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應該有點人情味

很多領導高高在上，真正是在做老爺。但是只不過是眼睛只朝上，不看下。見了比自己官大的，一臉媚相，真正是搖尾乞憐，拍馬溜須，跟前擁后，形同奴才。

但如果他對普通群眾也是這樣，倒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實際情況往往是這樣的，越是喜歡媚上的人，他們對群眾就越是苛刻，甚至於刻意捉弄。

魯迅先生在一篇雜文中曾經說道，愈是喜歡“媚”上的人，就會愈是窮凶極惡。因為他們既是在尋求一種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在追尋一種能量的“守恆”。這也算一種“能量守恆”定律吧。

有一位西方的社會學家曾語重心長地嘆道：“中國的平民百姓實在是太善良了，善良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因而他們所受的欺侮大大超過世界上其它民族。”

如果說這位西方社會學家尚帶有某種西方式的偏見的話，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文化人中類似的言論卻也較普遍。

從梁啟超到魯迅，他們致力於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剷除國民的劣根性――“奴性”，也稱為“國民劣根性”。魯迅在《燈下漫筆》這篇文章中曾說：中國人太缺乏一種野性，太溫馴善良，如同家養的豬狗一般，這樣只會使牧人或主人高興。豬長得再肥壯，也只不過可以殺了吃肉面已。與其做這種溫良的豬牛，倒不如變成野獸。

老舍先生也曾說過：“中國老百姓的最大願望只不過是吃肉兔子”――當然他指的是舊中國。

正是這樣的國民心理素質和社會環境，決定了“官本位”的社會文化。

但在我們如今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人民群眾已經被認為是國家的主人，社會地位在憲法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領導者的確要好好擺正“主人與公僕”的關係和位置，堅決消除當官做老爺、自以為高高在上的腐朽的官僚主義思想。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受到人民的愛戴，我們的領導幹部才能有威信。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曾國藩是一位善於利用家庭關係、宗族關係、朋友關係、師生關係的高手，這正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曾國藩崛起的時候，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興起和蓬勃發展的時期。

1851年，洪秀全組織的“拜上帝會”在兩廣一帶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太平天國起義。起義軍聲勢浩大，所向無敵，從廣東開始，揮軍直搗北方。先下湖南，又攻湖北，下江西，進江蘇、浙江一帶，控制了淮河以南的幾乎大半個中國。

清朝**非常恐慌，連皇帝也哀嘆：“朕位幾有不保之勢”。與太平軍交戰的綠勇、防營、地方團練一觸即潰，僅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

曾國藩當時不過一介儒生，善觀天道人事，以為大展鴻圖的時機已到，天降大任於斯人。他並不急於領兵作戰，而是獨闢蹊徑地回到他的老家湖南，招集鄉人，從舉辦團練開始，目的在於練就一支絕對聽命於他的湘軍。團練的主要來源就是他的宗親、同鄉好友、同學，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用血緣關係、親族關係和地域關係――親情這根紐帶將發展壯大的湘軍牢牢地捆在一起，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實踐證明了這支軍隊極富有戰鬥力，很快成為太平天國的死敵。以後曾國藩依靠這支軍隊，取得了兩江總督和軍機大臣的重位，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臣，甚至具有問鼎清廷的實力。最後他坐鎮安慶，攻下太平軍的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轟開太平天國的首都所在地――南京，撲滅了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革命。

從曾國藩絞殺農民革命運動的這一面來說，可以說他是一個反面人物。但我們也可以通過探討反面人物成敗的原因來得到一些極為有益的啟示。

太平天國運動波及18省，歷時14年，幾乎控制了大半個中國。滿清數百萬軍隊在太平軍面前兵敗如山倒，被打得稀里嘩啦，潰不成軍。可為什麼聲勢強大的太平天國不敗於滿清數百萬軍隊，反而敗在一個從湖南農村走出來的文弱書生――曾國藩手裏呢？

原因就在於曾國藩善於利用“親情”。

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會記得一些小職員或只打過一兩次交道的下屬的名字。在電梯或門口碰到時，能從容叫出他（她）的名字，這樣下屬就會受寵若驚。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中國人就愛講人情味，講“將心比心”，你要想別人怎樣對待你自己，你自己就得怎樣來對待別人。用一句時髦的話頭來講，這就叫“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想想別人。

古人有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也可以從另一面來看：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只有先付出愛和真情，才會得到一呼百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