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原來先是湘鄂發生戰爭。王占元自民國二年奉命率第二師駐紮湖北，后升督軍，一直是督軍中的不倒翁。而且自張勳復辟失敗，裁撤長江巡閱使，王占元又升任兩湖巡閱使，儼然就是清朝湖廣總督的身份。

可是，王占元除了會搞錢以外，一無所長。在湖北八年，老百姓苦不堪言。請了多少次願，要調走王占元，卻始終扳他不倒。

及至隔省的湖南，鼓吹“省憲”，喊出“湘人治湘”的口號，終於驅逐了張敬堯，由譚延闓、趙恆惕主持省政，到底達到了“湘人治湘”的目標。這對湖北人自是一大激勵，便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號。又恰逢王占元的部隊，軍紀蕩然，越來越不像話，最後竟成了穿軍服的土匪，在宜昌、鍾祥、沙市等處，公然縱火搶劫。甚至在省城的武昌，王占元嫡系部隊第二師王汝勤部，搶官錢局，搶造幣廠，搶之不足，一火而焚。消息傳到北京，湖北同鄉奔走相告，在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同鄉會，名為“救亡大會”，由武漢災民代表報告兵變情形，聲淚俱下，凄慘無比。

於是一致決議，會後全體列隊到公府請願。走到袁世凱拆除西苑寶月樓而開闢的新華門，鐵門已經緊閉。僵持到下午一點鐘，徐世昌派警察總監段鴻壽代見，不得要領，便向國務總理請願。靳雲鵬除了道歉之外，表示事實上有不能罷免王占元的苦衷，希望湖北人諒解。

於是日本士官出身的湖北京官蔣作賓、李書城，主張向湖南請兵援鄂。跟趙恆惕聯絡妥當，湘軍分三路向湖北進軍；蔣作賓在長沙亦以“管理全省軍民政務統率全省自治軍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省總監”這個奇奇怪怪、啰里啰唆的銜頭，發佈電文，揭明宗旨是：聯合湘軍，驅王保鄂。

王占元得報，在武昌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派他手下的大將，十八師師長孫傳芳往蒲圻、羊樓司一帶迎敵，同時急電北京乞援。曹錕跟吳佩孚商量，認為湘鄂之戰，與北洋全局頗有關係。湘軍如果得勢，西南的勢力，就會擴展到兩湖，進而北向，不可不慮，因而決定援鄂。

兵分五路，而以第四路、第五路為最重要。第五路是吳佩孚親自率領的第三師；第四路為吳佩孚的大將蕭耀南所率領的第二十五師。此去明為援鄂，實際是去接收王占元的地盤。所以蕭耀南兼任前敵總指揮，預定是王占元一逃，便發表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

果然，一切都如預期。王占元看強援壓境，主客易勢，乖乖地請求辭職。卸任時箱籠行李，數百件之多，宛如當年“長毛”裹脅富戶，長驅東下。

接着吳佩孚自洛陽到武昌，通電就職。續調第二十四師張福來助戰，並由海軍第二艦隊杜錫珪，率艦溯江而上，繞出湘軍之後，水陸夾擊。戰場是在岳州一帶。

吳佩孚熟讀《三國演義》，經過視察，決定仿照“水淹七軍”的故事，先後在金口、嘉魚鑿堤，造成決口，大淹湘軍，但老百姓亦死了好幾千。接着汀泗橋大戰，為吳佩孚生平最得意的一仗。不但收復蒲圻，而且攻入湘境，佔領了岳州。於是長沙的英國領事出面調停，以允許直軍駐防岳州為條件，停火收兵。

其時與湖北有攻守之約的川軍，沿江而下，過夔州，攻宜昌。吳佩孚揮軍西指，在宜昌附近激戰八天，川軍大敗而遁。由王占元舊部，而為北京政府委任為長江上游總司令的孫傳芳，與川軍總司令簽訂和約，各守疆土，互不侵犯。歷時一月的川湘援鄂之戰，就此結束。

吳佩孚本來一向為張作霖所輕視，認為他是偏裨之將，哪裏夠資格發通電、談國事。可是曾幾何時，吳佩孚居然亦是兩湖巡閱使了，與他的東三省巡閱使分庭抗禮。這是難以容忍的一件事。

其次，日本士官出身而有革命思想的少壯將領，如蔣作賓等人，認為直皖戰爭以後，要打倒作為軍閥代表的北洋軍閥，以聯絡奉係為要着。中山先生認為這是很正確的步驟，因而早就遣派信使取得聯絡。蔣作賓、李書城、孔庚之發起鄂人治鄂，雖雲自保，實在亦是聲援廣東的革命勢力。如今直系要角吳佩孚控制兩湖，自然深感威脅，因而在戰略上勢必採取更進一步的聯奉制直的策略。這樣便間接促成了直奉之戰。

直奉之戰的導火線是，梁士詒內閣的垮台。當靳雲鵬因為軍隊索餉，教員索薪，“災官”滿京華，財政上一籌莫展時，張作霖便舉薦梁士詒組閣。其時徐世昌看直系勢力擴張過速，漸有尾大不掉之勢，亦願意扶植奉張，以為制衡。加以梁士詒有“財神”之號，財神當宰相，豈愁“司農仰屋”？所以欣然同意梁士詒組閣。

但徐世昌的左右，尤其是與直系關係很深的人，頗不以梁士詒組閣為然。其中號稱直系智囊的張志潭，在第二次靳內閣中，本來是內務總長。直皖戰爭皖系垮台，安福系被清算，但與段系一向接近的舊交通系，仍有周自齊與葉恭綽分掌最闊氣的財、交兩部。張志潭為了排除直系的異己，更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便向靳雲鵬進讒，說周自齊、葉恭綽在進行的、出於梁士詒主張的整理列國公債，集中了所有的財源，其他政務皆無法推行，內閣非倒不可。所以非去周、葉，不足以維持內閣。靳雲鵬大為所動，用迂迴的方法，逼周、葉辭職，但周自齊掛冠，葉恭綽不為所動。

於是張志潭又想出很絕的一着，先由靳雲鵬提出總辭，隨即由徐世昌再任命靳雲鵬組閣。在第三次靳內閣中，交通總長葉恭綽被排除，繼任的正是張志潭。

這是五月間的事。交通總長的滋味極厚，僅僅當了半年，便須下台，張志潭實在心有不甘。但梁士詒眾望所歸，多以為財政困窘，自是要請“財神”出山。所以在此以前一兩個月，在香港的梁士詒已收到了無數的勸駕信，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概。張志潭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不讓梁士詒組閣是不可能的，要動腦筋的是，如何讓梁士詒不安於位，而由直系或者讓靳雲鵬第四次組閣，那時以“擁立”之功，必能“重拾墜歡”。

於是他去遊說曹錕，說梁士詒組閣，一定偏袒奉系，試問直系軍餉從何而出？曹錕對梁士詒是有信心的，張志潭的遊說失敗，目標便轉移到吳佩孚身上。

於是專程去了一趟洛陽，一見面便問：“梁燕孫組閣，請問有何意見？”

“我是反對的。梁燕孫一組閣，粵、奉、皖三系就連在一起了，對我們大為不利。我打電報給曹仲珊，主張請王聘老出來組閣，曹仲珊不同意。既然如此，中央的事，我亦懶得問了。梁燕孫組閣，財政上或許有辦法，只要有一大筆餉給我，也就算了。”

“那麼，你想要多少呢？”

吳佩孚想了一下說：“三千萬。”

“用什麼方式跟他要？”

“梁燕孫組閣，當然要問問我的意見。”吳佩孚極有把握地說，“沒有我的同意，他不敢組閣。等他來問我時，我開條件給他，不怕他不替我想辦法。”

“這一來，”張志潭大為搖頭，“事情就壞了。”

“怎麼？”吳佩孚困惑地問，“他給我就給我，不給我，我反對，於我何損？”

“話不是這麼說！三千萬不是一個小數目，又當年關，五路財神，哪一路都沒有法子籌措。所以事先提出要求，他一定縮手不幹。不如先把他坐在熱灶上，慢慢兒榨他。他不願意下來，自然要盡量想法子，咱們先得了實惠。倘或他不幹，把他攻掉，找自己人頂上去。軍政兩權都在手裏，何愁財政沒有辦法？”

吳佩孚深以為然，但有一層顧慮：“梁燕孫的靠山是奉張，曹仲珊跟他兒女親家，恐怕拉不下這張臉來。”

“不要緊。”張志潭是早就想過了的，此時從容答道，“目下華盛頓開會，山東問題爭得很厲害。中國人對日本隱忍已久，這回對中日直接交涉，大表反對，可以拿這件事做個題目，是極好的機會。”

“不錯，是好機會。”吳佩孚欣然接納，“請你跟子武去商量、佈置一切。”

子武是張其鍠的號，他籍隸廣西桂林，兩榜出身，與譚延闓同年。吳佩孚與他在湖南相識，一見如故，約為異姓兄弟。如今是吳佩孚的秘書，一支健筆，善為凌厲之詞，與饒漢祥的下筆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與他們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薩”才會用饒漢祥，有吳佩孚的跋扈，才會欣賞張其鍠的過甚其詞。

於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內閣成立。陽曆新年假期一過，便有吳佩孚將借外界問題倒閣的傳說——當然，索餉三千萬，梁士詒無以應付，派人到洛陽疏通，亦無效果，這是以後的話。

一月五日，出於張其鍠手筆的吳佩孚的通電發表，一開頭便是“害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將一頂漢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詒頭上。

接下來鋪陳梁士詒“賣國”的“事實”，說是“自魯案問題發生，輾轉數年，經過數閣，幸賴吾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為魯案最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盡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種種約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謂“華會”，是“華盛頓會議”的簡稱。此會由美國所發起，專為解決遠東問題，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連東道主總計九國。徐世昌認為他一生的經歷中，國際上從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頗有受寵若驚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長顏惠慶設立參加“太平洋會議”的“籌備處”，廣籌經費，各省皆曾資助。以張作霖最闊氣，出手便是大洋十萬。

從八月下旬開始籌備，先派大批辦事員，接下來組織專門委員會、代表團秘書廳，聘請洋顧問，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龐大代表團，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幾乎一網打盡。但廣州拒絕派代表參加，卻有全國商教聯合會推派的兩名代表參加，一個是上海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一個是北大教授蔣夢麟。他們算是民間的代表，負有監督官方代表的任務。

及至會議開始，討論內容不符中國的理想，重點是在縮減軍備，特別是海軍艦隻的限制，為美、英、法、意各國所最感興趣；其次是關於遠東問題的共同利害事項。至於中國所特感關切的山東問題及袁世凱遺毒的二十一條問題，各大國認為是中日之間的糾紛，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癥結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軍發展，不願在中日間的問題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及兩名洋顧問擬成的書面文件有欠考慮，以致代表團內部還發生了意見。

不過，美、英操縱的這個會，由於中國代表團群情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兩國唯恐決裂，想出一個調停的辦法，會外開會，由中、日兩國代表談判，美、英各派代表兩名列席，作為仲裁人。日本勉強同意，中國無可奈何，會外之會總算開成了。

從十二月一日起開會，開到第九天，討論到山東問題的焦點——膠濟鐵路。

膠濟鐵路由中德合辦，久為日本所強佔。中國提出的意見是，將此路的全部財產估價以後，分成兩半，中國以一半的價款給日本，換句話說，日本取得德國的那一半，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膠濟鐵路是花了三千萬日元向德國買來的。日本要求合辦此路；中國要完全收回主權，備款贖路。日本很勉強地同意，接下來便是討價還價了。

錢從哪裏來呢？日本代表說可以借日本銀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長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錢，便須雇傭日本人，要求工程師、車務長、會計長，都由日本推薦。而就在此時，國內發生政潮，靳雲鵬垮台，梁士詒組閣。

日本一看有機可乘，便由駐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詒道賀為名，要求謁見。寒暄既畢，小幡單刀直入地提到膠濟鐵路，他說日本初次讓步，願此路由兩國合辦；第二次讓步，願意讓中國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條件，還要日本讓步，實在沒有道理。

梁士詒的答覆是：膠濟鐵路決定借款自辦，並由外交部於陽曆除夕那天，發了個電報給施、顧、王三代表，電文中說：“小幡於二十九日訪晤梁揆，切詢膠濟辦法，告以擬定借款自辦；至一切細目，仍由華府商之。特達。”發文字號是：“京一○六號。”

誰知道這個“京一○六號”電，傳到外界，竟多了一個字。字雖一個，關係極重，多的是一個日本的“日”字。“借款自辦”變成“借日款自辦”。吳佩孚的通電，便是在這句話上大做文章。緊接着“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後說：“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複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后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澤，偕作後援！”

通電發於一月五日，所以稱為“歌電”。梁士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電辯稱，並未直接與小幡談外交，亦未說借款限於日本。這是“虞電”。七虞、八庚，吳佩孚緊接着而來的“庚電”，攻擊得更激烈，說“梁氏做賊心虛”，喊出“鋤奸救國”的口號，等於公然要反叛了。

於是國務院用多種方式，聲明並未許日使以借款。但事實雖明，流言不息。吳佩孚三發“青電”，四發“真電”，五發“刪電”，詞越窮而氣益厲，到了一月十九，聯絡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六省督軍、省長，電請大總統將梁士詒免職，同時調動湖北、洛陽、鄭州的轄軍，悄悄北上，預備以武力倒閣。

徐世昌見此光景，覺得惹不起直系，便將吳佩孚領銜，請免梁士詒職的電報，親筆批了“交院”二字。這意思很明顯了：“你自己瞧着辦吧！我可沒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詒這一氣非同小可，帶着原電去見徐世昌，要問個明白。

他說：“士詒不敏，累大總統操心。不過，今天的局面，個人進退無關緊要。如果大總統守住原則，只講是非，不論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國脈尚不至於斫喪而盡，那時候我就掛冠，也很值得。士詒所以徘徊者，就是為此。”

徐世昌以為梁士詒不過戀棧，不道他是打着犧牲個人，換取整飭紀綱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吳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頭，梁士詒可換，作為讓步，但國體必須維護。那一來，大總統的威信既能維持，內外局勢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麼波譎雲詭的風浪都經過，獨獨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並，默然無語。

見此光景，梁士詒自不需再多說什麼，起身長揖：“士詒這就辭行了。”說完退出，一直回家，從此不到國務院了。

當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總得派人來慰問挽留一番。梁士詒辭意甚堅，但一辭則內閣立即改組，財、交兩部措手不及，好些事無法料理清楚，移交會出大問題。同時，梁士詒組閣是張作霖所支持，而且閣員中陸軍鮑貴卿、農商齊耀珊為奉公所推薦。如今求退，自然亦須先聽張作霖的意見。因此，梁士詒改為請假，徐世昌特任外交總長顏惠慶暫兼代國務總理。內閣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這時全國的視線都集中在關外，張作霖卻相當持重，在梁士詒請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後，才發了個通電，話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將內閣總理梁士詒關於膠濟路案有無賣國行為，其內容究竟如何，宣示國人，以安眾心”。並進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竊願為國驅徐，盡法懲治”。最後讚揚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兩句話：“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要這樣才“不致會以為國除奸為名者，反為巧宦生機會”。這巧宦便是暗指張志潭，亦是隱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詒，亦不能由張志潭為直系設計，推出人來組閣。倘或如此，“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後，而為吾民請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顯然的了。

電報是打給徐世昌的。徐世昌並無公開的答覆，只在張景惠回瀋陽時，賦予調停的使命。曹錕及他左右的所謂“保派”，亦多不願跟張作霖決裂，因而派王承斌出關去疏通，甚至吳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釋誤會。一時干戈終將化為玉帛的展望，頗可樂觀，甚至內閣改組，亦已確定，所須磋商的，只是去梁留葉，還是梁士詒、葉恭綽並去？

話雖如此，局勢卻似黃梅天密雲不雨，沉悶不堪。原因是奉直雙方，內部都有矛盾。張作霖在關外自然有絕對的影響力，無奈左右內外，能影響他的人太多。在內，“老哥兒”們主張持重，后一輩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後一輩又分成楊宇霆的士官派，與郭松齡的講武堂派，前者為“老帥”智囊，後者為“青宮師保”，明爭暗鬥，各不相下。在外，張作霖極討厭吳佩孚，而“我哥”曹錕是兒女親家。此外，徐世昌的話不能不聽，梁士詒的交情不能不顧，而與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約亦不能不重視。為此，和戰進退之間，始終拿不定主意，因此，內閣問題無法解決。

直系則“洛”“保”兩派的距離越來越大。保派並無吳佩孚的雄心壯志，打起仗來既須支出軍餉，又影響地方稅收，同時打勝了助長吳佩孚的氣焰，打敗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來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張決裂。

這雙方的情勢已經很複雜了，卻不道徐世昌還有一套打算。他跟張作霖一樣，對吳佩孚討厭極了。但同時亦深感曹錕是一大威脅，意識上猶如光緒之於榮祿、袁世凱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併，能兩敗俱傷最好。由他以“北洋領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勢力範圍，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奉必勝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為得計。

因為如此，曹錕與徐世昌聽說張作霖預備將當初應曹錕之邀派駐關內，由張景惠指揮的一師之混成旅撤回關外時，不約而同地特派專使，出關挽留。

徐世昌所派是陸軍總長鮑貴卿，曹錕所派的是他的胞弟，直隸省長曹銳。當然，徐世昌也要防備張、曹兒女親家，說不定會“合而謀我”，所以也派他的胞弟徐世章及秘書長吳笈孫，先後到瀋陽去見張作霖，要求張作霖增兵入關，庶幾大總統用人行政，不必受他人監視。同時提議，由鮑貴卿繼梁士詒組閣，這在表面上是尊重奉系，其實是明知不會被接納的空頭人情，因為鮑貴卿雖是張作霖的小同鄉，但並非嫡系。鮑貴卿當了內閣總理，地位在張作霖之上，這是件無法容忍的事。所以張作霖對這番“好意”，根本不感興趣。

這樣到了三月底，局勢發生了變化。張作霖加派二十七師入關。顏惠慶一看不妙，抽身為上，好在華盛頓《九國公約》已經簽訂，已經定王正廷為魯案善後事宜督辦，仔肩可卸，便上辭呈，堅決求去。

接着，農商總長兼署教育總長齊耀珊亦呈請辭職，更是一個不吉之兆。因為此人在內閣中代表奉系，辭職即表示奉系與內閣脫離關係，當然是戰爭即將爆發的徵候。

徐世昌對處理政潮的手腕，遠比操縱軍人來得高明，特邀周自齊入閣。此人屬於交通系，當然能為奉系所接受；他又籍隸山東單縣，與吳佩孚是大同鄉，則直系以吳佩孚為靈魂之時，自亦不便反對。同時，徐世昌又只准齊耀珊辭兼署的教育總長，仍留農商底缺，表示並未排斥奉系。而周自齊出任閣揆的方式，是以教育總長兼攝國務總理，暗示閣揆人選，仍待各方協商。一舉而有三妙用，是極好的安排，然而無補大局。

就在周自齊入閣的第二天，四月九日，張作霖電令京奉路局，將西段的車廂，一律開往東段。這是動員的必要措施。因此直系亦加緊部署。河北境內京奉、京漢、津浦三路沿線百姓，只聽得車聲隆隆，徹夜不絕，小康之家又要作逃難的打算了。

這樣過了十天，雙方擺隊佈陣，大致完成。奉軍除原由張景惠指揮的部隊以外，最基本的二十七師、二十八師，由張作霖率領入關；接着是調裝備最精良的張學良、李景林所部，分九批進駐馬廠、通州一帶。當時內戰，都要師出有名，這一次入關的奉軍，稱為“鎮威軍”，鎮是鎮壓，威是示威，表示並不一定要打。鎮威軍的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擔任，司令部設在塘沽與天津之間的軍糧城，以便於控制水陸兩路。

其時吳佩孚早由洛陽到了保定，特為召開軍事會議。除了他的嫡系部屬以外，馮玉祥亦奉邀參加。他的官銜是第十一師師長代理陝西督軍。十六混成旅改成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個旅，由李鳴鐘、鹿鍾麟分任旅長。馮玉祥由西安帶着二十二旅的一個團長張之江去開會。吳佩孚給他的命令是，十一師出潼關助戰，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佈防洛陽、鄭州之間，監視河南督軍趙倜。陝西督軍由省長劉鎮華代理。

此外，湖北督軍蕭耀南所部及駐岳州的張福來所部，共抽調一個師、三個混成旅，早已秘密北運，進駐琉璃河、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雙方對敵，都分東、中、西三路。

到得部署粗定，照例在紙面上先開火，首先由張作霖發表通電，聲明“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掃除障礙，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製度，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自謙“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末議”。弦外有音，仍是譏刺吳佩孚以前以一師長，居然亦提出國是主張。

因此吳佩孚聯絡齊燮元，針鋒相對地質問：“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為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為私有？”表示“其有借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為障礙者，惟有盡我天成，扶持正義”，說“彼以武力為後盾，我以公理為前驅”。

張罵吳、吳罵張，都未提出姓名。及至曹錕發通電，就公然指責，說“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長官”。說是“若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則前此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為殷鑒”，自是指段祺瑞而言。

這一下惱了張作霖，第二次通電，振振有詞地說：奉軍增兵，是應曹錕之邀而來的。而且他在一月間決計撤兵，哪知“甫經動議，大總統飭派曹總長，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長，先後東來，諄諄挽留，曹使來電，且有‘弟如決計撤兵，兄即辭職’之語，電牘具在可復按也”。因此問道：“謂為‘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長官’，然則鮑總長非大總統特派之總長，曹省長非直隸之長官乎？”

這個通電中，揭露了許多內幕，原來徐世昌、曹錕都願奉軍留在關內！留在關內幹什麼？當然是防備“虎踞洛陽”的吳佩孚。既然如此，曹錕不願跟他的兒女親家張作霖兵戎相見，是很明白的事。

有此了解，調人便好做了。首先是皖系僅存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分電曹、張，請定期在天津面晤。接着，是一批與直、奉皆有淵源的“耆年碩德”，包括趙爾巽、張錫鑾、王士珍、孟恩遠、張紹曾，還有剛剛為吳佩孚攆回天津的王占元等人，聯名致電曹、張“兩公”，說：“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為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啟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在這一段婉轉的開場白以後，接着以局外調人，洞見真相本意的口吻說：“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而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電。兩公和平宗旨，已見一斑。”

接下來便是約請曹錕、張作霖在天津會議。同時打了電報給吳佩孚，請他按兵不動，靜候調停。張作霖複電表示，如果曹錕同意天津相會，他自然不會反對。

其實，當魯仲連熱心奔走之際，雙方已有接觸。奉軍兵分三路，但在戰鬥序列上，卻只分兩路。張作霖本是鎮威上將軍，總司令自非他人所能擔任；副司令是吉林督軍兼省長的孫烈臣；參謀長當然非復起為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的楊宇霆莫屬。

這一次的調兵遣將，為楊宇霆一手所策劃。奉軍的實力，經過一再擴充，此時已擁有五個師，二十三個混成旅，三個騎兵旅。此時動用了大約一半的兵力，留一半交給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看守老營。

入關的一半，西路由張景惠以奉天第一師師長兼總司令，下面三個梯隊，由原已駐於北京南苑、廊坊、通州各地的部隊編組而成；另調察哈爾騎兵第一旅，配屬西路第三梯隊。張景惠是察哈爾都統，這一旅騎兵，由他來指揮運用，比較方便。

東路是奉軍的精銳，由“老帥”自兼總司令，下面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由奉軍基本部隊，已讓張作相當師長的第二十七師為主力。第二梯隊是“御林軍”，由“少帥”張學良兼梯隊司令，下轄三個旅。張學良的第三旅，由衛隊旅改編。這個旅，編製上除了騎兵，其他各兵種無不具備，兵額十足，武器裝備之精良，自不在話下。第四旅原駐錦州，可想而知，亦是勁旅。再一旅就是郭松齡的第八旅——事實上第二梯隊是他以參謀長的身份在指揮。第三梯隊由駐遼源的第一旅及駐天津的第七旅編成。第七旅旅長李景林是河北人，但跟郭松齡很接近，是“講武堂派”亦是“陸大派”的中勁，兼任了梯隊司令。

楊宇霆將精銳擺在東路，是有深意的。除了控制塘沽及山海關水陸兩要地，進退自如以外，更預見到打了勝仗，亦須撤兵，要撤當然是撤觀瞻所系的北京至保定一線的西路，對輿論、對政府、對直系才有交代。至於東路，可以看情形不撤。那一來，奉軍在關內才能真正生根。

由於彼此的老巢不同，奉軍重東路，直軍重西路，是必然之勢。楊宇霆希望西路能夠守住，就算勝仗。因為東路是有把握的，幾乎可說傳檄而定。到那時，以東助西，吳佩孚必垮無疑。

直軍西路由王承斌指揮，集重兵於良鄉以南。吳佩孚則駐涿州，一方面是督戰，一方面進窺中路固安。東路指揮則是第二十六師師長張國溶，除本部以外，另有三個混成旅，但實力遠遜於奉軍，所以吳佩孚派他一手所提拔的第二十四師張福來，自固安方面，向東增援。

到得四月二十八日午夜，三路大戰同時爆發。吳佩孚督促王承斌傾全力猛攻張景惠的暫編第一師及鄒芬的第六混成旅。這一師一旅，是張作霖駐紮長辛店、盧溝橋兩要地的主力。敗訊一傳，先影響到中路。

中路的奉軍，本來打得很好。但西路一敗，軍心動搖，而且吳佩孚因無後顧之憂，得以自涿州向固安方面加強壓力，以致原佔優勢的中路奉軍，被迫退至天津。

這一來勢必又影響東路。本來照楊宇霆計算，西路如果能死守兩三天，東路往西進攻，抄直軍的後路，勝負立判。所以奉軍納徐樹錚之議，在秦皇島扣留日本所運來的軍火裝備。無奈成軍以來，沒有打過什麼仗，加以指揮不一，而最糟糕的是，這批奉軍久戍京畿，雖得地利，卻欠人和。奉軍的紀律一向不佳，開口就是“媽拉巴子”，跟地方上的感情搞得極壞，平時無事，老百姓只好忍氣吞聲；一旦開戰，處處跟奉軍為難，吃虧甚大。因此一場激戰，奉軍不敵而退。

奉軍的精銳，集中在馬廠一帶，張作相、張學良、李景林都親自上陣。在張福來未赴援以前，已佔領了馬廠以南的青縣。李景林更沿大清河北岸推進至這個戰場的中心點霸縣。霸縣是水陸要衝，陸路四通八達，北上固安，南下河間，東達天津，西通保定。如果由此分兵兩路，一路經新城至高碑店或寶興，截斷平漢路；一路由雄縣、新安疾趨保定，曹錕即成瓮中之鱉。即或不然，吳佩孚救其所必救，自涿州回師守保定，西路奉軍乘機反攻，直軍亦必敗無疑。

不道西路敗得如此之快！本來奉軍可以三路會師保定的，一下子變成直軍打算三路會師馬廠。李景林怕被包圍，全師而退，撤回當年義和團的大本營，天津以西的獨流鎮。

此時王承斌所指揮的部隊，由西路轉至東路作戰，沿京奉路南下，過廊坊，佔領了落垡，離天津不過百里之遙。

於是五月五日那天，奉軍全面後撤，退保軍糧城，剛好打了一星期。

奉軍的西路敗得很慘，張景惠及鄒芬的第一師及第十六師，被直軍繳械；第二、六、九三旅，潰不成軍。東路奉軍精銳，由灤州往東北撤退，但直軍彭壽莘所部緊追不捨，在山海關形成膠着狀態。

兩軍雖未議和，不過官方及民間都認為戰事已經結束。徐世昌便下一道命令，命奉軍出關，直軍回防，“均候中央命令解決”。

解決之道，無非“勢利”二字。打勝的一方，即或是無名之師，亦變得有理了。相對地，失敗的一方，縱或師出有名，亦是罪該萬死。而且還不敢公然惹槍杆子，以致舊交通系成了罪魁禍首，“財神”又要逃難了。

“財神”有大有小，勢利着眼，則“小財神”比“大財神”更倒霉。這一回的禍首之首是葉恭綽，命令中說：“此次近畿發生戰事，殘害生靈，皆由於葉恭綽等攛掇醞釀而成。禍國殃民，實屬罪無可逭。葉恭綽、梁士詒、張弧均着即行褫職，並褫奪勛位、勳章，逮交法庭，依法訊辦。”

大總統的命令，非國務總理副署，不生效力。周自齊與梁士詒本為同系的數十年老友，要他副署這道命令，實在為難。但除非辭卸代理總理，別無他法可以逃避責任。周自齊想來想去，到底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要緊，畢竟提筆署了名，但一夜沒有睡好覺。第二天搖了個長途電話到天津梁公館，指明要梁士詒親自接聽。

“燕老，我是自齊。”他囁嚅着說，“有件事要跟燕老稟明，有一道命令，無非、無非瞞人耳目——”

“是什麼命令？”梁士詒打斷他的話問。

“無非、無非找幾個人來頂這場戰事的責任。”周自齊很吃力地說，“我是代理，例應副署，對不起幾十年的老朋友，請原諒。燕老，你最好今天就動身回香港，到上海都可以，越遠越妙。”

梁士詒這下才知道又成了禍首。洪憲禍首，猶有可說；這次禍首明明是吳佩孚，卻栽到他頭上，這口氣可真有些忍不下。

於是他冷笑着說：“子廙，請你替我在東海面前致意，風波一過去，還有見面的日子。至於你我，還有什麼話好說。他年後人修史，發現周自齊副署緝拿梁士詒的命令，也許倒是政治史中的一段佳話。”說完，不等周自齊再有何表示，就把電話掛斷了。

於是當天便訂了到日本的船票，電召葉恭綽同行。上船的時候，得到消息，內閣改組，鮑貴卿辭職，葉恭綽、張弧名列禍首，自然免職。與直系接近的董康、高恩洪等，聯袂入閣。

當然，全國視線的焦點，不在內閣局部改組，而在徐世昌如何處置戰敗的鎮威軍總司令。這個謎底到梁士詒到達日本后才揭曉，免張作霖本兼各職，聽候查辦，並裁撤東三省巡閱使及蒙疆經略使兩個職務。

這一下惱了張作霖，通電揭發了一段駭人聽聞的內幕。這段內幕發生在奉軍全面潰退，徐世昌拿葉恭綽、梁士詒、張弧開刀，至明令摘了張作霖的紗帽為止的這五天之中。

原來最初傳說奉軍一敗塗地，是直系放的空氣。當時東路三個梯隊，張作相第一梯隊出廊坊、武清往北打；張學良的第二梯隊由楊柳青進據霸縣；郭松齡的第八旅為前鋒，在野炮、重炮各一營的支援之下，已威脅到直系的根據地保定；李景林的第三梯隊則一面分兵佔領青縣，一面出大城向任丘進擊，配合第二梯隊對保定發動了鉗形攻勢。哪知正打得轟轟烈烈之際，張景惠、鄒芬的隊伍被直軍繳了械。張作霖得報，在軍糧城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張學良奉召由前線趕回，第二梯隊便交由郭松齡指揮。

軍糧城會議決定，姑且讓直軍一盤，東路三梯隊全面後撤至灤州集中。第一梯隊由於為彭壽莘所部追擊，潰不成軍；第三梯隊離津浦路很近，利用鐵路運兵，全師而退；唯獨第二梯隊孤軍深入，而且北、西、東三面受敵，形勢非常不利。其時通信已經斷絕，張家父子眼巴巴翹首西望，判斷凶多吉少，奉軍精銳所聚的第二梯隊三個旅，是被吳佩孚吃掉了。

哪知郭松齡且戰且走，終於將第二梯隊帶回灤州，人數不但不少，並因沿途收容友軍潰卒之故，反多出許多。張作霖喜出望外，慰勞備至；張學良亦覺得面子十足，越發敬重“風義兼師友”的郭松齡。

內幕便在此時發生，徐世昌得知奉軍的精銳仍在，猶堪一戰，便遣派密使到灤州，勸張作霖反攻，同時表示，以目前奉敗直勝的形勢，大總統或許被迫要發一道處分命令，完全是“敷衍門面”，請不必介意。

這種蛇鼠兩端的行徑，已不大合張作霖的胃口。但原以為“敷衍門面”，不過薄言譴責，所以對來使還很客氣，說多謝大總統鼓勵，等部隊稍加整理，自然有不負期望的表現。哪知五月十日所發的命令，竟是撤職查辦，甚至裁撤巡閱使、經略使兩職，竟是要掘他的根了！這一下惹得“老帥”七竅生煙，拍案大罵徐世昌：“媽拉巴子，簡直不是人！”

於是召集幕僚會議后，張作霖採取了三個步驟，第一是由“東三省議會聯合會”，推舉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孫烈臣為“副司令”，在事實上宣佈獨立。

第二是重組兩路部隊，張學良、郭松齡所部為第一路軍；李景林所部為第二路軍，在山海關前與直軍展開激戰。

第三就是發通電說明這次戰爭的由來，將徐世昌如何派徐世章、吳笈孫去遊說，勸張作霖將奉軍留在關內；以及兵敗退保灤州時，猶派密使，勸他再打，最後便老實不客氣地醜詆了。

他說：“徐世昌之為人，詭譎多端，唯利是圖。臣事滿清，欺負孤寡；輔翼項城，辜負付託。嗾使張勳復辟，又重而剪除之；重用安福黨人，又使都門喋血。而段氏下野，信任曹吳，又繼作霖為之以兵剷除。作霖愚昧，為其所賣。夫自古無不敗之勢，當事諸人，夫何足惜！與吾民受此荼毒，而不知其所以然，是為可哀耳！是以屢次變亂，皆其所造。徐世昌坐收漁人之利，外間不察，以為和事老人，不知實為導火線也。作霖已矣，夫復何言？吾恐吳佩孚，又繼我為其走狗，異日必受其咎，而徐氏又私慶幸其成功焉。”

這個通電一發表，徐世昌的臉上掛不住了。而直系則大為高興，因為正想驅逐徐世昌，而怕有各方的阻力，如今張作霖一電，使得徐世昌聲名掃地，再沒有人敢輕易為他說話。豈非為直系掃除了驅徐的障礙？

於是吳佩孚又是一馬當先，通電各省，徵求恢復舊國會的意見。徐世昌的大總統是新國會選出來的，如果恢復舊國會，徐世昌的現職，便是於法無據，自非下台不可。

接着新近崛起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等人，紛紛響應。在天津的舊國會議員、參院議長王家襄，眾院議長吳景濂，原是早就聯絡好的，一看時機成熟，邀集兩院議員，舉行臨時會議，決定通電全國，依法自行集會。徐世昌接到消息，電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嚴加取締。因為舊國會是個被取消了的機關，何能復活？楊以德便拿了電報去請示直隸省長曹銳，該怎麼辦。

“你看該怎麼辦？”曹銳反問一句。

“照規矩，大總統這個電報，應該打給省長，由省長再轉給我。如今越級指揮，我可以不理的。”

“好小子！”曹銳笑着拍了拍他的背，“算你腦筋清楚。”

到得五月底，曹、吳公開表示，贊成恢復舊國會。而江蘇督軍齊燮元，則直接致電徐世昌，請他下野。見此光景，徐世昌嘆一聲“大勢已去”，不得不表明態度了。

通電自稱“鄙人”，說只要“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無希戀，先布區區，敬候明教”。秘書原擬的稿子，照慣例稱“本大總統”，改為“鄙人”是徐世昌的親筆，又特加“敬候明教”。如此謙恭，自有博取民意同情的作用在內。但政治是不能講客氣的。王家襄、吳景濂以兩院名義，通電宣言徐世昌總統非法，“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

徐世昌總以為“合宜辦法”的產生，總要有一段時間。所以在顧維鈞回國后，還發了請柬，定在六月二日中午設宴為顧維鈞接風。不想舊國會有如此明快決絕的舉動，竟不容他片刻流連，倒真不易應付了。

考慮了好久，下令準備移交，自己也預備了解釋的通電。到得六月二日中午，主客顧維鈞、陪客全體閣員都已到達公府，傳命開宴。

入席以後，徐世昌舉杯說道：“鄙人與各位今天共聚一堂，一則為顧少川公使洗塵，二則向各位辭行。”說罷舉杯一飲而盡。等放下杯子時，眼中已閃淚光。

在座賓客意外而不意外，包括善於辭令的顧維鈞在內，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一片沉寂，氣氛令人有窒息之感。

“第一屆國會，現在擁戴黎黃陂復職，鄙人正可藉此休養，以終余年。今天一出公府，從此即與國事脫離關係，希望各位為國儘力。”

大家仍舊保持沉默，徐世昌亦不便再多發言，坐了下來。只聽得微微杯盤碰擊之聲，以及極低的少數交談聲，是極罕見的不歡之宴。

宴會用的是西餐，顧維鈞坐在徐世昌右面，左面是代理內閣總理周自齊，輕聲向徐世昌問道：“大總統預備哪天發通電？”

“就是今天。宴會一完，請你到我辦公室一坐，我把辭職的命令，請你副署。”

“是。”

“再請你關照路局，替我備一列車。”

“是。”周自齊問，“大總統預備回天津？”

“是的。”

“哪天動身？”

“就是今天。宴會完了就走。”

周自齊不覺詫異，“來得及嗎？”他問。

到得席散，周自齊通知閣員，三點半齊集車站，恭送大總統離任；又請外交總長顏惠慶用電話邀請各國公使送行；另外派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率衛兵一連護送。在表面上是很熱鬧、很有面子，不過老百姓及外交團都很困惑，大總統說辭職就辭職，真像做戲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