不同意。美麗是一種文化價值。歐洲文藝復興這麼偉大，仔細一看當時沒有什麼學術論文發表，只有幾位畫家和雕塑家呈現了人體的美好。

一所大學的女生頻頻亮相影視，證明她們各方面都廣受觀眾歡迎，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討論她們該不該出來，十分可笑。這就像上海的某所大學如果一直在擔憂學生都成了姚明、劉翔該怎麼辦，是不是有點滑稽？

問：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散文會不會像詩歌、小說、戲劇的花樣翻新一樣，蘊蓄着一種突破？

答：

文學的優劣，無關新舊。文學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學們多在裏邊遊覽欣賞，並投入自己的幾分勞動，而不要老想着破牆挖洞。文學和科學的區別，也在這裏。

問：

當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現虛構的內容，您贊成嗎？

答：

散文是內心的直接外化。一個人的內心很可能有夢幻、冥想、寓言、童話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虛構。請讀中國散文之祖《莊子》。

問：

在網絡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尊稱，在台灣也有，不知道有沒有準確的定義，是近似於“桂冠”，還是近似於“爵位”？

答：

“大師”的稱號，最早還是台灣給我的。很多年前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講，一開頭就當眾稱我為“大師級的文學家”，我很慚愧。但在大陸，這個稱號很通俗，一般指三種人：第一種，路邊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種，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大師……其實是對親自動手的“大師傅”的美稱；第三種，追悼會上的往生者，一個學者死了，稱“國學大師”，一個畫家死了，稱“繪畫大師”，依據的原則是“死者為大”。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們說，大學的理工科設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藝術沒有。因此經過評選，設立了兩個，除我之外，還有九十八歲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掛牌那天我對記者說：“一個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於大。我做了幾十年老師，現在降老為大，不算什麼。”

問：

余教授，我們都非常喜歡您銳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無心多涉世事，卻有一種“旁觀者清”的痛快。我們準備了一些“一句話問題”，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話回答”，作為“閃問”的結束，可以嗎？

答：

試試吧，否則今天走不了。

問：

中華文化幾千年，最普及又最不與其他文化重複的精神價值是什麼？

答：

君子之道、禮儀之道、中庸之道。

問：

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最缺少的是什麼？

答：

公共意識、法制意識、創新意識。

問：

近三十年，中國大陸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麼？

答：

普及了“以人為本、生命第一”的觀念。

問：

最大的隱憂是什麼？

答：

在“民意”旗號下的民粹主義泛濫。

問：

民粹主義的惡果是什麼？

答：

暴民得勢，變成輿論，吞噬文明。

問：

現在的中國大陸，您比較樂觀的領域是什麼？

答：

經濟。

問：

比較悲觀的領域是什麼？

答：

文化。

問：

妨害文化發展的主要對手是什麼？

答：

傳媒。

問：

傳媒？

答：

也有好的，不多。多數傳媒既仗勢又媚俗，禍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質。

問：

有沒有看到復蘇的契機？

答：

暫時還沒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觀眾都已經拒絕人格提升，淪陷於低層次的狂歡。

問：

您不把民眾的聚散看成是文化的最高標準？

答：

如果把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文化巨匠都讓當時當地的民眾來投票，我保證，一個也選不上。

問：

我們每天很多時間都在網上，這樣好嗎？

答：

不好。趕快自救，在海難中找一個島嶼。

問：

我們在網上可以方便地佔有各種資訊，這難道不會使自己更強大一點嗎？

答：

那些資訊百分之九十九對你毫無用處，卻把你佔有了，你的“強大”是一種錯覺。

問：

聽說您到現在還沒有上網？

答：

余光中先生說，我們是兩條“漏網之魚（余）”。

問：

那麼，如果網上出現了您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您也完全不知道？

答：

不知道。因為我的妻子、助理，都不上網。

問：

網絡上好像有您的微博，經常有您的一些話，不是真的嗎？

答：

我沒有開過微博。

問：

聽說您至今還沒有用過手機？

答：

對。

問：

為什麼這樣做？

答：

因為我所佩服的所有巨人都不用手機、也不上網，從老子、墨子到康德、愛因斯坦。

問：

落伍了怎麼辦？

答：

獨立地面對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隨熱鬧潮流，很快凋謝。

問：

現在像您這樣做的人，還多嗎？

答：

極少，所以享受“獨立”。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我就悄然出走，去首先問津網絡。就像二十年前獨自出走，去考察廢墟一樣。

問：

因此您其實並不是反對網絡本身，對嗎？

答：

對。

問：

我們離開校門之後，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答：

下決心找一個懂得天下大愛又可以生死相依的終身伴侶。一時找不到就虔誠地等待。

問：

最不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答：

以批判之名傷害他人。

問：

有很多世界末日的預言，您相信嗎？

答：

我還沒有發現相信或不信的根據。

問：

如果那天真的降臨，您會做什麼？

答：

指揮學生驅趕那些用謠言散佈最後仇恨的人。

問：

您自己的表情呢？

答：

用微笑讓人安靜。安靜地走向滅寂，是一種最有尊嚴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