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直系的計劃是，舊國會恢復，推舉黎元洪復任大總統，作為過渡。然後另行佈置一個局面，讓曹錕來過一過大總統的癮——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並不知情。

黎元洪仍舊住在東廠衚衕，棄政從商，與美國的一個政客，組織了一家中美實業公司，擔任董事長的名義。這家公司的規模很大，業務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進出口，進口以汽車及電氣材料為主；出口是土產，無非大豆、豬鬃、桐油之類。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為資本，因此副董事長是蒙古阿拉善旗的親王塔旺布里甲拉。此外，華籍董事還有張勳、馮祿閣等失意而多金的“將軍”。公司的組織除董事會之外，採取總裁制，總裁、副總裁都姓王，一個是民國第一任直隸總督，因袁世凱反對，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紹儀憤而辭職的王芝祥，一個是前清曾護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級職員亦莫不有顯赫的經歷，唯一的例外是總文書薛觀瀾，才二十五六歲。此人是無錫人，曾國藩的幕友、“老洋務”薛福成的孫子。他之得任總文書，由於兩項資格：第一，是袁世凱的女婿；第二，留學美國多年，精通英語。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歡聽戲，尤其喜歡捧坤伶。其時天橋剛剛開闢，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設立一座“城南遊藝園”，請了一班“髦兒戲”——清一色坤伶組成的京戲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個色藝雙絕的金少梅，排日捧場。這天曹錕、吳佩孚、齊燮元、閻錫山、孫傳芳聯名擁戴黎元洪的通電一發出去，衛戍司令王懷慶帶了一批兵趕到城南遊藝園，觀眾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大起恐慌。到後來才知道，是王懷慶特為來接黎元洪回城。曹錕兄弟及張志潭等人，都在黎家等着勸駕。

“我不能幹！”他是早就聽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籌劃好的，“那麼多督軍，個個是我婆婆，那麼多兵，連‘財神’梁燕孫都應付不了，雖說責任內閣，到時發不出餉，還不是到公府來鬧！不幹、不幹！懶得纏！”他亂搖着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錕如此稱呼，“眾望所歸，不必謙辭。至於裁兵，這件事總好商量。”

黎元洪答應考慮后再作答覆，當天便回天津，與智囊密議，多說良機不再，應該接受。黎元洪當然也知道，倘來富貴，天與而不取，未免太傻。只是照例須做作一番，所以先發一個謙謝的通電，接着便由饒漢祥起稿，預備了提出“廢督裁兵”的主張，作為“勉為其難”的交換條件。

其時“保派”已經在準備組閣了，當然再次勸進。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發了一通“魚電”。全文三千餘字，自問自答，拖沓無比，但“廢督裁兵”四字，極為響亮。全國輿論，一致讚許。曹錕、吳佩孚自是通電響應。於是由兩院議長、直隸士紳，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暫行大總統職權。

就在這一天，奉、直兩軍在山海關大打特打。原來奉軍本來邀請一個久在國外傳教的英國人活動外交團調停議和，尚無結果。奉軍看直系保、洛兩派都在忙着推黎元洪上台，顧不到前線軍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職的那天，發動反擊。直軍吃了虧，急調援軍全力反攻，一連五天，劇戰不休。直軍王承斌、彭壽莘兩部，調兵由九門口繞出長城，進攻奉軍，這一下奉軍便非講和不可了。

張作霖是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仍請英國傳教士居間；一方面派人到天津與北京活動。總算王承斌講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島的英國軍艦上獲得協議，由奉軍代表孫烈臣、張學良與直軍代錶王承斌、彭壽莘簽訂了合約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劃定灤州迤東出關到錦州迤西一帶為“中立地”。雙方在中立地駐兵，不得超過一旅以上。

“老帥”鎩羽而歸，銳氣未倒。一回奉天，立即成立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以孫烈臣為統監，張作相、姜登選為副監，張學良為參謀長。實際上是郭松齡“當家”，奉軍的新編製、訓練計劃、軍需獨立制度，都由他一手擬訂。所有的部隊，編為二十七個步兵旅，五個騎兵旅，仍舊保持三個師的番號，二十七師師長張學良，二十九師師長吳俊升，暫編第一師師長張景惠當然不能再幹了，由李景林升任。郭松齡是第二旅旅長，新近投效的張宗昌所部，編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軍，海軍司令沈鴻烈，空軍司令由張學良兼任。兵工廠、講武堂都擴充了。

經此一番整理，除了吳俊升、萬福麟、湯玉麟等少數老將以外，儘是新軍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講武堂派”壁壘分明，而遊離於兩派之間，既崇“老帥”、又捧“少帥”的有李景林、張宗昌。不過張作霖的號令足以貫徹，所以暗中雖有派系，表面卻很團結。

相反地，直系的裂痕卻越來越深了。只就內閣的成員來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應該是吳佩孚而非曹錕。

照黎元洪的想法，舊國會既已恢復，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堅決主張，要請南方，特別是廣東人來組閣。直系方面，吳佩孚曾有兩次通電，“派何人組閣乃元首之特權”，自不便表示反對。曹錕左右則以為連黎元洪都是過渡，內閣總理自也是一樣，根本不必反對。因此，黎元洪先派原來代理閣揆的顏惠慶“看守”內閣到八月一日，舊國會正式開會，然後提名護法政府外交部部長兼廣東省省長，高齡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組閣。不過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伍廷芳悲憤得疾，不過一個星期的工夫，就讓陳炯明活活地氣死了。

於是目標移向唐紹儀。北洋軍閥拿他看成死對頭，自然不敢到任，便由從司法總長轉任教育總長的王寵惠，代理國務總理。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吳佩孚公開支持王寵惠組閣。而閣員中，內務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是吳佩孚山東蓬萊的小同鄉，且為親信；陸軍總長張紹曾是吳佩孚的兒女親家。“保派”卻只得一個農商總長高凌霨。

張紹曾雖跟“保派”接近，孫丹林、高恩洪卻只認得吳佩孚，不買“保派”的賬。吳佩孚甚至將曹銳的直隸省長都搞掉了。兩派感情之惡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卻自得其樂，依舊經常輕車簡從，到城南遊藝園去捧金少梅。那裏是大眾化的娛樂場所，達官貴人絕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這個高踞包廂，麵糰團如當鋪朝奉的老翁，就是當今大總統。除非兩個人去了，他才會受到注意。

這兩個人，一個是薛觀瀾，他正在為梅蘭芳拉攏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場；一個是前清做過廣東水師提督的四川人李准。他本是廣東的道員，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歡編戲，但場子稀鬆，情節啰唆，夠資格自排新戲的名角，都不願用他的本子，只有城南遊藝園的班子無所謂，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來捧場。

這天兩人在池座，仍然發現黎元洪在包廂中，雙雙起立向後轉，恭恭敬敬一鞠躬。觀眾大為詫異，不知是怎麼回事。問看座兒的才知道大總統與民同樂，不免指指點點，相顧私議。黎元洪便坐不住了，臨走時交代衛士，要薛觀瀾去見他。

於是第二天上午，薛觀瀾驅車到了東廠衚衕。一遞名片，立即延見，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語氣說：“匯東，怎麼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氣死了？你要負責。”

薛觀瀾一愣，隨即不客氣地說：“哪有這回事！我帶着內人奔喪回籍，先母得病時，內人根本不在無錫，從哪裏去氣先母？而況內人賢淑，最得先母歡心的。”

“請大總統明鑒，椿年與匯東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匯東，必無此事。”

薛觀瀾這時才發現財政部次長趙椿年在座。虧得有他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霽，連聲說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見此光景，趙椿年知趣，站起來說：“大總統沒有別的吩咐，椿年就告辭了。”

“坐一會兒、坐一會兒，不必避開。我托匯東的事，你亦不妨參與參與意見。”黎元洪說，“轉眼雙十節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長發起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會後還有遊行。我呢，這天要到南苑閱兵，發表演說。晚上來唱個堂會，慶祝一下，你看如何？”

“國慶唱戲慶祝，自然應該。”

“那麼，你來提調。”

“這可不敢當。”薛觀瀾說，“公府自有事務人員，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義，算替我私人幫忙。這總可以吧！”

“是！大總統這麼說，我豈敢不效勞？請大總統吩咐。”

“我想找余叔岩唱大軸。你看煩他一出什麼戲？”

薛觀瀾跟余叔岩私交最好，幾乎無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紅之際，若能在公府堂會唱大軸，更如錦上添花。所以薛觀瀾很起勁地說：“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漁殺家》《打鼓罵曹》《打侄上墳》。隨大總統挑，我來關照他就是。”

“《打鼓罵曹》不好，曹仲珊會多心。《打漁殺家》也不好，以為是罵貪官。《打侄上墳》更不好，東海沒有兒子，聽說承繼的侄子也不怎麼成材，別以為陳伯愚是指他。”

“那就只有《打棍出箱》了。”趙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場，將鞋子甩在頭頂上，是絕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壓軸呢？”

“壓軸照例是武戲。叔岩唱大軸，前面就得小樓的碼子才相稱。”薛觀瀾為了替余叔岩生色，隨又建議，“讓小樓跟蘭芳唱一回《霸王別姬》。”

“妙！”趙椿年讚歎着，“憑這壓軸跟大軸，可真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我也是這麼想。不過，匯東，在壓軸與大軸之間，我想添一齣戲。”

“那也可以。添一出玩笑小戲好了。”

“這得什麼角兒來唱？”黎元洪問。

這一問將個公子哥兒的薛觀瀾問住了。壓軸與大軸之間墊一出玩笑小戲，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譬如唱大軸的角色因事誤場，趕到猶須扮戲，看需要多少時間，臨時決定填一出多大幅度的戲。事非恆有，所以無成例可援，薛觀瀾只好含混答說：“那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我想把金少梅的戲碼擺在這裏。匯東，你看行不行？”

原來黎元洪是要借楊、梅、余所謂“三大賢”的聲光，來捧他的愛寵，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便即答說：“當然行！大總統特煩，後台不會說話。”

“小樓他們不會不高興吧？”

這很難說。不過只要招呼打在前面，應該沒有問題。薛觀瀾心想，黎元洪要他來提調，正是為此，因而慨然答說：“大總統請放心，我來跟小樓說。”

“好！那就托你了。”

“理當效勞。”薛觀瀾順口問道，“金少梅預備唱什麼？”

“是李直繩編的《嬰寧一笑緣》。”

李直繩就是李准。這出《嬰寧一笑緣》取材《聊齋志異》，是他特為金少梅所編。薛觀瀾已看過“響排”，情節鬆懈，了無可取。但亦不必直言，唯唯而已。

辭了出來，薛觀瀾便到余家。余叔岩正在吊嗓子，等他吊完一段他祖父餘三勝的拿手戲《馬鞍山》，坐下來喝茶時，薛觀瀾說：“雙十節公府有堂會，我替你爭了個大軸，戲碼也替你答應下來了，是《打棍出箱》。”

“呃，”余叔岩問道，“倒第二呢？”

“倒第二”便是壓軸。薛觀瀾答說：“你先別問倒第二，倒第三是小樓、蘭芳的《霸王別姬》。黎菩薩捧金少梅，讓她唱倒第二，無所謂吧？”

“人是無所謂，要看戲。”

“是李直繩編的新戲，稀鬆平常。”

聽得這話，余叔岩便與他的管事姚玉美對看了一眼，問一句：“怎麼樣？”

“我看，讓楊、梅的《霸王別姬》唱大軸吧！有金少梅的這齣戲在前面，把場子弄冷了，唱大軸很吃力。”

這一下提醒了薛觀瀾，已經聽過楊、梅的《霸王別姬》，誰還要聽金少梅的新戲？而況到此已夜深人倦，座客很可能陸續“抽籤”，余叔岩豈非受到她的累？

於是他說：“這話不錯，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大軸子不妨讓一讓，照道理也應該讓。”

余叔岩是譚鑫培的學生，喜歡人家稱他“譚派”。對他最大的恭維是，說他“真譚派”。因為如此敬重師門，所以凡是與譚鑫培有淵源的伶人，亦都為他所尊重。楊小樓不必說，梅蘭芳亦為譚鑫培配過戲，說起來都是前輩，照道理亦應相讓，而況又可落個敬老尊賢的名聲，何樂不為？

宴客及堂會，都在西苑的中海。這裏有一座精舍，鋪地用紫綠石板，形如錦緞，其名春藕齋，相傳是咸豐以前的皇帝，偶爾要放誕一下，會開無遮的秘戲之處。但自馮國璋時代起，春藕齋是大總統辦公室。

與春藕齋相對的是居仁堂，本名海宴堂，用來招待外賓。袁世凱當總統時，聽政於此，改名居仁。馮國璋則用來安頓他的眷屬。以後徐世昌因為曾為前朝宰輔，不敢入居別苑，改設公府於集靈囿。黎元洪仍以春藕齋為辦公處，不過家住東廠衚衕，居仁堂便恢復為宴饗賓客之所。這天盛宴宏開，用的是西餐；宴后入座聽戲，氣氛就有些不大對勁了。有人交頭接耳，有人悄悄開溜，還有些人妙奏當前，卻心神不屬，不知在想些什麼。

黎元洪的興緻卻很好，待到金少梅的《嬰寧一笑緣》上場，更是笑容不消，唱完犒賞大洋五百。等金少梅出來謝了賞，重整場面，《霸王別姬》正將上場時，金永炎去到黎元洪面前，低聲耳語：“報告大總統，明天怕有風波。戲散回府，要找人談一談。”

這一下掃了黎元洪的興。戲散匆匆回東廠衚衕，他左右的一班策士，金永炎、哈漢章等人已經在等着了。

原來第二天是參眾兩院聯合舉行第三次常會開幕。有個消息說津保派不滿王內閣為洛派所扶植，預備搗亂。

“津保已經收買了兩個‘打手議員’，打算給王亮疇一個極大的難堪。”金永炎說道，“據說他們預備給王內閣上個封號，叫作‘私生子內閣’。”

王寵惠組閣，正當參眾兩院休會期間，自然無法提請國會同意權，所以只用署理的名義。因為如此，稱之為“私生子內閣”，名稱雖不雅，卻很難駁倒。

由“私生子”變為合法的婚生子，最簡單的辦法是提名王寵惠組閣，請參眾兩院同意，但在目前的情勢下，津保派認為王內閣的“洛派”色彩甚重，很可能通不過。所以一提名反而給津保派帶來倒閣的機會。

“暫且不提名。”黎元洪做了決定，“等他們自己‘鬧家務’，鬧定了再說。”

決定維持王內閣的原則，為黎元洪的左右親信所一致同意。因為“保洛分家”以來，情勢已逐漸明朗，黎元洪的心腹大患是以曹銳為中心的保派，在他們看，“北洋三傑”自馮國璋下世，王士珍潛龍勿用，段祺瑞虎落平陽，連徐世昌都歸隱東海了，論資格，自然以曹錕為首；談實力，皖已式微，奉正鎩羽，直系已無對手。然則繼徐而登大寶者，舍直系領袖曹錕其誰？以恢復舊國會而捧黎出場，不過過個渡而已。黎元洪的任期問題，迄未解決，說法有四五個之多，得到時機成熟，隨便找個說法，就可以攆他下台。

因此，黎元洪自己知道，他能夠在春藕齋待多少日子，全看保派勢力的消長而定。洛長則保消，而吳佩孚是主張先制憲后選總統的，制憲要好長一段日子，他的大總統便也能做好長一段日子。既然如此，當然要拉緊洛派，而王寵惠為吳佩孚所支持，所以維持王內閣，正就是拉緊吳佩孚。當然，保派亦不宜得罪，不獨保派，“妾身不分明”之際，唯有抱定委曲求全的宗旨，始為明哲保位之道。

既願委曲求全，自須處處拉攏。黎元洪不但對國會議員的無理取鬧、保派要角的咄咄逼人逆來順受，連“旁觀者清”的小朝廷都儘力在敷衍。

溥儀的婚事，一延再延。由於太妃們的堅持，非在年內辦了不可，因而由“欽天監”的“官兒”擇定十二月初一為“大婚吉期”，照陽曆算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婚禮已經籌備了半年多了。“王公大臣”對這一次的“大典”，無不像自己家裏辦喜事那樣興奮。因為一則，民國以來，宮裏從沒有這樣熱鬧過。二則，男子結婚是成人的最鮮明的象徵，“皇上”長大成人，當然“恢復祖業”有望了。

但從毓慶宮到“北府”，一直擔心着一件事，大總統已非“當朝太傅”的徐世昌，而是民國的元勛黎元洪，生怕他對婚禮的排場，橫加干涉。不道“內務府”通知“大婚”的公事一到內政部，不到一星期，便由財政總長汪大燮具名寫來一封信，說目下經費困難，以致優待歲費不能發足，殊感歉然。現在為助大婚，特意從關稅中撥出大洋十萬元，其中兩萬元作為民國的賀禮。隨後黎元洪還送了賀禮，用大紅全帖所開的禮單，上寫“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贈宣統大皇帝禮物八件”，包括一副對聯，出於饒漢祥手筆：“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寶貴吉祥。”

此外遺老、軍閥都有進獻，大致現金以外，還有貴重禮物。禮單五花八門，各有特殊的格式。當然，最“正規”的是上“賀表”。

婚禮一共五天，頭兩天是被封為淑妃的文綉與皇后婉容的妝奩入宮。第三天是迎皇后入宮的正日。第四天在景山壽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禮，也就是民間婚禮中的“廟見”。最後一天在乾清宮受賀。

最熱鬧的是第二天。“欽天監官員”挑選的正日吉時是“寅刻”——凌晨四點鐘。滴水成冰的臘月，絕少有人願意起那麼大早，來看皇後進宮的鳳輿。因此，冊立皇后及進妝奩的吉時，又是挑在半夜裏，便為“大婚辦事處總提調”載濤所反對，改挑了“也可用”的巳刻與午刻。

這天步軍統領衙門、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大批動員，在神武門、東安門，一直到後父榮源家，沿路布崗。儀仗滿漢合璧，新舊並陳，最前面是陸軍部和由直魯豫巡閱使署借來的兩班軍樂隊；緊跟着“冊封”的“正副使”，正使是慶親王載振——奕劻已在復辟那年的正月里故世，賜謚為“密”。照《謚法考》，“追補前過曰密”，王爵由“振大爺”承襲。慶王一家本與皇室疏遠，已移居天津，這一次大婚要載振報效，提出的條件，便是派他為“冊封正使”。此時與副使鄭親王，蟒袍補褂，執節騎馬，得意揚揚地招搖過市。

後面又是一班憲兵司令部的軍樂隊，外加六名號兵引導護衛的陸軍馬隊、警察馬隊、保安隊馬隊，一律簇新的制服，軍容極壯。

接下來是龍鳳旗傘，全副俗名“鑾駕”的“鹵簿”，金光耀眼，簇鏨全新。原來是袁世凱想做皇帝時所特製，哪知“洪憲皇帝”未及“登基”，便已“賓天”，這副鹵簿，成了廢物，如今倒利用上了。

鹵簿之後是四座漆成明黃色的龍亭，供着皇后的金寶玉冊與禮服，最後三十封宮燈，以及大批扈從的官員、太監，自然都是暖帽“花衣”。看熱鬧的人都說：“又在‘跑祖宗’了。”

這個浩浩蕩蕩的行列，出神武門，走了一個多小時，到達“承恩公”榮源家。榮源與他的兒子，在大門口跪接“天使”。在正廳擺設香案，宣讀了“冊封”的詔書，接着便發嫁妝，一共一百二十台，由東華門進宮。這天的節目便告結束。

下一天，實在也就是這天半夜裏，鳳輿進宮，在坤寧宮行過合巹禮，吃過“子孫餑餑”，洞房一閉，東面的寧壽宮開始熱鬧了。

大內東面是寧壽宮，在乾隆三十七年興修，也就是高宗實足滿六十歲那一年，已在打算作娛老之計。換句話說，他做了皇帝還想做一回太上皇，將來“內禪”以後，即以寧壽宮為頤養之地。

寧壽宮的正殿叫皇極殿，完全仿照“天子正衙”的乾清宮的規制；又有一座殿叫養性殿，高宗御筆題詩一首：“允宜歸大政，余日享清福。是用構養性，其仿養心屋。”明白道出，是養心殿第二。

但寧壽宮的戲台，卻是第一。大內有重華宮漱芳齋的戲台、西苑海晏堂的戲台、頤和園排雲殿的戲台，以及熱河避暑山莊的“水台”，但規模都不及寧壽宮的戲台，所以“昇平署”的太監稱之為“老大”。

“老大”的本名叫“暢音閣”，是個三層的轉檯，位於養性殿之東，相對的一座樓叫“閱是樓”，其實就是御用的包廂。慈禧太後晚年，不住西六宮的長春宮，以太上皇自居，住在養性殿，每年十月初十萬壽，都在“暢音閣”傳戲，名伶都是內廷供奉，盛極一時。皇室談起“天家富貴”，最忘不了的，就是“花衣期”內賞“入座聽戲”。因此少年“親貴”們，在議大婚典禮的慶賀節目時，眾口一詞地表示：非得在宮裏唱幾天戲不可！

尋常仕宦人家，遇到喜慶大事，必有堂會，何況“皇上大婚”？因此，連毓慶宮的師傅們都不必反對。這件事最起勁的，當然是“濤貝勒”，他是京城最闊的票友，但還輪不到第一。第一是年紀比他大的一個堂侄溥侗，行五，梨園中一提起“侗五爺”，無人不知。不過票戲照例要起個別號，他的別號是紅豆館主。昆亂兩擅，而崑腔的冠帶丑，比皮黃的老生尤為名貴。具此身份資格，這三天“傳戲”的提調，自然非他莫屬了。

“濤貝勒”票的是票友中最難得的武生，他是楊小樓的學生。“旗下大爺”對於吃喝玩樂，講究“獨一份”。載濤既票武生，當然不能像杜月笙唱黃天霸那樣，亮個相算數；每天練功，寒暑不輟，雖輕易不一露，但確有根底，連內行都不敢輕視的。

三天戲是從正日開始。宮中有慶典演戲，總在辰巳之間開鑼，申酉之間散戲，恰是“早膳”至“晚膳”那一段辰光。

這台戲最名貴之處，是在一開場時的“跳靈官”。宮外演戲先“跳加官”，宮中無官可加，改成“跳靈官”祛邪。《大清會典》中，確有“靈官”這麼一個官職，額設一人，隸於江西龍虎山“正一真人”張天師府，職司當門接引，眉間畫一隻眼睛成為三隻眼，紅須紅袍，左手挽訣，右手捧杵。戲台上是十跳靈官，中選扮演靈官的名伶是楊小樓、尚和玉、周瑞安、錢金福、郝壽臣、侯喜瑞、余叔岩、高慶奎、劉鴻升，還有楊小樓、尚和玉的師兄弟俞振庭，自組雙慶社當了老班，本已不大唱戲，這回亦自告奮勇，扮成靈官之一。

第二天開戲比較晚，因為溥儀在乾清宮受賀，亦分親貴、宗室、大臣、內廷行走人員、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代表——侍從武官長蔭昌。他全副戎裝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禮以外，忽然大聲宣佈：“剛才那是代表民國的，現在奴才自己給皇上行禮。”說完，將那頂前面彷彿插一支雞毛撣子似的軍帽，取下來放在一邊，跪在地上，大磕其頭。

“蔭五樓總算不忘故主。”特為從上海趕來慶賀的一名遺老感嘆着說，然後舉目四顧，詫異地問，“徐東海怎麼沒來？”

“他怎麼敢來？”陳寶琛冷笑，“莫非朝珠補褂，裝上假辮子來給皇上磕頭，還是穿了燕尾服來給皇上鞠躬？”

原來陳寶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當年以翰苑出身去給一介武夫的袁世凱當幕僚，在他看來，實為詞林之辱。當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國的大官。特別是當袁世凱預備稱帝之時，陳寶琛的感觸最深，作了三首詩，借題發揮，一看便知是罵徐世昌。

這三首詩的題目是《漱芳齋觀劇有感之絕句》。漱芳齋觀劇是光緒大婚之時的事，何以生感於三十年後？其實是用的障眼法，詩中寫的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籌備處”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會，陳寶琛有感於孫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觸緒生愁，歸來所賦。

原來《大登殿》中孫菊仙扮皇帝，百官請登寶座，孫菊仙臨時編了幾句戲詞，諷刺在座老臣，當然也諷刺了“袁皇帝”。陳寶琛竟致倚席掩淚不止，而這天恰恰又是難得一見的“跳靈官”，不免記起當年漱芳齋的情景。

“三絕句”的第一首是：“鈞天夢不到溪山，宴罷瑤池海亦干。誰憶梨園煙散后，白頭及見跳靈官。”首句是倒裝句法，言歸隱溪山從不作鈞天之夢。光緒十年甲申之役，當朝消沉，一時俱盡。陳寶琛放歸故里，在福州築“滄趣樓”，一住二十年，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張之洞間接援引，得以再起，復為內廷行走的文學侍從之臣。草野江湖，雖久絕鈞天之夢，而居然又親九重，這一句在無窮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罷瑤池海亦干”是指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太后萬壽以後不久，與皇帝先後駕崩。海乾則何有瑤池，這不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後更無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終。末兩句歸結到“漱芳齋觀劇”，則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齋傳戲，陳寶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聽戲”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兩句“一曲何堪觸舊悲，卅年看舉壽人卮”，當然寫的是孫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寧記椒風授冊時”，下自注“壬申大婚禮成，元和癸酉始來京”，是指陸潤庠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後，十二年癸酉進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雖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卻未躬逢同治大婚慶典之盛。適與上文渺不相關，而實為指桑罵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馬光、呂純仁、蘇軾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堯舜”之稱。除了“保皇黨”以外，遺老們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擬。宣仁病篤時，遇清明頒賜社飯，向老臣訣別，說“明年此時，須記着老身”。陳寶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當年曾蒙簾眷的老臣，但卻不如“內廷供奉”的“伶官”孫菊仙，“猶感纏頭解報恩”。

就為了陳寶琛的這三首詩，徐世昌便再也不進宮了。在他當總統時，賀年賀節，照例派大禮官黃開文代表。這倒還罷了，使得陳寶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國大總統”的身份，給了溥儀一通“照會”。陳寶琛一提起來便刮臉皮罵：“不怕丑！”

這一天，徐世昌當然怕出醜不敢來，不過人不到禮到，遺老中的賀禮，數他獨厚。黃開文雖已非大禮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進宮申賀，行了禮，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學，也是張勳復辟時“外務部大臣”梁敦彥。

黃開文與梁敦彥，都是當年曾國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廣東同鄉，交情很厚。梁敦彥有一個難題，跟旁人不便談，正好與老同學商議。

原來這次溥儀的婚禮，為王公大臣、宮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復“大清天下”的遺老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興奮。東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們的眷屬，要求“觀禮”，覲見“宣統皇帝”。雖然他們鄭重聲明，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從辛亥革命以來即絕跡於“大內”的這班洋人，畢竟是外國官員，惠然肯來，當然是一種重視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歡迎他們來跟溥儀見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議，在這天受賀以後，特為使館人員及他們的眷屬，在乾清宮設了一個招待酒會。

在酒會中，溥儀將用英語致辭。庄士敦希望溥儀能夠以他所學的、相當於中學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擬一篇簡單的講詞。溥儀將這個差使交了給梁敦彥，要通順，要用簡單的字彙、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彥的難題就在這裏。

“什麼是簡單的字彙、文法？我都想不起來了。如果去請教人，會成笑話。我擬了個稿子在這裏，自己看看不像中學生程度的英文。請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彥拿出英文稿來，黃開文一看便說：“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來說，不夠格；在中學生可又太深了。”

於是兩人找了一間太監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強湊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講稿。其時招待酒會已經開始了。

場面及儀節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國皇家的派頭。皇帝“亨利”、皇后“伊麗莎白”並排站在乾清宮大殿正中，各國公使與眷屬，列隊趨前致敬，與穿長袍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裝的皇後行吻手禮。

覲見終了，溥儀開始致辭，照梁敦彥送給他的手寫的講稿念道：“今天在這裏，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高貴的客人，感到不勝榮幸。謝謝諸位光臨，並祝諸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念得聲調鏗鏘，完全是牛津英語的韻味，來賓紛紛鼓掌，溥儀非常得意，但最覺得臉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結婚以後的溥儀，產生了強烈的“成人”的意識。照他嗣繼及兼祧的兩“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與親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親”裁的大“政”在哪裏？

不能向“全國臣民”發號施令，只能給內務府下“上諭”，剛責備內務府大臣貪污浪費，轉眼又指着外國雜誌上的廣告，到洋行里去大買鑽戒，自己浪費，也給了內務府大臣貪污的機會。

這已經足使“北府”及內務府大臣們頭痛了，不想又爆出一個新問題，能讓那班人急白了辮子——溥儀吵着要出洋留學。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談過的，請庄士敦來當師傅，亦正就是為出洋做準備。但等溥儀自己一提出來，卻沒有一個人贊成。反對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條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於放棄了民國的優待。既然民國沒有取消優待條件，為什麼咱們自己先要放棄？”

但溥儀受了庄士敦的影響，也看到報上常有國會議員主張取消優待，不相信優待條件會永遠存在。同時他的書也讀得多了，從成湯放桀、商紂自焚、犬戎弒幽王，一直到崇禎弔死在煤山，對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場都很熟悉，覺得像元順帝遠奔沙漠，是比較聰明的辦法，因而常跟大臣們發生爭論。

一張嘴當然說不過那麼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見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頗受社會尊敬的一班學者，如胡適、梁啟超、陳寅恪等人，卻常有支持溥儀到歐洲去留學的言論。這對他自是極大的鼓勵，以致發生了一連串激烈的爭論，那班王公大臣口頭上雖無法說服“皇上”，卻可用“不奉詔”的手段，將這件事擱起來。

比較同情溥儀的，是他的七叔載濤，也只允許替他在天津預備一所房屋，以備必要時安身。於是溥儀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夠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應替他想辦法。

大婚以後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訴溥儀說：“臣已經接頭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國公使館，就算到了外國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民國當局，都沒有辦法再把皇上請回來。”

“那好啊！”溥儀很興奮地問，“我該到哪個公使館？”

“公使團的領袖，是荷蘭的歐登科。”庄士敦說，“請皇上親自給他打個電話，不必說別的，只說：‘我幾時想來看看你。’這是臣跟他約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願意托他照應的意思。”

“行！我馬上就打。”

“這倒不忙在這一刻。不過，有件事要請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門，坐上荷蘭公使館的汽車，事情就算成功了。”

“這，我自己有辦法，你放心。”

於是溥儀與他的胞弟溥傑細細商量，決定花錢收買太監，然後跟歐登科通了電話，又派溥傑到荷蘭公使館去了一趟，將一切細節都說妥當，只待到了約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門。

當然，溥儀厭惡那個拘束的環境，捨棄了陰森、缺乏生氣的宮殿，捨棄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載而來的法書名畫、古玩秘笈，以及遼金元明及“本朝”所積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於意外的發現，溥儀的眼福，為嘉道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來大內西北角，重華宮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宮，作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宮殿都是黃瓦，獨獨此處用藍瓦。及至乾隆駕崩，嘉慶純孝，將乾隆生前攜至寧壽宮賞玩的手卷字畫、精巧古玩玉器，以及專為巡幸途中在轎子裏得以賞玩而制的無數“百寶匣”，掃數封存在建福官。自嘉慶初年以來，歷朝加封，從未開過。

有一天溥儀閑得無聊，在宮中亂逛。經過建福宮，看門上重重封條，不由得生了窺秘探險的好奇心，傳了總管太監來，說要將宮門打開來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疊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慶四年的封條。再打開木箱來一看，才知道是如許稀世奇珍。這不但開了溥儀的眼界，也開了太監和內務府的一條財路。由於並無賬冊可稽，明偷暗盜，無不財源滾滾，地安門大街一下子開了好幾家規模宏大的古玩鋪，若問東主的身份，不是太監或內務府官員，就是他們的親戚。

其實，溥儀也是“明偷”的一個，包括建福宮珍藏在內的許多前人真跡，諸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二謝帖》，宋朝馬遠、夏珪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及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稿，還有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賞溥傑”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攜出宮外。

溥傑是“伴讀”，也就是溥儀的同學。同學如此，師傅當然也沾恩光，陳寶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賜”字畫，而且往往是這些師傅們自己提出來的，也有時要求借閱，這一借自是久假不歸了。

為了出走期近，溥儀對溥傑的“賞賜”，也就格外豐厚了。到了約定的那一天，溥儀和溥傑坐在養心殿，靜等出走的時刻到來。得了錢的隨身太監，亦都悄悄散了開去，彷彿已決定放他們一條路了。哪知突然之間報道：“王爺來了！”

“他來幹什麼？”

一語未完，二報又到，說載灃已經下令內圍的護軍，外圍由步軍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封鎖各宮通路，一律斷絕交通，整個大內都進入戒嚴狀態了。

接着是載灃神色倉皇地奔了進來，結結巴巴地說：“聽、聽、聽說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儀不承認，出走的計劃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載灃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控制溥儀的左右手。

計劃的流產，當然是溥儀左右，受了他的賄賂而保證對他“效忠”的那班太監告的密，溥儀本來就厭惡太監，這一下更暗暗下了決心，遲早要驅逐這班身殘心毒的“廢物”！

到得第二天，溥儀同庄士敦吐露了抑鬱的心情，庄士敦勸他忍耐，勸他仍舊要致力於整頓內部，又舉薦新近在“內廷行走”的鄭孝胥，說此人不同於一般遺老，有眼光、有見解，是個可與之謀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