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西歐
第三卷西歐
河畔聚會
一
一路行來，最可愛的城市還是巴黎。
它幾乎具有別的城市的一切優點和缺點，而且把它們一起放大。你可以一次次讚歎，一次次皺眉，最後還會想起波德萊爾的詩句：“萬惡之都，我愛你！”
它高傲，但它寬容，高傲是寬容的資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繭自縛，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熱情；而更多的城市則因寬容而擴充了污濁，鼓勵了庸俗，降低了等級，少了那份軒昂。
一個人可以不熱情、不軒昂，一座城市卻不可。這就像一頭動物體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種基本的支撐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斷骨，否則就會癱成一堆，再也無法爬起。熱情是城市之血，軒昂是城市之骨。難得它，巴黎，氣血飽滿，骨肉勻停。
它悠閑，但它努力，因此悠閑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閑散而長期無所作為，連外來遊人也跟着它們困倦起來；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亞洲的城市則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靜晤中才能展現的韻味。巴黎正好，又閑又忙，不閑不忙。在這樣的城市裏多住一陣，連生命也會變得自在起來。
二
巴黎的種種優點，得力於它最根本的一個優點，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僅僅是財富的聚合，更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審美氣氛的聚合。
法國人，從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到一般市民，多數喜歡熱鬧，喜歡顯示，喜歡交匯，喜歡交匯時神采飛揚的前呼後擁，喜歡交匯后長留記憶的凝固和雕鑄。結果，不管在哪兒發達了，出名了，都想到巴黎來展現一下，最好是擠到塞納河邊。
這情景，我覺得是法國貴族沙龍的擴大。當年朗貝爾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龍，便是一種雅人高士爭相躋入的聚會，既有格調享受，又有名位效應，又有高層對話。馬車鈴聲一次次響起，一個個連我們都會一見臉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從凄風苦雨中推門而入。女主人美麗而聰明，輕輕撿起貴族世家的舊柴火，去加添法蘭西文明的新溫度。
這種沙龍文化，提升了法蘭西的集體心理，從人的聚合變成了建築的聚合、歷史遺迹的聚合，熱熱鬧鬧地展示在塞納河畔。聖母院、羅浮宮、協和廣場、艾菲爾鐵塔都是這個龐大“沙龍”的參加者。因而連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靈，包括那個最愛出風頭的路易十四，也都想爭做這種聚合的主持人，讓挑剔的巴黎市民有點為難。正在這時，從遙遠的海島傳來一個聲音：
我願躺在塞納河邊，躺在我如此愛過的法蘭西人民中間……
這是拿破崙的聲音。柔情萬種的巴黎人哪裏受得住這種呼喊？他們千方百計地把呼喊者遺體從海島運回塞納河邊。當拿破崙落腳住下，塞納河畔反倒安靜了，因為這個龐大“沙龍”不會再有第二個主人，不必再爭。
三
面對精彩的聚合，巴黎人一邊自豪一邊挑剔。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當年艾菲爾鐵塔剛剛建造，莫泊桑、大仲馬等一批作家帶頭怒吼，領着市民簽名反對，說這個高高的鐵傢伙是在給巴黎毀容。這相當於沙龍聚會的參加者，受不住新擠進來一個瘦骨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會講究格調和諧，當艾菲爾鐵塔還沒有被巴黎習慣的時候，無論在造型還是在材質上都顯得莽撞和陌生。但它偏偏賴着不走，簡直有一點中國“青皮”的韌性。一會兒說它是世界博覽會的標誌，等到世界博覽會閉幕後又說要紀念一陣，不能拆；一會兒說是戰爭需要它發射電波，戰爭結束后仍然會有戰爭，還是不能拆。磨來磨去找借口，時間一長竟被巴黎人看順眼了。
它剛順眼，又來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藝術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這分明是一座還沒有完工的化工廠，就這麼露筋裸骨地站着啦？從此哪裏還會有巴黎的端莊！
接下來的，是羅浮宮前貝聿銘先生設計的玻璃金字塔。當時竟有那麼多報刊斷言，如果收留了這個既難看又好笑的怪物，將是羅浮宮的羞辱，巴黎的災難。
那麼多巴黎人，全都自發地成了塞納河畔這場聚會的遴選委員會成員，其情感強烈程度，甚至超過政黨選舉。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對此，我們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們在羅浮宮背面的地鐵站入口處想拍攝幾個鏡頭，因為今年是巴黎地鐵的百年紀念。兩位文質彬彬的先生，站在不遠不近的地方看着我們，最後終於走過來，問清了我們的國籍，然後誠懇地說：“我們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懇求你們，不要再拍什麼地鐵了，應該讓中國觀眾欣賞一個古典的巴黎。”
我們笑着說：“地鐵也已經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歲大壽。”
他們說：“中國應該知道一百年是一個小數字，巴黎也知道。”
這時，我們請的一位當地翻譯走了過來，告訴我們，巴黎有很多這樣的市民，愛巴黎愛得沒了邊，有機會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個市長，就怕外來人看錯了巴黎，說歪了巴黎。
我覺得這樣的人太可愛了，便通過這位翻譯與他們胡聊起來。我說：“你們所說的古典我們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說中最讓人神往的一個秘密角落。”
這下他們來勁了，問：“巴黎聖母院？”
我笑了，說：“這怎麼會漏？我說的是，巴黎的下水道。從小說里看，那麼多驚險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腳下暗暗進行，真有味道。”
他們說：“其實只要辦一點手續，也能拍攝。”
我說：“現在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下水道的設計師。據說他們早就預見到巴黎地下會有一個更大的工程，竟然為地鐵留出了空間。”
他們有點奇怪：“你們中國人連這也知道？”
這麼一來他們就贊成我們拍攝地鐵了。
我想這就是我們一路見到的各種痴迷者中的一種。迷狗、迷貓、迷手錶、迷郵票、迷鑰匙掛件、迷老式照相機，他們兩位迷得大一點，迷巴黎。
但是他們沒有走火入魔，一旦溝通便立即放鬆。這歷來是巴黎人的優點，所以塞納河畔的聚會越來越密集，也越來越優秀。那些曾經抵拒過艾菲爾鐵塔、蓬皮杜藝術中心、貝聿銘金字塔的市民，並沒有失去自嘲能力。他們越是不習慣，越是要去多看。終於，在某一天黃昏，他們暗自笑了，開始嘲諷自己。
四
這種聚會也有毛病。
在塞納河畔，聚會得最緊密的地方，大概要數羅浮宮博物館了吧，我已去過多次，每次總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保管也許是好事，對展現則未必；對觀眾也許是好事，對作品則未必；對幾件罕世珍品也許是好事，對其他作品則未必。
這雖然是說博物館，卻有廣泛的象徵意義，不妨多說幾句。
羅浮宮有展品四十萬件，色色都是精品傑作，否則進不了這個世界頂級博物館的高門檻。但是，各國遊客中的大多數，到這裏主要是看三個女人：維納斯、蒙娜麗莎、勝利女神。宮內很多路口，也專為她們標明了所在方位，以免萬里而來，眼花繚亂，未見主角。
這並不錯，卻對四十萬件其他傑作產生很大的不公平。維納斯站在一條長廊深處，一排排其他傑作幾乎成了她的儀仗。蒙娜麗莎在一個展室里貼壁而笑，有透明罩蓋衛護，又站着警衛，室內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傑作，也都上得了美術史，此刻也都收編為她的警衛。
像維納斯、蒙娜麗莎這樣的作品確實有一種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圍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圍的那些作品，如果單獨出現在某個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圍轉沉吟，流連忘返，但擠到了這兒，即便再細心的參觀者也只能匆匆投注一個抱歉的目光。
由此我想，這種超大規模的聚會得不償失。當年世界各地兵荒馬亂，由一些大型博物館來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但這事又與國家的強弱連在一起，例如拿破崙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的痛苦，這又成了一件壞事。時至今日，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早已過時的權力象徵？
記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為了參觀據說是全城最珍貴的文物，我們轉彎抹角地辛苦尋找，最後見到了，才發現是三流作品。為什麼不讓這些城市重新擁有幾件現在被徵集到國家博物館裏的一些真正傑作呢？當那些傑作離開了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靈魂，傑作也失去了空間，兩敗俱傷。這事在我們中國也值得注意，與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讓中華大地處處都有東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個大型博物館裏看得頭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別的也是如此。超大規模的高濃度聚集，一般總是弊多利少，不宜輕試。
懸念落地
咖啡館在一條熱鬧大街的岔路口，有一個玻璃門棚。玻璃門棚中的座位最搶手，因為在那裏抬頭可見藍天高樓，低頭可見熱鬧街景。今天玻璃門棚正在修理，中間放着架梯，有兩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因此，只得側身穿過，進入裏屋。
裏屋人頭濟濟，濃香陣陣，多數人獨個兒邊看報紙邊喝咖啡，少數人在交談，聲音放得很輕。因此，坐了那麼多人，不覺得鬧心。
進門左首有一個彎轉的小樓梯，可上二樓。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在二樓，因此走樓梯。樓梯沿壁貼着一些畫，看了便心中嘀咕：貼了多久了？他們有沒有看過？
上樓，見一間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問侍者，弄清了他們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驚喜坐下，接過單子點咖啡。咖啡很快上來，移杯近鼻，滿意一笑，然後舉目四顧，靜靜打量。
窗外樹葉陽光，從未改變。室內沙發幾桌，也是原樣。突然後悔，剛才點咖啡時忘了先問侍者，他們常點哪一種，然後跟着點，與他們同享一種香味。
我說的“他們”，是薩特和波娃。
這家咖啡館，就是德弗羅朗咖啡館（CafeDeFlore），一切薩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來索解一個懸念。
早就知道薩特、波娃常在這家咖啡館活動。原以為是約一些朋友聚會和討論，後來知道，他們也在這裏寫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館寫出來的。
既然是薩特寫作的地方，咖啡館裏一定有一個比較安靜的單間吧？但是法國朋友說，沒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這就讓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來人往，很不安靜，能寫作嗎？薩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認識他，坐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能不打招呼嗎？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嗎？總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來名著嗎？
另外，一個連帶的問題是，即使在咖啡館裏可以不受干擾，總比不上家裏吧？家裏有更多的空間和圖書資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寫作嗎？像薩特這樣的一代學者、作家，居住環境優裕舒適，為什麼每天都要擠到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上來呢？
這麼多問號的終點，就是這個座位。在法國，這樣一家出了名的店鋪就基本不會再去改建了，總是努力保持原樣，保持它昔日的氣氛，這為我的尋找帶來了便利。
這時，其他幾個夥伴也趕到了，他們帶來了攝像設備，準備好好地拍攝一下這個“薩特工作室”。導演劉璐、節目主持人溫迪雅也來了，決定請溫迪雅對我做一個採訪性的談話節目，這兒成了採訪現場。
拍攝談話節目需要有兩台攝像機，當然也就要有兩名攝像師，又要有人佈光、錄音，算起來一共要擠上來七八個人。本來房間就小，已經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氣氛大變。這倒罷了，問題是，這七八個夥伴要找電源插頭、拉電線、打強光燈、移桌子、推鏡頭、下命令、做手勢……簡直是亂成一團。當然，還要溫迪雅在鏡頭前介紹這個現場，還有我關於薩特的談話。
我想，今天這個房間算是徹底被我們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們而來的客人，他們無異突然遭災，只能換地方。臨時找不到一個懂法語的人向他們說明情況，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們致歉。
但是，讓我吃驚的情景出現了——
居然，他們沒有一個在注意我們，連眼角也沒有掃一下。空間那麼狹小，距離那麼接近，但對他們而言，我們好像是隱身人，對我們而言，他們倒成了隱身人，兩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這些不受干擾的人。
從樓梯口數起，第一個桌子是兩個中年男子，他們一直在討論一份設計圖，一個坐着，一個站着，在圖紙上指指點點。過了一會兒換過來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來，又彎腰在圖紙上修改；
往裏走，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書，桌上還放着一本，打開着。她看看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斷輪替，也顯得十分忙碌；
再往裏就是我們對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導演，一位是編劇，一位是設計，桌上放着劇本、設計圖和一疊照片。導演絡腮鬍子，是談話的中心，有點像印第安人。他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苦惱，還沒有想出好辦法；
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裏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着什麼。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着在對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干擾，甚至我們要干擾也干擾不進。他們的神態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裏，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着老友拍肩，鄰座寒暄；我們時刻準備着躲開注意，避過目光；我們甚至，準備着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因此，我們完全無法想像，別人對於拍攝現場如此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於對個體自立的懷疑，來自於對環境安全的低估。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內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薩特用過，但含義有所不同。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只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干擾性，因此不加註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裏的自然之牆呢？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城市神韻的享受。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干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背景。
這裏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態悖論又讓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相反的悖論。中國文人歷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至此，薩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裏的理由已經明白。他們坐在這裏時的神態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於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廁所極小，只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薩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便對着鏡頭開始講述：“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態……”
有人提醒：“薩特！薩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薩特。
法國胃口
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我和高行健先生從下榻的京華飯店步行很長的路去動物園遊玩，一路聽他在講法國美食。後來還是在新加坡，當時在法國大使館工作的陳瑞獻先生請我到一家法國餐廳吃飯，但他自己卻只用素食。他原是一個有資格的美食家，閑坐在一旁慢悠悠地講述着法國餐食的精義。
法國文化部在一九九〇年發動了一個“喚醒味覺運動”，而法國教育部也批准向小學生開設烹飪藝術的系列講座。這架勢，無疑是要以國家力量把美食文化推到主流文化的層面上。
從歷史看，羅馬人戰勝高盧（古代法蘭西和周邊地區），實在是把歐洲的胃口狠狠地撐大了。高盧人強蠻尚武，胃口之好把羅馬人嚇得不輕。羅馬那時已經講究奢華的排場，於是排場和胃口融為一體，後果不難想像。有時宴會上推出的蛋糕之大，居然藏得下樂師、雕得出噴泉。十分壯觀卻十分粗蠻，那口味當然很難說得上。
在這裏又要提到我以前在意大利仔細查訪過的美第奇家族了。十六世紀這個家族與法國王室通婚，帶來了佛羅倫薩的優秀廚藝，巴黎的飲食開始從排場上升到精緻。巴黎人聰明，很快就超過了老師，逐漸形成更講究滋味的法國美食。
當然胃口還是好，排場還是大。例如那個路易十四，宮中為他安排飲食的侍從多達三百餘人，吃的時候各種親信大臣圍坐，看他如何用優雅的風度把大量的食品吞咽下去。我在一本書里讀到過他一次吞咽的食物數量，簡直難以置信，可稱之為“非人的胃口”。
路易十六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之後，居然還當場吃下了六塊炸肉排、半隻雞、一堆雞蛋，胃口好得真可謂“死而後已”了。
對於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實有點浪費。一頓吃得下那麼多東西，哪裏還會細細品嘗呢？不會品嘗，就無所謂美食。
法國美食的興起，倒是要感謝革命。那場革命使王室貴族失去了特權，隨之也使大量廚師失去了工作，只能走向社會，開起店來。在這之前，法國民間也像中國古代，有一些行旅中的小酒館和點心鋪罷了。
廚師們原以為走出宮廷將面對一個雜亂無章的低俗世界，誰知真的出來后情況要好得多。在餐飲市場上，一切競爭都變成了廚師的競爭，他們被老闆們搶來搶去，地位和報酬大大提高。時間一長，自我感覺也越來越好，再也不必像在宮廷里那樣低眉順眼、唯唯諾諾。廚師中有些人還動筆寫作，把烹飪經驗上升到哲學和藝術，堅信自己與羅丹、畢加索不相上下。
法國廚師有時還表現為一種極端化的“專業名節”。在某個重要宴會上失手做壞了一個菜，或者在美食家的品評中被降低了等級，他們願意殺身謝罪。但在我看來，法國廚師的這種“專業名節”，只是由過度驕傲所造成的過度脆弱。
法國美食的高度發展，與法國文化的質感取向有關。質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萬般詩書沉澱為衣食住行，再由日常生態來校正文化。這種溫暖的循環圈，令人陶醉。
然而法國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斂。連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也有驚人的好胃口，而且願意在書中大談特談。談得特別來勁的有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大仲馬、福樓拜、左拉，而胃口最大的，可能是巴爾扎克和雨果。其實文人胃口好，很可能是世界通例。記得以前在學校聚餐，總發現老教授們的那幾桌很快就風捲殘雲，而工人的那幾桌反而期期艾艾。但中國文人可以談美食而不願意誇自己的胃口，似乎有什麼障礙，沒有法國文人坦率。
在我看來，只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法國朋友的注意，那就是他們每天在吃的問題上花費的時間實在太長。法國很多餐館，上菜速度極慢，讓人等得天荒地老，這幾乎成了我在法國期間不得不經常放棄法國美食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的法國朋友好像都沒有我這麼心急，只要在餐館裏一落座就全然切斷了時間概念。據可靠統計，法國人每天的有效工作時間遠遠少於美國人，時間被吃飯吃掉了。
馬賽魚湯
馬賽魚湯徒有虛名。
馬賽魚湯的正式名稱應該叫普羅旺斯魚湯，讀到過太多的讚譽文章。有人說這魚湯是馬賽第一美食；有人說馬賽沒有太多名勝古迹，幸好還有這魚湯；有人說不管走多遠的路，來馬賽喝口魚湯都值得。
這些稱讚都見之於文字，有法國人自己說的，也有外國人說的，還能不相信嗎？如果這種“第一美食”的說法產生於別的國家，還有遲疑的餘地，而法國是堂堂美食大國！於是憋足了勁，就等着到馬賽喝普羅旺斯魚湯。在康城時夥伴們聽說當地一座海邊山頭的魚湯不錯，摸着去喝了，我卻不去，心想喝魚湯只到馬賽，哪能先讓康城喧賓奪主？
到馬賽後到處打聽，哪一家普羅旺斯魚湯最正宗。因為馬賽這座城市比較雜亂，飲食行業良莠並存，坑害顧客的事情時有發生。經反覆查證核對，知道老港附近一家最好，而且很快在兩本當地餐飲指南中得到了印證。於是二話不說，預先訂座，準時趕去。
這家餐廳面對港口，坐在座位上就可看到桅檣林立、海浪閃耀。漁船上正在忙着卸落剛剛捕撈的海鮮，岸邊的魚市非常熱鬧。我們一看，對於魚湯的新鮮，是可以徹底放心了。
魚湯上得很快，先是一桌一大海碗，由服務員一勺勺分到每人的淺盆上。湯呈渾褐色，趁着熱氣先喝一口，便立即皺起了眉。不能說難吃，但又腥又咸，是一種平庸的口味，以前在海邊一些貧困的農家都可以喝到。我喜歡吃魚，不怕腥，但對這種完全不做調理的腥，還是不敢恭維。
第二道是正菜，其實與第一道湯出於同鍋，只不過把熬湯的實物盛起來罷了。樣子不錯，紅色的是小龍蝦，黑色的是蛤蜊殼，白色的是魚肉，三兩塊黃色是土豆，與湯合成一盆，一人一份。先喝一口湯，與頭道湯完全相同，於是吃實物。小龍蝦肉要剔出來十分費事，終於剔出，小小一條，兩口咽下，不覺鮮美。然後吃魚，一上口才發現又老又柴，原來這些水產在一個大鍋里不知熬了多久，魚怎麼經得起這樣熬呢？只得嘆一口氣，夾一塊土豆，揪半片麵包入口，算是用完了馬賽魚湯。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從資料上看，原來當地漁民出海捕魚時，妻子習慣於把這兩天賣剩的雜碎魚蝦煮在一鍋等丈夫回來喝，這就是馬賽的普羅旺斯魚湯。此間情景，溫馨感人，而雜碎魚蝦一鍋煮確實也有一種特殊的厚味，因而快速傳開。但平心而論，吃膩美食的人偶爾喝喝可能不錯，而按正常標準它還沒有從原始飲食的層面走出。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條件，需要一代代廚師不斷在探索中創建規範，並不斷接受美食家們的檢驗。土俗飲食一成不變，製作簡陋，不應與美食混為一談。
美食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會返璞歸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無法輕視家常菜。這種現象常常產生一種文化誤會，以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廣價值，這就否定了文明的等級、交融的意義。一個人在遍嘗世間美味之後再度鍾愛家常菜，其實已經經過嚴格的重新選擇。
重新選擇出來的東西也未必值得推廣。任它們離開條件四處張揚，只能讓它們四處狼狽。
遠年琥珀
我不知道這位王子的來歷，據說祖上在中世紀時就是意大利的一位王公。祖上是什麼名號？分封於意大利什麼地方？以後如何流徙繁衍？最後一個王位出現於何時何地？既稱王子他父親擁有何種頭銜？……這些問題全然不知。
只知道他開在巴黎羅浮宮附近的園藝店確以王子命名，園藝店出售的各種物品都飾有王子標誌，定價頗高。羅浮宮附近寸金寶地，他的園藝店佔據很寬大的三間門面，安安靜靜地經營着並不熱門的園藝，展覽的意義多於銷售，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很難支撐。
前些天我在圖爾還到了他的莊園。莊園佔地遼闊，整修考究，城堡中安適精緻，品位高雅，還放置着大量的家族畫像和照片。這一切絕不是擺給我們看的，我們去時他根本不在。由此可以判斷，他的貴胄血緣可信，並不是一個弄虛作假的騙局。
他本人也給我留下了良好印象。並不英俊，卻輕鬆自如，頗有風度。他在談吐中沒有絲毫裝腔作勢，由此可推知他確實接受過良好的早期教育。
他的生存狀態在巴黎很有代表性。
也許果真是神脈，是龍種，但神龍見首不見尾，完全不清楚具體來源。世系家譜一定是會有的，但他不願意顯示，別人也不方便查詢。神秘地留着一份可觀的家產和名號，自足度日。他年歲不大，但晉陞既無必要，淪落也無理由，因此無所事事，虛泛度日。園藝云云，一種自我安慰的說法，一種朋友圈裏的談資，如此而已。
法國大革命把貴族衝擊了一下，但歐洲式的衝擊多數不是消滅，而是擱置。因此在巴黎，多的是這種懶洋洋、玄乎乎的神秘庭院，起居着一些有財富卻不知多少、有來頭卻不知究竟的飄忽身影。
不應該把他們的身份背景一一理清。理清了，就失去了巴黎的厚度和法國的廣度，失去了歷史的沉澱和時間的幽深，那會多麼遺憾。
文化如遠年琥珀，既晶瑩可鑒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積陰，即一定的渾濁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極而言之，徹底透明，便沒有文化的起點。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與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關。
這種想法，可能會與很多中國文化人的想法不同，他們總是花費很大的力氣去探測別人的事情，還以為這就是文化的追蹤性、監視性和批判性。當然那也是一種文化，只不過屬於另一個層面，屬於坐在村口草垛上咬着耳朵傳遞鄰居動靜的老婦女，屬於站在陽台上裝出高雅之態卻以眼角頻掃對街窗戶的小市民。
諾曼第血緣
從巴黎去倫敦，先要穿越諾曼第地區，再渡海。
自從一〇六六年諾曼第公爵威廉渡過海峽征服英格蘭，有好幾百年時間那裏的統治語言是法語，直到亨利三世才第一次在發表公告時用英語。現在如此顯赫的英語，在當時是一個可憐的土著。後來由於姻親關係，英國王位還專請德國漢諾威王室來繼承，這個王朝的開頭兩任君主也不會說英語，只會說德語，到第三世才慢慢改口，但還叫漢諾威王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形象太壞，英國人一氣之下改用行宮溫莎的名字來稱呼王朝，直到今天。但即使英國還在稱呼漢諾威王朝的時候，代代君主還都是威廉的後裔。
如果要查威廉的血緣，本來也不在諾曼第，而是來自北方。我想，大概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吧，多半與海盜有關。
記得英國作家笛福有過這樣幾句話：
純種英格蘭人？
——我才不信！
字面上是笑話。
實質上是幻影。
笛福的說法無可懷疑。他的《魯濱遜漂流記》，我一直看成是一個寓言作品，大家都是漂流者。
其實豈止是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歐洲其他許多國家，不高興的時候打來打去，高興的時候嫁來嫁去，而很多打的結果也是嫁。千百年下來，在血緣上可說是互相交融、難分難解，而信仰、語言也不一定以國界為界。因此過於強調“民族國家”的概念，實在缺少依據，有點勉強。
今天從歐洲大陸去英國的英吉利海峽風急浪高，後來還下起了漫漫大雨，透過雨幕，卻能看到凄艷的晚霞。我和夥伴們在船艙里跌跌撞撞、前仰後合，心想多少歷史傳奇正是在這種顛盪中寫就。於是趁風浪稍稍平緩，趕快取出紙筆寫這篇文章。
兩位英國老太太扶着一排排椅背走過來，在我身邊停下了。她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國字是怎麼寫出來的，見我寫得這樣快更是新鮮萬分，不斷讚歎。她們沒有問我在寫什麼，我朝她們一笑，心裏說，老太太，我現在正用你們不懂的文字，寫你們的諾曼第。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車的旅客，真為他們可惜。此刻他們正在我們腳下，全然不知風急浪高、晚霞凄艷，只聽火車呼嘯一聲，已把所有的歷史穿過。
扼守秋天
一
倫敦以西三十多公里處，有著名的溫莎堡。
這個城堡，至今仍是英國王室的行宮，女王經常拖家帶口在這裏度周末，有時還會住得長一點。我們去那天女王剛走，說過幾天就會回來。
花崗石的建築群，建在一個山崗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氣派。但是，作為要塞又太講究、太宏大了，就像宴會上白髮老將們的金邊戎裝，用想像的劍氣來裝點排場。
千年前的征服者威廉在這裏修築城堡倒真是為了從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當時這個城堡是木結構。誰知後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堅固的石結構，並一次次擴大之後，它的原始職能反倒完全廢棄。如今只扼守着一個秋天，與密密的樹叢安靜對晤。
與它一起扼守在這裏的，還有那個王室。秋天很安靜而王室很不安靜，楓葉寒石看過太多的故事，最後還記得戴安娜焦灼的腳步，和無法撲滅的熊熊大火。
未進城堡，先到北邊的一所附宅里辦手續，然後在一個大廳里等着。忽然滿眼皇氣熠熠，一位高大的女士出現在我們面前。只見她身穿長長的黑色風衣，風衣的寬領卻是大紅，紅領上披着一頭金髮。這黑、紅、金三色的搭配那麼簡明又那麼華貴，一下子把我們引入了古典宮廷故事，卻又有一種現代的響亮。
這位女士把我們領進了城堡。城堡裏邊還有好幾層門，每一個門口都由皇家警衛把守。這些警衛也一律黑風衣、紅寬領，卻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紀，垂着經過精心修剪的銀白鬍子。於是構成了黑、紅、銀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紅、金更加冷傲。這兩種強烈色系被秋陽下花崗石一襯，使我們不能不自慚服飾，連昂然邁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進入第幾個門之後，由一位穿着灰色連衫長裙的女士來接引我們。這位女士戴着眼鏡，像一名中學教師，胸前有一枚標號，應該是城堡中更高一個層次的人物，所以已經不必在外表上雕飾皇家氣象。她帶我們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場所，輕聲柔氣地作一些介紹，但不是“講解”。你不問，她不說，主要是推門引路、指點樓梯，要我們注意腳下。
終於來到屋外，那裏有一個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瞰南邊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遠遠看去不見一人，一問，原來是王室貴族狩獵的御苑。
背後響起一排整齊的腳步聲，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邏隊經過。我因迷戀秋色不想細看，誰知巡邏隊不久又繞了過來，等過來三次后我索性靜下心來認真觀察。
巡邏兵都很年輕，頭戴黑鬃高帽，肩掛紅金綬帶，其中帽子上黑鬃豎得特別高的一位，想必是隊長。他們面無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視，但這直視的目光讓我覺得奇怪，因為這不是巡邏隊的目光而是儀仗隊的目光。過幾個小時後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盜賊們覬覦的目標，他們的目光也是這樣嗎？上次大火，世界輿論已有質問，戒備森嚴的溫莎堡為什麼沒有及時發現，快速撲滅？
城堡本為四方安全而建，現在卻成了讓四方擔憂的地方。
二
離溫莎堡不遠，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頓公學。
英國人崇拜貴族的傳統，幾乎被伊頓公學五百多年的歷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對此，伊頓公學自己有一個很低調的介紹，我記住了其中的一句話，那是在滑鐵盧打敗了拿破崙的威靈頓將軍說的：“滑鐵盧戰場的勝利，是伊頓公學操場的勝利。”
這句話，也許會使不少只從字面上理解“貴族”的中國人吃驚。其實，從根子上說，歐洲貴族集團本來就形成於艱苦的血戰之中，最早的成員多是軍事首領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並由此生髮出諸如正直、負責、好學等一系列素質，經由權力、財富、榮譽的包裝，變成了貴族集團的形象標榜。
貴族集團在整體上因不適應現代社會而變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優秀人物審時度勢，把自己當做現代規則和貴族風度的結合體，產生了獨特的優勢，受到尊重。現在歐洲的一些開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麥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們有時甚至還奇迹般地成為捍衛民主、恢復安定的力量。因此我們這一路曾多次聽那些國家的民眾說，如果改為總統制，他們也極有可能當選。
當然，貴族傳統在今天歐洲，主要還是作為一種行為氣質而泛化存在的，特別是泛化為紳士風度。例如，面對法西斯的狂轟濫炸還能彬彬有禮地排隊，讓婦女兒童先進防空洞，丘吉爾首相在火燒眉毛的廣播演講中還動用那麼優美無瑕的文詞，都是紳士風度在現代的閃光。相比之下，法國更偏重於騎士風度，從拿破崙到戴高樂，都是這方面的代表。騎士風度也是貴族傳統的派生物，比紳士風度更接近貴族集團的起點。
無論是英國的紳士風度還是法國的騎士風度，都在追求一種生命的形式美。但這些美都屬於古典美學範疇，呈現於現代常常顯得勞累。伊頓公學則想以大批年輕的生命證明，古典並不勞累。
由此聯想到前些年中國國內產生的一個有趣現象，很多人把收費昂貴一點、宿舍環境考究一點、錄取分數降低一點的私立學校稱之為貴族學校，校方也以這個名號來做廣告，而學生的家長則因收入較高而被稱作“貴族階層”。
對於這種現象，文化人進行過諷刺，他們的理論是一句名言：沒有三代培養不出一個貴族。但這話我聽起來有點不大舒服，因為它無法解釋第一、第二代貴族出現的事實。正是這第一、第二代貴族，奠定了貴族的根基，但他們的腳上，卻是一雙雙粘滿泥污的馬靴。
中國歷史和英國歷史千差萬別，因此我們完全不必去發掘和創造什麼貴族。把“盜版”來的概念廉價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種便宜，實際上卻害了很多本來應該擁有確切身份的人。例如有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貴族，老人家必然處處露怯，其實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虛飾地成為一個研究典型。
當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來他們還會在未知的天地中尋找人生的目標，一說是貴族，即便是說著玩玩，也會引誘其中不少人裝神弄鬼起來。中國很多人富裕起來之後很快陷入生態紊亂，不知怎麼過日子了，文化人批評他們缺少文化，其實在我看來，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來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三
英國貴族是很難被“盜版”的，不要說中國，即便是近鄰法國也不行。
法國貴族受到大革命的衝擊，又經歷過拿破崙戰爭，已經不成氣候。貴族莊園還有不少，但據我所見，都是餘韻無限，景況寥落。除了幾座還在種葡萄釀酒的莊園外，多數是坐吃山空，不知今後如何維持。當然也可以拍賣莊園，或借莊園做其他生意，卻又怕身份頓失、家史中斷，被其他貴族笑話。
英國就不同了，不僅王室還在熱鬧，新老貴族還能成為上議院成員，儘管他們未必來開會。英國貴族為什麼能夠如此長久地享受榮華？我想這與他們存在的方式有關。他們當然看重世襲原則，但同時更看重財富原則，一貫重商。早在十三世紀，英國貴族就與國王簽訂了《大憲章》，從根本上避開了被推翻的危險。
前些天在法國經常想起伏爾泰，記得他在《哲學通信》中高度讚揚英國的寬容、自由、和平、輕鬆，而當時在法國，宗教迫害還是太多。但是在我看來，伏爾泰在這裏遇到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正是法國的不自由呼喚出了一個自由鬥士的他。他讚揚英國卻很難長住英國，因為正是他所讚揚的那些內容，決定了這樣的地方不需要像他這樣峻厲的批判家。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然而細細一想，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進步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現代社會該有的觀念人家也都有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只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着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當然，英國這麼做也需要有條件，那就是必須有法國式的激情和德國式的高論在兩旁時時提攜，不斷啟發，否則確實難免流於淺薄和平庸。因此，簡單地把英國、法國、德國裁割開了進行比較是不妥的，它們一直處於一種互異又互補的關係之中，遙相呼應、暗送秋波、互通關節、各有側重。在這個意義上看，歐洲本應一體，無法以鄰為壑。
四
長久的溫和漸進，長久的紳士風度，也使英國人失去了發泄的機會，結果就產生反常爆發。我一直覺得溫文爾雅的英國竟然是足球流氓的溫床，便與此有關。
據在這裏生活的朋友說，為什麼英國政府下了極大的決心整治足球流氓而未見成效？主要是由於這些足球流氓在日常生活中多是紳士打扮，舉手投足可能還有貴族遺韻，很難辨認。但到了某天的某場比賽前就換了一個人，渾身強蠻，滿口髒話，連上公共汽車也不買票了。及至尋釁搗亂、製造傷亡之後，可能轉眼又變得衣冠楚楚、彬彬有禮，融入正常人群。
我看到一位學者對足球流氓的現象作了這樣的解釋：
自滑鐵盧之後，英國人體內的野性已憋得太久。
又是滑鐵盧。參照威靈頓將軍的那句話，事情可能真與貴族有點關係。
於是，只好讓本來就近在咫尺的貴族與流氓、紳士與無賴快速轉換，角色共享。
與足球流氓異曲同工的，是倫敦的低級小報。它們也與嚴謹的英國傳統媒體構成了兩極。英國傳統媒體承襲了客觀、低調、含蓄的紳士風度，路透社報道恐怖分子，一般也只說是“持槍者”，因為還沒有定案。這種風度的力量，可以從德國人戰敗之後的嘆息中感受到，他們說：“出語謹慎的路透社，比英國海軍還要厲害！”但是出乎意料，近幾十年來倫敦那種捕風捉影、聳人聽聞的小報，居然也濁浪突起，風靡全英，波及國際，這些年也終於傳染到中國，只不過加上了東方式的道貌岸然。
也許這是對紳士風度的一種報復？
庄園裏的首相和公爵
布倫海姆莊園（BleheimPalace）成為丘吉爾的出生地，有點偶然。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丘吉爾的父母應邀到兄長的這個庄園裏來遊玩。歐洲貴族的先祖都是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狩獵是一種貴族風尚，連女賓也樂於參與。丘吉爾的母親可能是在戶外觀看狩獵吧，本來她分娩的日期還有六星期，但不知什麼原因這天突然早產。人們把她送回這座府第，進大門便扶進了右首最近的一個房間，這便是丘吉爾出生的地點。
現在這個房間精心佈置過了，中心地位放着一張大床，床頭牆上掛着丘吉爾母親的油畫像，出自丘吉爾自己的手筆。大床對面，有一個玻璃櫃放着一件白色繡花的嬰兒背心，註明是丘吉爾出生后穿的。
嬰兒背心總是小的，但丘吉爾的背心竟然這樣小過，任何人一看都笑出聲來。巴掌內抱持的小軀體，將以自己的力量震動世界。
從丘吉爾出生房往裏走，一條長廊上陳列着丘吉爾的照片和遺物，雖然佈置粗糙，卻也反映出了他氣吞山河的輝煌歲月。
但是，與這些簡單的陳列相比，府第里主要呈現的，是主人馬伯勒公爵家族的數百年榮耀。丘吉爾的陳列就像是一頭大象尾巴上掛了一點小裝飾，實在是微不足道。
莊園的主人一方面“收留”了丘吉爾，另一方面又要告訴參觀者：丘吉爾只是我們的親戚，重要的不是他，而是我們嫡系一脈；丘吉爾只活躍在百年之內，而我們家族的歷史則山高水遠。細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僅從他們寬大的書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個仿造法國凡爾賽宮的花苑，花苑以叢樹莽林做背景，深邃而綿遠。書房裏有女王塑像，有鋼琴和管風琴，至今還筆挺地站着僕役。這種架勢，確實不是哪一個現代首相的故居能夠望其項背。
丘吉爾偶然在這裏出生，卻把現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糾纏在一起了。什麼是封建貴族最好的出路？什麼是現代政治最佳的淵源？這裏似乎在作着英國式的回答。
現在莊園的主人是第十一代公爵，一個瘦瘦的老人，七十多歲了，腿有一點瘸。他出現前，一位高個兒的年輕女秘書要求我們務必對他使用尊稱，而且以無法控制的崇敬口氣一遍遍讚歎：“一個多有魅力的人！”
他出現后，我們倒是沒有看出什麼魅力，只覺得他非常熱情，講述着丘吉爾的出生。
我們聽完，細問幾句，他便有點不耐煩，再問，他終於惱火：“怎麼老是丘吉爾？這兒是馬伯勒公爵的布倫海姆莊園！你們應該對這個莊園的管理有點興趣吧？”
為了禮貌，我們問了幾句莊園管理的問題，老人才興奮起來。但在這時我卻看出了老人的悲哀。他本來是想以丘吉爾的出生來輕輕裝點一下莊園的，但任何進來的人幾乎都“本末倒置”，只對丘吉爾感興趣，問長問短。
一位導遊在一旁輕聲告訴我，老人差不多天天都會遇到同樣的麻煩，因此每次都要由熱情而惱火，由惱火而提示，最後獲得一點心照不宣的安慰。
可以理解，一座女王賞賜的莊園居然被一個小孩的偶然降生佔盡風光，不管這個小孩以後怎麼有出息，他們也受不了。我相信這位老人一定曾經多次產生過拆除有關丘吉爾陳列的打算，但如果這樣，干擾沒有了，參觀者也沒有了。
其實，再過些年，連丘吉爾也很少有人知道了。這些府第園林還會存在，它們將負載什麼人物和內容，什麼煩惱和嘆息呢？誰也無法預料。
這次在歐洲看了太多的貴族莊園，每一座的起點都是英雄史詩，中間既可能是風情劇，也可能是哲理劇，而現在，幾乎一無例外，全都成了悲喜劇。
牛津童話
一
一出門就後悔了，天那麼冷，還起得那麼早。
起個大早，是要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聖瑪麗教堂。起個大早，是貪圖整個牛津還在沉睡時的抽象性，便於我們把許多有關它的想像填補進去。如果到了處處都是人影晃動的時刻，它就太具體了。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麼早就開，但背後有一個小側門，裏邊有一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如果能夠叫開這個小側門，就能找到登高的樓梯，他們從前就從那裏上去過。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只好縮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於等來了一個瘦瘦的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裏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着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當哐當地攀踏了好久終於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
終於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百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
這個塔頂，我在很多年前就閉眼想像過。那時正在寫作歐洲戲劇理論史，知道伊麗莎白女王曾到牛津大學看莎士比亞的戲劇，隨之也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衝突，而這座聖瑪麗教堂，一度還是衝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衝突都是從小酒館裏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後兩方都一呼百應，釀成大規模鬥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着學袍，毆鬥起來后只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裏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彙：“市袍”（townandgown），兩個只差一個字母的冤家。
這兩個冤家因文化觀念截然不同而完全無法調解，衝突最激烈時數千市民湧入大學進行圍攻，互相使用弓箭，兩方都有傷亡。我猜這座聖瑪麗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之勢衛護學生，二是以鐘聲發出戰鬥號令，三是射箭。當時站在這裏的，應該是戰鬥的指揮者。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十二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回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只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那次大鬥毆后，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毆鬥致死的學生，並把鬥毆開始的那一天當做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紀念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衝突也有一個正面成果。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里，在那裏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後，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
這麼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裏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它的一切存在，只為了彼岸。
二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徵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當年一次次鬥毆的引起，主要責任在市民。他們把自己保守、落後的生態看成是天下唯一，因而產生了對他們不熟悉生態的極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歷史總是以成果來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後，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磁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結構鏈被發現了……這些大事背後，站着一個個傑出的智者。直到現代，還絡繹不絕地走出了凱恩斯、羅素和英國絕大多數首相，一批又一批。
身在大學城，有時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人類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這種誤會下，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只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都籠罩在中國古代的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製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台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佈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三
我問兩位留學生：“在這裏讀書，心裏緊張嗎？”他們說：“還好，英國人怎麼著都不缺乏幽默，三下兩下把壓力調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們舉幾個例子。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終於又一次證實了我多年前的一個感覺：幽默的至高形態是自嘲。
例如，他們說起的十六世紀某個聖誕日發生在牛津的故事。那天一名學生拿着書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頭野豬，已經躲不開了，只能搏鬥。野豬一次次張開大嘴撲向學生，學生靈機一動，覺得必須找一個嚼不碎、吞不下的東西塞到野豬嘴裏，把它噎住。什麼東西呢？學生立即醒悟，從書包中取出一本剛才還讀得頭昏腦漲的亞里士多德著作，往野豬嘴裏塞去。
野豬果然消受不了亞里士多德，吞噎幾下便憋死了。學生回到學校一講，同學們上山割下那個野豬頭，把它烤熟了，當夜就端到了教師的聖誕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師，你們教的學問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頭野豬給憋死了。
教師們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噴香的美味。
從此，這道美味成了聖誕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這是教師的自嘲，也是學生們對自己學業的自嘲，更是牛津的總體自嘲。
自嘲出於幽默，但當師生們把它付諸行動，年年延續，也就變成了遊戲和童話。
想到這裏我不能不感念吳小莉。前些天她託人遠道帶給我英國當代童話《哈利·波特》（Harrypotter），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說不僅供我在旅途中解悶，而且要證明在繁忙的勞務中讀點童話好玩極了。
這話，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裏看到《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後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
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麼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於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
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着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麼政事繁忙、威權隆重還會着迷於童話。
領悟於此，也就領悟了牛津大學一種隱秘的風範。
奇怪的日子
一
歐洲文化大師中，出生的屋子最狹小的，一是貝多芬，二是莎士比亞。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間、樓梯、門窗一一縮小、壓低，然後讓未來的大師嘩啦一聲破牆而出，騰身而去。兩人是在同樣的年歲離去的：二十二歲。
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安靜地嵌在一條窄街的邊沿，粗心人走過兩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亞的出生地是一個小鎮，埃文河邊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現在幾乎是把全部名聲、經營、生計都靠到了莎士比亞身上。好像整個村子的存在就是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長大、離開、回來、去世，然後等候世人來紀念。
天氣已經很冷，風也很大，我穿着羽絨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進一家紀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來，繼續走。
莎士比亞是我的專業之一，也是多年來的講課內容。今天走在他家鄉的街道上，我想得最多的是：他生前身後遭受的種種非議，甚至連他存在的真實性也受到責難，多半是由於這座小鎮。
二
小鎮終究是小鎮，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鎮，它憑什麼輸送出一個莎士比亞？
那個叫做莎士比亞的孩子不可能在這裏受到良好教育。進過一所文法學校，十三四歲時因家裏交不起學費就輟了學。他二十二歲離開這裏去倫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據說是偷獵了人家的鹿。到倫敦后，家鄉有人聽說他在一個劇場前為觀眾看馬，後來又一步步成了劇場的雜役和演員。他每年都會回來一次，後來經濟情況漸漸好轉，還在家鄉購置了房產和地產，最後幾年在家鄉度過。五十二歲去世時沒有引起太多重視，當地有送哀詩的習俗，但當時好像沒有人為他寫哀詩。他留下了遺囑，講了一些瑣事，沒有提到自己有什麼著作。連他做醫生的女婿霍爾，也沒有在日記中提到岳父會寫劇本。
這些情況，引出了一系列問題。
首先，為什麼家鄉完全不知道他的功業？這種情形對於一些離鄉太久和太遠的文人來說並不奇怪，但小鎮離倫敦並不太遠，莎士比亞又幾乎每年都回來一次，而且晚年又回鄉居住，怎麼會對他已經產生的巨大影響這樣木然？
其次，一個僅僅受過鄉鎮初級教育的人，怎麼成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豪？他輟學時才十三四歲，以後八九年都在這個小鎮裏謀生，他憑什麼填補了自己嚴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後來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觀感受的藝術天才倒也罷了，但是舉世皆知，莎士比亞知識淵博、無學不窺，不僅悠閑地出入歷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學科，而且熟知宮廷貴族生活，這難道是這個小鎮能夠給予他的嗎？
與此相關，還有不少瑣碎的問號。例如小鎮所保留的莎士比亞遺囑中，幾處簽名都由別人代筆，拼法也不統一。這可能被解釋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記文件上，他的簽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筆跡。這些做法，很像當時千千萬萬個文盲。怎能設想，這個不肯簽名的人不僅親筆一字一句地寫出了三十幾部世界經典巨著，而且奇妙地動用了兩萬多個英語單詞，是歷史上詞彙最為豐富的作家之一！
這些問題，終於使人產生懷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亞，難道真是從這個小鎮走出的人？這樣的懷疑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集中發表，文化界就像發生了一次地震。
懷疑論者並不懷疑從這個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的存在，他們只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學者身份和上層地位的人，借用這個人的名字作為自己發表劇本的筆名。
這麼說來，這個躲在筆名背後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偉人。既然是文化偉人總會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應該是那個時候倫敦的重要人物。那麼，他究竟是誰？
懷疑論者們按照他們的文化邏輯，分別“考定”了好幾個人。
有人說是那位十二歲就進了劍橋大學讀書，後來成了大哲學家的培根；
有人說是“牛津伯爵”維爾；
有人說是另一位劇作家馬洛，他與莎士比亞同齡，獲得過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
還有人更大膽地斷言，真正的作者是伊麗莎白女王，因為只有她才能體驗那些宮廷悲劇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麼豐厚的學識和詞彙……
順着這條思路，有人認為，女王周圍的一些著名貴族，可能都參與過這些劇本的創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懷疑論者選定的對象不同，但隱藏在背後的理由卻驚人地統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來自於大學，若說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貴族。
他們的考證文章很長，也有大量註釋和引證，完全符合大學的學術規格。只可惜，一年年過去，被他們吸引的人很多，被他們說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亞的戲一直在世界各地上演，沒有哪個觀眾會認為，今天晚上買票去欣賞哲學家培根爵士或伊麗莎白女王的才華。
在他們擬定的名單中，真正懂創作的只有一個馬洛，因為他本人確實也是傑出的劇作家，儘管懷疑論者看中的是他的劍橋學歷。結果，時間一長，稍稍懂點事理的懷疑論者便放棄了別人，只抓住他不放。
恰恰馬洛這個人，有可能參加過當時英國政府的情報工作，二十九歲時又在倫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殺。於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一個叫卡爾文·霍夫曼的美國人提出一個構想：可能那天被刺殺的不是馬洛，情報機構玩了一個“掉包計”，真的馬洛已經逃到歐洲大陸，隱姓埋名，寫了劇本便用“莎士比亞”的筆名寄回英國，因此莎士比亞劇本的發表也正巧在馬洛被刺之後不久。
這個構想作為一部小說的梗概聽起來不錯，卻帶有明顯的低層推理性質，即只求奇險過渡，不問所留漏洞。例如：馬洛要隱姓埋名，為什麼不隨便起一個筆名，偏偏要找一個真實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實的莎士比亞寫不出這樣的劇本，他劇團里的大批同事怎麼會看不出破綻？
其實，按照學術的邏輯，有兩個事實足以駁倒那些懷疑論者：一是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在劇團里為演出趕寫的，後來收集起來的是同一劇團里的兩位演員，莎士比亞本人也在劇團之中，整個創作行為處於一種“群體互動的透明狀態”；二是莎士比亞的同代同行、劇作家本·瓊森為那兩位演員收集的莎士比亞全集寫了獻詩。
那麼，既然從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沒有冒名，為什麼會出現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想這與那個時代英國強大的貴族統治所造成的普遍社會心態有關。
莎士比亞當然明白環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謔，於是他也就無話可說。今天的讀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亞的內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個環境裏無話可說的原因，也能猜測他為什麼正當盛年就回到了小鎮。
可以想像，莎士比亞回到小鎮的心態非常奇特。自己在倫敦的種種怨屈，都與出生於這麼一個小鎮有關，似乎只有小鎮最能體諒自己；但是，當自己真的決定在這裏度過餘生時，突然發現竟然比在倫敦更加無話可說。
鄉民能夠擁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與他們相齊的人，莎士比亞沒有本事把自己降低成這樣，因此也就很快被他們淡忘。
一個偉人的寂寞，沒有比這更必然、更徹底了。
於是，今天一切熱愛莎士比亞的人都不難理解，他在這樣一個小鎮裏面對着幾雙木然的眼睛口述臨終遺囑，不會有一個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而且，我們也會理解，要他在記錄的遺囑前簽名，他卻輕輕搖頭。Shakespeare，他知道這些字母連貫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願最後一次，親筆寫在這頁沒有表述自己靈魂的紙張上。
這個樣子，確實很像一個文盲。
在同一個小鎮，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狀態。
他覺得這個結尾很有戲劇性，可以謝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還是會再一次睜開眼睛，問身邊的親屬，今天是幾號。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隨即閉上了眼睛，永遠不再睜開。
這個結尾比剛剛想的還要精彩，因為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來到這個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離開，一天不差。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日子。
也許，這是上帝給一位戲劇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學會了編劇。
三
還需要說一說懷疑論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的街道上想，這個小鎮，後來終究以數百年的熱鬧、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懷疑論者。
懷疑永遠是允許的，但同時也應該允許“反懷疑”。我們已經看到了懷疑論者內心的軌跡，因此也不妨對他們懷疑一番。
時至今日，他們那種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可笑心態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懷疑是：他們有沒有研究莎士比亞的資格？
資格，這是他們審核莎士比亞的基本工具。我們現在反過來用同一個詞彙審核他們，裏邊包含的內容卻完全不同。不講身份，不講地位，不講學歷，只講一個最起碼的資格：是否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認為沒有進過牛津、劍橋的門就不可能成為莎士比亞，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永遠只着眼於莎士比亞在知識領域的涉獵，完全無視他在美的領域的構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當他們想像不到一個處於創造過程中的天才人物有無限的生命潛力，一個靈感勃發的智者可以從自己有限的生活經歷中領悟遼闊的時空，我就肯定他們不懂得藝術創作。
不懂藝術創作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世界上有很多別的事情可做，然而他們偏偏要來研究莎士比亞，而且對他的存在狀態進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質疑他們的資格了。
然而他們名義上又有一種資格，譬如，大學教師，那就容易混淆視聽了。
大學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構建，就其主幹而言，無疑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厭煩的側面。例如在貴族統治構架的邊上，它衍生出另一種社會等級，使很多創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裏邊借半官方、半學術之名，憑群體之力，沾名師之光，獲得一種社會認定。其中，越是勉強獲得這種認定的人總是越要擺出一副學者架勢，指手畫腳，最後甚至自以為也懂得藝術創作，着手否認莎士比亞。這一來，連原先熱愛莎士比亞的人也開始混亂，因為莎士比亞背後沒有任何東西支撐，而這些人背後卻是一所大學。
其實，所有懷疑論者的真心動力，是嫉妒。莎士比亞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被嫉妒所包圍。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亞二十八歲，倫敦戲劇界有一篇文章流傳，其中有一段話，針對性十分明確，而聲調卻有點刺耳：
……有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用我們的羽毛裝點自己，用一張演員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寫了幾句虛誇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你們中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卻恬不知恥地以為舉國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稱作“大學才子”的羅伯特·格林。他當時在倫敦文化界地位不低，發現突然冒出一個莎士比亞並廣受歡迎，便惱羞成怒。
這篇文章因格林死後被編入他的文集，才被後人看到，讓後人知道莎士比亞活着時身邊的真實聲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實的聲音比這篇文章更其惡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亞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傑作並創造偉大的。聽說他有時還會與別人在某個啤酒館裏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過去了。
大師的處境，即使在四百年後聽起來，也仍然讓人心疼。
四
在歐洲當時，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的人還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二十三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着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四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五年。脫離海盜后開始寫作，后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即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后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后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
總之，這位身體殘廢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的，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我一時還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鍊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塞萬提斯正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凌駕於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着瘦馬、舉着長矛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里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就是堂吉訶德的騎馬像，後面還跟着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
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雕像過於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了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塑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歷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別人偽作的《堂吉訶德》第二卷，於是趕緊又披掛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也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做法不同，目的相同：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兩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
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里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裏，只有這三頭統治，只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並世而立的只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着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着。
我前面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麼，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里，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五
當時東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
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
但是，青木正兒先生把中國紀年推算錯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湯顯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離莎士比亞去世未滿百日。
中國與歐洲畢竟路途遙遠，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傳遞，也需時日。如果我們設想有一雙神秘的巨手讓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同日離開世界，那麼，讓東方的湯顯祖稍晚百日離開，也算是同時。
他們一起，走得何其整齊，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着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只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嘩，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讓人類驚悚。
兩方茶語
這兩天夥伴們驅車北行，我獨居曼徹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於是想起了英國人在這方面的習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鮮，德國有做得不錯的肉食，法國是全方位的講究，而英國則有點平淡。英國菜的最大弊病，是單調。
記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學講課，住在柏立基學院。這是一處接待各國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個餐廳。當時香港大學完全是英國做派，正巧那學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國教授為主，我就在那個餐廳里領略了英國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們聚坐一桌，客氣寒暄，彬彬有禮，輕輕笑語，杯盞無聲，總之，氣氛很好。但我畢竟俗氣，從第二頓開始就奇怪菜式為何基本重複。以後天天重複，到第四天，我堅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從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個共鳴者，但每天閱讀他們的臉色眼神，半點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麼優雅而快樂，吃着每天一樣的東西。我看他們久了，他們朝我點頭，依然是客氣寒暄，彬彬有禮，輕輕笑語，杯盞無聲。
我終於找到了管理人員，用最婉和的語氣說：“怎麼，四天的菜式，沒有太大變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員和善地對我說：“四天？四十年了，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第二天我就開始到學生食堂用餐。
這件事，讓我驚訝的，是英國教授優雅快樂的表情。
因為我看出來了，四十年不變，正是這種表情誘導的結果。
這次來英國后，我們已經吃過好幾次英國菜，確實說不上什麼，於是仍然去找中餐館。
事事精細的英國，對於如此重要的吃，為何不太在乎？
他們比較在乎喝。
但這也是三百年來的事。在十七世紀中期之前，當咖啡還沒有從阿拉伯引進，茶葉還沒有從中國運來，他們有什麼可喝呢？想想也是夠可憐的。
據記載，英國從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數量很少。但一百年後，就年進口兩千多噸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噸，年耗已達萬噸。到十九世紀，他們對茶葉的需要已經到了難於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鴉片來平衡白銀的進出。後來他們又試驗在自己的屬地印度種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嶺和尼泊爾，就看到處處都賣當地茶，便是那個時候英國人開的頭。
英國人在印度、尼泊爾和錫蘭種的茶，由於地理氣候的獨特優勢，品質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歡。現在英國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還是來自那裏。
相比之下，中國的綠茶清香新鮮，泡起來滿杯春意，但加兩回水就淡然無味。口感可以延綿較長時間的是烏龍茶，製作最講究的是台灣。“凍頂烏龍”，聽這名字就有一種怪異的詩意。不過這些年我又漸漸覺得，台灣茶的製作有點過度，香味過於濃郁。因此，我漸漸迷上了普洱茶，連我的妻子，也踏遍了雲南八大茶山，成了品評普洱的高手。
一位專家告訴我，茶文化最精緻的部位最難保存，每每毀於兵荒馬亂之中，後來又從解渴的原始起點上重新種植和焙制，不知斷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是每次復蘇后總能把最精緻的部位找回，那就是詩意之所在。
英國進口了中國茶，沒有進口中國茶的詩意。換言之，他們把中國茶文化的靈魂留下了，沒帶走。因此同樣是茶，規矩的中國喝法與規矩的英國喝法完全是兩回事。
當初英國貴族請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顯示身份、財富及風雅的機會。她神秘地捧出了那個盒子，當眾打開，引起大家一陣驚嘆。杯盞早就準備好了，招呼僕人上水。但僕人只有提水的份，與茶葉有關的事，都必須由女主人親自整治。中國泡茶有時把茶葉放在茶壺裏，有時則把茶葉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英國當時全用茶壺，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傾注，一次次道謝，一次次稱讚，終於，傾注出來的茶水已經完全無色無味。
到此，事情還沒有完。女主人打開茶壺蓋，用一個漂亮的金屬夾子把喝乾凈了的茶葉——中國說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夾出來，一點點平均地分給每一位客人。客人們如獲至寶，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麵包片上，塗一點黃油大口吃下。
他們這樣喝茶，如果被陸羽他們看到，真會瞠目結舌。既不是中國下層社會的解渴，也不是中國上層社會的詩意，倒成了一種誇張尊貴的儀式，連那茶渣也雞犬升天。
茶被英國廣泛接受之後，漸漸變成一種每日不離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貴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國人對茶的日消費量，仍是世界之冠。人們已經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茶，英國人的日子怎麼過。
通過茶來作文化比較，可以產生很多有趣的想頭。例如：英國從中國引進茶葉才三百多年，卻構成了一種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國人喝茶的歷史實在太久了，至今還徹底隨意，仍有大量的人群與茶完全無緣，這是為什麼？
在英國很難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國到處都是。我在台灣的朋友隱地先生，傍着那麼好的台灣茶卻坐懷不亂，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館裏輕輕的音樂與咖啡的風味不諧，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聽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與經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愛喝茶而瞞着我到茶葉店買好茶，回來對我的驚訝描述使我確知他是第一次那麼近距離地接觸茶葉。看着這位年長的華文詩人，我簡直難以置信。另一個特例就是這次與我一起考察歐洲的同伴邱志軍先生，晚飯前在餐廳只要喝一口那種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興奮得血脈賁張，毫無睡意，直到旭日東升。
寫到這裏我笑了，因為又想起一件與茶有關的趣事。四川是中國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裏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與茶有關的社會事務，高朋如雲，見多識廣，但他的太太對茶卻一竅不通。春節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約來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沒喝就告辭了，主人便出門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廳時深為四杯沒喝過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說過，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於是照此辦理，十二杯下肚。據那位主人後來告訴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時間，只見太太兩眼發光，行動不便，當然一夜無眠，只聽腹鳴如潮。我笑他誇張，誰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訴我：“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後一回喝茶。”
英國人思維自由而生態不自由，說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時同態，鮮有例外；中國人思維不自由而生態自由，管你什麼國粹、遺產，詩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就連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眾不參與、不知道。
都柏林
一
橫穿英格蘭是一大享受。在歐洲，這裏的田野風光可以直追奧地利和瑞士，比德國農村放鬆，比法國農村整齊，更不待說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了。
幾百公里看下來，未見一處艷俗，未見一處苟且。草坡、樹叢、溪谷、泥路，像是天天在整修，又像是從來未曾整修；像是處處要引起人們注意，又像是處處要躲開人們注意。在我看來，這便是田野的紳士風度。紳士優雅而又稍稍有點作態，這兒也是。
一到威爾斯地區，紳士風度有點守不住了，丘陵起伏，大海在前。從大島渡到一個小島，再從小島渡到一個更小的島，那兒有碼頭，穿海去愛爾蘭。
愛爾蘭不再是紳士。渾身是質樸的力，滿臉是通俗的笑。
二
都柏林的市中心並不熱鬧，狹窄的街道里卻有很多酒吧。年輕人天天晚上擠在一起狂舞暢飲，他們創作和演奏的現代派音樂，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
夥伴們一直疑惑：愛爾蘭是一個偏僻島國，為什麼青春生態如此前衛，文化藝術如此新銳？
我想，文化未必取決於經濟，精神未必受控於環境，大鵬未必來自於高山，明月未必伴隨着繁星。當年愛爾蘭更加冷落，卻走出了堂堂蕭伯納、王爾德和葉芝，后兩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風情。更出格的是荒誕派戲劇創始人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石破天驚，山鳴谷應，一度使全世界的前衛文化，幾乎瀰漫著愛爾蘭口音。
三
都柏林的喬治北街三十五號是一幢三層老樓，現在是“喬伊斯中心”。
喬伊斯沒有在這個屋子住過。他離開都柏林時二十二歲，境況潦落，留不下什麼遺迹。祖上有點財產，但父親酗酒成性，把家喝窮了，不斷變賣家產，又成天搬家逃債，家人散住各處，這個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負責人是喬伊斯的外甥，從未見過喬伊斯。他媽媽，也就是喬伊斯的親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囑：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響前程。
這位外甥今年已經七十五歲，紅臉白髮，氣色很好，慈祥友善。他能背誦《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斷，但細問之下，他並不理解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裏，為什麼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作為一個紀念中心的主人坦誠表示自己對紀念對象隔膜的，我第一次遇到，因此對他刮目相看。不妨對比一下，世間各種名人博物館中那些能夠滔滔不絕講解的管理人員雖然也可佩服，但靜心一想總覺得不是味道。明明是巨峰滄海，怎麼可能被你們如此輕鬆地概括了？喬伊斯外甥眼中流露出來的那種自己無力讀解的羞澀，那種不能回答我們問題時的惶恐，那種對自己舅舅竟然會寫下這麼多“荒唐”的句子而表現出的尷尬，讓我感受到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真誠。儘管按照一般意義，他算不上一個合格的主人。他沒有利用血緣身份和今天的職務，去填埋偉大與庸常之間的距離。他站在大河的彼岸照拂着遠去的舅舅，知道自己游不到舅舅所在的對岸。
他反覆告訴我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愛爾蘭不喜歡喬伊斯，喬伊斯也不喜歡愛爾蘭；喬伊斯離開都柏林以後很少回來，但所有的作品都以愛爾蘭為題材。這幾句簡單的話讓我震動，一個孤獨的靈魂與土地的關係竟是那樣纏綿。
據我所知，直到晚年，喬伊斯艱難地謀求定居地卻故意避開了家鄉。有一次葉芝和蕭伯納籌建愛爾蘭文學院，誠懇邀請他參加，他也拒絕了。他不想進入與家鄉有關的任何派別。
記得我以前在《鄉關何處》一文中曾分析過中國文人與家鄉的複雜心理關係，相比之下，這位愛爾蘭文人顯然有着更凄楚的訣別心態。
這幢樓整整裝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才開張，連總統都來參加了開幕式。可見愛爾蘭真的想擁抱自己別離多年的遊子了，以這幢樓，以那爐熾熱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舊照片。但究竟擁抱到喬伊斯的遊魂沒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擁抱住了世界各國出版的喬伊斯著作的各種版本，以及每年來自近百個國家的參觀者。
在二樓閱覽室里，埋頭工作的研究者坐滿了各個角落，使匆忙的參觀者們有點惶愧。我輕步在那裏逡巡，整理着自己心中對《尤利西斯》的印象。記得寫的僅僅是一天的時間，一對夫婦的心理遭遇緊湊而肆洋，真實得難以置信，卻又與荷馬史詩《奧德賽》構成遙遠的平行，於是成為一部現代史詩。
它會使習慣於傳統小說的讀者不習慣，但一旦有了它，人們也就漸漸對傳統小說不習慣起來。
愛爾蘭一度拒絕他，也是因為不習慣。而現在，誰也不再習慣一個沒有喬伊斯的愛爾蘭。
由此可知，習慣是一支魔杖，總是要去驅趕一切創造物。如果趕來趕去趕不走，它就回過頭來驅趕創造物的對立面。
記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國報紙連載后就於一九二〇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喬伊斯敗訴，書籍停止發行，罰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書有傷風化，會誘惑很多過於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時社會觀念已經大變，美國法官這次宣判喬伊斯無罪，為《尤利西斯》恢複名譽，理由是法律不照顧那些時時等待着被誘惑的過於敏感者，法律只考慮正常人。
——這句判詞真讓人高興。歷史上許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對於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總會以超強度的道義亢奮，來掩飾自己的毛病。因此，僅僅引進一個“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點醒。
《尤利西斯》在美國的兩度宣判，也說明即使是進入了近代的美國，法律也有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
因此，我覺得喬伊斯對《尤利西斯》有三項貢獻：第一，寫出了它；第二，讓它輸在法庭；第三，讓它贏在法庭。有此三段論，這個作品不再僅僅是現代文學經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經典。在它之後，世界各地的現代派作品全都獲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都市邏輯
在國土上，盧森堡是一個小國。在金融上，它卻是一個大國。我們想拍攝一下他們的銀行街，卻立即受到了阻攔。
阻攔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銀行的職員。他見到我們拿起攝像機，便像觸電似的箭步朝我們跑來，邊跑邊舉手示意我們停止拍攝。
這讓我們很奇怪，因為我們站立的街口離銀行大門還有不少距離，哪有大街上不準攝影的？
那位職員已經到了眼前，講的是德語，我們聽不懂，他又用英語說，這裏不準拍攝。我們問他為什麼，他搖頭不想回答。這使我們有點生氣，說我們剛才在他們的政府大廈和高等法院門口拍攝，都沒有受到阻攔。
這時，快步走過來一位戴眼鏡的先生，自稱是總經理，態度非常客氣，用法語和我們交談。我們希望他說英語，但他用生硬的英語所講的一切過於複雜，我們聽不明白。
於是，由一位夥伴與他們做語言上的廝磨，我和別的夥伴讓過一邊，猜測他們禁止我們拍攝的理由。
猜測的第一個理由是，銀行有自己的尊嚴，我們未經他們許可就擅自拍攝，對他們不禮貌；
猜測的第二個理由是，現今世界上有很多銀行搶劫犯，因此，來了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把銀行的大門、窗戶遠遠近近地拍攝一遍，誰能擔保這與今後某些搶劫案無關？
正待再想幾條理由，突然來了一位我們前天認識的當地朋友，他在幾種語言上都嫻熟無礙，只與總經理聊了一會兒便笑着轉過身來告訴我們：“只有一個理由，他們是為了保護出入銀行的顧客，不讓他們攝入鏡頭。”
初一聽有點奇怪，但不到幾秒鐘便立即領悟。
按照西方的觀念，個人財產的提存往來，是一個人的重要私隱。
這一點，是現代金融業的信譽基座，也是各國同行間的競爭平台。小小的盧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內快速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金融王國，也與它嚴密的銀行保密法規有關。
盧森堡銀行向世界許諾，一切客戶的資料不僅對他人保密，而且也對國家機構保密。即便是國家財政機關，也不能以徵稅之類的目的了解客戶的情況。除了刑事訴訟，銀行拒絕在民事訴訟中出面作證。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反而要承擔刑事責任。
我覺得，這樣的事情，觸及了歐洲文明的經絡系統，蘊藏着人身權、私有財產權等一系列社會大原則。只要一着破損，就會牽動全局。因此，他們小心翼翼地來設置種種禁忌。
這種禁忌，最通俗地表現在交通規則上，在我們中國也已逐漸普及。但是，蘊藏在交通規則背後的邏輯，我們卻未必能領會。
很多人認為，遵守交通規則一是為了人身安全，二是為了交通暢達，還會有別的什麼邏輯呢？
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國學人在斯圖加特的一個路口等紅燈，順便說起，在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極目左右都沒有車輛的影子，即便衝著紅燈直穿過去也沒有任何危險，但人們還是規規矩矩地等着。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究竟出於一種什麼制約？
他說，規則後面有一個嚴密的邏輯。
我請他把那種邏輯演繹一下，他就順勢推衍了以下幾點——
一、據統計，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傷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據統計，對孩子們最有效的教育，來自他們的自身觀察；
三、據統計，孩子觀察世界的一個重要地點，是自家的窗口。因此，當你四顧無人無車，放心穿越紅燈的時候，根本無法保證路邊排排高樓的無數窗口，沒有孩子在觀看；
四、於是你進入了一個邏輯悖論：當你安全地穿越了紅燈，等於給孩子們上了一課，內容是穿越紅燈無危險。只有當你遭受傷亡的時候，才能給孩子們正確的教育；
五、面對這樣的悖論，唯一正確的方法是放棄穿越，既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危險，一見紅燈就立即停步。
這番推衍，雖是從孩子的角度，卻是嚴絲合縫，很難辯駁。
我想，僅從上述金融規則和交通規則兩端，已大致可以說明現代的“都市邏輯”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些事情讓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啟蒙運動。康德說，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大功效，是讓理性滲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國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總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遠的概念上，很少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結果，他們所傳播的理性往往空洞乾澀，無益於具體生活，也無法受到生活的檢驗。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集體行為需要疏通邏輯，又有太多的行業性邏輯需要獲得整體協調。這本是文化人應該站立的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也不希望別人來做，反而樂於在一些最不合乎邏輯的情緒中異想天開。
在我的幻想中，文化人最好靜下心來，細細研究國內外的各種文明規範，對照現實社會的反面例證，寫出一本本諸如《行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約》這樣的書來。
公共空間，需要一整套被集體公認的邏輯。如果一時沒有，就需要趕快建立。
誰的滑鐵盧
一
我終於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裏倒下。歐洲的王室鬆了一口氣，重新從這裏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並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將軍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築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崙，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麼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於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裏還分得清什麼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幹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於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裏清楚。
二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遊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着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台階，連小孩也在那裏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崙，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並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築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於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複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麼，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滑鐵盧的戰事成了後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雙方的人格魅力成為對比的主要坐標，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着悲劇美。由此，拿破崙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人們關注拿破崙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嘆。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生命行程的一個終點。與拿破崙相比，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因此難怪連比利時的小學生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彙而不是勝利的詞彙。可見，人們都把拿破崙當做了主體，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世界上各個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範型。榮格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隨便一數，就能舉出創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紳士人格、騎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國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崙雖敗猶榮，也與他所代表的人格範型有關，在我看來，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騎士人格。
藍旗和孩子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着那面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後面，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後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自的國界前。
幾十裡外滑鐵盧人仰馬翻、旗起旗落。究竟誰是最終的勝利者？滑鐵盧比誰都疑惑，不知道該豎哪面旗。現在，終於有了這面旗，這才是結論。
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麼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等各個方面都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後退。從未後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總會跨上一個大台階。
我的很多讀者預期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於它的歷史文化，其實我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綱挈領，看着歐洲如何脫胎換骨，揮別昨天。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後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並由他進一步聯想到那個後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是生長在歐洲衝突拉鋸地帶的男孩和女孩。我因此感嘆，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
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髮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只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塑造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海牙的老人
一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裏，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着三台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着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中國流落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撿拾自己的舊信息，反而帶走人家的老圖像？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裏。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裏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像樣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聰明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那麼，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
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着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麼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二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我們找到了第一層門衛，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裏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併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裏邊一讓。
走到主樓的正門，那裏站着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裏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着我們。
我們跟着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裏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讓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錶，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
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很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着各種文件和電腦。裏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枱。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儘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
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麼會想着打官司？
答：我們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他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門戶的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着秋天的落葉，漫步着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過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當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的時候，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
自己的真相
一
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後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台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兩個夥伴的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台數碼相機里，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但管理員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着。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裏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
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
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裏浸泡。
二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時倫勃朗三十六歲。但是，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去世時只花費了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麼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就設計一個情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裏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而且明暗、大小都不相同。他們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限，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人驚訝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他們不可能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於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麼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於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着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
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麼，他就註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一直在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三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裏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裏邊反覆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復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記得早年曾經讀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里，其中有一個情節一直讓我無法釋懷。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僱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後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於鬧市，求生於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於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傑出人物因不知自己傑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傑出而消失於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着。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塗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係卻無法饒恕。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回想還是心裏難受，便轉身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面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只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污中爭辯：我是誰。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餘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裏，圍着正在寫字的媽媽。原來河西老太病重，媽媽寫信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突然，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后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後期一起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鬆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裏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裏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麼。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一聽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裏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麼，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徵，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製造，然後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后，由一位後生快速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後，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裏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鐵蓋。他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裏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
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於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於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的各種大命題。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後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着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後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於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於沒有了牽挂，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玲瓏小國
一
一個主權國家的全部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摩納哥實在太小了。但是，這個袖珍小國卻濃縮着四個隱形大國：賭博大國、郵票大國、賽車大國、旅遊大國。
這四個隱形大國都具有俯視世界的地位。
就說賭博大國吧，蒙特卡洛賭場那種地毯厚厚、燈光柔柔、傢具舊舊的老式貴族派頭，連美國的拉斯維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說墨爾本、吉隆坡、澳門的那些豪華賭場了。全世界的賭場選“大佬”，看來還是非蒙特卡洛莫屬。
更讓人驚異的是賽車。那麼小的國家，不可能另選賽車場地，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實街道就是賽車跑道。到時候街道邊人山人海，擁擠着來自世界各國的觀眾，而跑道上則奔馳着五光十色的各種賽車。我們沒有趕上賽車季節，只是順着賽車的路線繞了兩圈，奇怪的是每輛車的駕駛員似乎都認得路線。一問，原來都是從每次賽車的電視轉播中看熟了的。
其實在摩納哥，最能衝擊遊人感官的，是海濱山崖上的一排排豪宅。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級富豪選擇的終老之地。據我歷來讀到的資料，很多綁匪、巨盜、毒梟瘋狂斂財，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能在摩納哥舒舒服服地隱居。
為此，我每次來摩納哥都會看着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終於沒有拿到鑰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監獄裏傻想了，而拿到了鑰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門。一扇扇花崗岩框的木門緊鎖着，腳下碧波間，白色的私家遊艇也很少解纜。偶爾解纜於沒有風浪的月夜，如貼水而飛的白鷗，只把全部秘密傾吐給地中海。
這次去，我還發現了摩納哥的另一個秘密。它就躲藏在那幢最宏偉的公共建築——海洋學博物館裏。
如果有時間把這個博物館看得細一點，就會發現大量展品都出自於一種長年累月的出海考察。而這一切的指揮者，就是摩納哥的國家元首阿爾貝一世。
這位國家元首親自以專家的身份率隊出海，整整二十八次，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學的創始人。
可以看到當年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我連看兩段就很感動。阿爾貝一世在顛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辭辛勞的科學家。夜晚來臨，他們只能棲宿荒島，狂風襲來，他慌忙去撿拾吹落的風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歐洲大地當時正兵荒馬亂，他統治的小國哪有周旋之力，於是乾脆轉身，背對戰塵面對大海。就在他撿拾風帽的時刻，多少歐洲君主也在為撿拾皇冠而奔忙。
作為小國之君他無足輕重，但在人類探索自然的領域，他做過真正的君王。
二
比摩納哥大一點的小國，是聖馬力諾。所謂“大一點”卻大了三十多倍，總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約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聖馬力諾嵌在意大利中部，進出要經過意大利海濱小城裏米尼，那我們乾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
里米尼的海灘很棒，碧海藍天間最出風頭的是皮膚曬得黝黑的苗條女子和身材健碩的光頭男子。奇怪的是，苗條女子身邊總有一個男友，而光頭男子背後卻沒有女性，只跟着幾個小夥子。
靠近海灘的街道上，有一種營生很熱鬧，就是替剛剛從海水裏鑽出來的年輕旅客描繪皮膚花紋。只是描繪，不是刺青。皮膚已經晒黑，描上金線銀線，花草搖曳、魚蟲舞動，描得多了就像綳了一件貼身花衫。
聖馬力諾是一座山城，道路盤旋重疊。據說公元三世紀一個叫馬力諾的石匠為逃避宗教迫害從亞得里亞海的對岸來此藏身並傳教，因而有了這個地名。看來看去，這真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
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樸的政治遺囑，使這個小國成了歐洲最早的共和國。
當年拿破崙縱橫歐洲，把誰也不放在眼裏，有一天突然發現，在意大利的國土之內居然還有如此一個芥末小國。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歷史。
誰知一談之下，他漸漸嚴肅起來，雙目炯炯有神，立即宣佈允許聖馬力諾繼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它，讓它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聖馬力諾人告訴拿破崙，他們的國父說過：“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國父，就是那位石匠馬力諾。
我相信這個回答一定使拿破崙沉默良久。他連年奪城略地，氣焰熏天，沒想到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個價值系統。他沒有發火，只是恭敬地點頭，同意聖馬力諾對加撥領土的拒絕。
與拿破崙對話的人，是聖馬力諾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叫執政。他的出任方式，不僅與拿破崙不一樣，也與全世界各國的行政長官不一樣，是一種特別原始又特別徹底的民主選舉辦法。
簡單說來，全國普選產生六十名議員，不識字的選民由年輕的女學生代為投票，因為女學生潔凈無瑕；由這六十名議員在普通公民中選擇二十名最高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再投票從中選出六人；最後，從民眾中挑出一個盲童，讓他從六人中抽出兩人的名單，作為最高行政長官。
最高行政長官的國際地位，相當於各國總統，但只任期半年，不得連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難連任。如果被選出的人拒絕上任或半途離任，卻要承受巨額罰款。上任時儀式隆重，當任長官長袍圓帽，佩戴勳章，在鼓號樂隊的簇擁下全城遊行。
這些奇怪的規定，體現了一種樸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個小國中就像保存一種標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全國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聖馬力諾的民眾早早地懂得，越是處理複雜事務，越是需要動用孩童般的單純。
三
再大一號的小國是列支敦士登，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中間，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約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茲。最明顯的標誌是山巔危崖上的一個王子城堡，當今皇家住處。其實這個首都只是乾乾淨淨一條街，齊齊整整兩排樓，在熱鬧處有幾十家店鋪。
一進店就知道這裏富裕，價格說明一切。
小國多是郵票大國，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賣。剛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實在精美。連對集郵興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猶豫地買下了王室成員婚禮和王室收藏的魯本斯繪畫各一套，又配上幾套雜票。結算時價格不菲，才知輕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個首都快速走完。路上新舊建築都有，相比之下，郵票大廈最有派頭。大廈廊廳邊上見到一些信箱，聯想到列支敦士登為了吸引外資，制定了極其方便的公司註冊的規則，甚至連住房地址都不要，只須申請一個郵政信箱即可。這事對我有點誘惑，心想何不輕輕鬆鬆開辦一家註冊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傳播公司，然後再在國內找個公司搞中外合資。但一想山高水遠，也就算了。
我終於找到了做過首相府的那棟樓，現在是一家老式旅館。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裏邊，而且我還知道，地下室是監獄。
這些知識，都來自於一個未被查證的傳說。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牽，下班晚了，到大門口才發現門已被鎖，無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無奈。地下室上來一個人，拿出鑰匙幫他開了門。副首相以為是開門人住在地下室，一問，誰知這是關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為什麼會掌握大門鑰匙？是偷的，還是偷了重鑄后又把原物放回？這不重要，副首相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囚徒掌握了鑰匙為什麼不逃走？
於是他就當面發問。
囚徒說：“我們國家這麼小，人人都認識，我逃到哪兒去？”
“那麼，為什麼不逃到外國去呢？”
囚徒說：“你這個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比我們好？”
於是他無處可逃，反鎖上門，走回地下室。
四
這些袖珍小國中最大的一個是安道爾，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經說過：“你沒有去過安道爾？那還算什麼旅行家？”這樣的口氣我們都知道要反着聽。表面上好像在說安道爾是非去不可的國家，其實是用誇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為旅行家的至高標準。因此反而證明，安道爾在他的時代很難到達。
當然很難。從法國到安道爾，必須翻越比利牛斯山。這中間要穿峽谷、爬山頂、跨激溪，即便是被稱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轉八拐地旋上去。我去時，已在下雪。
安道爾擠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一直被這兩個大國爭來奪去，沒辦法，只能從十三世紀開始向它們進貢。
我對於七百年不變的進貢數字很感興趣。
安道爾每逢單數年向法國進貢九百六十法郎，相當於一百多美元；雙數年則向西班牙進貢四百三十比塞塔，相當於兩個多美元。同時各附火腿二十隻，腌雞十二隻，奶酪十二塊。直到今天仍是這個數字，就像一個山民走親戚。不知作為發達國家的法國和西班牙，以什麼儀式來迎接這些貢品？
我覺得應該隆重。因為現代社會雖然富有，卻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樸風味。唯淳樸才能久遠。
進入安道爾國土之後，到首都安道爾城還有一段路。路邊有一些房子，以灰色石塊為牆，以黑色石片做瓦，很好看。城市的房舍就沒有這麼好看了，但在市中心有水聲轟鳴，走近一看竟是山溪匯流，如瀑如潮。壯觀在不便壯觀的地方，因此更加壯觀。
在安道爾的商店裏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標價牌就笑了。
安道爾小得沒有自己的貨幣。旅遊是它的第一財政收入，而旅遊者來自世界各國。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標明以各國貨幣換算的各種價格。但用哪一種文字來標呢？想來想去採用了一個辦法，那就是用各國的國旗代表各國貨幣，一目了然。
這一來，事情就變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買一雙襪子，拿起標價牌一看就像到了聯合國總部門口，百旗並列，五光十色，一片熱鬧。每個國家，尤其是領頭的那些發達國家，全都莊嚴地舉着國旗在為安道爾的一雙襪子而大聲報價，而且由於那麼多國家擠在一起，看上去還競爭激烈。
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國家的大排場。
夜宿安道爾，高山堵窗，夜風甚涼。讀書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關山包圍着的小空間，這個小空間又藏在歐洲腹地深處，覺得有點奇怪。
近處山巒的頂部已經積雪。這還只是秋天，不知到了嚴冬季節，這兒的人們會不會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會出現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個國家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