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門之題

問：

秋雨老師，您在為我們講授《中華文化史》，我想問一個起點性的傻問題：到底什麼是文化？我也在各種學術書籍中找過文化的定義，都太長、太雜，什麼都包括了，等於什麼也沒有說。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範圍卻很小，主要是指從事人文學科的那些人，有時連工程技術人員也挨不上。我們這些同學都信任您的明快、簡潔，請您給我一個答案，好嗎？

答：

凡是傻問題，往往是根本問題。考古學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動的痕迹。行政官員心中的“文化”最小，是指宣傳加娛樂。一般民眾心中的“文化”最雜，是指古文、英文加文憑。其實，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這些年不少跨國婚姻終於離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異”。這就關係到了文化的要害。那麼，就請你聽聽我給文化下的一個最簡短的定義：文化，是一種由精神價值、生活方式所構成的集體人格。

問：

確實是一個明快、簡潔的定義。但我對“集體人格”的說法還是不太明了，能解釋兩句嗎？

答：

一切文化的最後成果都是人格。中華文化的最後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中國現代作家中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魯迅。他把集體人格說成是“國民性”，寫《阿Q正傳》《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體人格。這個問題，比魯迅大六歲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說得最深刻，可以讀讀他對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問：

魯迅所解釋的國民性，有很多比較負面。那麼，您所說的文化，包括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也都有正面、負面的區別吧？

答：

對。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最後都提出要“改造國民性”，努力把人們引向正面的集體人格。在中國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人格理想是“覺者”，道家的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和“覺者”的影響更大。你們如果要從集體人格上研究文化，可以把“君子”和“覺者”作為重點。

問：

“君子”、“覺者”、“至人”，這些人格理想有沒有共同點？

答：

有。那就是大道。各個文化派別對大道的理解並不相同，但它們都認為天地之間有一種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價值，使人們活得更真實、更自在、更善良、更友愛。

問：

現在社會上最熱門的“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宮廷權謀、三國計策、生存智慧、制勝方略，幾乎全都在油腔滑調地揚惡抑善。秋雨老師，這一切，都是對大道的玷污和干擾嗎？

答：

對。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斷論述着惡的深刻、善的淺薄；不斷展示着惡的痛快、善的窩囊。結果，很多文化課變成了讓人變壞的課。

問：

這是文化的墮落嗎？

答：

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說，每個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說“為仁由己”。在儒學後期，我家鄉的哲學家王陽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題，認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個覺悟者的起點和終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也會說“天良發現”、“天地良心”等等。這些說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與生俱來的道德起點，與天地大道相呼應。這也是中國哲學對人本性的信心。

問：

我們從小就聽說，人應該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師的說法，人的天性高於文化，是嗎？

答：

對。可以問問一切剛做父母的人，嬰兒的眼神、表情、動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類學課本？因此，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莊子認為，人們平日學到的東西，大多屬於“機心”，也就是機智巧變之心。這種東西一多，純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備，於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難於進入了。

問：

這麼說來，文化教育的終極意義很可懷疑？

答：

正因為很多文化教育削減了人們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種文化教育來抗衡，讓人在更高意義上恢複本真。簡單說來，有人在堆積障礙，有人在排除障礙。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前一種人比后一種人更風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問：

這不是很悲哀嗎？

答：

就像都市之夜，最風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經銷商和消費者，而不是清道夫。經銷和消費的時間一長，再好的東西也會變成城市垃圾和身體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險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遺址，發覺文明歷史越長的地方現在越壞，幾乎成了一種“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幾千年來“經銷商”和“消費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卻已傷殘凋零。最後，真正傷殘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區，那些國家，那些文明。

問：

我聽您多次說過，中華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湮滅和中斷的，難道它一直擁有足夠的“清道夫”嗎？

答：

中國第一個哲學家老子就是一位偉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遺囑就是永遠做減法，走向極簡。由他領頭，諸子百家中沒有一家是複雜的。也有人想多說一點，但抬頭一看這位最有輩分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說了。這個起點，造成了中國文化早期的“輕裝”狀態。後來越來越臃腫，因此也越來越遲鈍，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難了。幸好，中國文化的體量巨大，僅覆蓋面積就是世界其他文明總和的十幾倍，由此產生了一種自我蕩滌作用。這就像大海，算起來每天有多少垃圾傾注在裏邊，卻因為大，日夜翻卷、移動而自我凈化，構成了一切小邏輯都解釋不了的“體量邏輯”。

問：

您所說的“體量邏輯”很深刻。體量大，除了空間，還有人口，那也是一個“做減法”的大海。歷來被寫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種種“大事”，絕大多數民眾一無所知，因為文盲的比例十分驚人。這會使文化財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們學校里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把這種現象看成是落後，他們都嚮往着西方那些沙龍、學派直接影響廣大民眾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師未必這麼認為，您甚至會覺得，中國民眾對學理的隔膜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是嗎？

答：

你很棒。所謂“低效”，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於物理學上的“低熵”。從古到今，中國民眾對於抽象學理缺少消費慾望。幾千年來他們只記住不多的幾句聖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點，是為科舉。那些評古論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與千家炊煙、萬家燈火關係不深。如果這些人成了氣候，空論、激論、偏論泛濫，對誰也沒有好處。

總之，根子上的農耕文明使中國民眾很難信奉一切離開腳下大地太遠、離開直覺經驗太遠的東西。躲避灌輸，不喜餵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種自救。天下長壽之人，大多簡食薄飲。中華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壽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歡精神文化上的濃脂厚味、巍樓巨廈。

問：

在我們剛才簡短的請教中，秋雨老師隨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觀念，與目前文化領域的多數教授講的都不一樣。例如，您認為文化的最後成果不是文本形態，而是集體人格；您認為世間很多文化行為起到的是負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與人心良知相關；您還認為中華文明因“低消耗”而長壽……這些觀念我都是第一次聽到，但是怪了，一聽就接受，而且很興奮。我通過看在場其他同學的眼神，知道他們與我有同感。順着您的思維高度，我想問一個難題：既然中國文化對高深學理比較淡漠，它又通過什麼方式把民眾的直覺經驗與大道人心、集體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

我的回答也許會讓你們吃驚：藝術。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歸向，有的歸向於宗教，有的歸向於徵戰，有的歸向於科學，有的歸向於政治，有的歸向於自然，而中國文化，則歸向於藝術。請你們注意孔子在《論語》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兩度概括。第一度概括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第二度概括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就是通過修身的方式獲得人格享受。李澤厚先生把“游於藝”、“成於樂”說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贊同。

問：

中國很多人都習慣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講述古代文化課程，說著說著又纏到政治上去了。講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強調他們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說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更偏向藝術，我聽起來有點新奇。但是細想之下確實也有道理，中國的唐詩、宋詞在社會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國家很難想像。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一直是歷代最流行的“公眾人物”。連那個政治人物李煜，風傳世間的也是他作為藝術家的一面。這一些，能不能成為您的觀點的證據？

答：

可以，但事情比這些證據大得多。按照古代聖哲對於中國文化的設計，“禮樂”二字，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傳統。“樂”是藝術，這一點你們也明白；但我要告訴你們，連“禮”也是藝術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為方式。因此，所謂“禮樂傳統”，也就是古代聖哲為中國社會構思的一種“美的宗教”。

“禮樂”是比較隆重的儀式，而在日常生態中，中國文人習慣用詩書琴畫來“怡情養性”，也就是用藝術標準來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國文化中，藝、詩、樂等等美學行為，成了情感的終點、人格的終點、社會的終點、精神的終點。

問：

您多次說過，我們目前在攻讀的《中華文化史》課，必須改變這種歷史誤解。對此，我們作為學生，應該作哪些努力？

答：

我提四點要求，請你們參考——

第一，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從古代就開始了。因此，我們要擺脫歷史性的心理暗示，讓精神價值、集體人格、禮樂傳統等等重要命題一一從附庸的地位解放出來，獨立行走。

第二，搶救你們的感覺系統，警惕你們的思維習慣，拒絕課堂上常見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們的生命活力，創建一種活躍而睿智的教學氣氛。

第三，每次開課前可以作一些簡單的準備，減少進入新課的陌生感。但切忌準備過分，以免在課前形成固執的觀念，而應該在課程中自由尋路，不斷重塑自己。

第四，請密切配合我們的課程對於偽完整、偽均衡的徹底突破。在我看來，學術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為了虛撐規模而削足就履的結果。我只願選取一些關鍵門徑進入，一旦獲得了大感覺便戛然而止，不再滯留和廝磨。例如，我認為中華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發，從春秋戰國到唐宋已大體完成，以後的成果只屬於餘緒的範疇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這就像對一座名山的鑒賞，只需細細品味幾個最峭拔壯觀的景點已經足夠，而不必走遍山區每一個村寨、溝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