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內閣正式改組，張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內閣分別接掌內務及農商。舊交通系復起，周自齊、葉恭綽聯翩入閣，一掌財政，一接交通。外交總長顧惠慶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節團，要求交出“安福十禍首”。
使節團召集會議，決定各自答覆。各國公使都照會外交部，說並未收留徐樹錚等人，唯獨日本公使館不復。於是外交部直接照會小幡，詢問曾否收留“禍首”？
小幡復照承認有其事，說是依照國際通例，予以政治庇護，隨後又進一步聲明，無論徐樹錚受何種刑事罪名之控訴，日本公使館都將拒絕引渡。
外交途徑走不通了，靳雲鵬決定抄“十禍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無所獲。靳雲鵬一不做，二不休，將警察總監段鴻壽找了來，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鴻壽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設下一條毒計。
在日本兵營做客的“禍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館子裏送飯來，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門一家小鋪買燒餅果子，充作點心。這天是梁鴻志先吃，一咬燒餅，舌頭髮麻，趕緊吐出來漱了口；再檢查燒餅，裏面有白色結晶物，找軍醫來檢驗，確定是砒霜。
於是買燒餅的日本兵，趕到前門一看，那家小鋪已經關門大吉。
果然出花樣了，證明段芝貴的警告，確有先見之明。經此刺激，大家都大罵靳雲鵬，唯有徐樹錚暗中下了決心，非離開使館區不可。
於是徐樹錚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請建川助他脫險。他已經想好一條夾帶的計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這條計策，還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絕，只說：“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軍人行動要格外謹慎，所以這件事最好跟公使談一談。”
原來此時日本是號稱“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場，除陸、海、外三相外，其餘都是政黨出身，為日本自大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政黨內閣。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眾的“過激思想”來對付軍部，頗為見效。除了“台灣總督”改由文官出任外，並打算撤銷參謀本部。陸軍的氣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南次郎少將，特別告誡部下謹慎。
“只要徵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來想辦法。”
基本是贊助與鼓勵的。徐樹錚便去見小幡，一改對建川有所保留的態度，首先提到康有為在復辟時，由美國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轉乘外國輪船，抵達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別予以這樣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樂於相助。只是在我們答覆貴國外交部的照會中已聲明兩點：第一，你們不得干預一切政治；第二，斷絕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顯地違反了自己的諾言。貴國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們很難解釋。”
“這樣說，我是絕不能離開貴使館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辦法脫離，我們可以裝作不知道。”
這是暗示，只要不動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館不會加以干涉。徐樹錚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於是想到一個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憲政會的代議士，但在中國經商，在東交民巷開了一家專營雜貨的加藤洋行。當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會晤。
就在這一次會晤中，商定了辦法。當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瞞過城門密探的耳目是絕不可能的，這個辦法雖笨，倒值得一試。”建川在聽取了徐樹錚的計劃以後說，“不過，必須先請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備隊長鐮田中佐，親自到天津向南次郎報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決不承認事先知道計劃，一切責任要鐮田擔負。因為他是“北京守備隊”，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機關及僑民發生任何意外的全責。
正當鐮田躊躇不定之際，駐屯軍司令官的會計部門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計正”，悄然來訪。他說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來相助。但有個條件，如果行藏敗露，需要鐮田出面，一肩擔承，與司令部毫不相干。
這就很明白了，如果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會記他一功。這個險是值得冒的，鐮田一口答應，又問小野寺如何相助。
“這要看你。”小野寺答說，“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要人。”鐮田用徵詢的語氣說，“能不能請你帶一件行李？”
“是怎麼樣的行李？”
“一隻柳條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於是鐮田關照加藤定吉備一隻特大號的柳條筐，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開來是兩個長方形的筐筐，一個尺寸稍大，但筐邊稍低，合在另一個筐上，用帶子捆緊，即成了一具箱子——這是精於崑腔的徐樹錚，從“打棍出箱”這齣戲上得來的靈感。他藏身其中，由兩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掛了指揮刀的小野寺，由東交民巷出前門。
前門由段鴻壽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車輛行李，覺得可疑，即須打開來看。對於日本軍人的行李，雖不敢強制檢查，卻不妨問一問。
“請問，”有個會說日本話的密探，問小野寺，“這裏面是什麼？”
小野寺答話之前，先取一張名片遞了過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計正”；第三行是“陸軍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問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條筐說，“我到正金銀行來領一筆現金。”
“是‘老頭票’？”
“不光是鈔票，還有金條。”小野寺說，“你問得很詳細，是不是還要看一看？”
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麥斗！”說了這句請等一等的日本話，用中國話跟他的首腦商議。
“既然他願意讓咱們檢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轉臉說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請你打開來看一看。”
“好！”小野寺轉身望着天安門的方向，“風很大。衛兵所在哪裏？”
“喏！”密探指着城門洞說，“那兒就是。”
“我們到那裏去開箱子，免得西北風把鈔票吹跑了，發生責任問題。”
密探覺得他這話似乎有弦外之音，當即譯述給他的首腦聽，並且加上自己的意見：“倘或他說檢查以後，少了多少錢，要咱們賠，那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對！‘矮子肚裏疙瘩多’，這小子，‘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咱們不上他的當，叫他走吧！別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請吧！”
於是小野寺大模大樣地出了前門，直奔車站。時間是扣准了的，將柳條筐抬上火車，旋即開行，直抵天津，由老龍頭車站轉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輪船“花笑丸”，在船長室將柳條筐打開，徐樹錚面無人色，雙腿由於長時間蜷縮的緣故，已僵硬得無法動彈，按摩了好一陣，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笑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個電報給鐮田：“行李已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鐮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囑，謁見小幡，率直陳明經過。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電東京，請求指示處置方針，複電是應該照會中國政府。
於是小幡親自擬了一個照會，譯文是：
“為照會事：收容於本館護衛隊兵營之徐樹錚氏，近來再三請求本公使，停止其保護，擬退出本公使館，曾經本公使切促其反省。茲據護衛隊長報告稱：該氏於十一月十四日之晚，尚確在兵營內，而十五日早晨，即不見其形跡。自系在十四日夜至十五日晨之間，單身逃出該所無疑等語。本公使當日收容該氏，系基於國際之道義，並無他意。當日曾將收容該氏之事實，照會貴國政府在案。茲復將該氏逃出本館之事實，照請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
外交部據情轉報，靳雲鵬便下令大索。徐樹錚的至親好友，都受到騷擾，始終不能發現徐樹錚的蹤跡。衛戍司令王懷慶，只得自請處分。接着貼出佈告，將捉拿徐樹錚的賞格，由大洋五萬元，提高至十萬元。同時，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館提出一件照會。
這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至於緝拿禍首，提高賞格，只博得了徐樹錚在“花笑丸”中的一首七律：
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閉門大索宣嚴令，側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市築，滄波夢引海舟琴。
雲天不盡纏綿意，敢負平生報國心。
雖為逋客，壯志猶存。徐樹錚南下，為作捲土重來之計，因為東南的局勢，有了一番變化，在他看來是有機可乘。
變化是由於江蘇督軍李純的“自殺”。這個消息，震驚了北京。雙十節那天，李純大宴南京紳商各界，盡醉極歡，隔了兩天，忽然自殺了！這不顯得太過離奇？因此，靳雲鵬特派他的親信，就是財政部次長潘復，專程南下，調查內幕——果然有極深的內幕。
李純字秀山，天津人，出身北洋武備學堂，由小站淮軍營官，當到新軍第六鎮協統，是吳祿貞的副手。吳祿貞被刺，李純“扶正”。入民國后，鎮改為師，李純便是第六師師長。民國二年癸丑，由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凱違法進行五國大借款而爆發了“二次革命”。袁世凱派馮國璋、李純領兵南下“平亂”。從此，李純在北洋中歸入馮國璋的系統，為“長江三督”的翹楚。
到得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大總統，不得不辭江蘇督軍，李純便由江西調江蘇，成為東南重鎮。馮國璋一死，他隱然成為馮系的領導者，與曹錕有分庭抗禮之勢。直皖戰爭他是反段的，所以皖系失敗，“安福”解散，論功行賞，李純也升了官，接替倪嗣沖而為長江巡閱使，緊接着改稱為蘇皖贛巡閱使，職權與清朝的兩江總督相仿。
其時安福垮台，王揖唐所充任的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亦為徐世昌明令免除。馮系一向與西南接近，所以北方總代表改派李純擔任，事業如日中天，方當盛時，何以突然自殺？啟人疑竇者在此。
各方傳言，說李純之死，與他的部下齊燮元有關，此人籍隸天津附近寧河縣，與李純算是小同鄉。他本來是第六師第十二旅旅長，一向為李純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師師長，關係更加密切，公認為李純的心腹大將。
但也有人說，齊燮元工於心計，早有取李純而代之的異心。李純死後，秘不發喪，齊燮元佈置了一天，才於十月十二日宣佈“巡師祈望和平統一，自殺以促國人覺悟”，同時公佈了李純的遺書，表示“痛心國事”。而這封遺書，傳說出於偽造。李純有個同鄉，仿他的書法，可以亂真，為齊燮元羅致在幕，李純的遺書，即出於此人的手筆。
至於齊燮元被懷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純保薦齊燮元，以江寧鎮守使代理江蘇督軍，“懇請中央特簡實授”，並非生前的安排，僅是遺書中的表示。有人認為這是仿照當年李鴻章保薦袁世凱的故事。李鴻章為俄國人所凌逼，病歿北京賢良寺，遺書中保薦袁世凱，說“環顧海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這實在不是李鴻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屬如袁世凱的親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遺書時加上去的。同樣，保薦齊燮元，亦非李純的本意。若有此意，為何生前並無表示？
當潘復未奉派到南京調查以前，京滬各大報的記者，紛紛出動採訪，所記“官方人士”的說法，亦顧有道理，若說“國事日非，遂萌厭世之念”，那是將北洋軍閥的人品，捧得太高了，連他們自己都不會有一個相信。不過，李純好名是事實。而在江蘇，聲譽大損，這是促成他自殺的一大動機。他在江西除了喜歡薦用親戚同鄉以外，對民政絕少干預。直皖戰起，一改常態，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調一貪污有據的俞某為財政廳廳長，又保薦王克敏為省長，大為江蘇士紳所反對。北京為了顧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為江蘇省省長。至於財政廳廳長，李純不肯讓步，他坦率表示，財政為軍事命脈，必須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確實控制餉源。這也是實話，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薦。
這回保薦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乾兒子，姓文名龢，據說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隨義父到了江蘇，當的都是肥缺，先主煙酒公賣；后調兩淮鹽運使，名聲當然不會太好，所以江蘇士紳反對如故。省議員中有人提倡“蘇人治蘇”，所見太狹，不足重視。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商會等等人民團體的一通聯合通電：“徒以軍民有分治之名，無分治之實。軍費日漸增加，民政無由發展，倘財政再入軍署私人掌握，蘇民其何以堪？”言簡而意賅，非常有力，省議員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蘇將以拒絕納稅，作為抵制。
此時的報紙，日日有攻擊李純的報道與評論，漸漸形成一種江蘇人對江蘇省政的主張，除了文龢在任不納稅以外，另外兩點是：“外債以蘇產作抵，蘇人不能承認”及“李純既如此跋扈，中央應明令解職”。
據說李純在看報以後，曾經痛哭，自道：“我在江蘇，撫躬自問，良心上對得起江蘇人。如今為了一個財政廳廳長，如此詆毀我的名譽，有何面目見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機器局，將他交修的手槍，取了回來。這把手槍，便是他用來自戕之具，時間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時許。
到得天明，齊燮元召集江蘇省省長王瑚、四省剿匪總司令陳調元等人，到督署開會。報告李純自殺，保薦他為督軍，同時公佈了遺書。
遺書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殺的原因；二是對國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別交代江蘇、安徽的政務——轄區本有江西，大概由於江西督軍陳光遠，在李純一發表為蘇皖贛巡閱使時，即有不受節制的表示，所以對江西政務的交代，獨付闕如。
第五封寫給他的胞弟李桂山，說“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可是遺產有二百數十萬元。來源是“祖遺產”“一生所得薪公”及“實業經營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堂永久基本金；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像這樣能說出私財的具體數字及其來歷，似乎遺書又非他人所能偽造。究竟自殺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員”到達，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復帶着隨員到達南京，由齊燮元陪着在行館中安頓略定，第一件事當然是到李純靈前行禮。
靈堂設在督軍公署西花廳，齊燮元派人代為預備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禮既畢，孝子磕頭答謝。李純的參謀長何思溥延賓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際，只見四十來歲的一個中年人，頭戴白結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邊黑布薄棉袍，形容慘淡地走來，朝潘復面前跪下來就磕了一個響頭。
“不敢當，不敢當。”潘復急忙避開，問何思溥說，“這位是什麼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禮？潘復益覺不安，趕緊從側面去攙扶，口中說道：“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好說。”
“先兄死得很慘。他一生愛惜名譽，不想落得如此下場，要請次長成全。”說完，又磕了一個頭，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復與隨員們都是狐疑滿腹，何思溥便即說道：“齊督軍在籤押房敬候次長，請！”
潘復看出事有蹊蹺，齊燮元的話，看起來不宜令第三者與聞，當時便向隨員使了個眼色，一個人去會齊燮元。
籤押房中設着煙榻，齊燮元很客氣地說：“次長請升炕。”
潘復正要過癮，便道聲“多謝”，在上首躺下；齊燮元隔着煙燈，躺在對面相陪。有個長身玉立的丫頭，便端張小凳子，坐在煙榻前燒煙。潘復一面應酬主人，談談京中近況，一面抽煙，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雲土”，癮已過足，向主人說道：“你請吧！”
“謝謝！我跟此物無緣。”齊燮元接着便向丫頭說，“你下去吧！不必在這裏侍候。”
顯然，一榻聚首，更無六耳，必是有極深的內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窩囊，”齊燮元說，“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麼死的，成了個俗語所說的糊塗鬼。”
“噢，流言一半證實了！果然不是自殺。”潘復問道，“出了什麼意外？”
“是讓馬弁打死的！”
潘復簡直震驚了！一蹶而起，睜大着眼問：“是謀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謀逆。”齊燮元也坐了起來，低聲說道，“帷薄不修，大損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從權處置。請潘次長格外體諒，為死者留個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辦得到，我一定效力。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唉！亦是多內寵之故。秀公有——”
李純有五個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廣田自荒，少不得有自願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數數當值的一個寵妾，亦讓馬弁勾搭上了。
李純宿有定處，願召哪個姨太太侍寢，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決定，從無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間，不速而至。因此，偷歡的一妾一弁，膽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雙十節大宴士紳的那夜，李純醉中心血來潮，半夜裏闖到寵妾那裏去敲門。其時羅帳低垂，被翻紅浪，兩人一聽是李純的聲音，只當他已得知秘密，特來捉姦，嚇得魂不附體。
其實，李純已醉得昏頭昏腦，眼都不甚睜得開了。那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無事。只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開開門來，當胸一槍。李純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陣，雙腿一伸，人就不動了。
深夜槍聲，自然驚動了值宿的警衛，聞聲而集，一看便知是怎麼回事。那馬弁自然被捕，寵妾闖此大禍，心知不免，而且也沒臉見人，撿起馬弁的手槍想自戕，為人奪了下來，加以看管。
其時李純的正室與四名姨太太都已得報趕到，撫屍痛哭，亂成一團。有個老家人倒有些見識，向主母說道：“太太先別哭，辦大事要緊，督軍聲名要緊。應該怎麼辦，最好請鎮守使來商量。”
這話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齊燮元也趕到了，首先下令，督軍衙門裏裡外外，不準將這夜所發生的事故透露半點。第二天照常辦事，就如督軍健在一樣。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軍法嚴辦。
先將消息封鎖住了，齊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決定偽造遺書，將李純的死因，說成憂心國事而自殺。
直到佈置妥帖，齊燮元方始召集地方軍政要員，宣佈李純已死，兇手已秘密處決。當行刑之前，督署有個紹興師爺，談起一樁故事——同治年間，浙江巡撫馬新貽調升兩江總督。當時淮軍代湘軍而興，“九師”曾國荃投閑置散，湘軍已憤憤不平，而馬新貽整飭軍紀，不留情面。湘軍認為他由同軍李鴻章的奧援，飛黃騰達，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於是買出一個兇手張文祥，在總督衙門旁邊的演武場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馬新貽當場殉難。兇手張文祥被捕，迭經嚴訊，堅不吐實，最後糊裏糊塗結了案，張文祥凌遲處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這個淫兇犯上的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來，作為李純靈前的祭品。至於自殺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後倒亦並未琵琶別抱，而是剪卻三千煩惱絲，遁入空門，青燈黃卷，懺悔宿業。
潘復聽罷，嗟嘆不絕。真相既明，回京復命。其時徐樹錚先到杭州遊說浙江督軍盧永祥，再轉福建活動，福建督軍李厚基與段系的關係甚深，同意徐樹錚在福州設立“建國軍制置府”，準備復起，抗曹破吳。這時段祺瑞武力統一全國的迷夢，已經醒了，打了個電報去，很懇切地勸阻。徐樹錚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達上海，預備跟很欣賞他的孫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靜后不久，直、奉兩方，漸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斷進京，奉天會館熱鬧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擔心的是，榮任東三省巡閱使的張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張作霖之與醇親王載灃發生關係，是由於張作霖受託代售在奉天的一處“皇莊”——皇家的私產，向來由內務府經管。張作霖派人辦妥了這件事，將全部價款，分文不少地匯交“北府”代轉。載灃隨即去函道謝，隨後又由內務府揀出兩樣古玩，用載灃的名義致送，作為酬庸。這兩樣古玩，一樣是一對乾隆五彩窯的花瓶，一樣是乾隆朝以畫得寵的董邦達所作的《淡月寒林圖》，上面有御制的題詠。東西雖不算太名貴，但出自內府，自為“殊榮”。所以張作霖特派張景惠跟着專差唐銘盛——一名三品銜的太監到京，專程道謝。張景惠還見了溥儀，亦獲“殊榮”，被賞了“紫禁城騎馬”。
直皖戰爭，張作霖進京。內務府大臣紹英奉命到車站迎接，張作霖曾表示要進宮請安。宮中特為預備了賞賜的物件，照賞“督撫”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豐當年與恭親王在上書房講求刀法的“白虹刀”。
結果是白忙了一陣，張作霖並無此閑情點綴的工夫。不過兩個月以後，溥儀的七叔“濤貝勒”獲得了一個新頭銜：東三省巡閱使署高等顧問。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宮中盲目樂觀的空氣，對徐世昌一廂情願的期望，以及和張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總管張文治之經常出入奉天會館，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會醞釀出第二次的復辟事件。
懷着同樣感覺的，至少還有一個世續，他對“丁巳復辟”的興趣本就不大，近來則是越來越泄氣，他說：“就算復辟成功，對皇上也不會有什麼好處，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一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就算王公不出亂子，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出個什麼結局。”
作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協辦大學士”的世續，以及“世受國恩”的“勛臣子弟”、李鴻章親生的兒子李經邁等等，都認為應該早作綢繆，為溥儀籌一條根本的出路。當時有一班留學歸來的學者主張，溥儀的身份應視如歐洲失國的貴族，不宜再住國內。溥儀能夠到外國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氣，有助於他的頭腦清醒，不再迷戀帝制；一方面在外國留學，獲有專長，將來如果他願意回國，仍有機會做一番事業，得到社會的尊敬。徐世昌覺得這些話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決定先請一位“洋師傅”，教溥儀念英文，學習歐洲貴族的禮儀，作為出洋留學的預備教育。
這位“洋師傅”物色到了，是出於李經邁的舉薦，經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請。此人的全名中譯是雷堪奈爾德·約翰·弗萊明·庄士敦，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蘇格蘭人。他做過香港總督的秘書，後來調任英國租借地威海衛的行政長官，在華二十多年，說得極流利的一口中國話，在溥儀覺得比另兩位師傅——陳寶琛的福建官話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話還好懂些。
對這位洋師傅，溥儀及太監們，起初多少是含着敵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風卻完全漢化了，一樣稱溥儀為“皇上”，用《論語》“士志於道”這句話，起了個別號叫“志道”。他在西山櫻桃溝有一座別墅，請“御筆”寫了個“樂靜山齋”的匾額，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寶”一方圖章。他在城裏的住宅，是內務府替他在地安門租的一所四合院，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四道“門封”，左面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右面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嗉貂褂”。
獲賞頭品頂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漢文上表謝恩以外，特為做了一套袍褂，仙鶴補子珊瑚頂，站在“樂靜山齋”的宸翰之下，拍一張照片，廣贈親友。
庄士敦能蒙頭品頂戴，可以想像得到，溥儀對他的敵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賞。事實上不僅欣賞，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對庄士敦言聽計從。這當然會引起宮中太妃、師傅、太監及內務大臣的嫉視，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儀的洋化。
養心殿鋪了地板，置了洋式傢具，溥儀做了英國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幾套，包括打高爾夫球所着的“燈籠褲”在內。服飾配備，諸如掛表、戒指、別針、袖扣、鞋罩、圍巾之類，一應俱全。喜歡吃西餐，聽英國兵營樂隊的演奏，還起了個英文名字，叫亨利。
這些改變已足令師傅和太妃們頭痛了，不想最後還發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為了庄士敦說了一句“中國人的辮子像豬尾巴”，溥儀將辮子剪掉了！
從民國二年開始，內務部就不斷行文“內務府”，希望旗人能剪辮子，紫禁城率先倡導。“內務府”便用各種理由保護辮子。其中之一是，辮子可作為進出紫禁城的標誌。當然，內務部不會要求溥儀也剪辮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話，勝過內務部公文無數。溥儀一剪辮子，紫禁城的千把條辮子幾乎一掃而空，只有陳寶琛、朱益藩、紹英等少數大臣還保留着。
為此，太妃們痛哭過好幾場，師傅們一直哭喪着臉。不久，伴讀的三個人，溥儀的胞弟溥傑、“倫貝子”的兒子毓崇、“濤貝勒”的兒子溥佳，以“奉旨”為借口，亦都剪了辮子，剃了光頭。陳寶琛借題發揮，對毓崇冷笑一聲說：“把你的辮子賣給外國女人做假髮，你還可以得不少銀子呢！”
但是紫禁城裏有發言資格的人，卻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為庄士敦的在“毓慶宮行走”，意味着英國政府將會保護“小朝廷”。不過對庄士敦的戒心是越來越重了，有人甚至憂慮：“皇上會不會娶個洋婆子來當皇后？”
這年民國十年，照中國人的習慣，溥儀十六歲，到了“大婚”的年齡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兩朝，都為了立后發生意見，影響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對這件大事，無不表示關切，力主慎重。當然最關心的是宮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樣，通過皇後來控制皇帝。
由於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榮惠太妃沒有什麼意見，所以對皇後人選爭執得最厲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於慈禧太后的遺詔，以溥儀繼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認為“立后”應該由她做主。
但是原為光緒瑾妃的端康太妃，卻毫不買賬。主要的是袁世凱曾經干涉過小朝廷的“內政”，指定端康為四妃之首，主持宮中一切事務。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攝領“中宮”一樣，理直氣壯。敬懿雖很能幹，八國聯軍進北京時，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慶王奕劻內外相維，宮中居然匕鬯不驚，供應無缺，頗為慈禧太后所嘉許。無奈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大權既早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着這樣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自然不肯放鬆，非爭到不可。
一個名正言順，一個理直氣壯，彼此相持不下，將載灃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苦不堪言。最後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由溥儀自己挑選。
本來立后的程序，開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兩朝皆由太後主持，初選與複選，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將載有旗分、父兄姓名職銜、本人年歲的“綠頭簽”抽出，名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後來，剩下四個人時，才由皇帝親自選定，將一柄如意遞了過去，便是皇后；選為妃子的，便賞一個荷包。
到了小朝廷，選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將人家的閨女排成一排，當面挑選。變通辦法是拿照片來挑。
照片一共四張，都是全身，所以臉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儀亦不覺得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隨隨便便挑了一張，在照片背後，用鉛筆畫上一個圈。
這個姑娘才十三歲，姓額爾德特氏，名叫文綉，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於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對，說文綉家境貧寒，長得也不體面，不如她看中的那個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勸溥儀重選。
端康所屬意的是滿洲的正白旗郭布羅氏榮源的女兒，名叫婉容，字慕鴻，跟溥儀同歲，長得確是很美，而且是一張富態的圓臉，很像個皇后的樣子。
溥儀可有可無重新圈選了一次。這一來敬懿自然要出面相爭了，但卻爭不過端康。主要的原因是，榮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與“濤貝勒”的關係很深，一起當過“軍咨府大臣”。加以榮源有錢，太監得了他的好處，都勸敬懿不必再爭。最後終於取得了妥協，由榮惠太妃出面調停。
“既然皇上圈過文綉，她也就不能再嫁別人了，選為妃子吧。”
這已是“宣統十四年”——民國十一年春天的話了。議婚一事，前後經過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緊接着就是籌備“大婚”。
在同、光兩朝，這是內務府與太監發財的機會。當時籌措婚費，搜括到各省，督撫私人皆有進獻。如今連民國財政部應發的優待歲費，尚且積欠，婚費只得另籌財源，內務府大臣與北府幾次商議，限定在三十六萬元以內開支。
除了張作霖代為賣地的二十萬元現款以外，還差十六萬元，只有用兩個辦法籌措，一個是由內務府分函遺老報效；一個是找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或者抵押。
為了變現方便，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間所打造，七級浮屠，玲瓏剔透，精美無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計算，一千二百兩重，金價每兩三十五元，賣了四萬二千元正。
這件事讓庄士敦知道了，決定“進諫”。這天清晨拿了一張報，指着一段新聞說：“請皇上看，東城拿住一個小偷，他原來是‘鎮國公’。宜武門外棉花七條破獲一處娼寮，其中有兩個妓女，出身王府。”
聽了這些話，溥儀心裏很不是味兒，正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把旗下貴族的面子找回來，庄士敦卻又開口了。
“臣住的地安門大街，這三年又開了好幾家古玩鋪，還有票莊、當鋪。投資的東家，不是內務府的人，就是太監。”
“他們哪裏來的錢？”溥儀直覺地說，“這得徹查！”
“皇上問得是，他們哪裏來的錢？不過徹查恐怕不會有結果。”庄士敦又說，“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們的作弊方法，親自監督，才會有用。不過還沒有到時候，‘謀定後動’。皇上現在得研究他們怎樣作弊。”
“你倒告訴我聽聽，他們怎樣作弊？”
“譬如說，內務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來歷可考的。在歐洲，這應該當作名貴的藝術品，送到拍賣場，由有名的經紀人主持拍賣，歸出價最高的人承購，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現在內務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兩，只賣四萬多元，只有傻子才會那麼干。”
“好，我知道了！我馬上就要查。”溥儀隨即交代，“傳內務府大臣來。”
傳話的太監跟內務府都是有交情的，當時便跟紹英說：“庄師傅不知道在皇上面前搗了什麼鬼，皇上氣得不得了！紹大人，你上去留點兒神。”
紹英知道有麻煩了，罵一聲：“混賬的洋鬼子！”隨即將堂郎中鍾凱請了來，央求他去敷衍一陣子。
能替堂官擋災挨罵，是當堂郎中的條件之一。鍾凱義不容辭地硬着頭皮去見溥儀。
“你們把一個金塔賣掉了？”
聽這一問，鍾凱放心了。大不了不賣，取回來就是，所以很平靜地回答：“是。”
“這個金塔是怎麼賣法？”
“自然按分量照算，一錢一分都不能少。”鍾凱又說，“奴才找的這家金鋪子，最規矩不過。”
“除非是傻子才幹這種事！”溥儀吼道，“你們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
鍾凱不道有些雷霆不測之怒，當時愣在那裏，無話可說。過了一下才想起來應付皇帝發脾氣的一個訣竅，伏身連連磕響頭，有個專門名詞，叫作“碰頭”。
“這要當藝術品賣！不能只算金子的分量。”溥儀喝道，“下去！”
鍾凱還沒有聽懂溥儀的話，不過既然有了指示，事情總比較好辦了，當下“跪安”退出，回到內務府，將經過情形據實面報。
“怎麼叫‘當藝術品賣’？”紹英問說。
“司里也不懂。一定是洋鬼子出的鬼花樣。”鍾凱建議，“不如找毓慶宮的小太監來打聽打聽。”
“對了，就勞您駕辦一辦吧！打聽清楚了，明兒上午商量辦法。”
第二天見面，鍾凱將打聽來的情形，細細說了一遍。“我請教過那班‘老洋務’了，說是有這麼一個辦法。”鍾凱又說，“碰得巧，不起眼的一件東西，能賣出極好的價錢來。”
“那是人家英國，咱們這兒怎麼行？”紹英氣呼呼地說，“那傢伙說中國話、識中國字，怎麼就不通咱們中國的國情？真是可惡極了！”
“如今請示，跟上頭怎麼交代？”
“也不是這一回。”紹英說道，“得想個法子，堵住他的嘴，讓他以後不敢再管閑事才好。”
“那容易。咱們叫人把金塔抬到他那裏，請他代賣。看他能賣出多少錢來。”
“好！”紹英連連點頭，“這個法子好！”他又加了一句：“馬上就辦。”
於是鍾凱趕緊打電話給他親戚開的金鋪，叫把金塔抬回來。然後再派蘇拉將金塔抬到地安門外的庄士敦住宅。
由於庄士敦“聖眷”甚隆，常有賞賜的物件，所以門上一見，便趕到上房去通報說：“皇上又賞東西了。”庄士敦不敢怠慢，一面脫下西裝革履，換上袍褂朝靴，一面吩咐聽差，在大廳上擺設香案。
鍾凱其時已被引入大廳，一看擺設香案，知道誤會了，急忙搖手阻止：“不必、不必！不必擺香案。”
還來不及說明原因，庄士敦已經拎着袍子下擺，匆匆趕到，看聽差要將香案端走，當即喝阻：“擺在那裏！快拿拜墊。”
情勢有些尷尬，鍾凱便賠笑上前，先請個安，起身說道：“庄師傅，不是皇上有賞件，不必擺香案謝恩。”
“噢，”庄士敦大為掃興，對門上自然不悅，轉臉嚴詞告誡，“以後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來通報。如果再犯這種錯誤，我只好把你開革了。”
“庄師傅，難怪他誤會。”鍾凱接口說道，“東西呢，原是宮裏來的，不過不是賞庄師傅，要請庄師傅費心料理。”
“你說什麼？”庄士敦又指着問，“這是什麼東西？”
“我打開來請庄師傅過目。”
將極講究的一個活絡紫檀盒打開，裏面是一座金光燦爛、鏨出無數佛像的七級浮屠。庄士敦不由得想到了他跟溥儀說的話，心想，大概是托他來鑒定的，照藝術品出售，能賣到多少錢。
“庄師傅，內務府多年的規矩，也是金鋪里多年的規矩，金器只能算重量，還得扣去回爐的損耗。聽說庄師傅跟皇上回話，像這座金塔，不能算重量賣？”
“是的，我說過。”
“那麼請教庄師傅該怎麼賣？”
“照藝術品賣。用中國的說法，就是當古玩賣。”
“我也問過，古玩鋪出的價錢，還不如金鋪。請問庄師傅，哪裏才能照藝術品賣？”
“我說的是倫敦的拍賣場。”
“倫敦不是在英國嗎？”
“不錯。”
“那可難了！又要漂洋過海，還得有懂洋文的人護送了去，內務府可辦不了這個差使。”鍾凱故意沉吟片刻，才突如其來地說，“這樣吧！煩庄師傅託人送到倫敦去拍賣，不必多，能把大婚費三十六萬元賣出來就行了，多了送庄師傅。來，把盒子仍舊裝上，給庄師傅把金塔抬到上房裏去！”
庄士敦大怒，左手向外一指，厲聲喝道：“馬上把東西拿走！如果不拿走，我馬上進宮去見皇上。”
鍾凱沒有料到他會發這麼大的脾氣，見風使舵，急忙將金塔抬走。最後還是論斤兩兌成大洋，因為宮內的太妃，催着辦喜事，已經由“欽天監”在挑選吉期了。
誰知就是這時候爆發了直奉戰爭，當然得戰事有了結果再說，“大婚盛典”就此拖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