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北歐
第四卷北歐
北歐童話
一步跨進北歐，立即天高地闊。
就在剛才，德國的樹林還在以陰鬱的灰綠抗擊寒風，轉眼，丹麥的樹林早已抖盡殘葉，只剩下蕭蕭寒枝。天無遮蔽，地無裝飾，上下一片空明。
這是我第一次來丹麥，滿目陌生。
我驚愕地看着周圍的一切，因為我不能容忍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經長年通信的長者初次見面時一臉冷漠。
我童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勃蘭兌斯，中年時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個是克爾愷郭爾，他們全是丹麥人。
我想更多地端詳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時分，天已黑了。北歐的冬夜如此漫長如此絕望，那些陪伴我一生的精神食糧，難道都是在黑暗中產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蘭半島上的古城裏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濕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們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盞馬燈，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麥話吟唱着類似於“火燭小心”之類的句子。走到河邊特別警惕，彎下腰去觀察水情。岸邊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滅頂。
更夫離開河邊又回到街道，我看到，街邊偶爾有一兩隻蒼老的手輕撩窗帘，那是長夜的失眠者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與更夫聊天，他說，在丹麥過日子，要學會如何度過長夜。連當今的瑪格麗特女王，也在試着適應。她說過：“在冬季王宮的長夜裏，我把優美的法國散文翻譯成丹麥文，作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傑出的文學翻譯家。她以女王之尊，道出了長夜與文學的關係。
第二站便是奧登塞，安徒生的家鄉。我起了個大早，穿過市場去找他出生的那間紅頂房。聖誕節又臨近了，特意瀏覽了一下市場，賣火柴小女孩心中的聖誕樹和烤鵝，依然在這裏碧綠焦黃。
一轉彎就看到了街那頭的紅頂房。急速趕去，快步踏入。房間非常狹小，當年這裏是貧民窟，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貧困，祖母做過乞丐，父親是個木匠，母親替別人洗衣……哪種愁苦他沒有受過？他把這一切都囫圇咽下，終於明白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們的眼睛沒有國籍又最善於尋找，很快從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這間紅頂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兒童的眼睛集合起來也幫不了安徒生，安徒生還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開指責他只會討好淺薄浮躁的讀者，連他的贊助人也這樣寫信給他：
你認為自己將成為偉大的詩人——我親愛的安徒生！你怎
么就不覺得，你所有這些想法都將一事無成，你正在誤入歧途。
他很想獲得丹麥之外的歐洲文學界支持，努力結交文化名人，結果反讓人家覺得有“搖尾乞憐的奴態”。即便他後來終於受到廣泛承認，人們也只認為他是一個善於編織童話的作家，並不認為他是文學巨匠。因此，直到他臨死之時，還渴求會見任何訪問者，希望在他們的話語中找到賞識自己的點滴信息。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拜訪、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對此，世界各國的讀者都是證據，包括早已不年輕的我們。眼前的證據是，很少懸挂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
一個不太在乎標誌的國家，終於找到了國家標誌。這也是一個童話，由所有的童話集合而成。
漫漫長夜
我們到達哥本哈根才下午三點半，天已黑了。當地朋友說，到明天早晨八點，它才亮。
終於知道，什麼叫漫漫長夜。
下着雨，不想出門。看街邊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秘，隱隱約約，而飯店和咖啡座里，點的是蠟燭。應該有老式的火爐在暗暗燃燒吧？北歐的長夜，真是一個深不見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沒什麼高樓，一般都是四五層，我們下榻的旅館算是高的了。從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點的建築，就是那些教堂尖頂。
黑暗和寂寞能夠幫助深思。一個只有五百萬人的小國在世界科學界成果卓著，尤其在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解剖學、醫學、核物理學等方面甚至大師輩出，這大概與長夜有關吧？
然而，黑暗和寂寞還有大量的負面效應。本來，全世界的憂鬱大多在陽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發，這種可能在這裏大大減少。因此，憂鬱也就越積越厚，越燜越稠，產生廣泛而強烈的自殺慾望。教堂的鐘聲會起一點心理舒緩作用，但這種作用也正在漸漸減弱。
我相信在這種心理掙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對岸，並向即將沉溺的同伴們招手。
我想起了克爾愷郭爾。
哥本哈根對他來說幾乎是一個天生的地獄。父親的驚恐苦悶和行為失檢，幾乎打碎了他整個童年。家裏災禍不斷，自己體質很差。為從地獄解脫，他選擇了神學；而選擇神學，又使他不得不放棄初戀。“她選擇了哭泣，我選擇了痛苦。”
從此，他在黑暗中思考。他最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劃分為三個階段，一為感性階段，二為道德階段，三為宗教階段。由淺入深，層層否定，而終點便是第三階段。
感性階段也就是追求感官滿足的階段。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但也有一些人領悟到其間的無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階段。人在道德階段是非分明、行為完美、無瑕可擊，但更多地出自於一種外在規範，一種自我剋制，因此必然因壓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夠意識到這種痛苦並願意從更高層面上獲得解脫的人，就有可能進入宗教階段。克爾愷郭爾認為在那個階段一個人就會不受物質誘惑，不怕輿論壓力，掙脫塵世網絡，漠然道德評判，只是單獨站在曠野上與上帝對話，在償還人生債務的劇痛中感受極樂。
最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克爾愷郭爾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面前的“可選擇狀態”。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只供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後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克爾愷郭爾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歷史上把哲學、神學熔於一爐的學者很多，克爾愷郭爾卻在這種熔合中把人生哲學推到了新時代的邊沿。
可惜，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只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也最重要的幾年裏，真可謂心力交瘁。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於與教會決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於是也就隨之引起了親朋好友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摩擦。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麼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於是一片混戰。遺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報起鬨式的謠言和誹謗，於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爾愷郭爾遇到的對手很多，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後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聖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這樣的結束，實在讓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於哥本哈根這過於漫長的黑夜。
瑞典小記
一
在挪威和瑞典的邊境我問同車的夥伴今天的日期，夥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預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發生了一件大事：年僅三十六歲的國王卡爾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間在這裏巡視戰壕，被一顆子彈擊中死亡。這顆子彈究竟出於誰手？至今歷史學家們眾說紛紜。但無可置疑的是，一段窮兵黷武的擴張史，在這個晚上基本終結。
我們既然在無意中撞到了這個日子，這個地方，那就應該祭拜一下那位年輕的軍事天才，同時紀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羅的海大帝國”的血火泥潭。
一個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是一種歷史的福音。
二
哥德堡人的自豪讓人啞然失笑，他們居然那樣嘲謔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最大優點，是還有一條鐵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確實不錯。半夜海風浩蕩，港口的路燈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撐。日本式的亭座衛護着它們，一眼看去便是萬里之遙。只遺憾臨水的歌劇院造得大而無當，可能出自於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這冷雨之夜我最喜歡的，是每家每戶的燈。大家都拉開窗帘，讓點燃着十幾支蠟燭的燈座緊貼着窗，燭光下全是當日的鮮花。數里長街萬家燈火，連接成了一個縹緲的夢境。
自己入夢之前先把整個城市推入夢境，即使半夜驚醒也還在夢中，這個主意真好。
我趁他們全都夢着，悄悄地起個大早，去他們瞧不起的斯德哥爾摩。
三
早晨從哥德堡出發時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
還沒有來得及尋找太陽，只見路邊所有黑色的樹枝全部變成了金枝銅干，熠熠閃光。一路行去延綿不斷，好像此刻整個世界都會是光柱的儀仗。
但是，這個儀仗是那麼短暫，不到一百公里光輝漸淡，樹榦轉成灰白，樹冠皆呈酡紅。那酡色又越來越渾，越來越深，終於一片昏昏沉沉。
大霧不知從何升起，路上不再有別的圖像，只能隱約看到車尾昏黃的霧燈。車窗上又噼噼啪啪響起雨點，從此這霧再也不散，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個白天就這樣匆匆打發了。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閃過，立即為它們擔憂起來。如此漫長的冬季，它們能否在愁雲慘霧中找到一個可以結交的信號，哪怕是留住其中某一輛的昏黃的霧燈？
今天終於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觀察的，而且以天地間最隆重的儀式。以隆重儀式觀察來的寂寞，讓人不寒而慄。
四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爾摩大街上總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貝納多特，本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名法國戰將，長得特別英俊偉岸，曾被拿破崙指派，騎着高頭大馬到維也納大街上慢慢通過，作為法國風度的示範。就這樣，他被瑞典人選作了國王。這位連瑞典話也不會說的瑞典國王倒是沒有辜負瑞典，他審時度勢，不再捲入拿破崙的戰略方陣，反而參與了反法聯盟，但又不大積極。
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他一言不發。他已明白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如果陷身於歐洲大國間的爭逐，勝無利，敗遭災，唯一的選擇是和平中立。
於是，他被很多法國人看做“忘本”之人。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處境尷尬，卻向人痴痴地回憶着他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歲，一個被分配來住宿的士兵敲開了她家的門，父親嫌他粗手笨腳就把他打發走了。“這個士兵，就是後來娶了我的瑞典國王。”她說。
這種政治傳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於浪漫的法國，一半得力於老實的北歐，兩者的組合變成了一段有趣的歷史。
五
斯德哥爾摩其實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島。島與島之間造了很多橋，這些橋沒有坡度，形同平路，讓旅人不知島之為島。只是行走街頭耳邊突然有水聲轟鳴，伸頭一看腳下水流奔騰，海濤滾滾。
王宮、議會、老街、大教堂，全擠在一個島上。老街壁高路窄、門多店小，點點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記號。
王宮任人參觀，凜冽寒風中年輕衛士的制服顯得有點單薄。議會大廈底樓正在開會，隔着一層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觀。
忽聽得一群青年高喊口號向議會示威，因不懂瑞典語連忙問身旁一對老夫妻。老太太搖着火雞般的脖子連聲抱怨：“誰知道呢，都聖誕了，還這麼吵吵鬧鬧！”
六
歐洲許多城市都患有一種隱疾：它們現在隆重推出一個個已經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細一查，當年它們對這些文化名人都非常冷漠。
對此，斯德哥爾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爾一笑。
它對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夠情義。
至少有三個方面，使這座城市對斯特林堡的尊重顯得難能可貴：
一、斯德哥爾摩市民並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創作成就。他的戲劇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義心理寫實，還是後來的象徵主義和表現主義，斯德哥爾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
二、他們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師，但他的散文曾經猛烈批判斯德哥爾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種種陳規陋習，而且連續不斷；
三、他與斯德哥爾摩不辭而別，浪跡天涯，晚年才回來。
——就憑這三點，斯德哥爾摩有充分的理由給他冷臉。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們居然舉着無數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還募集了大筆資金供他使用。
他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人們說，他獲得了“另類諾貝爾”。
七
離開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幾個北歐國家對自己的評價，很有意思。
剛到丹麥，就聽當地人說：“由於氣候地理原因，我們北歐人與其他歐洲人不同，比較拘謹，不善言詞”；
到了挪威，又聽他們說：“我們挪威人比不上丹麥人開朗健談，有點沉悶”；
到了瑞典，聽到的居然是：“我們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熱情”；
……
這是怎麼啦，北歐各國好像都在作一種奇怪的自我譴責，看誰更冷、更酷、更漠然無情。
其實據我看，北歐人不是沒有熱情，而是缺少那種快速點燃又快速轉移的靈敏。他們感應較慢，選擇較遲，不喜宣講，很少激憤，但一旦選定卻不再改變。選擇和平中立，制定福利政策，設立諾貝爾獎，即使有再大的麻煩也一意孤行。
說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為真冷無感於冷。
終極關懷
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
今天，我想稍稍花點筆墨，談點瑞典的福利體制。
瑞典在歷史上也是戰火不斷，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它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由於嚴守中立而幸免於難，富裕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在這個基礎上瑞典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後來，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
順着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體制。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着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里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敢於冒險的闖將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裏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學者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但瑞典仍然是一個世界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嘗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面臨的危機更大。
在這裏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集中表達了這種擔憂。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仍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事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
例如——
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
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
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
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
……
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制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
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面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製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來評價經濟關係的原則，令人感動。
我學着概括了他們這裏的一系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砰然關門
一
對中國文化界來說，知道挪威，首先是因為易卜生。
《玩偶之家》裏的那個娜拉，因無法忍受夫權而離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關門來結束全劇。人們說，正是那聲音，關閉了十九世紀。
這聲音當年也震動過中國。那時中國的思想者們正在呼籲婦女解放，娜拉的出走，既是樂觀的信號，又是悲觀的信號。魯迅說，娜拉出走後會到哪裏去呢？一是墮落，二是回來，三是餓死，都不好。
魯迅說，娜拉們的出路，在於經濟權的獲得，因此要以韌性的奮鬥，來改革經濟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改革歷史，我不太了解。但這麼多天看下來我驚異地發現，娜拉的後代已徹底翻身，挪威幾乎成了一個“女權國家”。匆匆百年，真可謂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魯迅再世，一定瞠目結舌。
你看，這次接待我們的幾個重要機構，最高負責人全是女性，站起來致詞口若懸河、風度翩翩。從她們自信的眉眼間可以推斷，在她們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揮若定、操縱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麼多挪威姑娘邊走路邊抽煙，姿態瀟洒，旁若無人。
看到一項社會調查，令我啞然失笑。在文化消費上，挪威的女性喜歡去書店和圖書館，挪威的男性喜歡去電影院。外人調笑說，女性一厲害，男性只敢躲在黑暗裏消磨時間了。
另一項調查看起來也很有趣，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選擇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賢惠。
這麼說來，娜拉出走時的砰然關門聲，果真是切斷了一個時代。
二
魯迅所說的經濟權，不僅需要女人在小家庭中爭取，也需要整個挪威在世界大家庭中爭取。
從這個意義上說，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歷史上，挪威的經濟長期不好。自從海盜時代結束，“北海大帝國”夢幻瓦解，挪威全然回歸自己的狹小和荒蕪。十四世紀從英格蘭傳來瘟疫死亡過半，以後一會兒受制于丹麥，一會兒受制於瑞典，哪有幾天好日子過？幸好幾十年前發現北海油田，頃刻暴富。
我曾驚異地發現，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卻居全歐之末。那麼，人均外援居全歐之首的是誰？是挪威。挪威脫離貧困才幾十年，對別國的窮人還保留着深深的同情。這兩天在奧斯陸的步行街上經常看到衣着整齊的女學生在寒風中向行人伸手要錢，驚訝地停步詢問，原來她們是在為世界各國的窮人募捐。
努力救助別國窮人的挪威，自己貧富差距很小，這實在讓人嚮往。但有一項調查表明，就是這一點點貧富差距，卻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稍稍富裕一點的，健康狀況就好，反之則差，兩者的依賴性程度也居歐洲第一。
這個調查結果很奇怪，仔細一想，卻很能理解。看看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脫貧致富時間太短，一切還過於敏感，就像一批成績不好的學生突然成了優等生，互相間的一分之差也會又痛又癢。
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這是一個善良的民族，敏感也只是敏感，心理失衡隻影響自己的健康，而不是攻擊別人，發泄嫉妒。善良，終究會創造健康。
在這方面，中國要向挪威學習的地方太多。
三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現在已有枯竭的預感。因此挪威作出明智的決定，讓水產領先出口。
挪威水產協會希望開拓中國市場，也沒有搞清我們這幾個人是做什麼的，就要請我們在奧斯陸北邊一個叫荷門柯林（Holmenkolen）的山地吃海鮮。木屋內爐火熊熊，長窗外冷雨如幕。主人發一聲感嘆：“我們挪威，不管是石油還是水產，全靠自然的恩惠。我們必須對自然更好一點。”
為這種樸素的說法，大家舉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讀到的中國駐挪威外交官孫夜曉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兩個挪威人開着電動雪橇上山遊玩，見到幾隻北極熊就追趕了一陣與它們逗樂。雖然無傷北極熊的一根毫毛，卻已經犯了騷擾罪，不僅罰以重款，而且兩人都得坐牢。這個判決使當地華人大惑不解，覺得挪威還有不少刑事案件發生，司法當局常常因人權的理由從輕發落，這件事顯然是小題大做。孫先生說得對，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的差異。
挪威一向依賴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們應該理解這一判決。北極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頭，它們不會控訴，不懂法律，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法律的最後保護線。
對自然都講情義，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漢。
在他們眼中，時至今日，娜拉們苦惱過的女權、男權已不再重要，經濟權問題也可暫時擱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們領悟了另一種權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對自然的監護權。他們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滿意度，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又是砰然一響的關門聲，這次關的是監獄的門。上次那聲，表達的是娜拉的決心；今天這聲，表達的是挪威的決心。
挪威又在給中國上課了。這次的老師不是易卜生，但仍然是一門世紀課程。
歷史的誠實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着一個峽灣。
海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幹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後後反覆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佔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呢？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說，人類分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後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後，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後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當然還不是文明，卻為文明做了準備。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方式也不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於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於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為了尋找更大的生存空間，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從事搶劫和貿易的，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歷史上有一種非常怪異的現象，海盜們越是到了富裕的地區，搶掠的行為也越蠻橫。這裏包含着因嫉妒、貪婪所激起的破壞慾望，是人性和獸性之間的掙扎。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後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
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們只要在文明的環境裏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
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他謀生方法，更未曾接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糲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後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鏈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
挪威的海盜文化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米高遜（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餘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係。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麼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上發現貝類穿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后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穿佛珠。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着眼於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於歷史學和考古學，更屬於人類學和哲學。
於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裏產生了深厚的內涵。
冰清玉潔的世界
終於要去冰島了。
我讀到過一本由冰島學者寫的小冊子，開篇竟是這樣一段話：
一個被遺忘的島國，有時甚至被一些簡易地圖所省略。連新聞媒體也很少提到，除非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或碰巧來了別國元首。
它的歷史開始於九世紀，由於海盜。它自從接受了來自挪威的移民之後，長期與歐洲隔離，以至今天的冰島人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卻已經完全無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國攻擊，因此也沒有軍隊，形不成集權。它一直處於世界發展之外，有人說，如果冰島從來沒有存在過，人類歷史也不會受到絲毫影響。
用這樣的語氣來談論自己的國家，有一種我們很少領受的涼爽。
在這次出發前我在北京見到了冰島的大使埃吉爾松先生，他送我一套書。這套書叫《薩迦選集》，厚厚兩冊，一千多頁，掂在手上很重。薩迦（Saga）是冰島中世紀的一種敘事文學，也可以翻譯為“傳奇”，但比中國古代的傳奇更具有宏大的詩史性質，因此不如保持音譯。對於冰島薩迦，我以前略有所聞，卻不知其詳。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並不張揚的文明，在遠處默默地厚重着。
記得在斯德哥爾摩，當地朋友一再質問我們：“你們怎麼會選一個隆冬去冰島？冬天，連最後一點苔蘚也沒有了，看什麼？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哪一個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島？”
我的意見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冰島，一定要趕一個冰天雪地的時節。嚴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時候，不去也罷。
那麼只能與我們的車輛暫別了。冰島實在太遠，連大海也已凝凍，因此只能坐飛機。
車輛連同行李寄存在一個寒枝蕭蕭的院落里，天正下雪，待我們走出一段路后再回頭，它們全已蒙上了白雪，幾乎找不到了。
由斯德哥爾摩飛向冰島，先要橫穿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然後便看到隱約在寒霧下的挪威海。幾個小時后終於發現眼下一片純白，知道已是冰島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飛機上俯瞰過雪原，卻第一次看到白得這樣乾淨，毫無皺摺，心裏猜測，那該是厚達千餘米的著名冰川。
皺摺畢竟出來了，那該是冰島高地了。如果沒有大雪覆蓋，這裏應該酷似月球表面。據說美國的登月太空人出發前，就在這裏適應環境。那麼，這便是不分天上人間的所在。
皺摺不見了，又是純白。純白中漸漸出現一條極細極淡的直線，像是小學生劃下的鉛筆印痕，或是白牆上留下的依稀蛛絲。我好奇地逼視它通向何方，終於看清，那是一條公路，從機場延伸出來。
機場也被白雪籠罩，不可辨認，只見那條細線斷截處，有橙光潤出。飛機就向那裏輕輕降落，盡量不發出聲音。
下地一陣寒噤，冰清玉潔的世界，真捨不得踩下腳去。
生命的默契
雷克雅未克是冰島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謙虛的首都。西方有人說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說它是最醜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繞幾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樓，說是紀念十七世紀一位宗教詩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單純。
一處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層小樓，沒有圍牆和警衛，只見一個工人在門口掃地，這便是總理府。
走不遠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國家監獄，踮腳往窗里一看，有幾個警察在辦公。街邊一位老婦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在監獄窗外踮腳，感慨一聲：“以前我們幾乎沒有罪犯。”
總統住得比較遠，也比較寬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沒有其他人跟隨和衛護。總統畢業於英國名校，他說：“我們冰島雖然地處世界邊緣，但每一個國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生活。作為總統，我需要考慮的是：創造出什麼力量，能使遠行的國民思念這小小的故土？”
根據總統的介紹，冰島值得參觀的地方都要離城遠行。既然城市不大，離開非常容易，我們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
翹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車是租來的，在雪地里越開越艱難。滿目銀白先是讓人爽然一喜，時間一長就發覺那裏埋藏着一種危險的視覺欺騙，使得司機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輪下的坎坷。於是，我們的車子也就一次次陷於窮途，一會兒撞上高凸，一會兒跌入低坑。
開始大家覺得快樂，車子開不動了就下車推拉，只高聲叫嚷着在斯德哥爾摩購買的禦寒衣物還太單薄。但次數一多，笑聲和表情在風雪中漸漸冰凍。
終於，這一次再也推不出來了，掀開車子后箱拿出一把鏟子奮力去鏟輪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無濟於事。鐵鏟很快就碰到了鏗鏘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結成的山谷我見過，例如前幾個月攀登的維蘇威火山就是一個。那裏褐石如流，奇形怪狀，讓人頓感一種脫離地球般的陌生。但在這裏，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於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層陌生，使我們覺得渾身不安。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爾摩朋友的那句話：“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哪一個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島？”
早已鬧不清哪裏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點燃一堆柴火讓白煙充當信號吧，但是誰能看見白雪中的白煙？看到了，又有誰能讀懂白煙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這個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煙升起的地方，可見白煙在這裏構不成警報。更何況，哪兒去找點火的材料？
想來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邊出現一個黑點。黑點是什麼，不知道，只知道在絕望的白色中，等的總是黑點。就像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中，等的總是亮點，不管這亮點是盜匪手炬，還是墳塋磷光。
很久很久，身邊一聲驚叫，大家眯眼遠望，彷彿真有一個黑點在顛簸。接着又搖頭否定，又奮然肯定。直到終於無法否定，那確實是一輛朝這裏開來的吉普。這時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來，怕它從別的方向滑走。
這輛吉普體積很小，輪胎奇寬，又是四輪驅動，顯然是為冰島的雪原特製的，行駛起來像坦克匍匐在戰場壕溝間。司機一看我們的情景，不詢問，不商量，立即揮手讓我們上車。我們那輛掩埋在雪中的車，只能讓它去了，通知有關公司派特種車輛來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擠一大堆人不容易，何況車上本來還有一條狗。我們滿懷感激地問司機怎麼會開到這裏，準備到哪裏去。司機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來遛狗！”
我們聽了面面相覷，被一種無法想像的奢侈驚呆了。那麼遙遠的路程，那麼寒冷的天氣，那麼險惡的山道，他開着特種吉普只為遛狗。
那狗，對我們既不抵拒也不歡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視窗外，不再理會我們，目光沉靜而深幽。
看了這表情，我們立即肅靜，心想平常那種見人過於親熱或過於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級的。
在生命存活的邊緣地帶，動物與人的關係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既然連植物的痕迹都很難找到，那麼能夠活下來的一切，大多有一種無須言說的默契。
我們坐着這輛遛狗的吉普，去參觀了一個單位，然後返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館。旅館屋內很溫暖，但窗外白雪間五根長長的旗杆，被狂風吹得如醉筆亂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時荒涼，於是翻開那部薩迦，開始閱讀。
讀到半夜心中竟浩蕩起來，而且暗自慶幸：到冰島必須讀薩迦；而這薩迦，也只能到冰島來讀。
拍雪進屋
已經在冰島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里趕路，十分辛苦。趕來趕去看什麼呢？偶爾是看自然景觀，多數是看人類在嚴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聽這種說法有點過時，因為近年來冰島利用地熱和水力發電，能源過剩，不再害怕嚴寒。但在我看來，這還是生活的表面。許多現代技術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蓋了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實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澱，焉能輕易拔除？
例如能源優勢的發現曾使冰島興奮一時，舉債建造大量電廠來吸引外資，但外資哪裏會看得上那麼遙遠的冰島能源？結果債台高築，而一家家電廠卻在低負荷運行。因此那些徹夜長明的燈，是冰雪大地的長嘆。
到目前為止，冰島經濟還是依靠捕魚，這與千百年來毫無差別。只不過現在要用這古老行當的辛苦收入，去歸還現代衝動造成的沉重外債。如果堅冰封港，或水域受污，全國的經濟命脈立即受阻，這便是這個島嶼的生存困境。
今天，在一個地熱鹽水湖邊耽擱了太長時間，直到半夜才準備返回雷克雅未克。
我們的車又在雪地里尋路了，拐來拐去，大家早已飢餓難忍。飢餓的感覺總是摻雜着預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強烈。據我們前幾天的經驗，這個時間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經絕無就餐的可能。整個小旅館的一切部門不再工作，連一個警衛也找不到，你只能摸着走廊開房門，煎熬在飢餓的萬丈深淵裏。
在這般無望的沮喪中，竟然見到路邊有一塊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隱隱約約有“用餐”字樣。
連忙停車，不見有燈。那塊木牌，也許已經在十年前作廢。還是眼巴巴地四處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貼地而築，屋頂像是一艘翻過來的船隻。我知道這是當年北歐海盜們住的“長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麼希望地敲門，大概敲了十來下，正準備離去，門居然咯吱一下開了。
屋內有昏暗的燈光，開門的是位老太太。我們指了指門外那塊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們讓進門內，扭亮了燈，幫我們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豎起手指點了點我們的人數，然後轉身向屋內大叫一聲。我們聽不懂，但猜測起來一定是：“來客了，八位！”
喊聲剛落，屋內一陣響動，想必是全家人從睡夢中驚醒，正在起床。
從進門拍雪的那間屋子轉個彎，是一個廳。老太太請我們在桌子邊坐下，就轉身去撥火爐。
裏屋最先走出的是一個小夥子，手裏托着一個盤子，上面一瓶紅酒，幾個酒杯，快速給我們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說英語，請我們先喝起來。
我們剛剛端杯，老大爺出來了，捧着幾盤北極魚蝦和一簍子麵包。這樣的速度簡直讓我們心花怒放，沒怎麼在意已經盤凈簍空。老大爺顯然是驚慌了，返身到廚房去尋找食物，而我們因有東西下肚，開始氣定神閑。
老大爺重新出現時端上來的食物比較零碎，顯然是從角角落落搜尋來的。好在剛才擱在火爐上的濃湯已經沸騰，大家的興趣全在喝湯上。
這時，屋內一亮，不知從哪個門裏閃出一位極美麗的少婦。高挑寧靜如玉琢冰雕，一手抱着嬰兒，一手要來為我們加湯。她顯然是這家的兒媳婦，也起床幫忙來了。閃爍的爐火照得她煙霞朦朧，這麼多天我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冰島美人。她手上的嬰兒一見到黑頭髮就號啕大哭，她只得搖頭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聲使我們意識到如此深夜對這個家庭的嚴重打擾，反正已經吃飽，便起身付賬告辭。他們全家都到門口鞠躬相送。
車剛起步，便覺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頭也不知木屋在何處，燈光在何處。
議會—阿爾庭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麼，心中總想着辛格韋德利。那部薩迦一再提醒我，冰島歷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與那裏密切相關。
辛格韋德利往往被稱作“議會舊址”，或者叫阿爾庭（Althing）舊址。阿爾庭就是議會。
初聽名字時我想，議會舊址應該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還應該有地基的遺迹。後來讀薩迦漸漸發覺情況有異，但究竟如何並不清楚。今天終於趕到了這裏，大吃一驚。
沒有老房，沒有地基，也沒有希臘奧林匹克露天體育場那樣的半天然石壘座位，而是崇山間一片開闊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由熔岩構成的嶙峋峭壁，高約三十多米，長達七八公里，攔成了一個氣勢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島第一大湖，便叫議會湖。
沿着峭壁進入，有一條險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滿路，很不好走。刺骨的寒風被峭壁一裁，變得更加尖利，幾乎讓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這就是議會舊址，冰島議會年年都在這野外開會，從公元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整整延續了八百多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議會，比英國議會的出現還早了三百年。
因此，這個令我們索索發抖的怪異谷地，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小小的亮點。
參加議會的有三十六個地方首領，各自帶着一些隨從，普通百姓也可以來旁聽。會議在六月份召開，那時氣候已暖，在這裏開會不會像我們今天這樣受苦。
陪我們前來的拉格納爾·鮑得松先生邊指邊說，峭壁前的那座山崗就是開會的場所，山崗上的那塊石頭叫“法律石”，是議事長老的位置，而旁聽的普通百姓則可坐在山崗的斜坡上。
那時冰島沒有王室、王權，也沒有常設的政府機構，主要就靠這麼一個議會來判決各種事端，依據的是不成文的法律。
就這樣，一年一度的會議把整個冰島連接起來了。
一群由北歐出發的海盜及其家屬，在這裏落腳生根，卻越來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機制，判別榮辱是非。時間一長，他們居然成了世界上特別仰仗法律的文明族群。
這實在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跳躍，對此我已經知道不少，因為我讀了薩迦。薩迦不是普通傳奇，而是海盜們脫胎換骨的史詩。
按年代比照，這在中國歷史上相當於宋元之間。那時的中國已積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島還在享受着草創期才有的巨人意識。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對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視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一大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當年冰島的好漢們並不害怕流血死亡，卻害怕這裏的嶙峋亂石。那些偉岸的身軀、渾濁的眼睛遠遠地朝向著這裏，年年月月都在猜測和期待。
這裏並無神靈廟堂，除了山谷長風，便是智者的聲音，民眾的呼喊。從薩迦的記述來看，起決定作用的是智者的聲音，而不是民眾的呼喊。
尼雅爾薩迦
眾多的冰島薩迦中最動人的要算是《尼雅爾薩迦》，這些天我沿途埋頭細讀，不斷受到令人窒息的心靈衝撞。
現任冰島古籍手稿館館長韋斯泰恩·奧拉松先生曾經這樣揭示薩迦的基本觀念：
這個世界是充滿危險的，它與生俱來的問題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殘殆盡。但它又容許人們不失尊嚴地活着，為自己和親近的人承擔起責任。
此刻我為了避開越來越厲害的寒風，正縮脖抱肩躲在辛格韋德利議會舊址的一個岩柱背後，重溫着奧拉松先生的這句話。
我一直在想：這兒，正是尼雅爾和他的朋友們如貢納爾、弗洛西站立過的地方嗎？
回到旅館，我決定用自己的筆記述幾段《尼雅爾薩迦》的片斷。因為那裏的故事太出色了，而在冰島的寒風裏記述這樣的故事，又太合適了。我如果不做這種記述，就對不起踏遍了好漢足跡的冰島。
《尼雅爾薩迦》一開始並沒有讓這幾個主要人物出現，而是推出了一位當時冰島的法律專家名叫莫德。在還沒有成文法的時代，人們相信，如果沒有莫德參與，任何判決都無效。那麼，坐在“法律石上的”莫德，就是辛格韋德利議會山谷間的最高代表。
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對全國各種重大事件作出權威性判斷，卻無法處理好自己女兒的婚事。女婿就在“法律石”前提出要與他決鬥，他自知不是對手，退縮了，引來民眾一片恥笑，恥笑着法律對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後又出現了一個人也叫莫德，我看這是佚名的薩迦作者的象徵性安排。這個莫德顯然是一個小人，卻也精通法律，最喜歡那些“能夠互相殺戮的男子”。如果不能夠互相殺戮，這位法官也要想方設法為他們佈置戰場。此後很多惡事的出現，都與他有關。
那位老莫德身後留下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有事要找親戚貢納爾幫忙，而貢納爾則請最智慧的朋友尼雅爾出主意。這樣，兩個主要人物就出現了。尼雅爾果然為貢納爾出了好主意，他們兩人也就更加親密。
一切純凈而高貴的友情都是危險的。
尼雅爾和貢納爾兩家往來頻繁，反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小糾葛，小糾葛又積累成大麻煩，連兩位主人也一次次臨近翻臉的邊緣，差一點成為莫德所喜歡的“互相殺戮的男子”。幸好他們立身高邁，拒絕挑撥，互相以退讓維繫了友情，直到貢納爾被別人所殺，尼雅爾悲痛不已。
在當時的冰島，男人們追求的是榮譽，而榮譽的主要標誌是不計成敗地復仇。
在復仇的血泊邊，也有一些智者開始在構建另一種榮譽，這種榮譽屬於理性與和平，屬於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構建卻處處與老式榮譽對立。尼雅爾和貢納爾就長期在這兩個榮譽系統間掙扎，他們眼前有親屬的哭訴、真實的屍體，他們都忍下了，同時也就忍下了眾人的譏笑，內心的煎熬。
他們已經意識到，只要稍有不忍，就會回到老式榮譽一邊，個人受到歡呼，但天下再無寧日。而如果能忍，則有可能進入一個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所以，此刻要忍氣吞聲。
貢納爾死後，尼雅爾又遇到了另一位似友似敵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聯姻的親戚。
嫉妒者莫德，就在那對新婚夫婦身上做起了文章，結果新郎無辜被殺，新娘要求復仇，尼雅爾和弗洛西兩個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仍然是莫德作判決，由尼雅爾賠償弗洛西。那天，一大堆白銀陳列在“法律石”邊上。尼雅爾仍然覺得對不起弗洛西，又在這堆白銀上加添了一件絲綢長袍。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加添突破了判決的數字，使法律賠償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賜予。這也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懷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絕賠償，抓起絲綢長袍狠狠一摔，開始採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動，把已經開始舒緩的事態重新推向危機。
尼雅爾家庭終於被弗洛西點燃的烈火所包圍。弗洛西有意讓尼雅爾夫婦逃生，尼雅爾拒絕了。尼雅爾死後，弗洛西坐上一條不適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沒有回來。
兩個好漢都選擇了死亡，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已無路可走。就老式榮譽而言，已經無力為自己的兒子們復仇；就新式榮譽而言，也無力把法律重新從血泊中扶起。
其實還有一個層面他們都無法對付，那就是薩迦作者一再強調的在暴力與法律之間遊走的小人。尤其是那個我們經常遇到的莫德，不僅集嫉妒、挑撥、兇殺於一身，而且還是一個永恆的審判者。有這樣的人擠在中間，什麼壞事都會冒出來，什麼好事都存不住，什麼好人也活不長。而且，人們總是用口口相傳的惡意，在嘲笑着英雄好漢。難怪尼雅爾死後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長嘆一聲：“用口殺人，長命百歲。”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殺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陳之於阿爾庭的證據。他在“法律石”前握劍站起，決定先用傳統暴力手段改變一下人們嘲諷的方向，然後用生命來祭奠那個用法律和暴力都無法衛護的詩與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隨口吟詠了幾句詩：
武士們不願停止戰鬥，
而此時的詩人斯卡弗蒂
蜷縮在盾牌後面，
身上被扎傷。
這位仰面朝天的無畏英雄
被廚子們拖進小丑的房間。
當船上的水手們
嘲弄着被燒死的
尼雅爾、格里姆和海爾吉——
他們犯了天大的錯誤。
如今，在綴滿石楠花的山丘上，
在大會結束之後。
人們的嘲諷轉向了那一方。
他所說的“大會”，就是阿爾庭議會。
許多英雄、武士、殺手在冰島引刀一快之後，便覓舟遠航。他們來到歐洲大陸后，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還獲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內。在此期間，冰島的阿爾庭仍然年年召開，直到歐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紀末尾。
今天的阿爾庭舊址乍一看遠遠落後於歐洲的主體文明遺迹，但它卻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善意衝動和惡念衝動的旋渦，生命慾望和秩序慾望的互窺。細細想來，壯觀極了。
這就怪不得當司各特、瓦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等人讀到薩迦時是那麼興奮。他們只遺憾，海險地荒，未能到這裏來看看。
我有幸，終於來到了這個地方。中國有悠久的“遊俠”傳統，歷來也好漢輩出。直到今天，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仍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景觀。中國好漢也是遊走在法律之外的，但是，他們並沒有主動經歷一個“法律石”的時代，因此也沒有出現尼雅爾那樣的生命掙扎。
從結果看，今天北歐的文明程度，實在令人嚮往。
地球的裂縫
離開阿爾庭舊址沒多遠，見到一道延綿的石壁，黑森森地貼地而行，看不到盡頭。走到跟前探頭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長的地裂。這才猛然想起，我們撞到了地球的一條老疤痕，早就在書中讀到過的。
地質學家說，不知在多少年前，歐洲大陸板塊和美洲大陸板塊慢慢分離，在地球深處扯出一條裂縫。地心的岩漿從這條裂縫中噴發，驟然凝固而成了冰島。
眼下便是歐洲大陸板塊和美洲大陸板塊分離時留下的裂縫？
我重新虔誠地扒在石壁邊上俯視，只見兩壁以緊緊對應的圖形直下萬丈，偶有碎石阻塞，卻深不見底。我這個人，只要遇到巨大驚嚇，就會立即激起巨大的勇氣。我直起身來向地裂的兩頭打量，終於找到一處最窄的裂口，飛奔而去，然後分腳跨立在裂口上，左腳踩着“美洲”，右腳踩着“歐洲”。
我往常並不恐高，此時卻不敢直視腳下的裂口。越不敢直視越覺得此刻裂口正在擴大，活生生要把我的軀體撕開。
當然這只是一時暈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便回過神來了。一回過神來，我立即覺得自己獲取了一個新的高度。從我現在跨立的角度看過去，哥倫布從歐洲出發的對美洲的地理大發現，無非是我腳下的地裂擴大后，兩個板塊之間的一次尋找。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我腳下裂口的延伸，只是延伸得長了一點。
讓分裂開去的土地重新相認，就像為一個失散多年的家族拉線搭橋，哥倫布功不可沒。可惜人們對這件事情的闡釋一直出於歐洲中心論的立場，讓南美洲的本地人聽起來很不入耳。
什麼地理大發現？我們一直好好地住在這裏，何用你來“發現”？難道只有你的眼睛才算眼睛？
冰島人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不滿。要說歐洲，冰島也是歐洲，但冰島人萊夫·埃里克松一千年之前就已到達美洲，比哥倫布早了五百年。尤其讓他們感到驕傲的是，冰島船隊一千年前抵達美洲的時候，其中還有一位叫做古德里德的冰島女性，她在那裏生了個兒子，那也就是美洲大陸上第一個歐洲人後裔。古德里德留下了兒子，自己卻返回冰島，在家鄉安度晚年。
思路一旦突破了哥倫布，冰島人也就比其他歐洲人更坦誠地面對這樣一個被很多證據所指向的可能：中國人在兩千多年之前就可能到達了美洲。冰島駐華大使奧拉夫·埃吉爾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以輕鬆愉快的口氣說到這一點。現在我跨立在這個裂口上，立即明白了他輕鬆愉快的理由。
看來我們過去讀到的許多歷史，確實把許多並不太重要的事情說大了。冰島沒有什麼大事，卻又能把別處的大事一一看小，這很痛快。
此刻我把心思從裂口延伸的遠處收回，不想中國的兩千年、冰島的一千年和哥倫布的五百年了，只想腳底的這個地球裂口，是結住了的死疤，還是仍在發炎，仍在疼痛？
“仍在疼痛！”身旁的拉格納爾·鮑得松先生快速地回答了我。他說，當初地心岩漿就是從這條撕開的地裂中噴發的，直到今天，冰島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較大規模的噴發，每一次都海搖地動。
我們趕不上冰島的火山爆發了，但也能用一種溫和的方式感受地球傷痕的隱痛。冰島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這冰天雪地的季節依然熱氣蒸騰，暖霧繚繞。其間發出的硫磺味，使人聯想到傷口自療。
當晚我就接受夥伴們幾天前的召喚，終於脫衣跳到了一個火山熔岩湖裏。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嚴寒，湖裏卻熱得發燙。抬頭，四顧雪山森羅、冷氣凜冽，我赤裸地躲縮在地球的傷口間。
一切傷口都保持着溫度，一切溫度都牽連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喚着癒合，一切癒合都保留着勉強。因此，這裏又準備了那麼多白雪來掩蓋，那麼多堅冰來彌補。
北極印痕
一
驅車進入北極圈，是歐洲之旅最後一段艱難行程。從赫爾辛基到羅瓦涅米八百五十公里，全被冰雪覆蓋。
雪越下越大，我們的車像是卷進了一個天漏雲碎的大旋渦。
不時下車，在雪地里頓腳跳躍算是休息，然後再啟程。十幾個小時后，終於完全頂不住了，只得把車停在一邊，打一會兒盹。
頃刻間車身車窗全部大雪封住。千里銀白，只有這裏閃爍着幾粒暗紅的尾燈。突然驚醒，驚醒在完全不像有生命存在的雪堆里。趕緊推門四處打量，找不到星光月光，卻知北極已近。
二
北極村的土著是游牧民族薩米人。
他們的住處是尖頂窩棚，門口蹲守着幾隻狗，中間燃燒着篝火。窩棚頂端留出一個大窟窿，讓白煙從那裏飄出。但是，紛紛白雪也從那裏湧入，兩種白色在人們的頭頂爭逐。
好在主人昨天已砍好一大堆木柴，我們幫着劈添，為白煙造勢。只見主人的女兒雙眉微微一蹙，她在擔心此刻耗柴過多，後半夜會不會火滅棚冷，難以棲宿。
高低不同的樹樁便是桌子凳子，有幾處鋪有鹿皮，那是長輩的待遇。
窩棚外的天色早已一片昏暗，無垠的雪地泛起一種縹緲的白光。主人為歡迎我們，在窩棚前前後後都點上了蠟燭，迎風的幾處還有麻紙燈罩衛護。
暖黃的燭光緊貼着雪地蜿蜒盤旋，這個圖景太像玲瓏剔透的童話。注視片刻便忘記周圍的一切，只知這是一條晶瑩的路，可以沿着它走向遠處。
三
在北極村的一個狗拉雪橇前我們停下了。這個雪橇已經套了八條狗，這些狗今天還沒有出過力，條條精力旺盛，搏騰跳躍，恨不得把拴在樹樁上的繩套掙斷。
戴着長毛皮帽的主人看出了我們想坐雪橇的心思，說等等，現在你們都坐不住。說著便獨自站在雪橇上解開了繩套，剎那間眾狗歡吠、撒腿狂奔，只見雪霧騰騰，如一團遠去的飛雲。
過不久雪霧旋轉回來，正待定睛細看卻又早從眼前掠過。如此轉了幾圈，眾狗泄去了最初的瘋勁兒，進入正常奔跑狀態，主人從雪橇上伸出一根有尖刺的長棍往雪地里一插，自己的手像鉗子一樣把長棍握住，雪橇停下來了。他這才朝我們一笑，說現在你們請上來吧。
我坐在雪橇上想，這些薩米人懂得，人類對於自然之力，只有避其鋒銳、泄其殺氣，才能從容駕馭。因此，他們居然在如此嚴酷的北極，一代代住了下來。
大雪小村
從北極圈南下，沒想到天氣越來越冷，風雪越來越大，我們的車已經被凍得發動不起來。在奧盧看地圖，發現從這裏到赫爾辛基不僅距離遙遠而且地形複雜，再加上這樣的氣候，如果開車，不知半路上會遇到什麼情況。思考再三，決定搭乘火車。
從地圖上看，我們要找的那個鐵路始發站叫康提奧美克（Kontiomaki），在奧盧東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處。
到了以後才發現，康提奧美克連一個小鎮也算不上，當地人說這兒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這種說法有點誇張，但到頂也就是幾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個火車始發站，大概與鐵路網絡的整體佈局有關。
說是火車站，我們只看到大雪中兩條細細的鐵軌。這兒的雪粒比別處大，晶瑩閃亮地塞滿了整個視野，連一個腳印也沒有，可見這條線路非常冷落。我們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個小時。
雪中的鐵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腳印，再加一個遠去的車尾影子，會讓人想到托爾斯泰。但這兒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供想像的信號，只聽到自己的腳探入積雪時咯吱咯吱的響聲。
離鐵軌不遠處有一間結實的木屋，門外有門亭，窗里有燈光。牆上的字是芬蘭文，不認識，但可以猜測是一個公共場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門而入，裏邊果然溫暖如春，與外面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說不清這是什麼場所，反正什麼都有。桌球、遊戲機、簡單的餐食、廁所。見我們進去，裏邊的幾個老人兩眼發光，定定地注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一數，他們也有七八個人，我由此證明當地只有十個居民的說法不準確。夥伴去問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務員，誰知她笑着用簡單的英語說：“差不多都在這裏了，過一會兒還會來幾個老太太。”
一個車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並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歐小村，人們實在太寂寞了，總想找一個地方聚一聚。儘管這裏列車很少，但說不定也能看到幾張生面孔，這就比村民聚會更豐富了。今天我們這一哨人馬吵吵嚷嚷蜂擁而入，在這裏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據那位服務員說，有兩位老人已經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們趕快來湊熱鬧。
夥伴們快速地進入了各項遊戲項目，有的打牌，有的打桌球，有的玩遊戲機，老人們都興緻勃勃地圍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話又覺得不應該干擾。我離開桌球桌上廁所，一位老人跟了進來，大概他覺得這是一個開始談話的好地方。他大聲地用芬蘭話與我聊天，我用英語搭話他聽不懂，一上來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蘭話，正像我不相信他完全不懂英語，彼此尋找最簡單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後他只能打起了手語。
他用雙手劃了一個方框，然後又窩成一個圓圈放在中間，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劃日本國旗，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聽懂了，但他居然聽不懂“中國”的英語說法，我當然也無法用手語來表現圖案相當複雜的中國國旗。
他很遺憾無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絕地講着。這使我想起童年時熟悉的家鄉老人，他們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聽不懂本地方言，總是在外地人面前反覆講，加重了語氣講，換一種方式講，等待哪一刻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從廁所出來，我看到了另一個苦口婆心的現場。我們的攝像師東濤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極村滑了一跤，腳受了點傷，拄了拐杖，也就不去玩那些遊戲項目了，坐在一角喝茶。這也被老人們看出是一個沒有打擾嫌疑的談話對象，三位老漢和兩位老太在一起全圍着他。老太太顯然就是剛才被急急召喚來的。
老人們用手勢問東濤受傷的原因，東濤無法向他們說明白，除了不小心沒有別的特殊原因。他們比劃來比劃去，終於比劃出一個不容申辯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傷的。然後諸老人爭先恐後地比劃自己滑雪的經歷，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過傷，他已在教育東濤一個受傷的人該怎麼自我護理了。
在語言不夠而熱情足夠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糊裏糊塗地隨順對方，千萬不要把事情解釋明白。今晚的老人要的是與一個陌生人談話，與一個受了傷的陌生人談話，與一個他們估計是滑雪受傷的陌生人談話，與一個能讓他們回憶起自己的滑雪經歷和受傷經歷的陌生人談話，談話在寒冷的冬夜，談話在他們的家鄉，這就夠了。我們可憐的東濤如果在不懂芬蘭話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講清楚不可，一是艱難無比，二是掃了老人們的興，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況下，興緻比真實更重要。以前納悶為什麼我堅守某些事情的真實反而惹得那麼多的人不高興，現在懂了，人家興緻濃着呢。
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劃得非常盡興，這種比劃就是他們的享受。
旅行使我們永遠地成為各地的陌生人。當老人們在比劃我們的時候，突然想到我們其實也一直在比劃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劃，不斷告別，言語未暢而興緻勃勃，留下彼此的想頭，留下永恆的猜測，這便是旅行。
就這麼顛顛倒倒、迷迷糊糊三個小時，終於傳來一聲招呼，火車來了。我們告別老人來到屋外，這才發現這三小時完全忘記了天氣與環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們的手臉發痛，痛過一陣后又徹底麻木。在這麼絕望的寒冷中，只有那麼一間溫暖的公共活動房屋，可見人與人的相聚真是極其珍貴。對此，我們這些來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記。
感謝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這個車站，它以超常的冷清總結了我們一路的熱鬧。它在大雪深處告訴我們：人類最饑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類之間的互遇互溫，哪怕語言不通，來路不明。
當深夜列車啟動之後，我們會熟睡在寒冷的曠野里。一定有夢，而且起點多半是那些老人。至於夢斷之處，或許是一聲汽笛鳴響，或許是一次半途停車，驚醒之後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無人影。
總結在寒夜
一
我在《自序》裏說過，這次考察歐洲，本來是想進一步為中華文明尋找對比坐標的。但是，歐洲果然太厲害了，每次踏入都會讓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淺一步地往前走，處處都有感受，每天也寫了不少，卻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歐洲旅行，還可以在各地讀不少資料。我在佛羅倫薩讀美第奇，在布拉格讀哈維爾，在冰島讀《薩迦》，都讀得非常入迷。這一來，離中華文明就越來越遠了。
直到此刻，在北歐的夜行火車上，我才回過神來。這趟火車除了我們幾個人外，沒有別的乘客，我一個人佔了一間設備齊全的卧室。車窗外是延綿不絕的雪原，而這雪原的名字又沒有在地圖上找到。路那麼長，夜那麼長，一種運動之中的巨大陌生，幾乎讓自己消失。我靜下心來，開始整理一路上與中華文明有對比關係的感受。
歐洲圖像太多，話題分散，很難簡明地歸納出與中華文明的邏輯對比。我只能放棄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圖像具有對比價值。從行李里抽出兩張紙來，寫了三十多個，覺得太多，刪來刪去，刪成了七個對比性圖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圖表；
一個城堡；
一群閑人；
一塊巨石；
一面藍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M-E-D-I-C-I，在街邊、門牆、地上都有。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寫。
按照中國文化的習慣思維，一個有錢有勢的貴族門庭，大多是歷史前進的障礙，社會革命的對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讓我們吃驚了。
最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文藝復興，世界的現代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美第奇家族，佛羅倫薩和文藝復興都是不可設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營造了一個新文化的中心，把財富和權力作為匯聚人文主義藝術大師的背景，構成了一個既有挑戰性質，又有示範性質的強大存在。歷史，就在這種情況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紀。哐、哐、哐，腳步很重，腳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們家裏，米開朗琪羅和達·文西的蹤跡處處可見，大衛的雕像驕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輝已開始照亮那一條條堅硬的小方塊石子鋪成的狹窄巷道。儘管當時的佛羅倫薩還沒有產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這座城市卻為近代歐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國的歷史轉型期，總是很難看到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良性集結。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更多地想到剝奪，這種剝奪即便包含正義，也容易使歷史轉型在搖擺晃蕩中降低了等級。
這中間，最關鍵的是文化資源。美第奇家族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他們不是把文化創造的權力緊握在自己手上隨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誠的態度去尋找真正的創造者。他們對於一代藝術家的發掘、培養、傳揚、保護，使新思想變得感性，使新時代變得美麗。
這座城市的市民長期追隨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卻在追隨藝術大師，這兩度追隨，就完成了一次關及人類的集體提升。
中國的一次次進步和轉型，都容易流於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礎的建立，還誤以為暫時犧牲文化是必要的代價。其實，社會轉型的成功關鍵，恰恰在於必須集中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一起開創一種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說的是德國柏林費希特、黑格爾的墓地。其實，歐洲可供游觀的學人墓地很多，隨之還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讓後人領略一個個智者的靈魂。
同樣是知識分子，德國的同行在整體上遠比中國同行純粹，並因純粹而走向宏偉。歷代中國文人哪怕是最優秀的，都與權力構架密切相連，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種密切的反向連結。因此，他們的“入世”言行，解構了獨立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出世”言行，則表現出一種故意。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蠹式的寂寥間徘徊，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德國學者很少有這種情況，即使像歌德這樣在魏瑪做大官，也不影響《浮士德》的創作。黑格爾龐大的哲學架構和美學體系，更不可能是應時之作。他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算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了，卻也堅守大學創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實行充分學術自由，不許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是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索着宇宙和人類的奧秘。
但是，即便這樣，康德也反對知識分子偽裝出拒絕社會、擺脫大眾的清高模樣。他以法國啟蒙主義者為例，提出了知識分子的行為標準：“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這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即便是我們尊敬的前輩知識分子，他們留給“公共領域”的精神財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總是比較冷落。
當代歐洲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我認為是曾經當了十多年捷克總統的哈維爾。我在美麗的布拉格居然好幾天都把自己鎖在旅館裏，讀他近年來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寫進了本書第二卷《哈維爾不後悔》一文的第四節，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讀者能仔細閱讀。
四
再說那一份圖表。
圖表在法國里昂的一家博物館裏，列出了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的創造和發明。我細細看了三遍，每一項，都直接推動了全人類的現代化步伐，從紡織機械到電影技術，多達十幾項。
這還僅僅是里昂。擴而大之，整個法國會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紀結束，無論是法國的各級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於美國和德國的創造發明，法國遠遠落後了！
正是這份圖表提醒我們，中國人再也不要躺在遙遠的“四大發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國由於長期封閉，不僅基本上沒有參與人類近代文明的創造，而且對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的創造態勢也知之甚少。結果，直到今天，組成現代生活各個側面的主要部件，幾乎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更刺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並不能感受此間疼痛，仍在一些“國粹”中深深沉醉。這種情形，使文化保守主義愈演愈烈，嚴重阻礙了創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早期發明的高度評價，常常會被我們誤讀。因此，我在牛津大學時曾借英國李約瑟先生的著述《中國古代科技史》來提醒同胞：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只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部籠罩在中國古代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創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台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佈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華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危機之中，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陳詞和鐵血拚殺，感染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後來，他們甚至不知道法國社會最終安定在什麼樣的體制下，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復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做理想主義加以歌頌。即便是在經歷了“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後，還有不少人把“窮批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對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義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對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這次在深秋季節進入溫莎堡和伊頓公學東張西望地漫步長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說服。我寫道：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然而細細一想，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進步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現代社會該有的觀念人家也都有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只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着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六
現在要面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閑人。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閑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閑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打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面。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與當地的一些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閑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又重複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於貧困，後來即便擺脫了貧困也還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頭苦幹來積累財富。
問題在於，當這種無休止的苦幹由群體行為演變成心理慣性，就陷入了盲目。而這種盲目的最大危機，是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態的隔膜。本來，他們是可以在那裏擺脫這種危機的。
我在羅馬時，看到絕大多數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溶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讀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說休假的時候，着眼點不在休假，而在於“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卻最容易被盲目的實用主義慣性所遮蔽。因此，悠閑很可能是一種清醒，而忙碌則很可能是一種糊塗。中華文明注重實用理性，絀於終極思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於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使悠閑成為一種廣泛的可能。
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了一段話：
我學着概括了他們這裏的一系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想到這裏，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應該被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嘲笑。
那麼，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閑人群，也值得我們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於降臨，你們會在哪裏？
七
接下來，是那塊巨石。
在冰島，我去看了辛格韋德利火山岩間的那塊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時候那裏非常寒冷，卻咬牙忍凍站了很久。初一聽，那是北歐海盜們自發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於好奇。但是站在那裏，我卻想到了中華文明的一大隱脈，後來回到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後花幾天時間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
中華文明的這一大隱脈，就是武俠精神。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至今爆紅，證明這一隱脈的潛在力量至今猶存。往往是以家族復仇為起點，各自設定正義理由，行為方式痛快、壯烈，貫串着對“好漢人格”的崇拜。但是，這一隱脈在本性上是無視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華文明與近代社會的嚴重阻隔。無數事實證明，“好漢人格”很容易轉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會。
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法律石”前，我發現了當年北歐好漢們如何花費幾百年時間，痛苦地更換榮譽坐標，改寫英雄情懷。
更換和改寫的結果，是放下長劍和毒誓，去傾聽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鐘聲。這就與中國好漢們遇到的“招安還是不招安”的問題判然有別了。如果也要用“招安”這個詞，那他們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寫道：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別注意的，是北歐的好漢們通過這個精神險關時的掙扎過程，《薩迦》對於這個掙扎過程有細緻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國好漢們心中的“社會公平”，一直是單向的，復仇式的，因此與法律的關係始終是對立的，衝撞的。
《薩迦》記載，“好漢中的好漢”尼雅爾和貢納爾等人既看到了以復仇為基礎的老榮譽，又看到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榮譽，而且，還看到了當時法律的代表者是一個小人。但他們還是願意為新榮譽和法律，獻出生命，並忍受譏笑。
這樣的人物形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故事中找不到，於是後來也就更難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當做了一個重要的對比點。
這裏發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非常興奮，但是，由於海險地荒，他們都未能到冰島來看看。我有幸來了，並在這裏想着中華文化。
八
最後一個主要對比點，是一面藍旗。
這面藍旗，就是歐盟的旗幟，在歐洲到處都可以看到，卻更權威地飄揚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大堂門口。離歐盟總部僅四十公里，便是改寫了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這種近距離的對接，讓我不無震撼。
不朽的偉業、成敗的英雄，總是維繫在滑鐵盧和其他許多戰場上。永久的目光，總是注視着在炮火硝煙間最後升起的那面勝利者的旗幟。然而，歐洲終於告訴我們，最後升起的旗幟無關勝負，無關國家，無關民族，而是那面聯合的旗，與藍天同色。
我們中國人已經關注到了這個現實，但對這個現實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卻還比較漠然。
就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而言，歐洲特別有聲有色。從古代到近代，世界歷史上最傳奇、最殘酷的篇章，大半發生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對此，歐洲居然有更宏偉的良知，提出了反證。
中華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種開闊無垠的天下意識。民族國家的概念，則產生於遭受內亂和外力的威脅之時。目前，當中國終於大踏步走向國際社會的時候，既有可能因視野打開而顯出氣度，又有可能因競爭激烈而倒退回狹隘。
於是，我覺得有一些話，應該從歐洲的土地上寫給中華文化：
康德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我當然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任何一個高貴的民族，都應該是這些共同原則的制定者、實踐者和維護者。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併合力予以戰勝。否則，人類將面臨一系列共同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災難，已經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課”。
九
在歐洲考察，當然不會像上次考察北非、中東、南亞那樣恐怖，但也不是預想的那樣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集團在不斷地製造事件，我們在那裏時天天受到人們緊張的提醒；德國的“新納粹”專挑外國人動手，這又要讓我們一直處於警覺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帶，我們被告知，即便是在街邊停車吃一頓飯，出來時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車輪；一個當地人說：“我們這個區，至少有一半人進過監獄”，這可能有點誇張，但追捕黑手黨的凄厲警笛卻確實常在耳畔；歐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盜事件的發生如家常便飯……
我們車隊的重大失竊發生在巴黎，車上的幾個大箱子都沒有了。後來經過細緻的回憶，發覺由於我們不熟悉市內交通而臨時雇來的司機有極大的疑點。他很可能是盜竊集團的成員，停車時故意沒有把車門鎖住。
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們停在不同停車場的幾輛車，車窗全部砸得粉碎，幾台手提電腦不見了，連我的數碼相機也不翼而飛，包括彌足珍貴的考察照片。去警局報案，警察平靜地說，那是吸大麻的人沒錢了才這麼乾的，但這樣的案子天天發生，從來沒有破過。
這一切說明，儘管我一路都在以歐洲文明為坐標來尋找中華文明的短處，但歐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煩也很多。人類的很多災難是互滲的，我在中東和南亞看到的種種危險，也都在歐洲有明顯的投射。連法國圖盧茲這樣原以為最平靜的城市，我們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優秀的歐洲，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已經失去敏感和關切，對於已經來到身邊的危機也缺少應對能力。我寫道：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歐洲的旅途，使我對弗蘭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ndreKojeve）的觀點產生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已進入了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我覺得，這種觀點，是一種躲藏在自己價值系統里的閉目塞聽，也是對各地實際存在的危機、積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歐洲的這種心態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不安全，因為當一種文明不能正視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結果只能削弱自己的體質。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在學習歐洲文明的時候，不能繼續像文化前輩那樣一味抱歆羨和追慕的態度，而應該作一些更深入的總體思考。
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差別很大，但既然都稱為“文明”，就必須應對所有文明的共同敵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污染、自然災害……
這也正是我不贊成享廷頓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有可能產生的衝突。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最根本衝突，產生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守護全人類的整體文明，是迫在眉睫的當代大道。