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同、光以來，詩壇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詩壇的領袖在名義上是陳寶琛，而實際上能各張一軍、開宗立派的，江西是陳三立，福建是鄭孝胥。

陳三立與鄭孝胥同年不同榜，他們都是光緒八年的舉人。其時“清流”的勢力正盛，“翰林四諫”之二的陳寶琛與宗室寶廷，分別放了江西與福建的主考。陳寶琛在江西中了個得意門生，便是陳三立，他是江西義寧人。義寧在宋朝名為分寧，出了一個大詩人，便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為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八百年後又出了一個陳三立，直承山谷而為江西詩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寧，而且陳寶琛在清末的詩名，恰如北宋的蘇東坡。師弟擅詩，后先輝映，並足千古。

寶廷跟鄭孝胥的關係更不同了。鄭孝胥是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視寶廷為恩師。可惜其時清流盛極而衰，寶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茲多口”，清流被禍不遠，因而見機勇退。但方當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沒有“告終養”那一套可以退隱林下的辦法，只好采了個自劾的下策，於是而有一重艷傳人口的風流公案。

原來其時由京師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條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運河南下，到了杭州換船，循富春江入閩。這些船不知緣何叫作“江山船”，船戶一共九姓，據說是元末陳友諒部屬的後裔。明太祖得了天下，為報復陳友諒的對抗，限制這九姓不得陸居，世世以操船為業，五百年來一直是受歧視的“賤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會浮起風光旖旎的感覺，因為船戶亦是男主外，女主內，艙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為“桐嚴嫂”，桐是桐廬，嚴是嚴州，此富春江上的兩州縣，是江山船的大本營——數典忘祖，桐嚴諧音為同年，“桐嚴嫂”一變而為“同年嫂”了。

其中有個“同年嫂”，身材裊娜，皮膚極白，為這位滿洲大名士的寶竹坡——寶廷驚為天人。其實她是個白麻子，不過寶竹坡是深度近視眼，只見其白，不見其麻，但覺霧裏看花，風情萬種，尤其是背着燈羅襦初解，真箇是銷魂。無奈歡娛日短，到得水口鎮起旱時，不能攜入闈中，只得訂下后約，待試事已畢，仍是原船來接。到了杭州，索性換船不換人，納此同年嫂為妾，雙載北歸。這是官常所不許的事，便有人想借題發揮，作為攻清流的借口。寶竹坡見機，借個名目上奏，卻加了一個“自劾”的“附片”，說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兩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買一妾，自請議處，結果革職。當時李慈銘作了一首律詩笑他，其中有一聯“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傳遐邇。

老師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鄭孝胥四赴會試不第。他本是個功名之士，並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虛名。其時終南的捷徑是走“洋務”這條路子。鄭孝胥在光緒十七年，奉派為駐日本公使館秘書，不久升為總領事，由東京、大阪而調至華僑最多的神戶，直到甲午戰起，方隨公使下旗歸國。

這時的鄭孝胥，已是三品道員的身份了，一任廣西龍州督辦，升為監司，陳藩開臬，眼看將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義，清廷遜位。入民國后，鄭孝胥也在上海做遺老，雖是舉人出身，但鄉榜既早，又以詩名蓋世，所以雜在那班“中堂”“制軍”之中，毫不遜色。他又寫得一筆出入蘇黃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頭裏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寫字，寫完為止。潤格不低，收入可觀，徜徉北里，征色選歌，日子過得很瀟洒，也很舒服。

不過他畢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覺有滿腹經綸，不甘寂寞，看軍閥越來越不成話，而溥儀已及成年，應該可有一番作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過外交官，在龍州督辦任內，對法國及安南的關係，亦頗了解，見識自遠比那班旗人及視洋人為“夷狄”的師傅們，來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賞，所以常在溥儀面前薦賢。

在大婚以後四個月，溥儀第一次召見鄭孝胥。他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慷慨激昂，甚至淚下，一片“忠愛”之氣，讓溥儀大為感動。他的那套主張策動列強“共管”，來共同保護“大清天下”的理論，更使得溥儀怦然心動。因此在這一番傾談之後，溥儀開了一個“祖宗”以來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鄭孝胥為“掌印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

鄭孝胥這才識得“老鼠”“蝗蟲”的厲害，不敢再談什麼“辟”與“驅”了。相反，還來了個“文明”招數，每個星期天，召集下級官員座談，虛懷若谷地願納忠言。

於是有個司員想出來狠毒的一着，替鄭孝胥跟太監“拴對兒”。其時太監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還有一百多人，而且依舊對溥儀很有影響力。如果讓太監們痛恨鄭孝胥，早早晚晚說他的壞話，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寵。

“大人！”那司員站起身說道，“司官有個條陳，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頭不斷，甚至一天兩三處，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壽，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開來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餑餑桌子’，還有水果。這筆花費很大。反正是個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樣也很莊重。”

鄭孝胥一聽，這個主意好極！不但可以節省大筆經費，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氣衝天——祭祀用的餑餑、“克食”，都是麵粉做的，祭完歸太監所有，吃不了拿來制醬，醬缸擺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曬得濁氣上沖霄漢，人人掩鼻而過。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鄭孝胥立即下令執行，而且還去嘉獎了那個司員。

這一來宮內的太監，無不將鄭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嚇信：斷人財路，當心腦袋。同時，被派去整頓頤和園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說：“你如敢到頤和園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監們玩的把戲，也知道那班生理殘缺的人的特性是“專門在暗地裏使壞，絕不敢明目張胆有所動作”，所以還是坦然騎馬去上了任。當然，鄭孝胥亦不致為恐嚇信所遏阻。

於是，有個“高人”，想出來一記絕着，策動國會議員，醞釀提出議案，要廢止清室“優待條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極多極充分，但最要緊的只有一條，說復辟禍首的張勳，原為國民公敵，去世以後，居然由溥儀賜“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漢人鄭孝胥為總管內務府大臣，仍視漢人為“包衣”。

內務府由“上三旗包衣”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儘管鄭孝胥對溥儀的自稱，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漢人管內務府，難逃蔑視漢族之嫌。這件事說起來確是很嚴重的。

報紙一登這個消息，引起了一連串揭發內務府黑幕的新聞，和攻擊清室的議論。

首先被攻擊的是溥儀的岳父榮源，被派為內務府大臣以後，由於他本應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擔當了一個好差使，經手辦理抵押貸款。

名為抵押貸款，但因只借不還，抵押品沒收，所以實際上等於買賣，這裏面就有很多好處了。榮源經手的這筆貸款，對手是袁世凱的老表張鎮芳開的鹽業銀行。借款八十萬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冊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寶、金冊，以及其他金器、寶石、珍珠，總值超過借款好幾倍。

第二個被攻擊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羅振玉。此人剽竊攘奪他的兒女親家王國維在學術上的成就，被稱為“甲骨文專家”，實為搞錢的專家，特長是將書香化為銅臭。當了“天子近臣”以後，除了經常上條陳，以及“打小報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奮勇，清點故宮書畫，逐件蓋上“宣統御覽之寶”。這一點攪得滿城風雨，但事無佐證，不知真假，最後終於露了馬腳，早成國寶的毛公鼎、散氏盤，只見著錄，到底是什麼樣子，絕少人有此一見的眼福，但琉璃廠居然發現了這一鼎一盤的拓片。追究來源，便是羅振玉假公濟私。

第三個是佟濟煦，利用“內務府堂郎中”這個職位的方便，公然帶了技師進宮，將宮中的藏畫精品照相，用珂羅版印成畫集，跟毛公鼎、散氏盤的拓片一樣，賣得了極好的價錢。

第四個便是鄭孝胥。他是商務印書館的董事，居間促成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計劃。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內務府籌得了一筆正當收入。但結果是文淵閣所藏的一部四庫全書在啟運到上海時，為步軍統領王懷慶根據內政部所頒佈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於是，載灃第二天“上門”，結結巴巴地表示，鄭孝胥的辦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連民國當局都不滿意，以後各事難辦，關係甚大。

這是暗示應該撤換鄭孝胥，而溥儀沒有聽懂。這一來，原來掌印鑰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於上聞。步軍統領王懷慶對鄭孝胥的做法很不滿意。他說，再讓鄭孝胥這樣胡鬧，民國如果有什麼舉動，他就沒法子幫忙了。”

一聽這話，溥儀開始着急，“怎麼辦呢？”他問。

“皇上聖明。”

這是宮中習用的一句話，意思是要請“皇上”做斷然處置，但卻不便出口，一則是表示生殺黜陟大權，操之於上，不敢擅請；再則是不願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儀當然懂這句話，但當初賦予鄭孝胥改革內務府的全權，如今成效未見，卻又降“硃諭”拿他調差，出爾反爾，問心有愧，因而大感為難。

“你先下去，”溥儀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鄭孝胥聽得風聲，自己識趣，上了個“奏請開去差事”的摺子，解決了溥儀的難題。他原來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時仍回懋勤殿，與羅振玉同事。

這一來，“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鄭孝胥經常“進講”時事，溥儀此時覺得最有趣的話題是，曹錕的“逼宮”和賄選。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動張紹曾內閣的總辭，他自道總辭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謂“二高”中的一高是曾為張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為曹錕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數他的資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總參謀長”。

另一高不是一個人，是指一個問題，所謂“最高問題”，也就是下一任的大總統。高凌蔚的辦法很絕，當張紹曾謝絕黎元洪的挽留，“隱居”天津時，派他的姓張的秘書長回京辦理未了事件，同時關照辦好一道繼任人選的命令，只留姓名空着不填，等黎元洪決定提名何人組閣時，只要填上名字，便可發佈。哪知高凌蔚叮囑張秘書長將空白命令扣了下來，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無法直接以府令發佈繼任人選，因為沒有原任國務總理張紹曾的副署，大總統的命令不生效力。

這一來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內務總長攝行總理職務。緊接着便“導演”了一出“逼宮”的鬧劇，指使駐南苑的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以及王懷慶，還有警察總監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單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見大總統。

黎元洪得報大怒，厲聲問道：“你們來幹什麼？是不是來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齊聲同答。然後由一個上校階級的代表發言：“軍餉無着，內閣無人，轉眼端陽到了，欠餉何以過節？特為來求見大總統，請大總統做主。”

這個要求不算過分。黎元洪答應在端午前兩天籌發軍餉，一場風波暫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搭起高台，召開“國民大會”，主席是在天橋擺測字攤的葉鐵口。

吃這行飯的人，賣的就是一張嘴，長於口才，自不待言，但卻沒有“江湖訣”。他說：“這一次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態，推源論始，黎大總統不能辭其咎。黎黃陂這一次復職，本來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但戀棧不退，而且製造政潮，破壞法紀，引起政治上、社會上極大的不安。我們為了救國，不得不請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讓賢路。今天來參加的各位，都出於愛國保民之一念，請大家踴躍發言，同抒卓見，以救危亡。”

措辭雅馴，比國會議員的演講，毫不遜色。接着登台的就遜色得多了，有的發牢騷，詞不達意；有的信口開河，不知所云。亂鬨哄一陣過後，葉鐵口將印好的驅逐黎元洪的“公民團通電”宣讀了一遍，一鬨而散。

這種鬧劇，袁世凱、段祺瑞都搞過，大家不過當作看熱鬧，沒有什麼影響。但緊接着出現的一種情況，可就嚴重了！

這是在內閣總辭的第三天，北京城內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問才知道是全體罷崗。警察不站崗，首先是交通發生問題，前門為各種車輛所阻塞，內外斷絕，怨聲載道。

這件事是由王懷慶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喪失同情，趕緊想辦法補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隊，維持秩序，一面請馮玉祥與他聯名致函國會及外交團，說一定尊重國會，保護外人，這兩件事由他們兩人負責。

晚報上登了這個消息，讀者大嘩。有個宦遊北方的老者，火氣特別大，冒用達官的名義，找“王司令”講話。等接通了，他老氣橫秋地問：“你是王懷慶嗎？”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問清楚了是王懷慶本人，此公便開罵了：“你姓王，簡直是王八蛋！外國人要保護，中國人就不該保護嗎？國會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嗎？你跟馮玉祥這兩個混賬東西，簡直不是人養的！你不必問我是誰，反正見了面你得給我磕頭。閑話少說，限你一個鐘頭之內復崗，不然，看我不找上門來，拿拐棍打你這個狗頭。”罵完了，哈哈大笑，連聲又說：“痛快、痛快！”

王懷慶吃了這個悶虧，將臉都氣白了，打電話到“東局”問是哪裏來的電話，卻又碰了個釘子，說“沒法兒查”。

這時候電話倒又響了，是馮玉祥的聲音，喊着他的別號說：“懋宣，復崗吧！再不復崗，還得挨罵。”又說：“老百姓罵得對，罵得好，我們不能凈保護洋人，趕快復崗，趕快復崗！”

接下來，外交部來了電話，說使館區的外交團及洋人，紛紛來電抗議，如果這種情形再堅持下去，將會造成國際上的笑話，丟臉的是全體中國人。

這幾句話，不足以威脅王懷慶，但下面還有一段就嚴重了。“有個外國人，是好事之徒。他說，誰不知道，中國的將軍，個個是大富翁？軍警因為欠餉罷崗，那是中國政府太窮，國際上原諒的。但中國的將軍窮奢極侈，讓他的部下挨餓，這件事太說不過去。他準備告訴外國通信社，發電報出去，公佈中國的將軍的財產。”那人又說，“名單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帥，第二位是曹四爺。那一來——”

“老兄、老兄！”王懷慶急急打斷他的話，“請你不必再說下去了。這件事，實在情非得已，我們倒不是為了洋人抗議，自己的百姓要照顧到。準定晚上七點鐘復崗。”

這一場風波，本來可以鬧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變應萬變，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險為夷。但這種佔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讓他很頭痛。

下一天仍舊是王懷慶發動的“軍警官佐索薪團”，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蕩蕩開到東廠衚衕，要求見大總統。

黎大總統當然不肯出面，派侍衛武官長蔭昌代見。他說：“各位的來意，大總統已經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過現在正在組閣，在沒有組成以前，薪餉無從發放。請各位暫且忍耐。”

“我們可以忍耐，枵腹從公，無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現在端午節快到了，債主在家坐索。”那個代表用極堅決的語氣說，“無論如何，要請大總統體恤下情，否則，我們亦只有在大總統官邸坐等了。”

蔭昌只有軟語商量，又請援兵，但王懷慶、薛之珩等人連電話都不肯接。這樣僵持到晚，蔭昌說得舌敝唇焦，索薪團方始暫時退出。說明天一早再來。

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設法脫困。但王懷慶已算到這一着，以保護為名，另外派軍警守衛，而且剪斷電話線，堵塞自來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團”又出花樣了。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門出發遊行，手裏持着白布旗幟，上面寫的是“財政無辦法”“速即退位讓賢”“總統不管市民”“百姓餓，總統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號喊到東廠衚衕，要見大總統。

黎元洪當然不見，派人去找警察總監、衛戍司令，相應不理。“公民團”包圍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並未散去，而且有急難赴援的“義士”。一個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雲南騰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當過雲南副都督、陝西省省長。張紹曾組閣，他經黎元洪推薦，出掌農商，在政治派繫上屬於政學系，為了感激義氣，特地到東廠衚衕，與“舉主”來共患難。

再兩個是由於黎元洪辦中美實業公司結識的美國朋友，一個叫福開森，一個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請為顧問。那時軍政要人請洋人做顧問、做教習或者其他宜於客卿擔任的職務，在賓主雙方都有一個默契，即是負有“保護”的任務。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難狀態，福開森與辛博森，無論於公於私，都有趕到東廠衚衕，來跟他做伴的義務。

及至請王懷慶不來，打電報給曹錕、吳佩孚，又置之不理。到這時候才知道，非出奇計，不能脫困保位。

當然，最要緊的是自己站穩腳步。李根源想出來一句口號：“元洪依法而來，依法而去。”這就是表示，對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勢，決不屈服。饒漢祥最喜歡學時髦，講國際公法，以前為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語，對這“依法而來，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為欣賞。

在曹錕這方面，自然也要為他開一條路，間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顏惠慶組閣，並將政權交給新內閣暫攝。黎元洪根據李根源的意見，提出答覆：“提名顏惠慶組閣，可以考慮；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

保派一想，這也不過是個形式問題，於是邀請參議院正副議長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國會解決政權的辦法。其實這個問題，在國會已討論過好幾次，由於解釋不一，聚訟紛紜，而又有一派主張先修憲、后討論總統選舉，無形中延擱現任大總統的任期，為黎元洪所歡迎，以致所謂任期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如今舊事重提，必得先費手腳，在召開院會的法定手續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認為緩不濟急，要求儘可能以最快的辦法解決。

最快的辦法是由黎元洪自己發動，議長便可根據咨文，發佈召集緊急會議的通知。保派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如何成立能讓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議案，由他們自己來想辦法。

兩王得到這個保證，便聯袂去訪饒漢祥，要他擬一個咨催國會解釋任期的稿子，拿給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饒漢祥拒絕了。

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大總統給國會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則沒有答覆，或則退回。如今為了要逼大總統下台，打算草率成議，這種暴力脅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這個稿。哪怕大總統交代下來，我寧可辭職不幹，也要堅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動下的原則。”

這一來，黎元洪的態度也強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饒漢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認為黎元洪跟饒漢祥是在唱雙簧，玩弄權術。保派中對於“最高問題”的第一部分“驅黎”，本有和平解決、武力行動兩種不同的主張，此刻，當然是后一派的主張抬頭了。

東廠衚衕卻還在做以“依法而來，依法而去”為由，達成不交政權的最後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請在京名流會議，被邀的很多，肯來的只有七個：顏惠慶、孫寶琦、顧維鈞、王家襄、王正廷、吳景濂、湯漪。前兩名做過或代理過內閣總理，具有日本的所謂“重臣”的資格。顧維鈞負國際聲望，雖以其發言聲調不高，被稱為“小貓”，但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的“老虎”這個外號並舉。兩王一吳是參眾兩院的首腦，只有湯漪資格較差，但學歷不壞，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舉人出身，為出洋到日本、美國的雙料留學生，現為公府的咨議。

開會之前，先請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視的純金餐具款客。時值盛夏，魚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說的“色白大菜”；酒當然只用白葡萄酒，不過另外冰凍着兩瓶香檳，預備等問題解決以後，再開瓶慶祝。

席間氣氛極其沉悶，偶有所言，亦只是輕聲細語的三兩句話。及至吃過主菜白汁鱒魚，黎元洪開口了。“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內閣虛懸，”他看着右首的顏惠慶說，“曹仲珊那面希望顏駿人兄出來，我非常歡迎；關於副署的問題——”

“副署不成問題。”顏惠慶搶着說道，“不過，我實在無法擔任，原因不必細說，大總統一定能諒解的。”

保派提名顏惠慶，是打算着讓他來攝行大總統職權。黎元洪既不肯交權，顏惠慶便不肯貿然“承乏”。這個難言之隱，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轉移目標了。

“少川兄，”黎元洪說，“英年俊發，一定肯來擔當的！”

“不敢，不敢！”顧維鈞指着孫寶琦說，“孫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孫慕老才彈壓得住。”

“慕老，”黎元洪轉臉問說，“如何？”

孫寶琦搖一搖手，打着杭州鄉話說：“沒弄頭、沒弄頭！”

“沒弄頭”就是不能幹。看他意志堅決，黎元洪沒有勇氣勸駕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決？”黎元洪說，“我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沒有問題，可是不願做徐東海第二，讓人糊裏糊塗攆走。我是依法而來，還得依法而去。”

對於黎元洪的牢騷，所得的反應，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湯漪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認為國會應對大總統的任期做出明確的解決。目前“公民團”及軍警索薪團的行動，國會應該出面干預。他說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釋，誰知站不起來，低頭一看，才發覺紡綢大褂的下擺，為鄰座的吳景濂壓在雙股之下，顯然，是有意勸阻他說話的表示。

一場盛宴，在蕭索的氣氛中結束，兩瓶香檳，原封不動。等客人告辭，黎元洪又召集智囊會議，決定了一個大原則，人可以走，權不能變。李根源的態度更為激昂，主張展開反擊，方法是“開攪”。但以主張觀望的人佔多數，便決定再看一看，局勢可有好轉的跡象。

而跡象是反面的，包圍的“公民”更多、更囂張。馮玉祥、王懷慶提出辭呈。黎元洪請與直系一向接近、閑居在京的張懷芝將辭呈退回，馮、王拒而不受，並且出現了一件古今中外所無的怪事：陸軍第十一師——由十六混成旅擴編的、馮玉祥的嫡系部隊，中下級軍官全體宣佈辭職。

見此光景，黎元洪也覺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個電報給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副使吳佩孚，除了說明情勢愈益惡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念職權為法律所定，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戰”會議，決定在出走以後，宣佈改組內閣，准張紹曾辭職，內閣總辭，除李根源以外，其餘亦都准辭。派留任的農商總長李根源兼任國務總理，並任命黎元洪的第一號心腹金永炎為陸軍總長，大有不惜與直系干戈相見之勢。不過，兵在哪裏還不知道。

除改組內閣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還有三道戰鬥意味很濃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國巡閱使、副使、督軍、督理，全國軍部均交陸軍部直接管轄；一道是聲討製造政變者；再有一道是既以爭取民心，亦以“開攪”的命令：“自民國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國厘金。”

所謂“厘金”，是一種貨物通過稅。在明朝，國家稅收以田賦為主。萬曆末年，外有清兵，內有流寇，軍費支出浩繁，都在田賦上動腦筋“加派”。到了崇禎年間，“加派”比正稅超過幾倍，誰有田誰倒霉，因此用拆字格詠“田”字的打油詩，道是“昔為富之基，今為累字頭”。地方情願將受累的田送給公家，但公家只要錢，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戶相率逃亡，田地荒廢，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這“加派”上頭。

因此，清朝對苛擾農民，足以亡國，引以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頒一道上諭：永不加賦。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後各朝，都能恪守祖訓。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間有十次大征伐，軍費都出自國庫，不曾在田賦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內憂外患交迫。咸豐即位之初，洪楊造反，席捲東南半壁，國庫空虛，都靠各省統兵大員自己設法，但既不準加賦，這個法子從何處去想？於是有個叫錢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頭上，想出一個“厘金”的辦法，貨物行銷，逢關過卡，抽取極低的通過稅。積少成多，得以支應浩繁的軍費，成就戡亂的大業。但洪楊雖平，厘金並未取消；到了民國，仍然如此。加派病農，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實現，當然可以爭取民心。不過定在民國十四年起實施，等於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起碼要讓他這個大總統當過年，才能實踐他的諾言。否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諾言就成了空頭支票。

話雖如此，繼任的人因為有了他這句話，在厘金存廢這個問題上，會出現困難。所以說，這道命令其實是“開攪”。

六月十三日上午，馮玉祥提出了“最後通牒”：在十二小時以內，發給欠餉三百萬元，否則第十一軍自由行動，恕不負責。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決定出走。除了簽發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時給了國會一個咨文，聲明撤銷辭職，為易地行使大總統職權作張本。

“軍警監視很嚴，如果不能順利出京，遭遇劫持，這個問題就要鬧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須計出萬全。”

“此刻恐怕無法籌劃萬全之計，只能瞞一瞞人的耳目，再仰仗兩位洋顧問的保護。”金永炎說，“我可以做到上車之前，不讓人知道大總統的行蹤，以後就難說了。”

“只要能上了火車，就不會有問題。可是火車呢？路局會不知道嗎？”

“至少可以瞞一時。”金永炎說，“我有辦法。”

他的辦法是直接找鐵路局，說奉大總統之命，到天津迎接國務總理張紹曾回京復職，要一列專車。

這個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調派了一列頭等車，並且告訴金永炎，隨時可以出發。

於是黎元洪決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從武官、秘書、衛士及兩名洋顧問，共計四十餘人，但卻沒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臨時的“典璽官”。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萬一大總統遭劫持，還有象徵大總統權威的印璽在，依舊可以發號施令。所以決定將大小印信十五顆，由黎本危隨身攜帶，住入法國醫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車，路局才知道專車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輾轉報告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隨即查問：“大總統是不是將印信也帶走了？”答覆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經不在了。”

於是張廷鍔立即用電話通知在天津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等專車到達楊村，王承斌已經帶着警務處長楊以德，及一批武裝軍警在等着了。

“大總統怎麼出京了？”王承斌說，“事先該給我一個電話。”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總統為什麼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職權。”黎元洪說，“我已經通知國會跟外交團了。”

“大總統既然出京，印信為什麼要帶到天津來？”

“沒有。印信仍舊在北京。”

“分明帶出來了。”王承斌言語不大客氣了，“為什麼不說老實話？”

“我為什麼要騙你？”

“那麼，印信在北京什麼地方呢？”

“你有什麼資格來問我？”

“大總統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護的責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護。”

“可是印信沒有下落。”王承斌說，“保護大總統的印信，也是我的責任，總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麼，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沒有下落，只好請你回京。”說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氣得說不出話，隨行人員亦都保持戒備。車到天津新站停了下來，而黎公館在“老龍頭”附近，所以下令繼續開往老站。

“不行了！”列車長報告。

“為什麼？”

“車頭不見了。”列車長說，“站里已經卸下來了。”

一語未畢，王承斌卻又出現，“大總統，”他說，“請到曹家花園，或者省長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動，這就是他那個外號“黎菩薩”的由來。

王承斌當然知道他這個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薩，祈求不靈，威嚇無用，唯一的辦法是“保護”！

轉念到此，轉身就走，下令帶來的一營人，“保護”大總統專車。車上的不能下來，想上專車的進不去，連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兒子黎紹基都被隔絕了。

於是美國顧問辛博森自告奮勇，帶了金永炎所擬的一個電報稿，下車出站，到電報局拍發。櫃枱上的成員一看稿子，用英語說了一句：“請稍候。”

原來電報是發到上海申報館的，電文是：“申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遭直隸王省長上車監視；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而電報局已接到通知，有關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發，所以對辛博森要發這個電報，便須展開國際交涉了。

“請問你的姓名、身份。”電報局的領班說。

“我是黎總統的顧問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們奉命不能發這個電報。”

辛博森大為詫異，“為什麼？”他說，“請你詳細告訴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們只是奉命辦理。”

辛博森這時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國際公法上關於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國，我記得也是參加了這項條約的，如果違反規定，我想你應該知道後果的嚴重。”他略停一下又說，“事實上你無法封鎖這個消息，因為我可以透過美國領事館的電台，將這個電報發到上海。而你們，將毫無必要地擔負起違反國際公約的責任。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

那個領班很有魄力，一聽他的話不錯，隨即答說：“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釋，電報照發。”

接着辛博森分訪英美領事館，報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兩國領事立即派遣副領事去探望。其時辛博森拍發電報的事，已報告到王承斌那裏，立即加強了隔離的措施，原來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權，亦被取消。因此兩國副領事，竟不得見黎元洪一面。

這一下引起了外交團的公憤，但卻無法採取有效的授權行動。黎元洪困在專車上，越想越窩囊，一個想不開，取出隨身攜帶的一管鍍金小手槍，對準自己太陽穴，要扣扳機。

福開森大吃一驚，幸虧他眼明手快，跳起來將黎元洪肘彎一抬，子彈直躥車頂，手槍也就被福開森奪下來了。

但這並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覺得黎元洪可憐而放鬆一步。相反地，他認為惡人的名聲，反正已經出去了，若無結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態度反更堅決了。

到了晚上十點鐘，他又上專車，開口第一句就是：“大總統既然覺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話是對黎元洪的侍衛武官唐仲寅說的：“如果大總統不肯將印交出來，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總統一直住在專車上。”

於是黎元洪左右的親信，密密商議，決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國醫院。”

“請大總統打電話回去，一交印信，我馬上護送大總統回公館。”

電話由唐仲寅打給伴護黎本危的機要秘書瞿瀛，答覆是：“沒有大總統的口諭，無法照辦。”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車，在站長室要長途電話找黎本危，用湖北鄉話講了好久沒有結果。因為黎本危不能想像有地方長官劫持元首這種危險的情況，猶自極力勸黎元洪堅持到底。

這時金永炎已用另一具電話接通了瞿瀛，他說：“大總統的處境，極其難堪，也極其危險。大總統已經自殺過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遲早會出事。”

瞿瀛聽得這話，轉告了黎本危，終於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卻還不能恢復自由。原來交通總長吳毓麟等在直隸省長公署，預備收印復命，此時專車趕回北京，要從黎本危手裏收到了東西，才能放人。

結果是站長室做了大總統的行館，左右親信，相對黯然。黎元洪卻還不大服氣，請辛博森到電報局補發了一個給“全國報館”的通電：“前電到達。王省長率兵千餘人，包圍火車，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國醫院，逼交以後，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張揆辭職，所有命令皆被印鑄局扣留未發，如有北京正式發佈之命令，顯系偽造，元洪不負責任。”

這個聲明當然是必要的，但無補於已成的敗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猶須辦一個手續，才能恢復自由的平民生活。

這道手續就是正式向國會、國務院、全國民眾表明：“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表明的方式是發通電，發通電要他親筆簽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懶得再爭，很痛快簽了名，可是一回到家，當然會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養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視非分的尊榮如浮雲過眼，加以左右親信的慫恿，決定把握一個“纏”字訣，跟直系周旋到底。

這就少不得又要發通電了，說交印以後，復要求“發電辭職，交院執行”，照通行法例，“被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為無效”。

當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導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電說明，大總統離京，不交印璽，“陷全國於無政府地位”，而“節關在邇，軍警索餉甚亟，前途異常危險”，作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與直系三總長，海軍李鼎新、交通吳毓麟、財政張英華，聯名給了黎元洪一個電報，說“事前未蒙通諭，攀轅無及”，北京為政府所在地，“國不可一日無元首”，懇請“即夕旋都”。這個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棄職潛逃”之意，惹得“泥菩薩動了土性”，複電表示，高凌蔚等人，辭職已經照準，並派李根源代理閣揆，所以“請稍息賢勞”，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閣員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為黎元洪具名的兩套文件，運用自如。最有利的，當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兩三點鐘，在天津新站簽署的“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的那個電報。高凌霨經此“授權”，在國務院召集會議，除了澄清總統辭職問題以外，最重要的當然是端午節以前，如何發放軍警欠餉。

這除了舉債以外，別無籌款之道。貸借的對象自然是外國銀行，但能跟外國銀行借得動錢的交通系正當失勢，且與直系敵對，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奮勇，直系亦不願請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況，亦復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個與直系向有淵源，且與曹錕舊識而頗蒙欣賞的王克敏了。

“這件事找王叔魯。”曹錕說道，“叔魯有一樣好，公私分明。”

曹錕的所謂“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雖然不佳，但絕不會將他曹家的錢，裝入姓王的荷包。換句話說，該當是他曹錕應得的好處，王克敏絕不會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廣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萬元，在端午節前兩天，及時發放了一批欠餉。

與此同時，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筆錢，用他自己的不動產，押借了十二萬元，設立一所“國會議員招待所”，預備拆曹錕的台。

因為這時直系逼宮，已演變為直系與反直系的政爭，目標已非目前由誰執政，而是未來的“最高問題”。爭鬥的焦點，集中在曹錕身上。直系擁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於私怨，或由於本身的利害，或由於看不起曹錕，或由於直系準備以鈔票砌成曹錕踏上“最高位置”的墊腳石而大起反感，或由於政治主張的不同，堅持先修憲后選舉。

反曹——阻止曹錕當大總統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採取消極態度，離開北京，使國會無法獲得選舉所必須的出席人數，這就是所謂“拆台”。黎元洪對拆曹錕的台，當然最熱心不過，所以願意花錢設立“國會議員招待所”，由政學系的要角，廣東籍的參議員楊永泰主持。

不過，這個招待所只是過境的接待機構，出京到津的國會議員，每人發給大洋五百元，作為“移滬制憲”的旅費。統計在天津領了旅費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報到。其餘的一百多人，少數回鄉探親，大部分仍舊回到北京觀望風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對擁曹派已構成極大的威脅，因為兩院議員總計八百七十人，舉成數而言，號稱“八百羅漢”。選舉大總統，依法必須有三分之二到會，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湊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這一來，最着急的還不是直系要角，而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原來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內務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山東省省長熊炳琦、直隸省省長王承斌、議長邊守靖、京兆尹劉夢寅及曹錕的秘書長王毓芝，曾集會做成一個決議，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已提出辭職的聲明，態度消極，所以對眾議院議長吳景濂該全力爭取，不容生變。這個爭取的任務，交由王承斌。

原來王承斌不但與吳景濂同為遼寧興城人，而且有師徒之誼。吳景濂號蓮伯，王承斌號孝伯，兩人合稱為“興城二伯”。師徒二人向來無話不談的，王承斌便老老實實向吳景濂開了條件。

“老師，”王承斌說，“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爺捧上台，閣揆一席，自然非老師莫屬。此外，另外送五十萬，那是大家的意思。”

吳景濂一聽這話，心跳不已，定定神問道：“何謂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釋“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萬是活動費。曹錕兄弟對錢看得重，這話不必跟他說，反正由買票賄選的經費中勻出來就是了。

“組閣的話呢？”

“那是曹三爺同意的。”王承斌加了個伏筆，“將來吳子玉亦絕不會反對。”

“這是真話？”

“我怎麼敢騙老師？”

“好！”吳景濂重重地說，“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